张承志：波斯的礼物

　　张承志：波斯的礼物

　　１

　　关于丰富神秘的波斯文献，还是在学蒙古史的时候，最初从翁独健先生口中听到的。也许因为它不仅限于元史一隅，而是涉及了中国学术史沧桑变化的大事，以至我至今记得翁先生反复强调的神情。

　　清末洪钧(1839-1893，同治七年状元)出使欧洲德俄奥荷四国，目瞪口呆地发现，洋人还不仅船坚炮利而已，他们利用一种莫名的波斯国史记，在边疆等一系列领域里高屋建瓴，居然显得比中国硕儒读书还多，学问还大。洪钧意识到，使此等新学问和显于斯世，即是他的使命所在。

　　当然洪钧不可能懂得波斯语。即便后来《元史译文证补》付梓，作序者依然分不清阿拉伯文与波斯文，云“初至俄也，得拉施特书，随行舌人，苦无能译阿拉比文者，见之皆瞠目。”洪钧的读取发蒙，靠得只是二手的翻译。他只能用耳朵听，仗着一伙舌人通事，拗口劳神地一句句译着霍沃尔特(Howorth)、多桑(C.D′Ohsson)的大部头蒙古史。就这样，波斯史料，就宛如梦中影像般地进入了中国的读书人大脑。而那时，距离直接翻译如Rashid al-Din Fadl Allah(拉施特哀丁《史集》)；若Ta′rikhi Jahan gushai(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等波斯文历史巨着，还不知道尚要再等多少年时光。

　　洪钧是个勤勉学者。靠着转译的资料，就在公使任上他已然摊开书本考证起来，归国时已成《元史译文证补》三十卷(其中十卷腹稿)。这部书投入北京学界以后，引起了惊雷一般的轰动。头一次，中国文人不仅对自己视野之蔽塞震惊，而且对一直自傲的煌煌汉学之基础，也发生了动摇。

　　这个故事藏着一个简单的逻辑。蒙古的征服，既然在古代波斯的地域建立了着名的伊儿汗朝，当然就会存在着该朝的史料。那是一种僻远的存在；它存在，无论你发现与否。更使学人们震动的，是自己对那存在的——麻木的感觉。确实，在13-14世纪的蒙古人眼里，伊儿汗朝和元朝完全是平等的。

　　翁先生仔细地讲，后来元史界怎样分成两种潮流。由于洪钧揭破，又一次以为看见尽头的人，更加贬低《元史》价值，主张重修元史。于是屠奇着《蒙兀儿史记》，柯绍编《新元史》。《新元史》并被一些人与二十四史并列，是为所谓“二十五史”的来源。而元史界主流却因“波斯刺激”，开始捉摸史料的局限与时代的局限，开始悟到——任谁重写也不会获得完美的元史；粗糙的《元史》，正因其原始的资料性而更珍贵。

　　从小处说，治蒙元史，或许证补正是方法。自宏观处讲，人们认识到，洪钧已经开风气之先，学术的时代已经变了。

　　何止元史，知识的世界性已经棱角毕露。没有谁敢笑话洪钧的“听译”。直至翁先生时，呼唤声还在重复：要懂语言！今后不仅要念西文译本，更要直接攻读波斯文原典，要攻下一切蒙古、突厥、阿拉伯各种文字的原始资料，校勘互考，互证互补，以达到新的学术！

　　人们常对陈寅恪十三岁出国，十五岁公费留学，游遍东西洋，懂一二十种外语的学历艳羡不已。其实陈寅恪兄弟考取官费、少年留学履历的背景，是清末官方的识者，对语言劣势和闭塞的忧虑。

　　他们甚至决心从儿童抓起，彻底解决语言问题。与陈寅恪同时出国的选派生，那一期便是一百二十名。《多桑蒙古史》等名着的译者、史学家冯承钧也是十二岁被端方批准，与四十多名鄂籍同学一起被派留洋的。他先赴比利时上中学，接着就读巴黎大学和法兰西学院，一生志在沟通东西。他翻译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Pelliot)、沙畹(E-Chavannes)等人的边疆论着，直至今日不可或缺。

　　“波斯”引起了一次大——而实际上，细心观察则会感到：当时的发愤，在不觉间悄悄有过一次置换。不知自何时起，追求的对象，却渐渐变成了西方列强的语言。英法德俄日，从此脍炙人口，而并未见多少人攻读波斯语。因为，只要精熟列强西文，便可从突厥到波斯，驰骋诸学如履平地。这个现象始自洪钧，至今未见稍歇。

　　也许大中华的骨子里，从来就没有多么尊重过波斯、蒙古、突厥、阿拉伯。从洪钧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忙碌的，大体上只是一个介绍和追撵西方的过程。欧洲又一次被中国人研磨切磋。欧洲列强的思想、文化、方法论、世界观，都被中国知识分子视为首要，刻苦攻读，咀嚼再三。

　　时代的沧桑震动，化解成了技术问题和外语问题。一度激起注意的波斯，和波斯象征的一种道路，又归回到沉默。百年之后回顾，思想史的这场变动如近代之开幕，它令人感慨不已。再回忆证补元史，那真是细枝碎节。天外雷鸣般的那声时代的呼唤，已经消失沉寂。

