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志：荒芜英雄路

　　张承志：荒芜英雄路

　　传奇的阿勒泰山脉终于摆在我两眼之前了。比起天山也许确实多少有一些舒缓，但依然是雨坡松林黑郁，阳坡绿草明媚。

　　对于新疆来说，这是偏僻的死角，然而我却清楚它应当是通路。幸亏蛀书的研究所生涯没能泯尽我的想象，我一直在心中揣摸那路在哪里。

　　看了阿勒泰郊外的白桦林，没有想象的雪白。小城当心也有一座树林，清澈的白浪翻卷的河上，有一座圆木桥。背后是闭塞的丘陵大山，积雪还斑驳可辨，但已经划不出雪线了。然而从蒙古高原到中亚细亚，我偏执地相信该有一条路线。你不该闭塞着遮住小城，只显给我一些白桦林清河水。我说的是路，是具体的“路”，而不仅是路线——那时我顽固地想。

　　路应当就埋在阿勒泰的这重重山间。

　　石堆墓如链在左面隐现。 草地荒漠化后，5月的芨芨草已经快啃光了。广阔的视野中有褐色的和铁色的秃山，使人难以想象这里居然就是阿勒泰的着名领土。

　　过北屯时，有一蠢肥的女人上车，活像西陲蝴蝶迷。粗俗无耻至极，对司机怒吼“坐你大腿上”。小屯、小聚落，中国人才造得出来的呆若木鸡的红砖平房不时推出，刺人眼膜的红色长条中走出几个流氓相的小伙，楞楞地盯着汽车看。这种戈壁荒地的住民居然活得健壮，在干旱得连岩石都龟裂的荒裸山脚迎送无聊人生，每天最大的事情是——看几辆过往的汽车。

　　然而那条道路应该在此。

　　我怀着的，是非常不合历史学者习惯的一种偏执。为什么呢？

　　就应当在这里。既然英雄时代的蒙古人以这里为通道，走向了广阔的中西亚，那么路就一定应当埋藏在这里。而且，我还判定这里应当有大量蒙古后裔。尽管我初次走向阿勒泰边缘，但我相信主观的感觉，我相信我只要见到蒙古人就能挖掘出那条道路。

　　到了青河县。如我判断，“青河”二字是蒙语“青格勒”的音译和意译。我兴奋地打断介绍，要求找几个当地蒙古人座谈。第一个见到的是县武装部长Dika，土尔扈特部蒙族军人，我开门见山动员他说：咱们要找到成吉思汗走过的那条路，不能让那条路埋在这里！

　　Dika激动了。

　　他取出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 用一根粗指头指着上面的等高线： “这里，在hara-balaqik-tu，有路。”他说的是蒙语。

　　***

　　接连几天我同本地全部老辈蒙古人谈着，唱着，喝着。青河县境的蒙古后裔是乌梁海人，讲一种远不如伊犁的厄鲁特方言那么和谐有致的难懂方言。但我们不用汉语。那时用汉语会出现泄密和玷污的语感。有一个老太婆反复问道：能唱么？能唱阿睦尔撒纳么？真的唱了阿睦尔撒纳也没关系么？

　　于是，反叛的英雄颂就唱起来了。

　　阿睦尔撤纳是北京的蒙古史界再三表态与之划清界限的叛乱首领。

　　正在忙着蒙古史硕士生论文的我，当时听着瘦骨嶙峋的老太婆醉酒高歌，倾诉着对阿睦尔撒纳的崇拜时，浑身每个毛孔都流动着“入伙”的快感。不知为什么快活得鼻子呛酸，觉得自己体内的邪恶在古怪地排泄。而那歌声比内蒙撕扯得更凶急，我心中学来不久的史学诸原则在醺醉中哗哗响着崩垮塌落。听着阿睦尔撒纳的赞歌，手足舞蹈在一伙陌生的乌梁海人中间，有一刹我觉得昏昏然放松了。算了，为什么非要考古寻觅，那条古代通路比起这首叛歌又有多大意义呢？

　　但是，蒙古人对成吉思汗的感情可不像汉族人对他们领袖那样实用主义。蒙古人对成吉思汗的爱是绝对的。所以，既然我断言这里应该有一条让成吉思汗40匹挽马抱着的宫帐大车（ordo teregen）走过的古路，那么乌梁海部就一定要把它找出来。事情一定要；我是否有斗志已经无关紧要。

