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志：墨浓时惊无语

　　张承志：墨浓时惊无语

　　生存於复杂的时代又面临复杂的命题，人需要一种更充分的自由。特别对於作家而不是理论家的思想而言，阐述为自己良心感知的内容，特别要求环境的规矩，以限制有意的曲解和误导。可悲的是，强权的愚蠢干涉，其实往往可以成为避免误解的条件；而来自依附体制的知识份子、即所谓智识阶级的攻击，却会导致真正的思想压迫。

　　当然文学就是限制中的创造。前人都是在时代的可怕限制中，完成了辉煌的业绩。因此我从来不赞同文学的政治化。今天我依然不会变我的道路为政治，我甚至不是为了抗议，而仅是为着备忘。

　　只是，我不知道，先贤和前驱们是否都曾经遭遇过这种命运：不仅背负着上百年的屈辱的被殖民史，不仅承受着残暴的强权压迫，还不得不与一群如同今日中国智识阶级的人同生共伍。

　　一

　　二十世纪是个发生了许多革命的时代，我本人只是一个这个时代的婴儿，就本质说并不是它的参加者。即便如此我仍然觉得，我们在追寻革命後果给我们的教训的同时，也要究明革命的原因。但是，智识阶级制造的流行思潮，在揭露旧革命的悲剧和不人道的同时，正剥夺着人拥有的权利的一种，即在压迫的极限上选择革命的、永远的权利。不仅如此，他们甚至压迫对革命的想像，压迫任何对更理想的社会的想像。

　　这是因为他们并不反对青睐和豢养他们的体制。他们无视特权官僚制度对民众实施的压迫和恐怖，也无视世界新体制对贫穷世界的威慑、歧视和压榨。他们一心倾倒於对西方体制的讴歌，全然不顾西方的国家富强与精神，乃是建立在百年来血腥的殖民史之上；也建立在贫穷国家和民族的从属、窘境、以及受辱之上。他们否认文学的天职，以及知识份子的天职本身拒绝任何从属；这种天职仅仅是表达人的自由、仅仅是向一切不平宣布正义和良心。

　　没有理想的和完全人道的革命。是的，革命往往与人的恶性孪生，遗留下满目的废墟和无数的悲剧。革命是被人世的逼迫而诞生，并成为正义的人心的向往的；但它确实又往往在人世的腐蚀中变质，因此被人恐惧和舍弃。

　　在这样的革命的世纪末，总结革命和诸如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严肃性和复杂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恰恰是在这时，今天的智识阶级抡着棍子，压制着言论的自由和思想的表达。循环之後没有改变，他们一如迫害过他们的棍子前辈。

　　出於这样的思想，十几年来我一直思索着关於革命的问题，这个思索由於红卫兵时代的原罪即肮脏的血统论，甚至渐渐成了痛苦的内心折磨。但是今日批判血统论的危险，比起60年代的思想先驱和牺牲者所面对的，究竟有多大的改变？关於这一点，请原谅我不能更细致地论证。

　　1993年是毛泽东诞生一百周年。当时日本岩波书店的《世界》杂志约我写一篇纪念文。对一个作家来说，我初次体验了不能使用母语写作的滋味。由於心头的阴影，我甚至有意对一些汉字只用日文假名。对人的权利，对政敌和阶级之敌的人道，也许是毛泽东和他的时代必须面对的置疑。我对毛泽东提出这个根本的置疑，但是仍然用我的语言对他实行了必要的辩解。因为人依然可能依靠他的革命和造反思想来解放自己。

　　同样，我在日本出版了一部关於早期红卫兵历史的着作，我不能用中文出版。因为，无论是我对从红卫兵运动一开始就存在的，可以称作60年代的最大罪恶的血统论的自省和揭露；还是我对青年以及民众的反体制权利的两点都被今日的霸权所不容。我特别强调的是，智识阶级的话语霸权。

　　我不从属於任何政党或运动。我拒绝一切政治形式。我仅仅用文字表达了这种思想。我认为在这种前提下我拥有一切表达的自由。但是我准备面对的是因此遭受的围攻；智识阶级在竭力教唆。昔日受难的牺牲者，会因为公开的思想，和这思想的被丑化，而觉得找到了仇敌。

　　我选择了使用外国语，最低限度地表达思索的方式。但即便如此也不被人放过，那些智识阶级虽然不读外语，却处处着文污蔑他们道听途说的、我对红卫兵的自省。他们竭力把我漫画成一个残馀的「四人帮」份子，企图挑起人们的误解，把我引向人们对往日悲剧的巨大仇恨。

　　不，我没有表达关於革命的反省的自由。

　　二

　　在前南斯拉夫的波黑地区，以及高加索的车臣地区发生流血危机时，我非常盼望读到更多的消息，但是不能。我感到不可理喻，因为多民族的中国更应该让人人都思索这种问题。自由与和平，没有比它们更重大的一对命题了。我深知中国存在着的矛盾，比起它们远远有过之无不及。中国史证明，在这类危机发生时，人常常显得更嗜血。已经迫不及待，已经千钧一发，应该及早地告诫人们，必须注意寻找未来的、共存和平和相互敬重的道路。

