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志：面纱

　　张承志：面纱

　　以前，我从未留心过女人的头巾。更不用说面纱——使我注意穆斯林女人头上面纱的，是一次无聊的中伤。有人说我主张女人全要戴头巾，抓革命促生产，禁止娱乐活动。我很吃惊，因为我不仅不可能有这样的言论，而且正兴致十足地研究苏菲主义思想，企图探寻挣脱教条束缚的思想和传统的源流。

　　波澜又沉降下去，中伤因为仅仅是谣言，也并没有造成伤害。然而我开始注意面纱了；从南疆八月的骄阳中走过，我望着川流不息的人潮，觉得每个蒙面的维吾尔女人都与自己有关。那真是一种奇特的感觉，当你正对着歧视的时候，你胸中突然涌起了为你并不赞成的事物，挺身辩护的冲动。

　　那是一个令人感动的夏天，我穿过四溢的明晃晃的银色阳光，钻进高插晴空的杨树林。浓荫下幽暗凉爽，心猛然静了下来。再推开漆蓝的小门，土坯花墙里面，葡萄架挡开的一方空间更加幽暗。阿富汗式的雕花廊下，摆着粗糙的宽敞凉床。再进屋，酷热完全被隔绝，凉快地坐在满地优雅的波斯连理枝花纹上，心情因为凉爽，莫名地变得愉悦。

　　然后就看见了她，蒙面的维吾尔女人。那天她谈得拘谨。问到一些较深的知识，她便说，还是问阿吉吧。她穿着一袭宽大的黑绸袍，棕色的头巾垂在胸前，随着她的话语不住抖动。我能感觉到她呼吸的气流，被显然是高高的鼻子挑起的褐色面纱，在轻微的抖动中把一个个词句分开连起。

　　四壁和地上都是浓郁的地毯图案。汗珠在皮肤上凝住了，我不顾擦汗，怕扰乱那和谐的维吾尔气息。面纱隔开了我们两个民族；我想最好的做法就是平常地对着它的遮挡，若无其事地寻找我们两族人都喜欢的话题。

　　只有当我请求和她一块留影纪念时，我才提到了她的头巾。若戴着头巾，能允许我和您照一张像么？ 这张照片如今被我珍藏着。画面上我戴着她的阿吉丈夫的有四瓣绿叶的小白帽，怯生生像一个进了叶尔羌汗王宫的青年。而她黑袍褐巾，胸前紧紧搂着一册巨大的红皮书。我的神情，她的蒙面，都小心地注视着镜头，认真地望着临近的瞬间。

　　离开后很久，我几乎失明了，视而不见地穿行在多姿的杨树巷子、以及蜿蜒的土坯花墙街区里，我的视野里只有满溢的波斯图案，还有那神秘的蒙面巾。

　　一年后，我选的是稍稍凉爽的秋天，那漆蓝的小门又出现在我面前。推开门时，我听见一个女声惊叫了一个词——仍是蒙面的她，身边有一个高高身材的女儿。

　　她急促地说着，飞快地给我们端来茶和馕，麻利地收拾着地毯上的东西。我看出她真地高兴了；因为我感到她要表达的，恰恰是无从表达的懊恼。

　　我是随着她的阿吉丈夫一块来的。不过这并非主要原因。要紧的是主人和客人中间窜进来一只叫做信赖的兔子，它弄得我们都莫名地兴奋了。

　　可以大开照像戒。这回不再是谨慎的两张了。在廊下，在静谧的小院，在真正的天方夜谭的风景中，我们拍了一张又一张。她快乐地换了鲜艳的裙子和西服上装，褐色头巾在胸前一摇一晃。

　　阿吉激动了。是不耐烦转译的费时，还是他相信更直截的交流？ 他粗声地独自吟唱起赞主辞：“俩依俩海——印兰拉！ 俩依俩海——印兰拉！ ……”吟到尾音时重重地把头摇向左胸。他们的高身腰的女儿肤皮微黑，她不蒙面，发髻上束一条红花手绢，与银须飘飘的虬髯父亲，与褐巾遮盖的母亲各各不同。