　　***

　　方向是青河县东风公社，中蒙边界。但是没有车。枯坐在招待所里，干等。

　　我们住一个套间。后来来了一些当今最有权势的财政局或物资局的人，背信弃义的招待所就把他们安排进了我们里间，使我们当夜就变成了他们的值夜护兵。气愤得我每天往他们屋里吐痰，扔脏纸（当然趁他们外出时）。一直到Bata来的那个下午才结束儿童抗议战争，继续正业。

　　Bata是博州出身的察哈尔蒙古人，武装部干事，天天盼调到博州温泉县去。他扬言若到了温泉，就是“他妈的一等干事”；若不让他调，他就怠工。Bata闯进屋子，吓得我停住了对里屋的骚扰战。他大吼道：出发！有车了！出发！

　　***

　　走向大名鼎鼎的东风公社边界，途中依然满目疮痍。走向哈尔嘎特山沟的两岸，处处是一种青红色的灼烫砂块。不见畜群，不知夏营地在哪里。沿途星点不均地看见一些乌孙时代的链式墓，还有一处突厥石人墓——这也暗示着古代蒙古高原与中亚的交流。边境线静悄悄，连风都压低嗓音似吹似听。古怪地突然想到北京的长安大街，若是那条路也变成这般荒凉，该是多有意思呢。

　　在乱石丛生的山坡上颠簸着，吉普车像坦克在斗勇争狠。石头在枯柴篷篷中倔强地挡着，地势在蛮荒之中升高了。

　　车猛地刹住了。

　　Bata回头对我说：“喏，就是这儿。”

　　我揉揉眼睛，茫然不知所措。我在死寂的石头堆里走了几步，疲懒得想躺下睡一会儿。青白的烫人阳光高高充斥，那些石堆上的苔藓都是焦枯的。

　　我揉着酸痛的眼睛，费劲地踩着怪石走了几步。地势升高，右手出现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我突然看见了一条痕迹，有一个形状突然出现了：峥嵘的怪石整齐地排成10米宽的一条宽带，朝着哈尔嘎特左手的山顶伸去。青草枯干地刺出石缝，荆棘刺网般缠绕着这条尖石带。路，清清楚楚地静悄悄停在山坡上。

　　我不能理解。我惊慌地环顾四野，天地之间一片死寂。

　　静得像是一切都被抽空了。没有气流，没有地热，荆棘般的芨芨草像插在石缝里的锈箭。顶着凝住的阳光登高一些，巨石垒筑的大道像一条死去万年的死蛇，白白地反射着一种青绿的白光。我的脑子在一瞬间便计算了、归纳了、整理了、判断了，我在寂静中只用了一瞬就判断完毕。只是我古怪地被施了妖术，我觉得死亡般的荒芜正疾疾地蔓延上我的心，我觉得恐怖的白昼缄默正悄悄地封死着我的喉咙。

　　“Bata， tele jam muna”，我艰难地对那个察哈尔军人说。说出口我就觉得嗓子被重重地堵塞了，心头也猛然沉沉地坠下来。

　　Bata向其他人转译说：是那条路。他还亢奋地补充：是成吉思汗本人的路，已经肯定了！已经决定了！成吉思汗本人的路！嘿，干得好哇兄弟！

　　独自一条嗓子在空旷里倏然逝去了。

　　其实我没有多少依据。唯一依据是路宽10余米，以石方垫起了凹陷。在青河迤逦的草原上，这种道路无疑是为了车。而恰巧成吉思汗的宫帐大车又见于史料，所以——我解释着。愈讲朋友们越兴奋，而我自己却愈讲愈茫然。

　　全部洞悉一切的是阿勒泰。它沉默不给我一言相助。但我知道它支持我的感觉。

　　是这样。完全是因为感觉，使我嗅到了这条湮灭的英雄路。

　　哈萨克司机Toral把吉普开成了坦克。车在尖牙怪石上蹦着，我们吵嚷着追着，把石头搬着填给车轮。吉普车奇迹般在陡坡上蠕动了，离开荒凉的哈尔嘎特，向对面的夏牧场攀登。

　　我告诉Toral， 从成吉思汗以后，这是第一辆上了这条路的车。大家哄笑着，马上叫他Toral汗。

　　黄昏时分，降到了美丽的夏牧场，地名也是蒙语：

　　Hara-Barqiktu， 黑泥巴。肥美的绿草无声地涌着，五畜归牧，毡房上的炊烟浓浓。远方有些骑手的影子在疾忽地闪着，像在捕一匹马子。浴着最后一抹金晖的山坡上，两条狗终于舒服得禁不住伸伸懒腰，然后打着滚滑下坡来。女人们悄然游来游去，孩子们默默地盯着凝视。沉甸甸的蓝黑降下来，溶进苍茫的夕照。一位哈萨克老者恭敬地把手抚住胸，好像朝我们问了好。他背后有一道蓝醉的溪水，静静地碎成斑斓的紫缎色。