　　奇异的是，可以说是和平主义伟大导师的列夫．托尔斯泰有一本《哈吉．穆拉特》。重读时，我惊异地发现正是这位百年前的高尚作家，为我们从源流到结论地，解释和指导了车臣问题。

　　《哈吉．穆拉特》是一本小说，我非常想为它写一篇读後感。不用说托尔斯泰对包括车臣部在内的、高加索诸族的知识、他对伊斯兰苏菲派内部的熟悉令人感动；托尔斯泰对国家恐怖的批判基点，以及对反抗者一方的施暴的批评，还有他对脱离武力和暴力的第叁种选择的文学化描写，使我得到了深深的教益。

　　但是使我没有动笔的原因是，中国的一些知识人，在我的涉及中国回族的作品《心灵史》出版後，一直致力於把我丑化和漫画成一个宗教狂。时值日本发生了奥姆真理教施放毒气的事件，这个新闻使他们如获至宝，他们不求甚解就马上用来隐喻我。他们的攻击，已经离开对我的作品的哪怕是曲解，而开始编造莫须有的、所谓我的观点。无论日本的奥姆教份子，还是激烈地讨论奥姆教风波中引发的，世纪末的信仰丧失与新兴宗教社团、科学主义与迷信思潮、国家权力与宗教管理法（因毒气威胁而补订日本《破坏活动防止法》）的权限、讨论国家与自由民主之间关系的日本舆论界，都不会想到：奥姆教的放出的毒气，正在经过一些中国知识份子的扩散，窒息着艰难地维持着信仰传统的中国伊斯兰教。也许，奥姆教的最大恶行，就是它为针对中国伊斯兰教的、至少是思想上的压迫，提供了一种候补罪证。

　　作家蒙受怎样的命运并不值一提。我无权因为我个人的文章，使得倍受压迫的中国伊斯兰教的处境更困难。因此，我对他们对於我的批判，采取了沉默的态度。我有意回避这个题材，在整整一个1995年，没有在写作中涉及我熟悉也是我感情所系的中国回民及其宗教。1996年和1997年，大概也会大致如此。何止关於《哈吉．穆拉特》的读後感，我在许多散文中删去人的故事和思考，只留下风景描写。我为了肮脏的火不至於烧到穷苦的信仰者的身上，规避叁舍，压抑抒发，写了许多实际上是半截的文章。

　　我只想说：在中国，在有着长期的歧视少数民族、以国家恐怖主义压迫底层和民间信仰的历史传统的中国，在话语霸道的支撑下，大谈特谈他们根本不懂的奥姆教、原教旨，是助纣为虐，是知识份子的良心不能原谅的卑鄙行径。

　　同时，把在民主政治的宗教法原则下出现於二十世纪的、多如牛毛的新兴宗教团体（其中一些只是竞选的工具、漏税的公司，或黑社会式的集团）的个别犯罪，故意地与有着十亿第叁世界信者的、自久远以来就是世界文化传统之一的伊斯兰教相联系，也显示了这些智叟的无知。

　　应该说明：他们的原意要小得多，他们不过是对我的作品进行消毒而已。除了把我导读成一个「四人帮」主义者之外，他们的第二枪是把我宣传成一个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者。当然，甚麽叫原教旨主义，他们是不打算搞明白的。关键在於这个恶谥符合当今国人对大众传播媒介制造的、对国际伊斯教的舆论和坏形象的不求甚解的口味；这个恶谥如同密告，它翦灭着作家赖以存身的有限天地。

　　本来我企图以对中国伊斯兰教特别是苏菲派的介绍，来探讨中国的信仰问题。我幼稚地以为这是一条救助中国文明的有益建议。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当代的中国智识阶级为求挽救垂死的文学、保持体制给予的既得利益，以及控制中国的文化霸道语境，根本不惜牺牲民众的艰难信仰权利。

　　我以为，对於健康的民族而言，历史纵有浮沉，但文明的魂核一直没有受到大的伤残。在文明发生划期的更迭时，应该注重感受那些长久永恒的文化因素。我为此写作了一批与中国古代精神有关的散文，当然，我以我的个性和好恶选材，表达的也是我偏爱的情感。比如我描述了《史记．刺客列传》和它的那些家喻户晓的人物带给我的感受。

　　其实我还遗憾自己没有本质的创造。我不过重复前贤，甚至重复一种常识。我不过在自己的散文中提到了「清洁的精神」，歌颂了许由、屈原、荆轲、海瑞和高渐离。强调了中国古代文化中的「耻」、「信」、「义」，关系着中国的信仰，是文明的至宝。

