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志：袍子经

　　张承志：袍子经

　　世间有一个流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潮起潮落，经久不息。近些年来人们从西方国家认同了它，并且以大致是肯定的语感，把它泽为“时尚”。而据我看，把西方之fashion译成“时尚”多少缺了一股俏味儿；不如使用“时髦、流行”等语更形象，也不如后者更具对风潮的审视与批评的用语余地。因为“时髦、流行”的基础内容，常是以历史和文化形态为根据的，人群的服装。

　　我也曾经被卷人一次时装大潮。只不过服装是蒙古袍子，舞台是千里草原。回想那时，我们对袍子的着迷和喜爱，远远超过今日都市里的红男绿女。那才是不仅风靡社会、而且蚀入骨髓的大fashion，它如同魔法之衣，穿上以后，就永生都脱不下来。

　　（—）

　　到达草原的最初几天，我们的中学生的眼睛被夺目的色彩的烧得几乎疼痛。大草原的色彩还不仅仅是绿色；它沉重起伏，奥深几重，草叶风声都带着一抹富裕。和自然相呼应，人的色彩也毫无窘穷的因素，我记得自己痴痴注视着那些踩过泥泞、踢着草梢的马靴，注视着五颜六色的镶边袍子——难道这是一穷二白的中国，难道这是那个蚂蚁般奔波在水库工地、穿着臃肿的黑棉裤的群众吗？

　　第一瞥往往有震撼的力量。后来我们很快就穿透了表皮，开始被生存的真实教训。但是第一眼瞥见的异族情调，以及那从骨头到皮肉的自由浪漫，却即时地被烙上了我的眼睑，左右了我一生的视点。

　　和南部相比，乌珠穆沁的服饰非常鲜艳。外行人所说的蒙古袍子，其实有至少两个以上不同种类。南部黄兰各旗和苏尼特一带的袍子是“三道边”，据我们乌珠穆沁人看来过于单调。我们是在那个滥用了红色的年代的，唯一使用锦缎妆饰的地区——我猜能与我们并列的，也许还有维吾尔人坚决不向裤子投降的裙子；以及藏民缝在皮袍边上的拉薄豹皮。

　　锦缎是当时牧区向内地追求的唯一奢侈品，用来缝成乌珠穆沁袍子的镶边。一般说来男子尚金红，女人用银绿。六十年代不言经济，袍子上用的金银缎镶边也窄得很。

　　和一些比较有板有眼的社队比，我们大队发给知识青年的马鞍衣裳都是旧的；但正因此我们队的伙伴们打扮起来后完全乱真，而且因此在心理上也更多一份皈依牧民的倾

　　当然，像季节一样，袍子是从夏季的布袍子蒙古话叫“特里克”开始的。我最开始穿的是一件灰蓝色的绸面布袍子，给我的时候已经有些破旧了。但是它肥大合适，样式是地道的乌珠穆沁式。可以说我穿着它学会了骑马和放牧生活的初级阶段的一切本领，完成了对游牧生活方式的认同和习惯。

　　先是秋天的淫雨，然后是次年夏天的曝晒和各种摩擦撕拽——抱牛粪、睡野外、大雨浇透后再烤着骄阳蒸干、粗野的打闹、危险的落马、唰地跨上马鞍与鞍钉的磨砺——我的第一件蒙古袍子被磨烂了、撕破了、穿旧了，插队草原的翌年，当季节刚好轮回了一个周期以后，我暗暗吃惊地发现：自己已经两颊粗糙，袍子已经破旧褴缕，我变了。

　　蜕下的壳后来不知丢在哪里。可能被我家的莲花嫂子当了襁褓——第二年五一节之夜，她生下了被后人喊作五一的女孩。

　　蜕变期的人，若是没有那张照片，只怕也会从记忆里丢失吧。幸亏那时我们有一台一百零三元的上海牌相机，有一天模仿《静静的顿河》的插图，一人照了一张“格里高利”，而我那张，后来被我多次印在自己的作品集上。

　　我非常喜爱那张摄于二十岁那年夏天的，旧袍长竿，马吃草，人年轻的照片。它记录着那个时期的一切细节，特别是它记录下了我们变成牧民的纯度和自然。而那一切的重要，不用说当时的我是没有留心的；理解那一切要耗用漫长的时间和经历许多体验。

　　第二件袍子是布面的羔皮袍，蒙语叫“伽布卡”。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奢侈和装饰习惯，发给我的这件伽布卡上，用的是不耐磨挂的团花紫色丝面——它的光鲜艳丽的时候早已过去，在随我进入的繁重牧业生产中，丝一根根抽落着，终于掉下一块圆圆的团花。一个月后又掉下一个。冬春的雪季结束时，前襟已经没有掉面，露出光板的羔皮。