　　同样的宁寂啊，我想。

　　就这么静静地， 我仿佛眼睁睁看见一切都在沉入暮色。无论是7个世纪以前那壮举般的行军，无论是大名鼎鼎的成吉思汗或阿睦尔撒纳，无论是石砌的草原大道还是几千年星星点点遗下的各式古墓：一切在这片黑泥巴上都黯淡地沉灭了。山影灰了，树林淡了，毡包模糊了，炊烟终于和天地溶成一色，轻轻拥推着这异界般的夏牧场吐出一个久久的喘息。

　　野望消沉了，堕入仿佛情欲般的夏夜草原的游魂般的呼吸之中。

　　Bata从毡帐里出来，唤我快些进去。哈萨克人迎宾的礼性，还有煮熟的羊肉已经准备就绪了。

　　***

　　那条古道应当备忘如下：

　　经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一座叫做乌兰大坂（Ulan Daban）的山口，自34号界碑进入阿勒泰。 于克勒干敖包东侧南下，绕边、中、花3个海子；与自35号界碑入境的另一条古路于卡增大坂（Kazen Daban） 以东汇合。汇合后的大道遇滩消失，遇山修起，陡谷石筑，通向山外的哈尔嘎特大通道。

　　然后， 再汇合（或并行） 自中蒙国界67号界碑处Baka-ebi至盐湖、再至Ike-ebi的大道，南下准噶尔将军戈壁，直指木垒或吉木萨尔一线的古路。

　　《长春真人西游记》载：“二红山当路。又三十里成卤地。前至白骨甸地皆黑石。”问了牧人们，Baka和Ike（小、大）两座山都是红色。中有Dabsu，蒙语盐池。醉酒高歌的老妇人念念不绝地叨叨着乌兰大坂，显然那是自蒙古高原进入中亚的最大咽喉，可惜我不可能越境去查人家的领土。

　　写上这几行文牍是为了备忘么？也许只有我知道它的“史学”价值。在日本时谈到这次调查，见到过许多羡慕和怂恿的眼光。好像我也曾经打算过再深钻一下，搞一篇海内外扬名的论文。从青河武装部Dika部长那儿我已经抄了万分之一图的图号，难道我不曾准备让这条死路在学术上再活跃一番么？

　　黑泥巴（用蒙语写成“哈拉·巴勒其嘎特”就优雅了）草原皓月当空。脚旁蒙古的山和境内这边的山都苍茫无依。说不清为什么草地漾动般悄悄在动，山影林影都在忍受着高海拔的清冷。我披衣出外，肩肘间涌着清白的雾。心中被冻了一怔，接着就充满了冰冽的凉意。

　　***

　　老主人也披衣出来了，我猜他是担心狗会咬我。我在月光下望着他，只觉得他漆黑得像一个阴界的魂。我想问候或搭讪几句，但是我没有几句哈语。我沉默着，他也默默等着我。我想出了一句：

　　“Jakse Jaylaw，”好夏牧场；我听见自己的嗓音像一声塑料人的响声。

　　“Jaylaw Jakse，”他赞同地答。夏牧场好，接着他突然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我们都陷入了无言。

　　不，我永远也不会去搞那篇什么论文了。仅仅在这篇散文中留一条线索，让哪位偶然翻翻文学作品的学者去青河考察吧。或者去巴音乌里盖——蒙古人民共和国拥有着那座乌兰大坂的省份去考察吧，他们会发现整整一条成吉思汗的石筑大道。

　　英雄的时代结束了。

　　我只独自一人默默悼念英雄。我不干那种事情——当年英雄帐下几十万战士没有一个人屑于于那种事情，

　　英雄的道路如今荒芜了。无论是在散发着恶臭的蝴蝶迷们的路边小聚落点，还是在满目灼伤铁黑千里的青格勒河，哪怕在而美丽的黑泥巴草原的夏夜里，如今你不可能仿效，如今你我不到大时代的那些骄子的踪迹了。

　　老人探询地望着我，欠着身躯。

　　我抱歉地道着()谢，迈回了毡房木门。

　　真的，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重访阿勒泰。我也没有搞那个“科学研究”；因为我一翻开就觉得有一种嚼英雄粪便的感觉。我只是永远地怀念着阿勒泰大山，我清晰地看见有一条雄壮的大河般的道路，山间谷底奔腾蜿蜒。没有人知道它，只有我和那些牧人想着它。