　　我不能想像就是这样的旧式文字，也要被今日中国的智识阶级所不容；居然连这样一点抚旧的抒发、感受的自由，也要遭受政治告密式的批判。文化的抒情成了被诱导向恐怖的政治。我被他们漫画成「死不悔改的红卫兵」，我的宗教着作和文学散文，被说成是专制主义、民族主义的煽动。在这样的卑鄙的导读之下，我必须考虑可能的文字狱。

　　他们从来不引用我的原文，哪怕一个完整的自然段。久违的莫须有，居然在强权专制之外的文学评论中出现了。

　　不，我没有表达关於信仰的建议的自由。

　　三

　　如今的好文章如凤毛麟角。读《第十二座雕像》後，觉得真应该印发北京老百姓人手一册，把梁思成的北京古城墙环城公园的设想图，贴在北京的每一个建筑工地、每一个公共场所门口。

　　终於有了对梁思成先生的怀念。也许，怀念都要在羊亡牢毁以後才能举行。对梁思成先生的怀念，虽然在今天人们终於明白了北京故城的郭墙不仅是亡羊般的文物，而且是空荡荡的乌有之後，而显示出其意味的冷峻与庄严；但是，也许还可以等到明天。等四城内的市井和街区全都化为乌有，等骨架之间的血细胞、以及千年传统都荡然无存时，再来纪念梁思成。那时不仅是建筑界和考古界，那时人人都会理解梁思成，甚至人人都会尊重地翻看梁思成关於中国古代地面建筑的图册，会有那么一天，只是那时人人都会觉得此恨绵绵。

　　只是今天忧国者不仅仅被笑为忧天，至少要被打成文化冒险和专制主义。梁思成的责任感，至少对於我，是更难了。

　　如今的毁坏，已经越过城市的门墙骨架，进入了血肉之间。南在云南，北在北京，到处看着古式的街道，从屋到街，在喧嚣的机械轰鸣中，不几日，就被推土机成排地掀翻消灭。

　　这是一场真正的战争。一方是权力和金钱，一方是古老的文明。我们已经看见战後的废墟。它们就是覆盖一切混凝土方块，就是些怪兽般的商厦，就是那些永世也嫌不够、拆又修的汽车道、水泥桥。

　　但是谁敢反对？市民们缄口於放下一张竽的可怜。太久了，我们已经不习惯理直气壮地追求更具人性的理想生存。智识阶级呢，他们在忙着把自己打扮成洞达潮流的智者，如当年牺牲古城墙一样，看杀丰富的街区。

　　恕我举例之僻：应当说这一场默默展开的环境大战中，抵抗的又多是一些古老的穆斯林街区。自古以来，他们的社区还不仅是一个屋顶和一张竽，那里有着他们赖以为生的行业、有着他们生活中一切特殊的婚丧食用的文化、有着他们的亲族和社会结构，当然，还有着他们的精神寄托。

　　无疑他们更加无援；有谁理解他们呢，有谁同意他们的斗争其实也是对这衰老文明的护卫？他们绝望的斗争（其实只是争辩一番），从来没有得到过中国知识份子哪怕一声的正义支援。

　　根本不存在他们的语境。拆除他们的古来社区，也许不仅是建设的原因。拆除它们所引发的，不仅是环境或文化问题。同样，讨论包括这个特例的城市和环境的问题，马上就会被我们亲爱的智识阶级抓住辫子，使喜庆的城建小论，变成阴森的政治。沉吟再叁，这不是一个时髦的环境保护问题。

　　不，我没有表达关於环境的担忧的自由。

　　四

　　以前，人们常说，书被催成墨未浓。但是提起笔来——一个个黑沉沉的窟窿像眼睛般地在盯着，如陷阱如枪口，我迟疑地抚摸着手里的笔。或者不提及甲和乙，只写丁？写大自然的抚慰，写百姓的人生？可是跳过甲乙、一步到丁的写法是困难的，用甲的认识和情感来描写丁，一句句不伦不类。

　　在选择了对政治的规避，在选择了对官阶和俸禄的拒绝之後，甚至选择了对任何派门阀党的区别和独立之後，我已经选择了我的文学道路。我以为文化、学术、艺术的领域已经足够辽阔。但是，现实告诉我不是这样。

　　世界被推向民主，无论如何也只能被推向民主。而今天我们愈来愈感到，民主的最後的敌人就深藏在人的自身、特别藏在人反对异己的行为之中。

　　是否左翼思想的表达必须为左翼甚至极左的政治负责；是否关於毛泽东或革命问题的思索必须为毛泽东或革命以及政治运动的一切後果负责；是否关於荆轲的审美等於支持一切「国际恐怖主义」和一切流血；是否描写了受尽歧视、压迫和屠杀的中国回民的一点心情，必须对世上的伊斯兰世界的一切现实负责；是否歌颂古代「洁」的精神就必须对现世的一切不洁负责？

　　是否理论就等於与这个理论相关的社会、政治和历史的运动；被社会的运动裹挟的个人，是否就等於运动本身；人生而有之的权利，是否包括「极端」的感情表达；如果作家不是使用行为、而仅仅是在王法之内以笔写作，那麽究竟能不能达到表达的自由？