　　只是，如此姿态是一种弟子姿态，它阻挡了最独立的思考。欧洲的东方学，在被学习的过程中锤炼得更加博大，也更富于优越感。这一步宛如历史的注定，它无论如何也得迈出。

　　２

　　后来才知道，波斯的冲击在文学领域也发生过。一如文学界的性格，这儿发生的事，当然毫无元史界的拘谨，它随意而富于渲染。

　　我猜，老读书人更熟悉莪默·伽亚谟的译名。在他们看来，这一西域怪杰，完全可以与整个的波斯文明相匹敌。确实，这位风流诗人的绝妙“鲁拜”，引得中国人译者如蜂，兴而不衰。除了近年译自波斯文原着的张晖(1988)、张鸿年(1991)之外，从1912年起至1999年，以英译为底本，染指翻译欧玛尔·海亚姆(Omar Khayyam)四行诗(rubai-yat，柔巴依，旧译鲁拜)的中国文人，计有胡适、郭沫若、闻一多、、孙毓棠、吴剑岚、赵宋庆、伍蠡甫、李意龙、潘家柏、黄克荪、李霁野、黄杲昕、陈次震、孟祥森、虞尔昌、柏丽——恐怕这还是不完全统计。

　　重译不厌的一个原因，是由于那个用着方便且大名鼎鼎的、费茨吉拉德(Edward FitzGerald)英译本。中国人的乐此不疲，也是因着欧洲人的嗜爱无止。多几本舶来绝句算什么，莪默的欧洲译本更多：它居然有32种英译本、16种法译本、12种德译本、5种意大利译本、4种俄译本；还不算什么亚美尼亚文、丹麦文、瑞典文、土耳其文和阿拉伯、乌尔都文！

　　放肆的剖白，明快的哲理，鲜活的句子。不知它究竟是莪默的，还是费茨吉拉德的。这些胡姬当炉的妙歌，它挑逗了中国文人的渴望和趣味，教导了他们个性解放的极致。文人们出于惊喜，争相一译，寄托自由的悲愿。它不仅是一股清风；对翻译家们来说，它若是末日洪水才好，他们盼它帮忙，冲毁压抑人性的旧中国于一个早晨——于是译笔缤纷，华章比美。

　　而另一种可能，洞彻波斯以及天下学术大势、获得能与欧洲人分庭讲礼的世界知识、进而建立更科学的方法论与世界观的可能——被失之交臂。

　　看来，历史提供给中国知识分子的可能性，并没有盼望的那么大。何止不通“波斯”象征的深重含意，即便对狭义的波斯他们也不求甚解。甚至他们不知“鲁拜”之外尚有“花园”“果园”，不知莪默前后，还有哈菲兹和毛拉维。但没有遗憾的必要，这都是时代的定然。只是，既然连胡适、郭沫若等人都不能参悟“波斯”的意味，那么，一种等待就还要继续下去。

　　就译文本身而言，他们翻译的，已经很难说还是原来那些柔巴依体的波斯。例如，最着名的胡适所译那首涉及“创造世界”的：

　　要是天公换了卿和我

　　该把这糊涂世界一齐打破

　　再磨再炼再调和

　　依着你的安排

　　把世界重新造过

　　此译被徐志摩以为不雅。徐以新潮诗人的，提出新译如下：

　　爱啊！假如我能勾着这运神谋反

　　一把抓住这整个儿塞尘的世界

　　我们还不趁机会把他完全捣烂

　　再按我们的心愿，改造他一个痛快

　　二人都不知道此诗未必是海亚姆手笔。他们更没有意识到，这是一首涉及“天神”的“鲁拜”，而且是一个关于造物主的题目。

　　他们不知道，对于波斯人来说，唤主、指主兴叹，即所谓呼天抢地固然不足为怪，但是取代主和自比造物主——即便对于弹杯纵酒、不守五功、对死板的清规教法恣情嘲笑的苏菲诗人，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两个概念之间，有着一种最后的界限。遣词之际，分寸决定一切。

　　显然作者有过沉吟，有过挑剔选择。神的概念与主的概念，毕竟太接近了。他用了一个祆教用语yazdan(天神)，而没有与Huda(真主)一词发生干系。深浅轻重，微妙仅在缝隙之间，如边缘的舞蹈。

　　就中的滋味才是诗味深处，可惜译者全然不知。胡徐译中，诸如“爱啊、再磨再炼再调和、卿和我、你我的安排、还不趁机会、塞尘、谋反”，均为失真之笔。唱和固然愉悦，只是离谱太远。

　　言及胡适，或许该多说一句。他应该即便对“莪默”，也具备文化嗅觉。但是他的译文没有显示他提倡的科学性。也许就在这个标志附近，他还失去了代表中国与欧洲大家并立的可能，这才是令人遗憾的事。

　　有人会说，这是诗集不是账本。可是人们更有权问：我们究竟是在读波斯的诗呢，还是在读英国的诗？如果读者不是为了消闲，而是企图拓展眼界了解世界，他们读到的是什么呢？仅仅是文化的误解吗？

　　我们总以为中华即东方，即东方之最。而波斯却描述了一种别样的东方。西方人说东方时用语繁绕，“近的，远的，最近的东方”。这是什么意思？究竟谁是东方？什么是东方？我们的概念乱了。但西方人，何止莪默的英译者，几乎在一切学术领域都能列出成排的响亮名字——他们没有乱，他们出色地进入了土耳其、阿拉伯、印度，进入了波斯。他们进入了一个个距离他们较近的东方；然后又以“较近东方”的知识，用实证的考释，用精湛的翻译，征服了中国——这个最远的东方，一如莪默之例。

　　应该抄出这首曾使中国知识人那么躁闹的小诗，让人们拼音一读，品味一下它的音韵。是的，哪怕只是声音的韵调也好，它毕竟是原文。下面即是这首小诗，拉丁转写和汉译均从简示意。