　　1988·7

　　张承志：路口

　　一

　　今年又一次去了绍兴。该看的上一次早已看过，若有所思的心里有些寂寞。城市正在粉刷装修；拆掉刚盖好的大楼，改成黑白的绍兴色。可能是由于天气的原因吧，这一回头顶着万里晴空，总觉景色不合书里的气氛。在鲁迅故居门口，车水马龙根本不理睬远路的游客；滔滔河水般的群众之流，擦着制作的假乌篷船一涌而过。我犹豫着，最后决定不再买票进去。

　　与其说是来再一次瞻仰遗迹，不如说是来复习上一次的功课。那一次在冬雨中，我们走过了一条条街道，处处辨认着遗迹和背景。那几年我潜心南方的游学，事先读足了记载，到实地再加上草图笔记。我辨认着，小街拐角座落的秋瑾的家，青苔沾湿的青藤书屋，还有山阴道、会稽山、古史传说的夏禹陵。蒙蒙冷雨中的修学令人愉快，追想着那些日子，盼着再重复它一次。

　　虽然我明白这是一处危机潜伏之地。渐渐地我们终于明白了，这个民族不会容忍异类。哪怕再等上三十年五十年，对鲁迅的大毁大谤势必到来。鲁迅自己是预感到了这前景的，为了规避，他早就明言宁愿速朽。但是，毕竟在小时代也发生了尖锐的对峙，人们都被迫迎对众多问题。当人们四顾先哲，发现他们大都暧昧时，就纷纷转回鲁迅寻求解释。我也一样，为着私人的需要，寻觅到了这里。

　　反省着对他的失言与败笔，我常自戒不该妄谈鲁迅。无奈乏于参照，于是又令人生厌地转回这里。我已经难改习癖，别人更百无忌惮。那么多的人都在议论鲁迅，那么多的人都以鲁迅为饭碗，那么多的人都自称鲁迅的知音--这种现象，一定使他本人觉得晦气透了。

　　不知到了毁谤的时代，一切会怎么样。

　　同伴是本地人，对是否进去参观无所谓。我也觉得要看的都看过了，门票要四十元呢，或者就不进去了吧。路口上，车声轰轰人声鼎沸，不由你过分地斟酌徘徊。于是胡乱决定离开，心里一阵滋味索然。

　　就这样，这一次在绍兴过鲁门而未进。虽然脚又踩过这块潮湿土地，端详过秋瑾的遗墨、进入了徐锡麟的卧室，我没有迈过那个路口。我想保护初访的印象。冬雨的那一次我夹在一群小学生里一拥进了三味书屋，后来就亲身站到了百草园。那时的感觉非常新鲜，自己的小学生时代、以及自己孩子的小学生时代一霎间都复活了。那不是来瞻仰伟人的故居，而是回到自己的孩提时代。一股那么亲近的冲动，曾在人流拥挤中幼稚地浮现。

　　从鲁迅家的大门口迈步，左右转两个弯，隔一两条小街，原来三百步之内，就是秋瑾的家。

　　初次意识到这一点时，我心中不由一惊。他们住得这么近！……果然还是要到现地，才能获得感受。我不住地遐想。彼此全然不相识是不可能的，即便没有借盐讨火做过亲密邻里，也会由于留学一国彼此熟识。若再是朋友，就简直是携手东渡了。

　　后来去了徐锡麟的东埔镇。冬月来时，以为东埔路远不易到达，这一回才知东埔镇就在眼前，公路水路都不消一阵功夫。这么说，我寻思着，烈士徐锡麟的家乡就在咫尺--这几个人，不但是同乡，而且是同期的留日同学。

　　站在路口上，我抑制着心里的吃惊，捉摸着这里的线索。

　　一切的起源，或许就在这里？

　　二

　　一九〇五年是秋瑾留学日本的次年，其时鲁迅做为她的先辈，已在日本滞留了两年。不知他们是否做好了思想准备，国家兴亡与个人荣辱的大幕就在这一年猝然揭开，并与他们的每一个人遭遇。

　　一件大事是日本政府与清朝勾结，为限制留学生反清政治活动颁布了“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应该注意，取缔一语在日语中主要意为“管束、管理”)。此事引起轩然大波，秋瑾的表现最为激烈。

　　诸多论着都没有涉及当时留学生的反应详情；但参照（比如八十年代末以来）留洋国人的多彩面孔，我想当时的诸多精英一定也是形形色色。冷眼看着中国留学生的样相，日本报纸《朝日新闻》发表社论，嘲笑中国人“放纵卑劣，团结薄弱”。湖南藉留学生陈天华不能忍受，他以性命反驳蔑视，投海自杀。