　　这件使用八十张羔皮才能缝起的伽布卡，要在后日重新掉面子——后话不提，先记一下我的第三件袍子，蒙古草原上传统意味最浓的厚羊皮大袍子——“德勒”。随着一年时光的流逝，种种肤浅的表象以及经济骨架人际关系都已经浮沉稳定，穿着八张大皮的德勒的我们，渐渐也落在了自己的阶层位置之上——毫无疑问，由于没有做为游牧生产的基本细胞，即家庭的支撑，由于我们只是单身的劳动者，更由于我们的收入过于简单而支出却难以节约，那时我们成了一种总是在贫穷边缘挣扎的牧人。

　　用古老的牛粪青烟熏成鲜黄色的、崭新的大羊皮袍子，在呼啸的白毛风中，在茫茫雪原的蜘躇蹒跚中，一天天变黑、油污、抽缩、压薄了。

　　毡包的小小木扉被推开，猛地卷进寒冷的风雪和冻僵了的牧羊人。冷得已经骨头麻木，人不顾一切地靠近炉火。但是在这种时候突然闻到一股刺鼻的怪味儿。

　　翻来覆去地找，没有发现失火的地方。最后才看见——袖口或时弯处，羊皮袍子抽搐了一块，抽搐的中心已被烤焦。

　　很快烤坏的羊皮就破成洞。听任蒙古草原冬季的寒风灌进那个破洞，是难以忍受的。不补上肌肤会冻伤，所以我学会了用羊皮在袍子上打补钉。

　　羊皮补钉的缝法不难。剪一块羊皮，再把这块皮子四圈的毛剪掉。然后挖掉皮德勒上烤糊的皮子，包括挖掉那些虽然没有焦黑，但是已经抽搐的部分。缝时，针脚缝在剪了毛的一圈上，让羊毛堵住洞。蒙古女人缝东西是倒拿针的，她们的补钉和原来的袍子合为一体，在折皱处一块起伏；但草地上的单身汉打羊皮补钉却学不会那种倒拿针的漂亮姿势。我们不过是胡乱把皮子钉在洞上，往往缝得羊皮揪扯着不再熨贴，穿上这种补过的羊皮德勒以后，贴身经常走着一丝嗖嗖的凉意。

　　我的这件皮袍穿得黑乎乎的，究竟上面打着多少个羊皮补钉；已经不能算清了。只记得直到第三个冬天它还陪伴着我；那时它又黑又油，前襟完全撕烂，羊毛从破洞里露出来，新补的皮子一块连着一块。

　　但是它为我抵御了蒙古草原可怖的严寒。羊皮的保暖性是奇异的，哪怕是滴水成冰地冻三尺的三九四九（蒙古牧民是数九的），牧民们在羊皮德勒里面也是精身赤膊。知识青年们大多贴肉穿一件衬衫，顶多有人穿一件绒衣。由于后来它粘涂了过多的油腻，以致几次在雪地露宿，我都觉得风没有把它吹透。

　　在成为牧民以后的第二或者第三个冬天，我觉得这件德勒变轻了，也变薄了。记得那时总费力地回忆第一年臃肿如球，爬不上马背的情景，而且心里感到不可思议。

　　语言在嘴里说得愈来愈快，袍子在身上穿得愈来愈破。但是在那些与马儿、蒙语、袍子、羊群共消长的岁月里，我们的身心发生了巨大的蜕变。从体质到关于美的观念，内蒙古，赋予了我们在日后才懂得的强大基础。

　　（二）

　　在冬雪还在继续加厚变硬的时候，我的裹在那件黑黑的羊皮袍里的心，已经在幻想来年自己要争取的形象，那是不折不扣的爱美，有时幻想得居然心里作痒。

　　草地俗言：男要俏，一身皂。我一直盼着好好挣下工分，来年夏天到公社供销社买二十尺黑布，让嫂子和额吉给我缝一件漂亮的特里克。而且领口的里子，一定要用天蓝色，我甚至存了一小块天蓝色的布，在右胸的扣子，要设法搞到两颗银制的。然后一身黑，骑一匹黑马——关于黑骏马的发想，虽然主要来源于游牧民对于马的观点，但也有一部分是为着与这种黑袍骑手的形象相和谐。

　　——遗憾的是，缝一袭黑袍的愿望最终也没有实现。黑马虽说骑过，但那是哥哥阿洛华的。我拥有过黄马、青马、海骝马、白马等若干匹马，但是没有在名义上拥有过黑马。袍子也一样，虽然穿过数不清的纯粹牧民的特里克伽布卡，但是真地买布的那一次，却没有买到黑布。尤其在刚刚离开草原后的头几年，我一想起这一点心里就禁不住如涌的缺憾。在的青春时代，我最终也没能够看见自己可能的、也许是美的样子。