　　Gar bar falakyam dast bodi qun yazdan

　　若能像亚兹丹神驾御天穹，

　　Bar daxitami man in falak ra ze miyan

　　我便把这层天，从中拿掉。

　　Wa zeno falaki gakyar qinan sahtami

　　并重新另造一个天空，

　　Kazade be kame del residi osan

　　使自由的心儿，快乐如愿。

　　３

　　在史学和文学之后——面对着光彩照人的波斯文苏菲(伊斯兰神秘主义)诗歌，宗教的范畴终于不能回避了。

　　其实即便是面对文学或史学，同样应该强调去理解“文明的心情”。然而只是面对着波斯诗歌、而且面对苏菲气息浓厚的波斯诗歌时，爱好者才承认：它们是文学的，它们也是伊斯兰的。

　　它们既是简洁的、自然的、情歌式的；又是双关的、理念的、宗教式的。它们似是而非，亦此亦彼。它们简练得无法再删一字，暧昧得可做相反解释。翻译和读书，在此都不仅是寻找词汇的对应。诗，在呼吁着读者和译者的修养或基础。没有新的字母表，人没办法翻弄天书。

　　这种基础或修养，存在于伊斯兰苏菲派的思维和实践规律——即脱勒盖提(taliqa)的体系之中。除了学理之外，我特别想说，它在艰辛的历史过程中，一直被穆斯林实践着。

　　但是暧昧双关的语言的本意，几乎就等于宗教的机密。而且它也是人最宝贵的心灵。它不是问一问，“调查”一下就能解决的。话题在这儿严肃了。

　　一方是学术带来的利益，是探听和利用；一方是宗教的机密，是民众在歧视和流血中守卫的信仰。或者理解并风雨共济，或者骗取并加入歧视——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的一种新关系，将随着如苏菲研究一样的、各种非历史学科的发展，逐渐地变得醒目。

　　难怪穆斯林不信任莪默鲁拜式的译本。不用说，就教育而言，山野农村的旧式经堂教育，当然无法攀比高等学府。但农民却可能懂得文学宗教两不相悖的道理。他们还准确地嗅到了诗歌中的苏菲味儿。他们以另一种目的，也在一直攀援波斯阿拉伯语的梯子。崎岖路上，这一攀登已经非常漫长。

　　远在14世纪，元朝秘书监的回回馆着录宗教用书目录时，列有“额史尔”即诗篇一项(A'shir，阿拉伯语，诗)。清代伊斯兰学者刘介廉的案头经书中，也有《鲁把牙惕》(Rubai-yat)即《鲁拜集》一种，只不过并非风靡的那一本。在穆斯林的世界里，诗与经不相悖，诗常常是经典的注解。

　　所以自王静斋前后，翻译《Gulistan》(花园)的作业，在民间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其实与我们这套丛书同时，还有两种新的阿訇译本问世(马克林《古丽斯唐》，新疆版；杨万宝《真境花园》，宁夏版)。据我所知，对巨着《玛斯纳维》(Masnawi)的民间翻译，也在不止一所清真寺里进行。

　　我选了一个典型的苏菲诗的双句(bayti)，着名的《玛斯纳维》(Masnawi)卷一的第1739(或1784)联；分别向两位阿訇(马克林、杨万宝)、一位外国苏菲派研究者(冈田惠美子)、两位中国波斯文学者(张鸿年、张晖)请教(限于篇幅下面仅引用其中三位译文)。不用说，他们以前并无交流。

　　令人振奋的是，两个生活在僻远乡村的阿訇译文，就基本含义的准确而言，并不比学者逊色。苏菲诗句的朴素特性，成全着受教育的条件限制的农村人：因为——字面排列的词汇，是简明而常见的。直译于谁都不是太难的事，而其间的深意，又对谁都是同样的谜。

　　这是一个深具意味的实验。也许真的就要开始了，在伊斯兰神秘主义文学的领域里，农民学者将与大学教授并肩同行。

　　上句：Dilbaran ra dil，asir-e bidilan

　　马译：“一切的被爱者，俘走了恋人的心，”

　　杨译：“失魂丧魄，是因为爱恋者的无心，”

　　冈译：“被爱的人的心，是沉湎于爱的人的俘虏，”

　　下句，即：Jomle ma'xughan，xekar-e axghan

　　马译：“所有的恋人，都是情人的猎物。”

　　杨译：“所有的被恋者，是恋人的猎物。”

　　冈译：“所有的被爱者，都是恋人的猎获物。”

　　在简练至极的两个短句里，“dil，心”及它衍生的一批语言的、宗教的近似词(bi-dilan，无心的)、(dil-baran，掠夺心的，单数为dibar)，内涵很难区分，尚未有更狭义的界定。解释在类似的边界模糊难辨，诗就难在这里。

　　译家们都强调了难点，并提醒说——“主是惟一被爱恋的”(杨万宝)，“被要的是主，爱着的是功修人”(马克林)，“被爱者通常为女性，暗指主；爱恋者通常为男性，修道者”(冈田惠美子)。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都渐渐明白：现在还不是追求完美译文的时候。还需要一段时间和一些条件。等隐喻走向公开，等异端变得合理，等遭受歧视的思想，成为夺目的参考的时候——苏菲的诗会显得好懂。苏菲的释义，藏在苏菲的世界里，如同生活中的诗。在活的苏菲从内部发言之前，脱离实践的学院诠释，仅仅是备注和猜想而已。