　　与他们气质最近的日本作家高桥和巳，对此事的叙述如下：

　　陈天华的抗议自杀，最富象征地表现了投影于政治中众多之死的、文化传统与传统心情的方式。

　　一九〇九年,日本的文部省公布了《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不用说，这是应清朝的要请，限制留学生革命活动的东西。当时，《朝日新闻》侮蔑地批评那些反对《取缔规则》、进行同盟罢课的中国留学生，说他们“出于清国人特有的放纵卑劣的意志，其团结也颇为薄弱”。陈天华痛愤于此，写下了绝命书，在大森海岸投海自杀。

　　他在《绝命书》中说，中国受列强之侮，因为中国自身有灭亡之理。某者之灭，乃自己欲灭。只是中国之灭亡若最少需时十年的话，则与其死于十年之后，不如死于今日。若如此能促诸君有所警动，去绝非行，共讲爱国，更卧薪尝胆，刻苦求学以养实力，则国家兴隆亦未可知，中国不灭亦未可知。

　　他区别了缘于功名心和责任感的革命运动，要求提高发自责任感的革命家道德。

　　（《暗杀者的哲学》，《孤立无援的思想》所收，页一九三至一九四）

　　每读这一段故事我总觉得惊心动魄，也许是由于自己也有过日本经历。陈天华感受过的歧视和选择，尽管程度远不相同--后来不知被多少留日中国学生重复地体验过。只是一个世纪过去到了这个时代，陈天华式的烈性无影可寻了。在一种透明的、巨大的挤压之下，海外中国人的感情、公论、更不用说行动，日复一日地让位给了一种难言的暧昧。陈天华的孤魂不能想像：男性在逢迎和辩白之间狡猾观察、女人在顺从和自欺之间半推半就。

　　陈天华已经死了，活着的还在争论。在侃侃而谈中学人们照例分裂；有的是学成救国派，有的是归国革命派，我想更多的一定是察颜观色派。身为女性言行却最为“极端”的秋瑾那时简直如一个“恐怖主义者”，面对纠缠不休的同学，她居然拔刀击案，怒喝满座的先辈道：“谁敢投降满虏，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而在场者中间就有鲁迅。

　　显然秋瑾不曾以鲁迅为同志。或许她觉得这位离群索居的同乡太少血性，或者他们之间已经有过龃龉。大概鲁迅不至于落得使秋瑾蔑视的地步？在秋瑾的里，找不到她对这位邻居的一语一字。

　　我更想弄清当时鲁迅的态度和言论。但是诸书语焉不详，本人更欲言又止。渐渐地我开始猜测，虽然不一定有过争吵和对垒，大约鲁迅与同乡的秋瑾徐锡麟有过取道的分歧。或许鲁迅曾经对这位男装女子不以为然；她太狂烈，热衷政治，出言失度。鲁迅大概觉得她不能成事，也不是同道。鲁迅大概更嗅到了一种革命的不祥，企图暗自挣扎出来，独立于这一片革命的喧嚣。

　　留学日本是一件使人心情复杂的事。留日体验给于人的心理烙印，有时会终一生而不愈。

　　敏感的鲁迅未必没有感受到陈天华的受辱和愤怒，但是他没有如陈天华的行动。或许正是陈天华事件促使鲁迅加快选定了回避政治、文学疗众的道路。

　　他的意识里，说不定藏着一丝与鼓噪革命派一比高低的念头。但是时不人待，谁知邻居女儿居然演出了那样凄烈的惨剧，而他自己，却只扮演了一个“看杀”的角色！

　　逐渐地，我心里浮现出了一个影子。

　　它潜随着先生的一生，暗注着先生的文字。我想诸多的研究，没有足够考虑鲁迅留日十年酿就的苦涩心理。称作差别的歧视，看杀同乡的自责，从此在心底开始了浸蚀和齿咬。拒绝侮辱的陈天华、演出荆轲的徐锡麟、命断家门的秋瑾--如同期的樱花满开然后凋零的同学，从此在鲁迅的心中化作了一个影子。这影子变做了他的标准，使他与名流文人不能一致；这影子提醒着他的看杀，使他不得安宁。