　　究竟人们是否真地承认作家的——写作的天赋之权？

　　但是如今是究明这些原初问题的时候麽，读着我迂腐的疑问，那些炎黄精英可能早就哈哈狂笑了。近日作家韩少功的遭遇，深刻地说着思想的环境。

　　韩少功并无如我的历史劣迹和可疑背景，但是木秀於林风必摧之，他处此群类也难免浩劫。他为屈原怀沙自沉的汨罗，他为文献之邦的楚地和中国，沉吟心血献出的《马桥辞典》，换来的回报竟是一盆污水。只是因为一部外国小说的书名在译成中文时也被叫做「辞典」，於是他对这病弱的文明的举献就被一笔抹成了一个滑稽的丑鬼。纷纷扬扬之中，他被丑化成了小报上的国际小偷，对外国人的书临帖拟作、全盘照搬！我想，若要打倒一个作家，最妙的战术大概不过如此。

　　韩少功选择了愤起自卫。然而，面对着韩少功的受辱，卑鄙的公允照例慢条斯理地出现了。韩少功被劝解、被开导、被闲话、被憾意十足地摇脑袋、被教育以宽容谦虚的文字常识。已是一张淋漓的花脸，又被粗粗地涂上一个黑边。就像他的同乡谭嗣同所说，因此而中国所以不倡。

　　从韩少功在遥远的南国发出的嘶吼中，我又一次听见了良知的痛苦和溅血。我屏息听着，无法感到一丝轻松。至少，很多人比我更清楚；本来这些毒箭曾经原样地、阴沉地瞄着我。

　　沉吟良久，放()下了笔。对於任何真正的作家，对於追求批判的思想，对於一切企求价值的心来说，如今是墨到浓时，方惊无语。在这个谁都并没有被人强制，每个人都写着他要竭力宣扬的文字，每个人都享有历史漏给的契机的二十世纪之末，我处在依附体制的文化的重逼之中，心中吃惊，不可理喻，找不到我的语言。

　　我不愿补充说，文学化的思想表达不仅需要自由原则，还需要神领意会，需要心有灵犀。我拒绝由於自己的处境，被迫地逐句解释自己的作品。我不会为了个别的恶意，就急着申辩说，我并不是一个不剩地敌视知识份子，我只是抗议流行中国的某种思潮。

　　我并不奢想以孤单的微力，获得声音的传播。我准备在他们占据的时代，活下去而且尽力而为。我并不太看重这种语境的压迫，我只想记上一笔备忘，把一切都托付给遥遥的明天。无疑明天会有公理，良知是伟大而洞察的。会有平和但更是严峻的评判——评判历史曾经给予机会时，称为知识份子的人们的观点和行径。

　　也许我会不幸言中，如此的民族如病在膏肓，如此的文明会步步衰败。但是人类的公理会感伤地叹息，更会正义地谴责。我相信历史的希望。我坚信人类的良知。我信仰不流血也没有地狱、但是有悲痛批判的末日。

　　张承志：凝固火焰

　　走出来几个小时以后，我开始后悔没有听从里铁甫的劝告。说是劝告，其实只是一个威吓的眼神和一个词：ｋｕｎ。里铁甫夸张地眨着眼皮，满眼都是恐怖。他翘起那个粗硬的大下巴来，让整个脸膛都浴进白熔的毒日光里。

　　感谢主，我幸好知道这个词，ｋｕｎ是太阳。我也抬起下巴，试着朝上瞟去，额间和脸颊立即淹进一片火烫的灼烤中。我当然知道ｋｕｎ是太阳，一个人哪怕只学了三天维语也知道这个词的。可是我觉得茫然，尽管满天都飘洒般密布着那灼烙般烤人的光线。那光芒如水如银，在天穹间流溢着逼近，从里铁甫的小庄院里出来时，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个ｋｕｎ的厉害。

　　路左一字排开默默的火焰山。我们的毛驴车微微颤着，匀匀地响着一个寂寞的节奏。维吾尔人在车前斜斜立起两根交叉的木棍，使车子显得重心均衡。我微微感到有一点对里铁甫的歉意；此刻他不再劝我了。他的眉宇间流露着一丝忧郁。他有时轻轻抚摸着青驴子一耸一耸的尾巴，脸庞总是在一动之间就倏然变换明暗，阳光照耀的颧骨下巴，还是那么沉默着，硬硬地前伸成一个铲形。我猜这下巴后面的喉咙里可能也有不少生动的话，可是没有希望，我不懂维语，他不懂汉语，天上有一派刺人肌脉般灼烧着的毒花花的日光，地上是一条蜿蜒不语的鲜红得眩目的火焰山。