　　在新的时代，迟早会出现民众的文明发言。这是潜在的暗涌，新起的风潮。文明解说和代言资格的问题，民众的文化权利的问题，也可能——就在这个对波斯语苏菲诗歌的翻译作业中，破土而出，登上大雅之堂，以新世纪的进步的名义，成为未来学术的主题。

　　洞知的掌握，是准确译文的前提。在缺乏这种前提的时候，最好的翻译，是直译、硬译，哪怕一词一字地“对仗译”。鲁迅说，“宁信而不顺”。他的意思是：信、达、雅谈何容易，最根本的规矩是忠于原着。优先的是原着的词句蕴含，而不是译文的词章习惯。许多句子和词汇，必须新造或硬造，就像唐译佛经，元译上谕。

　　我想，鲁迅的翻译观，对这个时代的阿拉伯波斯文苏菲诗歌的翻译，简直可做门规家训。是的，在境界升华、掌握降临之前，译笔文采的几分长短，其实大可忽略不计。

　　４

　　对维吾尔的文化参考，只能简略提及了。不得不说，直至今天，我们还没有条件，对比研究波斯宝藏的汉译本与维吾尔语译本的异同。

　　要备忘于此的，是一些基本的文化史观点。因为孤立自大的研究，就如同昔日的新编元史；最终，会因为狭窄的视野，导致自己劳作的浪费。

　　波斯阿拉伯的文明曾经覆盖过，并对维吾尔实现过文明的提升。从人的姓名，到衣食住行，到社会结构及道德准则。至于文学和诗，则从柔巴依等格式，到思维诗路，都浓重地罩着波斯阿拉伯的影子。包括嘲戏的风格，包括海亚姆式的对教条的调皮口吻。至于dilbar，那是维吾尔女孩的常见的名字，它的普及，意味着维吾尔对波斯诗歌，早有某种普及的理解，依我看，维吾尔人把dilbar主要释为“美人”，其精度要高出前述译本。

　　直觉提醒我们，从大义的读解到措辞的细微，参考维吾尔文化，无疑都将是一条捷径。只是这个“东方”比波斯更近——因此也就离我们亲爱的学问更远。其实，按照学问的基本规则，在没有经过维文译本的对校互勘之前，对波斯诗歌的研究不能称做完全。

　　在维吾尔的绿洲上，我们追逐的波斯的实质，不仅存在，而且活着，在生活中俯仰皆是。它被全面地移植于此，像一株株魔力的葡萄。

　　５

　　有趣的是，自波斯的刺激发生以后，无论在史学界还是在文学领域，中国又都经历了一次类似的质变过程。就途径(文字)而言，这场认知都绕行了经由欧洲的路线；就后日的结果而言，也都发生了中介媒体的反客为主：一场对未知文明的探究，最终成了英文的旧课。

　　虽然自洪钧以来，史学界熬尽灯油，用放大镜在字里行间寻觅，但他们对波斯史籍的历史观点不屑一顾。一种潜意识不知何时植入了大脑——要的只是波斯脚注，无所谓什么穆斯林史学。一种潜台词是，只要读懂西方大师的严谨译文，考据癖好就可以满足。难道，你还以为你能追上伯希和吗？

　　文学方面更不胜例举。正如近年愈是对拉丁美洲无知的人，愈对拉美文学爆炸津津乐道一样——海亚姆虽引起了那般的文人骚动，却没有影响他们对自己知识结构的反省。反之，应当说，在对“莪默”的渲染中，已经多少能辨出一丝对穆斯林方式的不敬。

　　学科的停滞，是对()文明歧视的惩罚。其实，欧洲人正是因为如饥似渴地吸收了地中海彼岸的、从波斯到印度的文化营养，才显示出那样的眼界和生气。

　　在胡徐的轶事和译文里，被更准确地翻译了的是他们自己。他们译笔的价值也在于，在数行之间，活灵灵有一张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自画像。

　　写这篇札记的时候，正值湖南文艺出版社策划出版波斯文库。在我看来，这又是新的一次——继洪钧以来的，对我们拥有的知识体系的反省和摸索。可是我们已经不敢轻易欢呼；百年的历史教育说，看是简单的求学，实践起来，却常有难以理解的波折和转向。

　　我不禁忆起蒙古史的往事，忆起年轻时听说的“波斯”。时过二十年了，我依然在细细品味——是的，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波斯的礼物，它劳人心神又使人神往，像一个苏菲的隐喻。

　　不管再反复几次吧，直接面向各种文明的，面向各种价值的探求，已经愈来愈认真地迈开了步子。虽然我们不敢急于欢呼，但感触是切肤的：历史正在缓缓地进步。

　　1999年5月

　　张承志：胡涂乱抹

　　（一）

　　那真是排山倒海般的啸声，久久地震动着墙壁、耳膜、二十年没有油漆的烂纱窗。吹口哨的本事是人的一项不可思议的本事，口哨声在滚雷般的鼓掌和啸声上空穿插疾驰，象怒海上的水鸟，象受惊的三岁马，象原野上暴雨之中的一个愤怒的鬼。就在那一刻嗓子哑了。他觉得堵得难受，差点呛出泪来，嗓子变成了一个撒了气的皮球，又象一只给拉断了血管的羊在喘。水鸟和鬼一下子盖了过来，眼前将黑又明。他觉得心里微弱地闪过一道五彩缤纷的眩光。吉他上的弦紧绷着颤抖。我们大家盼望着的，不是活着的痛苦。我们大家盼望着的，是活着的喜悦。这是我的声音吆？他不能理解这怎么会是自己的声音。我们大家盼望着的，不是活着的喜悦。我们大家盼望着的，是活着的痛苦。嘶哑的嗓子吼出的歌声如嚎如喊。那啸声猛地变成一道竖起的巨浪，变成一道坍塌而下的大墙。水鸟和鬼锐烈地掠着，朝着他淹过来，盖过来，冲过来了。……