　　也许就是这场留学，造就了文学的鲁迅。

　　三

　　隔开了百年之后，寻觅鲁迅如同盲人摸象。

　　但仍然还有思路可循，这思路是被作品中的处处伏笔多次提示了的。研究鲁迅的事不能用顾颉刚的方法，但是一样需要考据。

　　它不像考据山阴大禹陵；那种事缺乏基本的根据，谁也很难真能弄得清楚。鲁迅的事情与我们干系重大，它不是一家之说壶中学术。流血的同学和鲁迅几位一体，身系着民族的精神。从一九〇三年鲁迅留学日本开始计算，整整一个世纪过去了； 一九〇七年徐锡麟和秋瑾死难的世纪忌日，也正在步步临近。应该梳理脉络，更应该依据履历。这履历中，有刻意而为的--他的做法，他的伏笔。

　　站在绍兴的路口，眺望着鲁迅纪念馆和鲁迅故居，还有出没着正人君子的“咸亨酒店”，我感到了作品的明示，和刻意的作伪。

　　在经历了陈天华、徐锡麟、秋瑾的刺激以后，或者说在使自己的心涂染了哀伤自责的底色以后，后日直至他辞世的所谓鲁迅的一生，就像恐怖分子眉间尺的头和怨敌在沸水里追逐一样--他与这个日本纠缠撕咬，不能分离。

　　那以后的历史可能是简单的：三一八，九一八。三一八在北京的执政府门前再现了绍兴的轩亭口，他绝不能再一次看杀学生的流血。九一八使那个日俄战争的幻灯片变成了身边的炮火，使他再也不能走“纯粹的文学”道路。

　　不是每一天都值得如陈天华那样一死，但是每一天都可以如陈天华那样去表现人格。回顾他归国后的生涯，特别是三一八和九一八之后，显然他竭尽了全力。他不能自娱于风骚笔墨中日掌故，如今日大受赏味的周作人。他不知道--苟活者的，是否能回报殉死者的呼唤。想着陈天华和徐锡麟以及秋瑾，我感到，他无法挣脱一种类近羞愧的心情。

　　在中国，凡标榜中庸宣言闲趣的，大都是取媚强权助纣为虐的人。同样，凡标榜“纯粹文学”的，尽是气质粗俗的人。

　　鲁迅与他们不同；他做不到狡猾其艺术、中庸其姿态--而无视青年的鲜血，回避民族的大义。但正是他曾严肃地拒绝激进，选择了一介知识分子的文学疗众道路。但是江山不幸，文学是彷徨之路，鲁迅一直挣扎在政治与文学之间。三一八，九一八，他不能不纠缠于这两个结；他的交友立论横眉悦目，都围绕着这两件事。而这两件事，挣不断地系在一根留日的线上。

　　时间如一个不义的在场者，它洗刷真实催人遗忘。邻居的女儿居然那么凄烈地死了，他反刍着秋瑾逆耳的高声，一生未释重负。鲁迅不能容忍自己在场之后的苟活，所以他也无法容忍那些明明在场、却充当伪证的君子。

　　陈西滢不知自己的轻薄为文，触动了鲁迅的哪一根神经。他不懂学生的流血意味着什么；他也不懂面对学生流血的题目，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言行禁忌。

　　徐懋庸之流也一样，他们不懂在忍受了同学少年的鲜血以后、仍然被鲁迅执拗选择了的--文学的含义。他们不知自己冒犯了鲁迅最痛苦的、做为生者的选择。

　　后来读到鲁迅先生在当年的女子师范大学风潮之后，其实表示过对这种形式的反对：“请愿的事，我一向就不以为然”，他说官府“他们麻木，没有良心，不足与言，而况是请愿，而况是徒手”（《空谈》）。“我却恳切地希望，‘请愿’的事，从此可以停止了。”（《“死地”》）

　　这正与陈天华无独有偶。陈天华虽激烈殉命，但正是陈天华对那份管理规则不持过激态度。他在绝命书中写道“取缔规则问题可了则了，切勿固执。只是希望大家能振作起来，不要被日本报纸言中了。”

　　激烈并不一定就是过激。虽然在这个犬儒主义国家，我们习惯了媒体和精英用过激一语四处抹煞他人价值，但是历史多次提示着：胸怀大激烈的人，恰恰并不过激。

　　四

　　不知道我是否过多强调了鲁迅文学中日本刺激的因素。但确实就在他留学日本之后的五四时期，在《新青年》的页面上，他突然展示了一种超人的水平和标准。他的最初也是最伟大的作品，都与家乡的这两位牺牲者、与留日的一幕有关。

　　徐锡麟事败后，被清兵剖心食肉一事，甚至是他文思的直接引子亦未可知。所以就在他最早构思的时候，吃人行为就成了《狂人日记》最基础的结构间架。鲁迅在这个开山之作里宣泄和清算，借着它的摩登形式。他不仅表达了所受过的刺激，也忍不住代徐锡麟进行控诉：“从盘古开辟天地以后，一直吃到……吃到徐锡麟！”