　　不仅黑，还有白。那时的乌珠穆沁，在夏季流行镶金银边的白布袍子，可能风习一度成为过传说。后来，有一位蒙族作家向我打听：听说乌珠穆沁穿白袍子？我很得意。但八十年代归省探亲时，牧民们却说：那是因为穷啊，现在谁穿白色！弄得我愕然无语。

　　其实白袍和黑袍一样漂亮。它们好像对立，却有相通的本质。夏季草原上驰过的尚白骑手，连影子都显得轻捷明亮。如果鞍上的黑衣给人一种难以捉摸的美感，那么乘马加白衣则给人一种年轻夺目的光彩。只是，对往事和历史不能苛求，当年我们没有太多的追求漂亮的余裕，那时我们达到的，主要是在粗陋穷困中，体会一些特殊的美。

　　比如，在穿戴着三张大羊皮缝的皮裤、八张大羊皮的德勒、十几斤重的一双毡靴、头上还必须戴皮帽的隆冬，男子们流行把袍襟系得高于膝盖。可以说男女的着装区别，就在于袍襟在膝上或是没膝。邻队吉林宝力格的小伙子们把这种时髦发展到了过分的地步一他们在严冬腊月，把巨大的羊皮德勒整个提到腰以上；让前襟后摆仅仅遮在腰下一丁点儿，刚好遮住一个屁股。这么一来，袍子在他们的屁股上头兜成一个硕大的袋子，垂挂着把腰带完全挡住。

　　刚刚和他们打交道时，我们觉得吉林宝力格人的打扮，乃是一种草原二流子的样式。我们队里的蒙古牧民也骂他们：“xinji——”，意思大致与汉语的“德性！”相当。但是，时髦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不知怎么搞的，我们也莫名其妙地把袍襟愈提溜愈高，尾随上了吉林宝力格那伙现代派。

　　只有五十岁以上的老者，才把腰带系在胸下腰上，让袍襟垂过膝头。由于对老人的称谓之中“阿伽”偏多，因此我们把那种穿法称为“阿伽式”。用这个词议论年青男性时，含意当然是嘲笑的。顺便提一句，长久以来，见于舞台上的蒙古舞蹈或演唱，着装大多属于半男半女的“阿伽式”，直至半裸的风习浸染，他们才把袍子提得高了起来。

　　那时除了吉林宝力格的时髦外，使人时而感叹的，是女人的身材。

　　在都市，风衣或者连衣裙的精致剪裁，可能相当大地掩饰人的身材，而冬天草原上的三张大羊皮的皮裤，和六张皮的大德勒，却无论如何也应当消灭一切胖瘦和体型，把人类一律变得臃肿。

　　但是不然。甚至冬日包裹上厚羊皮以后，草原的竞美才刚刚开始。习惯，还有严寒，使人的动作仿佛比夏天还敏捷一一而动作既然不能干扰，那么，人的美显化的仪态，就可能显现了。剩下的只是大自然赋予的躯体。

　　乌珠穆沁总使人回味无穷，总使人感到神秘的一个原因，也许是它的牧民们内部——那种体质构成的丰富。

　　有时不能不为积雪的勒勒车旁，为昏暗的牛粪火对面的那些女人的身影赞叹。在弯腰铲起一块隔年的燃料时，在跪下挤着带犊的乳牛时，在拉过客人递来的马缰时，有一些女人的腰肢奇异地在厚羊皮里面被勾勒出来。决没有一个人在冬天议论过这个话题，但也决没有一个人没有觉察这一点。她们本人更不会谈及、甚至我猜她们根本不曾意识到这一点；冬天毕竟是冬天，严酷又难熬，人只求取暖。左邻右舍都穷，哪一个都是光板羊皮，黑污褴楼。

　　奇怪的是，就像木船帆船入画而军舰轮船不入画、泥屋石桥入画而楼房铁桥不入画一样，乌珠穆沁冬季穿着大羊皮袍子、但是却修长姣好地在雪地里忙碌的女人身影，使人不仅难以忘怀，而且回味不已。

　　仿佛是一个错觉，又像是一个思路。我觉得无形中接受了一种启发。无论人怎么贫穷，如果美就不会埋没。而且，那样存活下来的美更富有韧性。

　　（三）

　　天真的我们，那时常常天真地做事情。比如有一段时间，我们纠缠着老人“访贫问苦”。

　　在汉语中，“贫”和“穷”两个字含义是不一样的。“贫农”传达的感觉，决不能变成“穷农”。但是这个文字游戏在蒙语中完全不存在；翻译成“贫牧阶级”的蒙语，其实就是穷牧民，它只是一个描述的词，并没有汉语中的暖味、粉饰和转义。