　　（二）

　　对不起，我的朋友。这里没有抒情。这里没有一匹姣好的小马驹驰过晨雾迷蒙的草原。没有迎接着迟归的农夫的那些缭绕温柔的炊烟，这里也没有奔腾宣泄不舍昼夜的原野和峡谷间的大河。这里更没有动物园，没有供你评头品尾的玩艺儿，没有男人模型。

　　那老木匠摇摇晃晃地靠着他家的砖墙。砖墙应该写成碎砖头墙。学者们忘了建筑史上应当有描写这种砌墙技术的一章，而老木匠用泥巴、炉渣、麻刀、小孩拳头般大小的碎圆砖头砌墙的技术可早就炉火纯青。老木匠满头都是稀稀的短碴子白发。隔着那层短白发，能看清楚他的头皮晒得又紫又青。他从小就看见老木匠在和泥砌着抹着这墙；总是这么看着，他觉不出老木匠是愈来愈衰老，还是愈来愈硬朗。

　　见好么？还不见好？

　　嗯，他含混地应了一句。

　　唉——昨黑夜听着她咳嗽了一夜。

　　那些药她吃着不管事，他说。

　　你也小心点，别上火。老木匠说，给，我给你妈熬了点绿豆汤。搁的是白糖。我没买着冰糖。她喝了，你也喝上点。别上火。

　　确实不应该那么上火发脾气。他能那样狂暴野蛮，连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本来那是个执着而真诚的青年；本来刚见着那小子的时候，他直觉地（这个“直觉”正在我们亲爱的艺术界诸公和诸超级女士中流行）看出那小子是个难得的好人。他直抒胸臆，竭诚尽情，把五脏六腑都当凉拌菜给那小子下酒了——可是，那小子后来提了一个讨厌的问题，一个不该那小子提的问题，他就火了。

　　老木匠在隔壁听见了他发火。但是那是一种连自己都不曾察觉而且一直本能地深藏着的，一种鲜活湿淋的东西。他火了，心里一下子被一片烈焰吞没。滚你妈的！你滚！甭费劲努力啦，我现在就敢说你小子没出息！……什么，没有礼貌？我妈发着三十九度高烧你还来气我，你算有礼貌？快滚！你已经白活啦！……还有些更难于上纸的脏话和残酷的话。啸声卷起经久不息的滚雷，口哨吹得象高尔基那些鬼灵般的海燕。那时人们感觉到的是什么？你感觉到的是什么？在完全喑哑以后，那啸声，那滚雷，那疯痴的满场呼喊和那鬼魂、那水鸟、那闪电，就会逼着你用血、用心、用一条象活蹦乱跳的案板上的黄花鱼般的拼命去唱。那和骂人一样，也有一种神秘的快感。啸声那边和这边的自己都感到了：那是一种残酷的快感。

　　对不起，我满怀真心地给你道歉，我的挨了我臭骂的外省小伙子。不，也许我不该道歉，我们大家盼望着的，不是活着的喜悦。我只不过对你撕开了假面。其实你在离开你那个小城时并不想找一副欺骗的假药。怎么，你惧怕真面目吗？

　　（三）

　　大草原永远不死。人们应该知道：工业化进程和技术是不可能消灭那辽阔得几千里一望无边的大草原的。那里永远是草原：夏日绿波荡漾，冬季里冰封雪飘。

　　大草原也会死，会退化为沙漠。沙漠又永远是沙漠：夏日金光闪烁，冬天死寂空旷。

　　沙漠是草原的英勇的死。只有草原的真正儿子才可能理解沙漠。那外省小伙子好象还说过什么沙漠；他说他住在城里却从小热爱沙漠，他已经在日记里写过关于沙漠的诗。忘了再骂他几句。理解沙漠也不是你这块料的事儿；你应当去看看乌珠穆沁的蒙古人、阿勒泰或伊犁的哈萨克。看看那些晒焦了皮、长满了虱子的牧人。北亚的沙漠讲阿尔泰语。乌珠穆沁、阿勒泰、伊犁精益求精地滋润和养育着她们的悦耳语言，目的就是为了有一天，那一天她们的儿子将会理解英勇死去的草原，理解沙漠。

　　人们说，象你那样唱一次，只求一生象你那样唱一次，立刻去死也值得。那里是草原的边缘。旱獭子和地老鼠啮咬着充满弹性的草原，在地层以下用磨利的牙，用恶毒的啮齿切断着草原的命根。在那里草原衰老了；先是枯黄，再是败死。风会卷走枯硬的草蓬蓬团，剥开一层斑驳的地衣，把草原风蚀成沙窝子。那狂啸般的鼓掌和叫喊，那锐烈的尖尖口哨也象边缘的旱风。黄花鱼就是那样，在案板上渴得变干，停止了蠕动。但是朋友们，你们说得对：只要一生能赢得一次那样尽情的狂唱，人生便再无遗憾。