　　接着在短篇小说《药》里，秋瑾被写作了坟墓中的主人公。作为短篇小说这一篇是完美的；故事、叙述、蕴意、人血馒头和药的形象，甚至秋瑾和夏瑜，这工整的对仗。高桥和巳联系他在日本弃医从文的经历，指出“买人血馒头吃的民众，是围观同胞被当成间谍处死的民众的延长”。

　　这样写的真实动机，埋在他思想最深的暗处。抛开徐、秋二同乡的影子，很难谈论鲁迅文学的开端。套用日本式的说法，他们三人是同期的花；只不过，两人牺牲于革命，一人苟活为作家。我想他是在小说里悄悄地独祭，或隐藏或吐露一丝忏悔的心思。

　　散文《范爱农》是更直接的透露。

　　这个特殊的作品如一篇细致的日本档案。当然,也如一帧辛亥革命前后的白描。除此之外，鲁迅还未曾找到任何一个机会来倾诉私藏的心事。

　　范爱农是徐锡麟创办的热诚学校弟子，与鲁迅同期的留日学生，一个革命大潮中的失意者和牺牲者。鲁迅借范爱农的嘴和事，不露声色地披露了如下重要细节：

　　徐锡麟一党与他疏远的事实。“你还不知道？我一向就讨厌你的，--不但我，我们。”虽然关于疏远的原因已无需深究，但鲁迅依然半加诙谐带过了这么一笔。

　　其次，徐锡麟剖心殉难后，他在东京留学生聚会上主张向北京抗议的细节（这个细节，正与秋瑾在针对取缔规则聚会上的拔刀相应），“我是主张发电的。”

　　最后，散文叙述的他与范爱农的交往，了他对死国难者的同学们的一种责任感和某种--补救。范爱农给了鲁迅补救的机会，他们的相熟同醉，都使鲁迅获得了内心的安宁。穷窘潦倒的革命军后来依靠着鲁迅，这件事情是重要的。所以，散文记录的濒死前范爱农的，对鲁迅非同小可：“也许明天就收到一个电报，拆开来一看，是鲁迅来叫我的。”

　　范爱农死后，鲁迅写了几首旧诗悼念。十几年后写作散文《范爱农》时他回忆了几句，忘掉的一联恰恰总结了这个情结：“此别成终古，从兹绝诸言。”

　　一九二六年这篇散文的发表，是鲁迅与日本留学生纠葛的落幕。《范爱农》是鲁迅对留日旧事的清理。他对一切最要紧的事情，都做了必要的辩解、披露，以及批评。这是那种作家不写了它不能安宁的篇什。我想，当鲁迅终于写完了它以后，郁塞太久的一团阴霾散尽了。一个私人的仪式，也在暗中结束了。

　　终于鲁迅有了表白自己基本观点的机会。他借王金发异化为王都督的例子，证明了革命之后必然出现的腐化。它更委婉而坚决地表明了自己拒绝激进、拒绝暴力的文学取道。在先行者的血光映衬下，这道路呈着险恶的本色。

　　五

　　陈天华死后已是百年。鲁迅死去也早过了半个世纪。若是为着唤起中国的知识分子，也许他们真的白白死了。

　　--谁能相信，使陈天华投海的侮辱，其实连一句也没有说错。“特有的卑劣，薄弱的团结”，简直可以挂在国门上。居然一个世纪里都重复着同一张嘴脸，如今已经是他们以特有的卑劣，逐个地玷污科学和专业领域的时代了。

　　一百年来，中国的犬儒哲学从来没有接受陈天华的观点，更不用说对十足的恐怖分子徐锡麟和秋瑾。他们站在无往不胜的低姿态上，向一切清洁的举动冷笑。在那种深刻的嘲笑面前每个人都又羞又窘，何况峣峣易折的鲁迅！

　　或者，一部近代中国的历史，就是这种侏儒的思想，不断战胜古代精神的历史。

　　但是，做为一种宣布尊严的人格（陈天华）和表达异议的知识分子（鲁迅），他们的死贵重于无数的苟活。由他们象征的、抵抗和异议的历史，也同样一经开幕便没有穷期。过长的失败史，并不意味着投降放弃。比起那几枝壮烈的樱花，鲁迅的道路，愈来愈被证明是可能的。