　　我每分钟都想捧起那只水壶，咚咚地把凉水灌满肚皮里面那些焦干的肠子。我觉得驴车在颤簸的时候，那些肠子像些干芦草一般叭叭地裂响，毒日头仿佛刺着它们，要快快地把它们全烤干烤碎掉。可是里铁甫瞧也不瞧那两只水壶，我不知道他是真的不渴，还是在默默地忍着干渴。

　　我们已经在火焰山里转了两天了。

　　天气实在太热了。我发现理解吐鲁番盆地好像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只要在这片土地上曝烤几天就够了。可是我已经决心走遍火焰山里的几条山沟，因为它们实在是大名鼎鼎。我找到里铁甫的时候依靠了翻译，所以我一路上总是安慰自己说，没关系，里铁甫当时肯定全听懂了，他明白我要干的事。

　　可是我不懂维语，他不懂汉语。我们俩在赶着毛驴车走进干裂得沟壑密布的火焰山以后，就陷入了无言的沉默。

　　白晃晃的蓝天上有一个烧成白炽的球，阳光撒在戈壁滩上，噗噗地溅着轻飘不落的灰尘。额上留不住汗水，举手一抹，手指沙沙有声地擦下一层白碱。漫野摊开的青灰色砾石吸尽了光亮，黑沉沉地像是一片烧烫的铁块。只有火焰山依然鲜红地壁立路旁，一道道颤抖般弯曲的深沟交相拧扭着向上挣扎，在利齿般参差的山顶一线攒成一个个凸起的赤红的尖。这真是一道不可思议的山。没有植被，没有河水溪泉，没有矿藏，没有能够耕作的土壤。但是有惊心动魄的鲜明的红色。无法理解的、愤怒般的焦渴的红色。在山脚下，沿着平原戈壁和山体之间的小道，我们的毛驴车在缓缓蠕行。我最后忍不住还是摘下水壶，可是里铁甫动也不动地依样握着鞭子。我想了想，又在心里狠狠地拼了一口气，然后把水壶挂回车前板上交叉支着的木棍叉架上。“吐鲁番学”，我想着这个新名词，眯细眼皮躲开明晃晃的毒日光，眼皮不知是浮肿了还是干裂了，睁眨一下都觉得疼痛。学者们为这道荒山和这块盆地写了堆成山的书， 可是他们也许从来没有被这里残酷的炎热灼烤过。 对他们来说，“吐鲁番学”也许只是一个虚假的梦。青毛驴踢踏有致地踩着碎石小道，拐进了一个沟口，两侧鲜红浓重的山崖猛地挤压过来，我觉得眼帘里充斥的红色强光立即刺伤了脑子深处的什么地方。

　　“里铁甫江！”我把书本和电影里的知识用上，试着加上了一个尊敬称谓“江”。

　　“唔？”他在浓眉下挑起眼角瞟着我。

　　“里铁甫江，……ｙｏｌ—？”这是去哪里的路呢？

　　“……Ｍｕｒｔｕｋ。”他回答说。

　　道路通向木头沟， 我想。 Ｍｕｒｔｕｋ一定就是木头沟。我回忆着法国国会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里的文书编号。“Ｍ”，我想起这个字母就是代表文书出土地木头沟。我马上想和里铁甫滔滔不绝地谈一谈，可是话语在喉咙里堵塞着。我急了，伸手在额上抹了一把，粗糙的汗碱渍得手掌有些难受。赤裸的鲜红山岩纹理狰狞，岩缝深处的暗红最后化成黑暗。我没有敢再拾起头瞟瞟太阳，毛驴蹚起细蒙蒙的干燥粉尘，在车旁浮摇着淡红的浅色。

　　“木头沟吗？”我又问道。

　　“Ｍｕｒｔｕｋ。”里铁甫肯定地点了点头。

　　“亚克西ｙｏｌ。”我想说好地方。但我说的是“好路”。

　　“ｙａｈｘｉ ｙｏｌ。”他又听懂了，他赞同地点点头。

　　木头沟。好地方，好道路。我想不起我还知道几句维语。亚克西这个词连他妈的上海幼儿园里的小孩都懂。木头沟里的山崖笔直地曳出一条斜坡，均净的细红沙平平滑滑的，像一面斜斜撑起的红镜子，引逗着人想往上爬。在这面红镜子顶端，那些鲜红吓人的沟壑又颤抖着上升起来，一股股一道道地纠缠着，拧挣着，前后在一个圆圆的尖山头上汇攒成一团拱起的火苗。我觉得那山像是一个血流满面的粗野哑巴，他愤怒地向上窜跳着，可是喊不出声来。

　　次日，我们已经来到南麓。倾斜的盆地边缘升腾着灰蒙蒙的尘埃，太阳依旧从清晨起就毒辣辣地高高蹲踞在高空之上。我们是清晨五点启程的，从清晨五点起天气就一直保持着残忍的炎热。空荡荡的水壶在木叉架上寂寞地晃荡着。我已经丧失了意志，一口口地，终于还是我一个人把那水喝光了。