　　我那时从观念到语汇，都不懂得这个道理。访贫问苦时作时辍，终于到了第四个冬于

　　经过了四番酷烈的巡回以后，服装的时髦被自然和生存两条鞭子抽打得跌到了边缘。其实我们在濒于边界的时候正临近一个转变：是振作起来寻找新的形象，还是在衣不蔽体的日子里消沉。

　　有一次，和李仲祺一块在一个老大娘家里喝茶，闲谈中又问起了“贫牧”的事。

　　“穷牧民是什么样的？……嗨，过去的穷牧民，就和你们一样呀！”她打量着我俩的破衣烂蓑，感慨地说。

　　接着她抚摸着仲祺的缕缕飘扬的布条条，嘴中啧啧有声。仲祺的伽布卡已经烂光，除了后背、胳肢窝、领口上下以外，完全露着千疮百孔的光板。偏偏原来布面又是红色的，烂剩的布粘在皮板子上，见风就飘起来。

　　然而仲祺毫不在乎，雄纠纠地在营子间昂首阔步，在马鞍上浑身红布条飘飘。那时文化的潜意识已经顽固地形成了，我们都觉得不穿袍子就无法乘马，所以仲祺也一样——只要他的烂红袍还能用带子系在腰上，他就一定要穿上它。

　　然而老大娘注意的不是文化而是穷富。她抚摸着，拨弄着仲祺肩头的红穗穗，唏嘘着叹道：可怜呀，yadaohun，真和过去的穷人一样呀！

　　——我感到新奇和震动。她口气散漫地使用的yadao一词指的是单纯的穷，这个词丝毫没有阶级的意味。我心目中的一个框架在她的声音中崩溃，而另一种新鲜的东西却开始滋生。

　　她揭破了那时大部分乌珠穆沁牧民的生存真实和本质。在最艰难的时候，我们已经沦于浑身褴褛，几乎就要危险地失去一切，包括或美或丑的基础。但是，正是在那个边缘上世界曾经一瞬间赤裸无遗，让我们瞥见了它的底层深处。

　　——不用说我们每天都在为摆脱yadao而劳作，尽管yadao是受我们尊重的阶级。我的那件紫团花丝质伽布卡后来重新换了面子，用的是深蓝色的咔叽布。后来我把它带回北京，由于长久不穿，母亲把羊羔皮拆下来给我做了一件短大衣。一九八五年去乌珠穆沁玩时，我又把它送给了我的一个卡车司机朋友。

　　冬春穿的大羊皮德勒，在分红后也新缝了一件，但是羊皮是从公社买来的。综合厂熟皮子时不像牧民用酸奶子熟，那几张羊皮被熟得变脆了，破得很快。后两个冬天里我轮流穿两件皮德勒。正当我渐渐为自己设计出了自己以后的冬季服装——里面穿一件二羊剪茬的大羊皮袍，夕卜面套一个叫做达哈的山羊皮外套——的时候，大学招生改变了我的这条着装之路。

　　黑衣黑马的向往虽然没有实现，但在夏季的绚丽日子里，我随意穿着“家里”的特里克。东乌旗有一些队的知识青年与牧民之间，实现过相当深的家庭关系。穿着哥哥或嫂子的袍子，骑着毛皮闪亮的马儿，腰带在胃部以下厚实地扎紧着。绣着金银边的前襟堆在鞍鞒上，后摆压在胯下，沾不上马汗。那样的装束和骑马的方式浑然一体；穿上那种飘逸的蒙古袍以后，再骑上马会有说不出的快意和舒服。然后是颠簸散漫，然后是优越的心情和一天天养成的自由野性。

　　至今我还没有琢磨透彻、为什么北亚的游牧民族服尚长着，而中原农民们却穿戴短打。难道是因为，穿着长袍在马鞍上的那种奇妙的舒服感觉吗？

　　一九八一年我回去探亲()时，额吉和嫂子给我缝了一件天蓝缎子面的漂亮特里克。串门时，嫂子总是卸下几颗镶玛瑙的大银扣子，让我换好后再上马。

　　这件袍子现在就挂在我家的衣柜里，夏天的有些日子里，我常常忍不住要使用它追寻什么的欲望。我常披上它，让它宽阔的袍襟一直垂到脚面。腰带当然也在，原样带着当年在草原弄成的折皱，我舍不得熨平了那些皱纹。