　　飞翔式的ｓｕｐｅｒ（超级）ｌａｄｙ（贵妇人）用不着转这些念头。对她们来说，无论草原或沙漠都不过是田七洗发膏和银耳珍珠护肤霜。一个袅袅婷婷走过来的丰腴身子，眼圈抹蓝，嘴唇抹红，明眸亮齿传情飞波。这块料也出现在神圣殿堂上了。ｓｕｐｅｒｌａｄｙ们应该觉得紧张才对。她这号性感炮弹可决不飞翔；她扭着走过来，直逼着人的眼睛，直逼着她烟火人间的目标。“哟……”她的一声娇叫都与众不同。与她的前辈们不同。“还行，还不那么奶油——”逝去了的啸声还在屋顶梁间旋绕，水鸟和鬼灵还在疾疾掠过。在残酷的热唱之后，人就象处于一场大醉之中。他哑声地回答说：“你可挺奶油。我说你干嘛不脱了这件旗袍呢？”说着他盯住那旗袍开缝里露出来的白大腿。

　　你太粗野了，已经有好多人这样说过。今天她烧退啦，只剩下咳嗽，他对老木匠说。当啮齿类的爬鼠们咬断地皮下的草根时，太阳总是冷漠又暴烈。在泰莱姆小湖南缘，在原来刚刚插队那年夏天驻营的那片碱草地上，有一条扭曲的沙线正默默地包围着吞食着青草。一连四个夏季里，他守着羊群，盯着那条静静蔓延的沙线。那条火红的沙线啮咬着、淹吞着巨大的草滩。你应该换个地方撒娇，因为这里是歌手在失去嗓子之后用心和血演唱的殿堂。他吞咽着口水，使劲想浸浸肿起的咽喉。你干嘛不干脆脱了这件紧绷绷的旗袍呢，其实你用不着在那条开缝里闪闪烁烁。老木匠熬出的中药又浓又稠，每次斟出来都刚好是那么半小碗。在和她逗完嘴再走向台中央时，他觉得心跳愈来愈重，重得咚咚地震着胸腔和肩骨。他感到虚弱得有些撑不住。咽喉肿得象是更高了，而且微微发烫。他扭过头望着黑暗。已经该是告别的那支歌啦，他想，可是我的歌里没有描写出、没有画出那片艰忍的风景。他痉挛的手握紧吉他。你还是扭着哼你的娇滴滴去，最好脱了那件黑旗袍才带劲，只是你不能批评我的粗野。因为草原在被那道沙线吞食的时候，草原也失去了稳重。

　　我有四个夏季睡在草地上的小帐篷里。夜里隔着一层薄毡，我听见草地深处响着一个不安的声音。在第四个夏天里，那声音变了调，象是吉他上没有拧紧的粗圆的E弦。 它沙哑而颤抖，愤怒又恐怖。它从那天起就呼唤着我年轻的灵魂，我年年月月都从那呼唤里感受到一种真正的启示。我是听着那个声音才唱的，我一直想唱出那个声音，连同那个庄严又残酷的难忘画面。我的歌里没有强悍也没有弱柔，没有奶油也没有黑胸毛。可是泰莱姆南岸的绿草滩正在艰忍地死去，你敢嘲笑那些死着的草原的歌，我就要嘲笑你的白大腿。

　　音乐会题名为ＧＲＡＦＦＩＴＩ；翻译成“胡涂乱抹”最好。有一个优秀的歌手曾经用这个题目装饰他的唱片，在那些胡涂乱抹的歌子里深藏着已经必须掩饰才能免受伤害的真诚。他不知怎么也理解了那个歌手，是的，真诚需要掩饰。

　　伟大的北京城，伟大的中国年轻人，其伟大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也渴望一场胡涂乱抹。他们讨厌公允和平庸，讨厌解释的天才。管他妈的涂抹什么，只要是用血肉，用口哨，用恶作剧，用狂吼来涂抹一顿就成。大厅里吸烟，欢迎喊叫，目标是“我们一起唱”。那风暴般的演唱就是一场胡涂乱抹。每次音乐会以后他都觉得奇异，北京真是座奇异的城。它不会永远忍受庸俗，它常常在不觉之间就掀起一股热情的风，养育出一群活泼的儿女。北京还是一个港口，一个通向草原和沙漠的港口。

　　喂，你好，草原！那罪恶的沙线还在蠕动么？我举目望去只觉得你那儿一片青蒙。那时我就轻轻拨着吉他，唱出一支低柔的歌来。我知道听过我的GRAFFITI的年轻人对这样的歌很不习惯，他们拿着二踢脚不知放不放。那是什么呢，一片青蒙。那是我对你的憧憬引起的假象呢；还是你忍着深处的疼痛，挤出断根中最后的浆液，给夏天献出的一个证明？

　　（四）

　　老木匠孤单一人。小院子里的住户们都知道：他只是在寂寞得难忍的时候，才支上长凳、戴上一副水晶茶镜，反复地刨一根木头的。这会儿他又在那里刨木头啦。

　　您又刨上啦，他搭讪地说。

　　嗯。不烧啦？还咳嗽么？

　　昨天夜里咳了，今天早上好点。

　　下午我再替你给她熬药。再有两副药她就好啦。

　　您有孩子么？怎么一个人过，他又搭讪说。

　　没有。不，有呢。

　　怎么？到底有没有？

　　我那儿子，咳，是儿子。他丢啦。

　　丢啦？！……他愣得目瞪口呆。

　　人能“丢了”很多东西。人能丢了友谊、、誓言、过去的历史。吉他上能丢了一种共鸣和节奏的感动；歌声中能丢了一种迫力、真实和直逼人心的神异的力量。那女人的歌里只剩下一截露出旗袍缝口的白嫩大腿，她的歌里丢了歌。草原能丢了碧绿的草浪和马蹄敲响的雄沉回声，你能丢了青春、力气和在演唱厅里掀起一片暴风雨的能力。然而，父亲和母亲能丢了自己的儿子么？