　　他不是志士，不过为苟活于志士之后而耻。由于这种日本式的耻感，他不得解脱，落笔哀晦。人誉他是志士不妥，人非他偏狭也不公。他心中怀着一个阴沉的影子，希望能如陈天华，能如秋瑾和徐锡麟一样，使傲慢者低头行礼，使蔑视者脱帽致敬。

　　后来参观鲁迅的上海故居，见厅堂挂着日本画家的赠画，不远便是日本的书店，我为他保持着那么多的日本交际而震惊。最后的治疗托付给日本医生，最后的挚友该是内山完造--上海的日子，使人感觉他已习惯并很难离开那个文化，使人几乎怀疑是否存在过--耻辱和启蒙般的日本刺激。

　　留学日本，宛如握着一柄双刃的刀锋。大义的，文化的沉醉。人每时都在感受着，但说不清奥妙细微。这种经历最终会变成一笔无头债，古怪地左右人的道路。无论各有怎样的不同，谁都必须了结这笔孽债。陈天华的了结是一种，他获得了日本人的尊敬；周作人的了结也是一种，他获得了日本人的重用。

　　鲁迅的了结，无法做得轻易。

　　其实即便没有那些街谈巷议，他与周作人的分道扬镳也只在早晚。虽然后来人们都把陈天华秋瑾徐锡麟挂在嘴上，而唯有他深知他们的心境。从陈西滢到徐懋庸，他的敌手并没有这种心理。那些人内心粗糙，睡得酣熟，不曾有什么灵魂的角力。而他却常常与朋辈鬼类同行，他不敢忘却，几倍负重，用笔追逐着他们。

　　站在路口的汽车站牌下，我突然想像一个画面：那是冬雨迷蒙的季节，鲁迅站在这里，独自眺望着秋瑾的家。不是不可能的，他苟活着，而那个言语过激的女子却死得凄惨。他只能快快提起笔来，以求区别于那些吃人血馒头的观众。

　　他用高人一等的作品，以一枝投枪的姿态，回答了那个既侵略杀戮又礼义忠孝；既野蛮傲慢又饱含美感的文化。他的成功了；他以自己的一生，解脱了那个深深刺激过他的情结。

　　他的了结恰似一位文豪所为--他没有终结于作家的异化。向着罪恶的体制，他走出了一条抗争与质疑的路。他探究了知识分子的意义，对着滋生中国的伪士，开了一个漫长的较量的头。

　　六

　　据说绍兴市要斥资多少个亿，重造晚清的旧貌。

　　那边的故居门口今年弄来了几只乌篷船摆设，弯腰钻进去划到大禹陵要四十五元。鲁迅的天上卢罕（灵魂）一定正苦笑着自嘲，他虽然不能速朽，却可以献一具皮囊，任绍兴人宰割赚钱。

　　既然不打算再进去参观，我们就到了公共汽车站。

　　这一站，叫做“鲁迅路口”。

　　对先生的追思，写了这()篇就该结束了；也许不该待那些吃鲁迅饭的人太尖锐，像我一样，人都是以一己的经历猜度别人。人循着自己的思路猜想，写成文字当然未必一定准确。

　　或许鲁迅的文学，本来就不该是什么大部头多卷本长篇小说，也不是什么魔幻怪诞摩登艺术。虽然他的文学包罗了众多……尤其包罗了伪士的命题，包罗了与卑污的智识阶级的攻战。但是如果允许我小处着眼随感发言--或者可以说，他的文学不过是日本体验的结果和清算，是对几个留日同学的悼念和代言。

　　公共汽车流水一般驶来这个路口，又纷纷驶离。天气晴朗，可以看见秋瑾家对面的那座孤山。

　　大潮早已退了，幕落已有几回。逝者和过去的历史都一样不能再生，人们都只是活在今日随波逐流。无论萧条端庄的秋瑾家，或者郊外水乡的徐锡麟家，来往的都是旅游的过客。他们看过了，吁嘘一番或无动于衷，然后搭上不同的车，各奔各人的前程。

　　这个站的车牌很有意思。好像整个绍兴的公共汽车都到这儿来了。每路车都在这个路口碰头，再各自东西。一个站，排排的牌子上漆着的站名，都是“鲁迅路口”。这简直是中国知识界的象征，虽然风马牛不相及，却都拥挤在这儿。

　　我注视着站台，这一次的南方之旅又要结束了。

　　一辆公共汽车来了，人们使劲地挤着。都是外地人，都是来参观鲁迅故居的。在分道扬镳之前，居然还有这么一个碰头的地方。我不知该感动还是该怀疑，心里只觉得不可思议。

　　写于二〇〇二年八月，祁连－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