　　在短打的重重包围之中，我有时也会偶尔照镜子。双手拉直桔黄色的厚缎子腰带，把它摆在湛蓝的袍襟之前。我比划着，在那时捉摸着一种分寸。当然不要“阿伽式”，但是否把袍子穿成吉林宝力格的时髦样子呢？

　　但更多的时候不是穿，而是盖上它躺下。牧民在各个季节都是以袍为被的；在炎热的夏季午后，赤裸着肉体，把游牧民族的特里克盖在腰间。冰凉的袍子触感清晰，硬硬的镶边和银扣子摩碰着肌肤。那种时候会有一股静静的快感和喜悦袭来，我说不清它带给我的神秘感受。

　　1995．11.

　　张承志：墨浓时惊无语

　　生存於复杂的时代又面临复杂的命题，人需要一种更充分的自由。特别对於作家而不是理论家的思想而言，阐述为自己良心感知的内容，特别要求环境的规矩，以限制有意的曲解和误导。可悲的是，强权的愚蠢干涉，其实往往可以成为避免误解的条件；而来自依附体制的知识份子、即所谓智识阶级的攻击，却会导致真正的思想压迫。

　　当然文学就是限制中的创造。前人都是在时代的可怕限制中，完成了辉煌的业绩。因此我从来不赞同文学的政治化。今天我依然不会变我的道路为政治，我甚至不是为了抗议，而仅是为着备忘。

　　只是，我不知道，先贤和前驱们是否都曾经遭遇过这种命运：不仅背负着上百年的屈辱的被殖民史，不仅承受着残暴的强权压迫，还不得不与一群如同今日中国智识阶级的人同生共伍。

　　一

　　二十世纪是个发生了许多革命的时代，我本人只是一个这个时代的婴儿，就本质说并不是它的参加者。即便如此我仍然觉得，我们在追寻革命後果给我们的教训的同时，也要究明革命的原因。但是，智识阶级制造的流行思潮，在揭露旧革命的悲剧和不人道的同时，正剥夺着人拥有的权利的一种，即在压迫的极限上选择革命的、永远的权利。不仅如此，他们甚至压迫对革命的想像，压迫任何对更理想的社会的想像。

　　这是因为他们并不反对青睐和豢养他们的体制。他们无视特权官僚制度对民众实施的压迫和恐怖，也无视世界新体制对贫穷世界的威慑、歧视和压榨。他们一心倾倒於对西方体制的讴歌，全然不顾西方的国家富强与精神，乃是建立在百年来血腥的殖民史之上；也建立在贫穷国家和民族的从属、窘境、以及受辱之上。他们否认文学的天职，以及知识份子的天职本身拒绝任何从属；这种天职仅仅是表达人的自由、仅仅是向一切不平宣布正义和良心。

　　没有理想的和完全人道的革命。是的，革命往往与人的恶性孪生，遗留下满目的废墟和无数的悲剧。革命是被人世的逼迫而诞生，并成为正义的人心的向往的；但它确实又往往在人世的腐蚀中变质，因此被人恐惧和舍弃。

　　在这样的革命的世纪末，总结革命和诸如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严肃性和复杂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恰恰是在这时，今天的智识阶级抡着棍子，压制着言论的自由和思想的表达。循环之後没有改变，他们一如迫害过他们的棍子前辈。

　　出於这样的思想，十几年来我一直思索着关於革命的问题，这个思索由於红卫兵时代的原罪即肮脏的血统论，甚至渐渐成了痛苦的内心折磨。但是今日批判血统论的危险，比起60年代的思想先驱和牺牲者所面对的，究竟有多大的改变？关於这一点，请原谅我不能更细致地论证。

　　1993年是毛泽东诞生一百周年。当时日本岩波书店的《世界》杂志约我写一篇纪念文。对一个作家来说，我初次体验了不能使用母语写作的滋味。由於心头的阴影，我甚至有意对一些汉字只用日文假名。对人的权利，对政敌和阶级之敌的人道，也许是毛泽东和他的时代必须面对的置疑。我对毛泽东提出这个根本的置疑，但是仍然用我的语言对他实行了必要的辩解。因为人依然可能依靠他的革命和造反思想来解放自己。

　　同样，我在日本出版了一部关於早期红卫兵历史的着作，我不能用中文出版。因为，无论是我对从红卫兵运动一开始就存在的，可以称作60年代的最大罪恶的血统论的自省和揭露；还是我对青年以及民众的反体制权利的两点都被今日的霸权所不容。我特别强调的是，智识阶级的话语霸权。