　　无论是谁也说服不了我。我认为儿子是不能丢弃的。为了最后的防线，为了最后一个堡垒，为了这最后的不丢弃；我你他，母亲和父亲，朋友和情人，歌手和草原，难道不是一直在退却，在丢弃着一切可以丢弃的东西吗？

　　外省来的那小伙子羞涩而固执。时时抬起睫毛下的眼睛匆匆望他一眼。“我觉得，你的歌里传达的对母亲的爱太多了，是不是，嗯，因为你在钻研弗洛依德的着作……”于是火山爆发了。你妈蛋、滚你妈的、滚一边玩蛋去之类词汇一涌而出。“我还研究了一本名叫他妈的黑老粗写的书呢，那书里专门讲怎么宰你这号病羊羔子。你滚吧，我用不着你崇拜！你还做梦当什么歌手呢，快玩蛋去，别做梦啦！……”

　　你骂人时象个恶魔，象个臭流氓。

　　斥责吧，please，my superlady，please baby。

　　据说因为一场题名为“胡涂乱抹”的音乐会，又有一种新宗教诞生了，那就是拜草原教。有几个年轻人常常在一起神聊胡扯草原通宵达旦。他们精神会餐，唾沫乱溅，头晕眼花，结束之际在身心交瘁中体会到一种幻象。几名刚刚毕业美国的博士衔社会学青年学者认为：这种拜草原教与原吃大烟、改抽白面的现象一样，与欧美日诸国腐朽青年中的吸大麻一样，都是一种丧失自我的精神空虚症。学者们一致认为：拜草原教现象将自生自灭，因为它毫无存在的历史条件与社会基础。

　　下一次音乐会又临近了。

　　下一次。这种循回意味着什么呢？

　　前几天我又回到了泰莱姆小湖南岸的草原。那里红绿鲜明，赤红的沙漠和浓绿的草地正在对峙。原谅吧，原谅即“爱”。无论是外省来的后补歌手或是黑旗袍的娇艳型女歌星，一旦站在这里我就愿意请你们原谅。

　　在那红绿之间，我辨不清是谁战胜了谁。我只觉得心中漾起一阵酸楚，我伏在草地上，风摇着牧草拂过我的身躯。我睡着了。

　　那青年最后郑重地说：“我一定要超过你。”性感女星嫌恶地说：“你不是强者。”而当我伏在草原母亲的胸脯上时，我只是呼呼大睡。我后来梦见自己变成了一个三岁的小孩子。一个三岁的、蹒跚地从大地的曲线上跑来的、光着屁股的小黑脏孩。我盼着那外省青年超过我；我盼着穿旗袍的女星扬起动人的金嗓子。而我早知足了，人们已经说过：一生中能象你那样唱一次，马上去死都值得。我毕竟那样唱过，你们最好同意我这一份最后的自豪。

　　在狂风撼动般的观众欢呼中唱，其实是残酷的。关于这一点用不着谁来理解，我有草原母亲。甚至我也有过的对你们的好意和祝愿，都用不着你们理解。我有草原——你们懂吗？

　　母亲一生丢了一切，但她不能丢了我。这不是流行的弗洛依德热的结果，这是沉甸甸的压在儿子心头的人生。草原丢了绿色，被火烫的红砂粒淹埋了，但草原不能丢了她心底那深沉的律动。草原可以战死后变成沙漠，但那伟大的律动永远不会消失，永远搏动不息。他站在泰莱姆小湖边缘上，默默地想着。我呢，我也一样，我能丢了荣誉、地位、友谊和理解，但我不能丢了我的那些真正的歌。

　　他背上行装，转身走上归途。他心情沉闷，因为他没有找到一个办法，而下一次音乐会马上就要到来了。

　　在草原边缘上走着，他看见了：一个赤裸的黑污的小孩露出了地平线。那小孩摇晃着张开小手奔跑过来，不管不顾地叫喊着。辽阔的草原灼烫又富有弹性，有一支歌，有一种神秘和消息，从那小孩赤裸的双脚传了上来。那小孩象牛犊一样奔跑着，笔直地对准沙漠。

　　应该在“胡涂乱抹”音乐会的海报上，印上这样的一幅画。

　　（五）

　　在大学校园里应该有一种接近草原的律动。北京大学的校史就是这一定理的证明。何况，清华有它的深刻广阔，武大有它的湖山凝重，厦大有它的雄视碧海，民院有它的如歌如舞的气息。我知道这些大学，它们应当正在等待着真正的歌。ＧＲＡＦＦＩＴＩ是年轻人最后的特权，也是古老民族再生时热烈的噪音。在海报上我把这个洋题目注释上“噪音”二字。在幅员辽阔的大陆上应该潜伏着躁动；在一片狂热的轰鸣之中，它生殖五谷，唤雨布云，它舒展江河的脉管，挺直山峦的肩臂，它催生文明，蜕变血统，它造就着种种的差异，养育着代代的诗和歌。