　　“ｋｕｎ，”我困难地挣开烤烂的嘴唇，想挤出一个笑容。我觉得嘴唇上那层硬痂正慢慢地想要封住我的嘴巴。“ｋｕｎ，”我笑出来了。

　　里铁甫也笑了笑，点了点头：“ｋｕｎ。”他做了个夸张的、威吓又无可奈何的姿势，对着天上那轮白炽的球比划了一下。我觉得他像是在安慰我。白晃晃的强光还在倾泻着，在触着戈壁的地方激起阵阵眩目的蜃气。

　　“ｙｏｌ——”我想说“路远”，可是我只会说“路”。

　　里铁甫赞同地点点头：“啊， ｙｏｌ，ｙｏｌ。”

　　南麓的道路笔直地伸入迷茫的白朦朦尘埃。我们的毛驴车像一粒青石子，在空阔的戈壁上缓缓滚着。火焰山现在矗立在路右，密密的纹沟竖立着，绞结成一个个圆光的火苗，连成一条红褐色的山脊。我再也搜寻不出一句维语了，我只会说ｋｕｎ和ｙｏｌ天地之间也确实只有那轮熔化的烈日和一条焦旱的道路。

　　“ｙｏｌ——”我又挑起话题，做了个无奈的手势。

　　里铁甫笑了，维吾尔人都笑得有风度。

　　“ｙｏｌ。”他点点头，重复说。

　　我们的路还长，四天里我们只穿过了吐峪沟、胜金口、木头沟，前面应该有一个更加大名鼎鼎的葡萄沟。这些地方我终于亲眼见过了，虽然我只能和它们在沉默和烤晒中对话。ｙｏｌ正长，ｋｕｎ是残酷的，我不懂维语，里铁甫江不懂汉语。可是我们的小青毛驴拉着我们，我们的驴车已经在火焰山里穿插了四天了。

　　“ｙｏｌ……亚克西。”我想出了。

　　“ｙｏｌ ｙａｈｘｉ。”里铁甫肯定地答道。我觉得他没有一丝迟疑。“道路，是很好的。”我在心里又为他翻译了一遍。

　　当路过村庄的时候，我们在井口上灌了水壶，也让小青毛驴喝足了井水，吃饱了玉米粒。可是奇怪的是：里铁甫即使看见清冽的井水，也依然微笑着不喝一口。我把头埋进吊桶，把头浸进那透人心肺的清凉之中，一直浸到耳朵和后脑。我潜在桶底憋足气长饮不休，一直到觉得肚子里的水上升着，涨到胸口，涨到喉咙，一直到我确实知道我的干焦的肠子已经被水完全浸泡透了，我才猛地冲出水面。

　　“里铁甫江！”我大喊道，我拼命指着新汲的满满一桶水。

　　他说了一句。我知道他在说：“我不渴。”

　　“里铁甫江！”我摇晃着水桶喊着，清亮的井水从桶边溅洒出来。

　　他笑着走过来，但还在说着那句“我不渴”。

　　我对他的耐渴能力感到生气。“ｋｕｎ！”我愤怒地指指那高空中熔成一团模糊的毒阳，又一挥手，“ｙｏｌ！”这是艰苦的长征！你为什么不喝水：我大喊着，觉得似乎是对他报答着，也觉得在喊叫中获得着发狂的欢喜。

　　“ｋｕｎ！ｙｏｌ！火焰山！”我又一挥手，指向那道逶迤的鲜红山脉。

　　“喂，火焰山。”里铁甫点着头说。原来他也懂一句汉语，他知道这道山脉的汉语名称读作“火焰山”。他不情愿地在水桶旁蹲下，绅士般轻轻掬起一捧水，啜了两口，又站起来。

　　我简直惊呆了。“你难道不渴呀，咱们在四十五度高温中，在戈壁滩上曝晒了四天了，这水多么清甜！”我干脆用汉语说起来。

　　他又重复了一句我已经熟悉了的“我不渴”。我真想趁机学会他这句格言般的维语，但那声音轻灵地飞远了。

　　“火焰山！”我绝望地又指指那狰狞的山脉。

　　“火焰山，火焰山ｙａｈｘｉ。”他赞同地说，我不知道他在赞同什么，虽然我也没有说火焰山不好。我坚决地端起桶来，端到他的脸前。

　　里铁甫快活地笑了，不好意思地接过桶放下。他又绅士般掬起一捧，像喝咖啡似地轻轻啜了两口。“……”他又轻灵地说了一遍那句格言，我刚想捉住那句话，它又飘飘地飞远了。

　　我想临出发前再喝一次。桶里满溢的清水上映着一团晃闪的暗红火焰。我迟疑了一下，没有把嘴浸进去。井水渐渐静止了，那水面上浮动的山脉影子也慢慢凝固成一个清晰的影象。我望着它，觉得有些舍不得，于是我就学着里铁甫，决心不再喝了。