　　我不从属於任何政党或运动。我拒绝一切政治形式。我仅仅用文字表达了这种思想。我认为在这种前提下我拥有一切表达的自由。但是我准备面对的是因此遭受的围攻；智识阶级在竭力教唆。昔日受难的牺牲者，会因为公开的思想，和这思想的被丑化，而觉得找到了仇敌。

　　我选择了使用外国语，最低限度地表达思索的方式。但即便如此也不被人放过，那些智识阶级虽然不读外语，却处处着文污蔑他们道听途说的、我对红卫兵的自省。他们竭力把我漫画成一个残馀的「四人帮」份子，企图挑起人们的误解，把我引向人们对往日悲剧的巨大仇恨。

　　不，我没有表达关於革命的反省的自由。

　　二

　　在前南斯拉夫的波黑地区，以及高加索的车臣地区发生流血危机时，我非常盼望读到更多的消息，但是不能。我感到不可理喻，因为多民族的中国更应该让人人都思索这种问题。自由与和平，没有比它们更重大的一对命题了。我深知中国存在着的矛盾，比起它们远远有过之无不及。中国史证明，在这类危机发生时，人常常显得更嗜血。已经迫不及待，已经千钧一发，应该及早地告诫人们，必须注意寻找未来的、共存和平和相互敬重的道路。

　　奇异的是，可以说是和平主义伟大导师的列夫．托尔斯泰有一本《哈吉．穆拉特》。重读时，我惊异地发现正是这位百年前的高尚作家，为我们从源流到结论地，解释和指导了车臣问题。

　　《哈吉．穆拉特》是一本小说，我非常想为它写一篇读後感。不用说托尔斯泰对包括车臣部在内的、高加索诸族的知识、他对伊斯兰苏菲派内部的熟悉令人感动；托尔斯泰对国家恐怖的批判基点，以及对反抗者一方的施暴的批评，还有他对脱离武力和暴力的第叁种选择的文学化描写，使我得到了深深的教益。

　　但是使我没有动笔的原因是，中国的一些知识人，在我的涉及中国回族的作品《心灵史》出版後，一直致力於把我丑化和漫画成一个宗教狂。时值日本发生了奥姆真理教施放毒气的事件，这个新闻使他们如获至宝，他们不求甚解就马上用来隐喻我。他们的攻击，已经离开对我的作品的哪怕是曲解，而开始编造莫须有的、所谓我的观点。无论日本的奥姆教份子，还是激烈地讨论奥姆教风波中引发的，世纪末的信仰丧失与新兴宗教社团、科学主义与迷信思潮、国家权力与宗教管理法（因毒气威胁而补订日本《破坏活动防止法》）的权限、讨论国家与自由民主之间关系的日本舆论界，都不会想到：奥姆教的放出的毒气，正在经过一些中国知识份子的扩散，窒息着艰难地维持着信仰传统的中国伊斯兰教。也许，奥姆教的最大恶行，就是它为针对中国伊斯兰教的、至少是思想上的压迫，提供了一种候补罪证。

　　作家蒙受怎样的命运并不值一提。我无权因为我个人的文章，使得倍受压迫的中国伊斯兰教的处境更困难。因此，我对他们对於我的批判，采取了沉默的态度。我有意回避这个题材，在整整一个1995年，没有在写作中涉及我熟悉也是我感情所系的中国回民及其宗教。1996年和1997年，大概也会大致如此。何止关於《哈吉．穆拉特》的读後感，我在许多散文中删去人的故事和思考，只留下风景描写。我为了肮脏的火不至於烧到穷苦的信仰者的身上，规避叁舍，压抑抒发，写了许多实际上是半截的文章。

　　我只想说：在中国，在有着长期的歧视少数民族、以国家恐怖主义压迫底层和民间信仰的历史传统的中国，在话语霸道的支撑下，大谈特谈他们根本不懂的奥姆教、原教旨，是助纣为虐，是知识份子的良心不能原谅的卑鄙行径。

　　同时，把在民主政治的宗教法原则下出现於二十世纪的、多如牛毛的新兴宗教团体（其中一些只是竞选的工具、漏税的公司，或黑社会式的集团）的个别犯罪，故意地与有着十亿第叁世界信者的、自久远以来就是世界文化传统之一的伊斯兰教相联系，也显示了这些智叟的无知。

　　应该说明：他们的原意要小得多，他们不过是对我的作品进行消毒而已。除了把我导读成一个「四人帮」主义者之外，他们的第二枪是把我宣传成一个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者。当然，甚麽叫原教旨主义，他们是不打算搞明白的。关键在於这个恶谥符合当今国人对大众传播媒介制造的、对国际伊斯教的舆论和坏形象的不求甚解的口味；这个恶谥如同密告，它翦灭着作家赖以存身的有限天地。