　　当然吃了她俩亲手拉出来的拌面。这地道的喀什噶尔女人手制的面条，当然白细韧长，嚼着色浓味重。但是我觉察出他们生活的窘迫，拉条子端上以后，我在细嚼慢咽之间，发觉他们只是注视着。那么就是说，这精致的面食依然只供待客。

　　饭后，阿吉送女儿回婆家，戴面纱的女人急急倾诉起来。我们已经是亲戚，以后希望你们全家都来。这里你们已经熟悉了，你已经了解我们。这块衣料不好，但是请你一定带回北京，代我送给你的妻子。啊，若是我能够朝觐，那我也许会在北京看到你们……黄昏在那一天降临得那么迅疾，映在地毯上的庭院杨树的婆娑疏影，已然是渲染的黑色。她显然意识着时光的短暂，想尽量多表达一些。而我则只能点头。我不会给她讲述关于面纱的闲话，那会玷污这难得的一刻。对于我，如此一刻贵重无比，与一个民族的相遇，与一种传说的接触，眼看就要结束了。

　　回到北京已是岁末，我小心地包好了洗印好的照片，又包上了一本精致的经典，用摹仿的维吾尔文和汉文写好地址，给他们一家寄去。

　　同时寄出的还有几包，都是那一年在南疆结识的“一千零一夜”里的人们。仔细核对了邮政编码，亲眼看着邮局人员收下以后，我就不再操心。礼貌已经顾全，更多地也再难做到。曾经想找民族学院的朋友帮忙，给他们写一封维文信，想想又觉得未必妥当。接着世事工作，人渐渐忙乱起来，心思便引向别处了。

　　如同默契，他们也都不再写信。两个月之后，有一封信寄来。它夹杂在许多信刊中间，我不经心地撕开封口，习惯地向外一抽——一帧她们母女的全身照片，拿在我的手中。她没有蒙上面纱，穿着一件新大衣，静静地站着，一双苍凉的深目注视着我。这是一位中年的维吾尔妇女，平凡而端庄，正如常常见到的一样。一瞬间我感到强烈的震动，心里一下涨起难以形容的感受。

　　我从未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她的表达出人意料，她的行为背后的逻辑耐人寻味。她用摘下面纱的方式，传达了严肃的信赖。我凝视着照片上那典型的维吾尔脸庞，却觉得看见的是他们的心情。受到信任的惊喜很快变成沉思，我回忆着两年来的风风雨雨，回忆着我在她们面前的举动。一幅面纱掀起，那时的一言一语突然闪光，有了含意。

　　是的，对于可以信任的人，面纱头巾可以除去。纱巾只是女人的传统，只是文明的传统，当你懂得尊重这传统的时候，纱巾就为你掀起来了。

　　我把三帧照片并排放在一块，久久地端详着。我不禁笑了：确实，我不知道在露面与蒙面之间，究竟哪一种更美。

　　我只知道，能够体验这()样一个始终，能够让照片编成这样的奇遇，是我个人履历上的一件大事。它远比那些出名得奖之类，更具备的性质。

　　难的是，下一步，我该做些什么呢？

　　（《中华散文》1998 年第9 期）

　　张承志：美文的沙漠

　　1983年至1984年之间，我曾经以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特定地域研究计划”合作人以及东洋文库外国人研究员的身份，在日本进行过为期一年的东北亚历史研究。无疑，在东渡之前，我也有过一份与日本文学界以及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界交流的愿望。甚至可以说，那是一份热望；我曾盼着自己的文学因这一交流而长足进步，我在内心里对这一目的寄托了远较研究学术研究更多的幻想。

　　但是，在异国感受到的真实粉碎了我的幻想和希望。到了后来，事情发生了极端的变化，我不客气地拒绝了一个个电话，并且公开申明自己不愿意与日本的文学界、特别是他们的中国文学研究界接触。