　　毛驴车疲倦地走着，我斜躺在车板上，借着里铁甫的脊背遮住一些毒日头的白光。我们已经穿过了几条山沟，调查了那些闻名已久的圣徒墓和千佛洞。里铁甫还是正襟危坐地扶着木叉架，垂下的鞭梢在青驴子的屁股上轻拂着。

　　火焰山依然在路侧一字排开，万道沟壑直直竖立着，在蓝白的眩目阳光下颤栗。它真的是火焰，我想。谁知道远古时代、史前时代、地质时代的事情呢？我猜那时这里一定曾经燃着一片疯狂的火。一定是因为什么原因骤然变冷，熊熊的一山火焰还在闪跳着，就原样凝固了，变成了这样一条不可思议的山脉。一定是这样，我想，除此无法理解。我盯着烈日曝烤下的这道低低的山脉，觉得那战栗着颤跳着的火苗纹理使我心里无法平静。

　　“里铁甫江！”我唤道，“——火焰山”我望着这道低矮地压抑着的鲜红连山，忍不住想和里铁甫交流一番。激烈的、残酷的、流血的、喑哑的鲜红荒山，你埋葬着什么呢？

　　里铁甫转过头来，也望着那道连山。我看见在里铁甫眼里流闪着亲切忧郁的神情。“火焰山，”他应道，他的“焰”字发音很奇特，“火焰山ｙａｈｘｉ。”他慢声说道。

　　火焰山好，可是为什么呢？我叹了口气。毫无办法。我们两人只凭着三个单词无论如何是无法交流的。就像我和这火焰山一样，只凭着这颤抖的鲜红颜色，我们是无法互相交流的。

　　每一个山尖都是一簇熊熊的火。当它正战栗着激动地燃烧的时候，突然不知什么使它凝固住了。但它一定拼尽全力地挣扎过，所以造成了这些密密的垂直纹理。它也许满心痛苦，我想道，它也许饱含希望。它也许永远死了，它也许暗蓄着伟大的力量。我心里掠过一股空空的遗憾，脸上又皱又疼，我感觉到了满颊结成一层薄壳的汗碱。我失败了吗？也许我失败了，我想。我无法和它交流。我也许和那些吐鲁番学家一样无法和它交流，因为它不告诉我，它只是神秘莫测地向我露出一派跃动灼眼的红色。我只能……我只能围着它转转。

　　我忍不住扯住里铁甫的肩。

　　“里铁甫江！火焰山——？”我努力挤开脸上的碱壳，向他做出一个探询的神色。

　　里铁甫漫不经心地瞟瞟山脉，轻轻地点着头说：“啊，火焰山，火焰山。”我急了，我没办法从他这副和事佬式的表情中找到回答，我又扯过他的肩头来，狠狠地对着他的脸做了一个表示决不能理解的、疑问的姿势。

　　也许……他懂了我的问题。他迟疑着，谨慎地打量着那鲜红的山脉，久久没有说话。我盯牢了他的表情。我觉得，我的同伴知道得很多，他和这山之间隐藏着一种理解。

　　他开口了。“火焰山——ｙａｈｘｉ。”

　　我失望得愤怒。可是我没有说什么。因为我听出他的这个格言似乎很复杂。

　　傍晚时分我们来到一处坍塌的小泥屋旁。

　　这座建筑很古怪。不知是谁用火焰山上的红岩石堆砌起几面墙壁，再用红胶泥抹在一把红柳条子上充做屋顶，把它孤零零地安放在这个荒僻的地方。里铁甫也变得很古怪，他卸下毛驴，独自一人跑到那里去了，睬也不睬我。天空终于收敛起可恶的毒焰，四野里变得开始清晰宜目，戈壁滩也开始显现出难得的铁灰色。我揉了揉眼睛，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此地正倚着火焰山的崖壁，股股扭挣般弯曲的沟纹就在眼前红红地升起。我懒懒地踱着，深浅不平地踢着地上的沙，朝那小小的泥石建筑走去，一边走我一边想到：我好像正在直直地走进火焰山里头。

　　里铁甫在那石头墙里独自跪着。

　　后来他就忙着修理小屋，他搬来山崖上滚下的红石头，补着石墙上的洞。又爬上屋顶，整理着那片柳条盖顶。我不知说什么好，默默地随着他于了起来。天色迅速地暗了下来，可是抱在怀里的石头依然滚热。汗水开始还只是一滴一线，后来就顺着脸颊纵流起来，搅和着脸上的碱污。

　　天黑透了。

　　我和里铁甫铺开驴车上的垫毡，并排睡在戈壁滩上。风正在脑后的山崖上唰唰地剥着碎石和沙土。那里也许埋葬着一位圣徒吧，我暗暗地想。我很想听里铁甫讲讲那座小屋的故事，可是我们之间没有语言。