　　母亲咳得喘不上气来。他束手无策地看着。

　　再喝一口，再喝一口么？

　　那药……不能再喝了，她说着又咳起来。

　　他束手无策，默默地注视着她。

　　最后，一切静了下来。

　　几点啦，孩子？……

　　嗯，三点……他说。窗帘外已经透出微明。

　　快睡……快！……她满脸紧急的神色。

　　他转身走开，回到自己的小屋。

　　就正是在那个清晨，他写出了一首歌。他拿着纸和笔激动万分，压不住想和谁分享的渴望。但是小屋里一片宁静，母亲已经沉沉地睡熟了。也许，从此以后，他就要成为一名真正的歌手，唱自己的歌了。他拿着五线谱纸和钢笔站着。但是母亲在沉睡，没有人能听听他想说的话。歌词没有一点儿帅劲，曲子单调得象说话。可是这是他亲自作的第一支歌。晨曦冷淡地扩散着，窗外已经大亮，没有人知道他已经能够自己写歌作曲；没有人知道一个歌手诞生了。

　　（六）

　　他站在台子中央。他想了想，提着麦克风走了下来，走进大饭厅中心。强烈的聚光灯象在剥着他的衣服。他又提来一把椅子。一把椅子不够，他想着望了望周围的学生们。大学生们站了起来，其中……有一个姑娘长得真漂亮。不，不是漂亮，他想，这是一种说不清的纯洁和憧憬造成的美。他站上了那几个方凳拼成的小平台。不稳，他用力地踏住两脚，站稳了自己的位置。

　　大饭厅里黑漆漆的，只有光滑的脸颊的微光和晶莹的眸子的闪亮。他扶了扶吉他，左手弯过，按在G7和弦上。这个和弦撑开了痉挛的手指，他觉得压在第一弦上的食指象是被割破了。空荡的舞台被扔在背后，现在满场鸦雀无声。

　　音乐会仍然命名为 ＧＲＡＦＦＩＴＩ， 副标题是“牧歌的噪音”。他紧紧握住吉他，微微把嘴唇靠近话筒。他轻轻地抡起了右手，就在这时，他满意地觉得双腿触着了青绿的牧草。

　　那已经是古时候古时候的事了，你知道那时候大山还是一座小丘。那时候山岭被雨染绿被雪染白，那时候鞍子做枕草地做床谁也没有家……歌手突然用手掌按住琴弦。一个黑幽幽的水鸟突然出现了，尖锐地撞散了抒情的轻唱。他看见那道闪着黑色漆光的轨迹了，他心里涌起了一阵滚烫的感动。右手狠狠地击打着吉他的音箱，疯狂的马蹄声鼓噪而起。那湖岸上远远跑来了一匹小马，它浑身漆黑两眼如银。沿着湖岸上一道道山岭，你看它四条腿上鲜血淋淋……突然卷起的疯狂节奏震耳欲聋。大饭厅里黑压压的学生们惊讶地睁大了眼睛。可是那热燥不安的歌声和吉他声已经不容思考，象一群群水鸟和幽灵顿时腾起，空气骤然间激动了。嘿，你小黑马，小黑马！嘿，快跑啊受伤的小黑马！……莫名其妙的快感攫住了大厅。他的心跳得失去了节奏。他的噪子正在渐渐变哑。嘿，你小黑马，小黑马！嘿，快跑啊快踏上草原的胸膛！……眼前出现了赤红的一线。他望着四周那些年轻的晶莹的眼睛。灼热的沙漠慢慢出现了，他挺直了胸脯。嘿，你小黑马，小黑马！嘿，快跑啊快踏上沙漠的胸膛！

　　他觉得干渴得难受，但他觉得自己的歌声中愈来愈充满了迫力。他唱着，喊着，吼着，眼睛死死地盯着暗影中那个象纯洁和憧憬一样的年轻姑娘。他看见那双美丽的大眼睛里充满了惊奇，他唱着，重重地敲打着琴弦和音箱。终于，一群年轻人，象一个涌起的浪头一样，猛然在他眼前跃起，欢呼着唱起来了。又是一群，又是一群，其中有那个姑娘。他的眼睛里泪水夺眶而出。我们大家盼望着的，不是任人赏赐；我们大家盼望着的，是自己的夺取！我们大家盼望着的，不是戴上闪光的装饰；我们大家盼望着的，是新的我们自己！……

　　大饭厅在摇晃，声()浪在愤怒地冲撞。年轻的学生们跳着、挥舞着手臂，唱成了一片汪洋大海。墙壁在嗡嗡嗡地鸣叫，窗子在成排地咔咔作响。年轻人们撕去了一切遮挡，狂欢在那两句粗糙的歌词和疯痴的节拍之上。

　　沙漠在临近。当手里只有一把吉他，当嗓子已经嘶哑之后，在那狂啸之中演唱原来是残酷的。沙漠一步一步地，随着歌子的节奏，一步一步地逼近过来。当众人都袒露出真诚，真诚地要求时，歌手象站在沙漠边缘上一样感到残酷。嗓子完全嘶哑了，吉他的弦已经断了一根。但是痴醉的合唱象洪水大浪，正卷持着他急速下滑，额上汗流如注。他觉得自己的嗓音里充满着美，这嗓音正一次次地在大厅里掀起浪涛。沙漠急速地逼近了，心正在一寸一分地燃烧掉。但是他清晰地感觉到了：他感觉到两条硬固的腿上那青草的触摸。

　　一匹小小的黑马驹子变成了一个光屁股的小黑孩子。那小脏孩又变幻成一匹昂首耸耳的小黑马驹。万里草原一字摆开，卫护着托扶着这个小小的精灵，正无所畏惧地奔驰而来。它的眼前伸延着红灼灼的沙漠，但是它笔直地、笔直地跑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