　　本来我企图以对中国伊斯兰教特别是苏菲派的介绍，来探讨中国的信仰问题。我幼稚地以为这是一条救助中国文明的有益建议。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当代的中国智识阶级为求挽救垂死的文学、保持体制给予的既得利益，以及控制中国的文化霸道语境，根本不惜牺牲民众的艰难信仰权利。

　　我以为，对於健康的民族而言，历史纵有浮沉，但文明的魂核一直没有受到大的伤残。在文明发生划期的更迭时，应该注重感受那些长久永恒的文化因素。我为此写作了一批与中国古代精神有关的散文，当然，我以我的个性和好恶选材，表达的也是我偏爱的情感。比如我描述了《史记．刺客列传》和它的那些家喻户晓的人物带给我的感受。

　　其实我还遗憾自己没有本质的创造。我不过重复前贤，甚至重复一种常识。我不过在自己的散文中提到了「清洁的精神」，歌颂了许由、屈原、荆轲、海瑞和高渐离。强调了中国古代文化中的「耻」、「信」、「义」，关系着中国的信仰，是文明的至宝。

　　我不能想像就是这样的旧式文字，也要被今日中国的智识阶级所不容；居然连这样一点抚旧的抒发、感受的自由，也要遭受政治告密式的批判。文化的抒情成了被诱导向恐怖的政治。我被他们漫画成「死不悔改的红卫兵」，我的宗教着作和文学散文，被说成是专制主义、民族主义的煽动。在这样的卑鄙的导读之下，我必须考虑可能的文字狱。

　　他们从来不引用我的原文，哪怕一个完整的自然段。久违的莫须有，居然在强权专制之外的文学评论中出现了。

　　不，我没有表达关於信仰的建议的自由。

　　三

　　如今的好文章如凤毛麟角。读《第十二座雕像》後，觉得真应该印发北京老百姓人手一册，把梁思成的北京古城墙环城公园的设想图，贴在北京的每一个建筑工地、每一个公共场所门口。

　　终於有了对梁思成先生的怀念。也许，怀念都要在羊亡牢毁以後才能举行。对梁思成先生的怀念，虽然在今天人们终於明白了北京故城的郭墙不仅是亡羊般的文物，而且是空荡荡的乌有之後，而显示出其意味的冷峻与庄严；但是，也许还可以等到明天。等四城内的市井和街区全都化为乌有，等骨架之间的血细胞、以及千年传统都荡然无存时，再来纪念梁思成。那时不仅是建筑界和考古界，那时人人都会理解梁思成，甚至人人都会尊重地翻看梁思成关於中国古代地面建筑的图册，会有那么一天，只是那时人人都会觉得此恨绵绵。

　　只是今天忧国者不仅仅被笑为忧天，至少要被打成文化冒险和专制主义。梁思成的责任感，至少对於我，是更难了。

　　如今的毁坏，已经越过城市的门墙骨架，进入了血肉之间。南在云南，北在北京，到处看着古式的街道，从屋到街，在喧嚣的机械轰鸣中，不几日，就被推土机成排地掀翻消灭。

　　这是一场真正的战争。一方是权力和金钱，一方是古老的文明。我们已经看见战後的废墟。它们就是覆盖一切混凝土方块，就是些怪兽般的商厦，就是那些永世也嫌不够、拆又修的汽车道、水泥桥。

　　但是谁敢反对？市民们缄口於放下一张竽的可怜。太久了，我们已经不习惯理直气壮地追求更具人性的理想生存。智识阶级呢，他们在忙着把自己打扮成洞达潮流的智者，如当年牺牲古城墙一样，看杀丰富的街区。

　　恕我举例之僻：应当说这一场默默展开的环境大战中，抵抗的又多是一些古老的穆斯林街区。自古以来，他们的社区还不仅是一个屋顶和一张竽，那里有着他们赖以为生的行业、有着他们生活中一切特殊的婚丧食用的文化、有着他们的亲族和社会结构，当然，还有着他们的精神寄托。

　　无疑他们更加无援；有谁理解他们呢，有谁同意他们的斗争其实也是对这衰老文明的护卫？他们绝望的斗争（其实只是争辩一番），从来没有得到过中国知识份子哪怕一声的正义支援。

　　根本不存在他们的语境。拆除他们的古来社区，也许不仅是建设的原因。拆除它们所引发的，不仅是环境或文化问题。同样，讨论包括这个特例的城市和环境的问题，马上就会被我们亲爱的智识阶级抓住辫子，使喜庆的城建小论，变成阴森的政治。沉吟再叁，这不是一个时髦的环境保护问题。