　　我转过脸，望了望一旁的里铁甫。

　　在薄明的夜色里，里铁甫朝我微微一笑。

　　又走了一天，我们终于看见了葡萄沟的浓浓绿荫。习惯了眩目的黄沙、戈壁和焦裂的火焰山的眼睛，突然间酸疼难忍，仿佛那一条狭长的浓艳绿色反而刺眼难看似的。

　　当毛驴车一摇一摇地靠近了那片绿荫以后，眼睛不再酸疼了。可是我仍然像进入了幻梦一样觉得：一切都是和谐的，只有那片浓翠欲流的绿地反差鲜明，显得那么扎眼。

　　后来又看见了渠水。一条有些浑浊的水翻着白浪，流势很猛地在渠道里哗哗喧嚣着，向前面的村庄流去了。

　　我不断地扭过头来，瞟着兀立在一旁的那条赤红嶙峋的山脉。我愈来愈觉得怅然若失，我知道这绿荫掩映的渠水正向我告知着一个终结的信号。在这静悄悄的焦旱的鲜红山脉里，我已经跋涉了六天，我已经体会过了我应该经受残酷烤晒，我已经尽了全力，我得到了些什么呢？

　　里铁甫也时时转过脸打量着我。他在侧着脸庞瞟着的时候，表情安详又漂亮。我在心里苦笑着，回忆着我们之间那四个可怜的共同语词。戈壁滩在远方浩荡地伸展着，茫茫无际又平坦得出奇。火焰山渐渐移向侧后，开始变得遥远。我把水壶送给里铁甫，他微笑着摇了摇头。我想了想，拧开壶盖，也学着他的样子，像绅士喝咖啡似的轻轻啜了一口。

　　渠水边出现了一株茂盛的大树。

　　里铁甫开始活泼起来，他勒住车，向我比划着说着。我茫然地摇了摇头，我已经没有勇气继续用那四个词。而里铁甫还在耐心地解释着，用粗硬的手指打出一个个手势。

　　我叹了口气，点了点头。行啊，行啊，我同意你，我同意你的任何一个词。可是我真想听听你给我讲讲那间奇怪的石屋子，那里埋葬着一个伟大的圣徒吗？

　　里铁甫爬上了树。我立即明白了：桑椹！原来这是一株根深叶肥的大桑树，原来里铁甫在建议我一块上树吃桑椹。他在树上勤奋地摘着，明晃晃的阳光从树缝里倾泻着，遮挡着露出的蓝空。

　　我也爬上一根枝叉，摘下一颗湿润的、水嘟嘟的白桑椹，我的手指立即湿了，又湿又粘。接着，我们两人就大吞大嚼起来。我们彼此递过一些特别饱满的肥大桑椹，成捧成把地填进嘴中。叶缝里泻下的阳光被搅乱了，在我们的手上、在碧绿的叶子上、在里铁甫的肩头上忽明忽暗地闪烁着。我突然心花怒放了。

　　“里铁甫江！”我快活地喊了起来。里铁甫转过脸来。他大睁着眼睛，活像个贪馋的孩子一样笑着。

　　“ｋｕｎ！”我乱嚷着。

　　里铁甫快乐地笑了，露出雪白的牙齿。维吾尔人笑得真是优雅。

　　“哈哈！ｙｏｌ！”他也喊道。

　　我又喊道：“火焰山！”我学着他的“焰”。

　　他大笑着回答：“ｙａｈｘｉ！”

　　阳光在枝杈树叶间闪烁着，疯狂地从一片叶子上跳到另一片叶子上。我捕捉不住这阳光飞行的路线。我大嚼着甜蜜的吐鲁番白桑椹，不时瞟着那道鲜红醒目的山脉。火焰山依然一言不发，默默地逆着骄阳向上挣跳，每一丝火苗都历历可数地凝固着。我心里突()然掠过一阵难过，不知为什么，我觉得我和这道坚韧的山脉已经有了深深的。

　　我们的小毛驴又匀匀地走开了。车身轻微地晃动着，循着一个寂寞又舒适的节奏。葡萄沟两侧毗连的农舍和白杨树在晃动中缓缓后移着。这是考察路线上的最后一站，我想着，结束啦，就要告别里铁甫江啦。我疲倦得沉沉欲睡。我仿佛感到一丝惋惜。我又感到对里铁甫的一种莫名的歉意，于是我把头歪靠在他风尘仆仆的肩膀上，昏昏地睡了。ｋｕｎ，ｙｏｌ，火焰山，ｙａｈｘｉ，我好像在睡梦中念叨着这四个词。

　　辽阔的大地上燃起了一条长长的火。火苗快活地疯狂地蔓延着，在祟山峻岭和深入海底的盆地之间举行了一个壮美的祭典。但是突然之间，火焰被魔法凝固在原地，从此后流逝了千年万年。火焰感到愤怒，它仍然不屈地保持着熊熊的姿态。

　　在它的怀抱里，在它挣扎时裂开的条条山沟里，白杨树和桑树，小麦和葡萄沿着沟水成长起来了，浓稠的绿色装点着赤裸的鲜红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