　　时至如今，我不仅仍在暗暗庆幸自己的这一变化，而且还暗暗确认了一个非理论的认识，即认为当代优秀的中国文学是不可能与外国人交流的。

　　为什么呢？除开诸多不属本文范围的原因之外，我想指出的一个问题是：美文不可译。

　　我以为这个与翻译学基本目标和理论相抵触的认识是正确的：无论是书面语（包括文学语言）或是口语，一旦在他们表达着使用者和使用民族的心境、情绪、特定意识、弦外之音、独有的生活、基于传统和文化的只可意会的心理素质的时候，它们就是很难甚至是不可翻译的。能够翻译的只是表面；只是大意、对应或比喻。翻译过程中的精益求精和刻意求真只能导致一个泥潭，站在两片文化之间束手无策的泥潭。容易翻译的语言都不是上述那种传神的东西，它们大约是机械的（如自然科学、含义准确的文牍）、平庸的（如低质的文学作品）或狭义的。可以说：传神的或有灵气的语言不可翻译。

　　翻译学顽强地与这一命运搏斗着。而他们的劳作之间还有一个被忽视的问题存在：对翻译对象的尊重。

　　在不存在尊重问题和问题已经解决的例子中，如对李白的诗，《水浒》、《红楼梦》，着作的翻译中，醒目的现象是译家风起，译本不绝。如《水浒》的日译本已多达数十种，而且看来还会继续增加。这说明，后来的更严肃和更的译家总认为，伟着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地被翻译。这又说明，脍炙人口和流芳百世的现象背后，实际上还存在着某种非文学的原因。

　　在尊重问题远远没有解决的时候，比如外国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译介，我敢断言，他们出版给外国读者的大多只是一些平庸的故事而已，甚至只是一些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情报信息。真正优秀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或不被他们所选择，或他们没有翻译和理解的能力。幸运的被完整介绍和渲染鼓吹了的恰好是一些次品。这些作品本来不属优异之作，他们的语言无底蕴无深味，甚至干瘪得删删漏漏也无妨大局，兼之肤浅的的政治思想内容和呆板的形式，于是正好与那些政治兴趣甚浓而艺术素养甚少的外国专家相映成趣，他们共同组成了一个更可悲的、在国外的中国当代文学形象轮廓。而事实上，与此同时，当代中国文学却正在文学化、艺术化，正在迅速地发展着。

　　对别人的攻击至此结束。

　　与我有关的是前面引出的一个概念：美文。

　　母语的含义是神秘的，我其实是在很晚以后，才多少意识到自己属于中国人中间的一支特殊血缘——因为回族是我国唯一的一个外来民族。然而一支异乡人在中国内地、在汉文明的大海中离聚浮沉，居然为自己重新选择了母语，——这个历史使我感到惊奇。在文学创作的劳动中，我至今还没有机会写一写使用这种语言曾带给我的种种美好感受。我记得我曾经惊奇：惊奇汉语中变幻无尽的表现力和包容力，惊奇在写作劳动中自己得到的净化与改造。也可能，我只是在些微地感到了它——感到了美文的诱惑之后，才正式滋生出了一种祖国意识，才开始有了一种大人气（？）些的对中华民族及其文明的热爱和自豪。

　　也许一篇小说应该是这样的：句子和段落构成了多层多角的空间，在支架上和空白间潜隐着作者的感受和认识，勇敢和回避，呐喊和难言，旗帜般的象征，心血斑斑的披沥。它精致、宏大、机警的安排和失控的倾诉堆于一纸，在深刻和深情的支柱下跳动着一个活着的魂。

　　当词汇变成了泥土砖石，源源砌上作品的建筑时，汉语开始闪烁起不可思议的光。情感和心境像水一样，使一个个词汇变化了原来的印象，浸泡在一片新鲜的含义里。勇敢的突破制造了新词，牢牢地嵌上了非它不可的那个位置；深沉的体会又挖掘了旧义，使最普通的常用字突然亮起了一种朴素又强烈的本质之辉。