　　不，我没有表达关於环境的担忧的自由。

　　四

　　以前，人们常说，书被催成墨未浓。但是提起笔来——一个个黑沉沉的窟窿像眼睛般地在盯着，如陷阱如枪口，我迟疑地抚摸着手里的笔。或者不提及甲和乙，只写丁？写大自然的抚慰，写百姓的人生？可是跳过甲乙、一步到丁的写法是困难的，用甲的认识和情感来描写丁，一句句不伦不类。

　　在选择了对政治的规避，在选择了对官阶和俸禄的拒绝之後，甚至选择了对任何派门阀党的区别和独立之後，我已经选择了我的文学道路。我以为文化、学术、艺术的领域已经足够辽阔。但是，现实告诉我不是这样。

　　世界被推向民主，无论如何也只能被推向民主。而今天我们愈来愈感到，民主的最後的敌人就深藏在人的自身、特别藏在人反对异己的行为之中。

　　是否左翼思想的表达必须为左翼甚至极左的政治负责；是否关於毛泽东或革命问题的思索必须为毛泽东或革命以及政治运动的一切後果负责；是否关於荆轲的审美等於支持一切「国际恐怖主义」和一切流血；是否描写了受尽歧视、压迫和屠杀的中国回民的一点心情，必须对世上的伊斯兰世界的一切现实负责；是否歌颂古代「洁」的精神就必须对现世的一切不洁负责？

　　是否理论就等於与这个理论相关的社会、政治和历史的运动；被社会的运动裹挟的个人，是否就等於运动本身；人生而有之的权利，是否包括「极端」的感情表达；如果作家不是使用行为、而仅仅是在王法之内以笔写作，那麽究竟能不能达到表达的自由？

　　究竟人们是否真地承认作家的——写作的天赋之权？

　　但是如今是究明这些原初问题的时候麽，读着我迂腐的疑问，那些炎黄精英可能早就哈哈狂笑了。近日作家韩少功的遭遇，深刻地说着思想的环境。

　　韩少功并无如我的历史劣迹和可疑背景，但是木秀於林风必摧之，他处此群类也难免浩劫。他为屈原怀沙自沉的汨罗，他为文献之邦的楚地和中国，沉吟心血献出的《马桥辞典》，换来的回报竟是一盆污水。只是因为一部外国小说的书名在译成中文时也被叫做「辞典」，於是他对这病弱的文明的举献就被一笔抹成了一个滑稽的丑鬼。纷纷扬扬之中，他被丑化成了小报上的国际小偷，对外国人的书临帖拟作、全盘照搬！我想，若要打倒一个作家，最妙的战术大概不过如此。

　　韩少功选择了愤起自卫。然而，面对着韩少功的受辱，卑鄙的公允照例慢条斯理地出现了。韩少功被劝解、被开导、被闲话、被憾意十足地摇脑袋、被教育以宽容谦虚的文字常识。已是一张淋漓的花脸，又被粗粗地涂上一个黑边。就像他的同乡谭嗣同所说，因此而中国所以不倡。

　　从韩少功在遥远的南国发出的嘶吼中，我又一次听见了良知的痛苦和溅血。我屏息听着，无法感到一丝轻松。至少，很多人比我更清楚；本来这些毒箭曾经原样地、阴沉地瞄着我。

　　沉吟良久，放()下了笔。对於任何真正的作家，对於追求批判的思想，对於一切企求价值的心来说，如今是墨到浓时，方惊无语。在这个谁都并没有被人强制，每个人都写着他要竭力宣扬的文字，每个人都享有历史漏给的契机的二十世纪之末，我处在依附体制的文化的重逼之中，心中吃惊，不可理喻，找不到我的语言。

　　我不愿补充说，文学化的思想表达不仅需要自由原则，还需要神领意会，需要心有灵犀。我拒绝由於自己的处境，被迫地逐句解释自己的作品。我不会为了个别的恶意，就急着申辩说，我并不是一个不剩地敌视知识份子，我只是抗议流行中国的某种思潮。

　　我并不奢想以孤单的微力，获得声音的传播。我准备在他们占据的时代，活下去而且尽力而为。我并不太看重这种语境的压迫，我只想记上一笔备忘，把一切都托付给遥遥的明天。无疑明天会有公理，良知是伟大而洞察的。会有平和但更是严峻的评判——评判历史曾经给予机会时，称为知识份子的人们的观点和行径。

　　也许我会不幸言中，如此的民族如病在膏肓，如此的文明会步步衰败。但是人类的公理会感伤地叹息，更会正义地谴责。我相信历史的希望。我坚信人类的良知。我信仰不流血也没有地狱、但是有悲痛批判的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