　　这是绝不是单讲文字，更与文字游戏无缘。这一切不仅囊括了包括情节、典型、主题在内的角角面面，而且包容着和表现着作家的全部人生体验、真知灼见和文化修养。

　　叙述语言连同整篇小说的发想、结构，应该是一个美的叙述。小说应当是一首音乐，小说应当是一幅画，小说应当是一首诗。而全部感受、目的、结构、音乐和图画，全部诗都要倚仗语言的叙述来表达和表现，所以，小说首先应当是一篇真正的美文。

　　这样的美文是不可能翻译的。但是我应该放弃偏激的立论退一步说，这样的美文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能为翻译：那就是当彼岸的翻译者具备着同样的文学气质和修养，具备着另一种语言的美文能力，特别是具备着共同的或共鸣的理解和体验，具备着同样强烈的激动的时侯，翻译或理解就是可能的，而且可能是出色的。

　　而事实上太难了。

　　何止国际之间，即使“同文同种”的国内也是一样，有时相互理解，即相知的困难甚至使人急得想去找个翻译。对于一种真正的美文来说，有时孤独是难免的。

　　但是所以谈到孤独这个概念，还远远不是指的这些理解问题。对一种艺术或理想来说，特别是当它身上折射着某种文明在质变、民族在抉择、历史在取舍的时刻的光彩时，它不可能奢求热闹。就像尖兵在荷戟前进，就像口语在突破书面语，以及文学语言在突破语法一样，所谓美文是一头突入沙漠的骆驼，永远需要一种坚忍、淡泊和孤胆的热情。

　　何况，如果作品真的是那样的美文，那么作家就会在疲倦中得到安慰、自豪和激动。他会觉得这样的作品比生活更美，比自己更美，他会觉得此生因为追求过这样的作品而毫无遗憾，他在感受着自己的火焰渐渐暗淡的同时，也满意地看到这生命又在那些作品中活泼地闪跳起来。在那里活着的生命不再是微弱和暴露的，在水帘一般透明而又难以穿透的语言背后，在真正的文学艺术的躯体内部，他会觉得那生命奇异地强大了。

　　还有一个自我判断的问题。纵观历史指点江山都是容易的，但是，如果真的在自己的文学中寄托了一切，那么判断自己的文学就会是一件严肃而艰难的事。

　　我们这一代年轻（？）作家由于历史的安排，都有过一段深入而艰辛的底层体验。由于这一点而造成的我们的人民意识和自由意识，也许是我们建立对自己的文学审美和判断的重要基础。换句话就是说，继国际、国内的例子之后，现在谈到的是对自己“翻译”的()可能性问题。

　　这个问题无法说清。也许自信是一种关键。也许理论是一种关键。我只能说确实有一些可悲而且可笑的“自我感觉良好”的例子存在，而且自己本人如果也是其中一员那才是最可悲和可笑的。

　　而且这无异是估计未来和猜测未来；在这个问题上过分费脑筋是没有必要的，作家的创作更重要的依据是感受。

　　这又是一个沙漠。但是，我们毕竟有了人民和自由这两种意识做基础，我们还可以不断地体察生活、领悟历史、捉摸艺术。我想说的只是，在我只能循着命定的方式追寻我观念中的美文的过程中，我希望自己耳中总能听见人民和历史的脚步。我企图用听见的这种声音矫正自己的方向和姿势，把被动和主动调和起来。

　　沙漠又并非只是苦行和灼烤。在沙漠中，不仅有绝对的驰骋的自由，而且还有美丽的海市蜃楼。海市蜃楼就是梦，我以为梦对于一个作家是很关键的，也许，梦也是人类进步的一个动力。梦这个字眼儿在文学中已经用滥了，我讲的梦是另外一个概念。我以为，二十世纪末的世界历史已经证明了多次：梦的，梦的追求，乃是一个民族、一个人、一个青年、一个作家最宝贵的财富。

　　1985.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