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志：杭盖怀李陵

　　张承志：杭盖怀李陵

　　在草地放羊的时候，我总对把羊群放到北边大山上怀着一种含混的激动。那时中蒙国交恶劣，可是我总向往着国界——在我出牧最北的、白音呼布尔大队的薄叶山上，羊群吃着秋季里油脂肥嫩的明根勒草，遥遥摆在北方尽头的国界是蔚蓝色的。

　　有一次我们4名知识青年骑马去了边防站， 吃边防军的大米饭（久违了不知多久），纵马追夜空中的一只火球（在阶级斗争严重的年代里草原上信号弹夜夜不绝），遛遍了塔勒根·敖包边防站一带的冬牧场。而真正的目的我是模糊知道的，那就是要亲眼看一看北蒙古的大地。

　　蒙语中的外蒙古，为什么不译成北蒙古呢，内蒙若泽成南蒙或襟麓蒙古多好。

　　那时我们地位低下，生计严酷，心中常常怆然响着苏武牧羊的音调。至于对降了匈奴的李陵，并没有过多的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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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年时光，如毛主席诗词中写的一样，“弹指一挥间”。

　　我没有想到自己混入中国作家代表团，来到了据说与中国已经近30年不相往来的北蒙古。不仅越过了当年塔勒根·敖包一线的蓝色远山，而且越过了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一直向北，向北，进入了大名鼎鼎的杭益山脉以北。

　　好像两国之争，来使之命，于我都毫不相干。用不着克格勃监视，用不着一种异化了的如朗诵社论的略尔喀方言的导游，我用我的双眼，迎接着我熟悉的景色扑来。

　　秋草原上明根勒的紫花球已经散了，节令使人遗憾地已经逼近初雪。大地一望千里金黄眩目。清澈的风吹得挺拔抖擞的金叶透明如箔。杭盖，北蒙古的北屏，原来也和乌珠穆沁的丘陵一样舒缓。

　　我心中真地感到了怅惘。

　　我知道：杭盖北麓，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阿拉杭盖省，是我人生旅途的北极了。

　　我再不能更北一步了。

　　恰似萎缩了的中国，我所能达到的，远远比不了那些人了。比如霍去病、卫青、苏武、卫律、中行说、李陵，他们的足迹都达到了贝加尔和叶尼塞流域，——即使站在杭盖之颠北眺，那里也是万里绝域。

　　20年来我也变了。我厌恶霍去病、卫青之类军人。我更厌恶苏武；他和孔老二一样使人压抑。在我的北方史观中，真正使我感动的人是李陵——在阿拉杭盖的省府其其格勒特（花城之意），看着一张张蒙古人的面孔，我总觉得他们藏着一些李陵的秘密。

　　在一个严肃得过分的官方代表团里，站在杭盖北麓独自胡思乱想，是有点太不着边际了。

　　我只能尽力地远眺北方。像20年前在白音呼布尔的薄叶山上一样，杭盖以北依然是远山如线，金草如潮。遮断了我视线的一抹淡蓝，依然在天极地尽静静地一字摆开，继续着20年前的那个默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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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远托异乡的体验，没有怀着重归故乡时真正单纯的，没有在某一天突然意识到异乡的珍贵———是很难记住李陵的。不是我自己留心着、而是蒙方人员时时提醒着：你是文化交流断绝近30年后的第一批中国代表团成员——这不知缘由地使我心中轰响着李陵的句子：

　　子归受荣，我留受辱。

　　不知为什么那样感慨击心。好像在判断着将来冥冥中的—个朦胧前途。杭盖北麓一片静寂，雪白的毡庐纯洁得难以置信。我吸着清冷醇浓的空气，总怀疑这宁静那么不稳定。静若处子，动如脱兔，人在不测中遭逢这种前途并不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当他无家可归，朝廷执行不义的时候，叛变也许是悲壮的正道。

　　远托异国，昔人所悲。

　　望风怀想，能不依依。

　　身之穷困，独坐愁苦。

　　终日无睹，但见异类。

　　韦韛毳幕，以御风雨。

　　膻肉酪浆，以充饥渴。

　　举目言笑，谁与为欢！

　　胡地玄冰，边土惨裂。

　　凉秋九月，塞外草衰。

　　夜不能寐，侧耳远听。

　　胡笳互动，牧马悲鸣。

　　吟啸成群，边声四起。

　　晨坐听之，不觉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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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杭盖草原疾行而无声的秋风中，断续忆着诵着这些名句，心中的一切烦乱欲利都被荡涤一空。不知是难过，或者是激动，只觉得不能诉说，不容解释。其其格勒特下行千里的阔大草原上，异国的牧人仿佛都隐匿了，空无一人一影的金黄大海中，只有不变的景色在与我对视。

　　这是杭盖以北，李陵居国的景色……

　　我毕竟是邻国乌珠穆沁出身的牧人，我不可能视而不见：这空茫得几乎针落成雷的金秋草海里，浮动着一种深沉的亲切。

　　游遍阿拉杭盖，看过了塔莱特神石、讨高火山口、查干淖尔蓝海，又顺着蓝澈得呈紫黑的河道返程，我不能再向北追踪他了。不仅是不能够再穷究李陵的居地，连我的人生也已遇上它的北尽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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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那篇至今感动我的名文，几可断定不是李陵作品。我明白这篇散文为什么那样工整完美，因为年逼40我也有了作者的心境。不一定是李陵，是李家后代，也不一定是久居草地洞知游牧的人，才能写出那些句子的。只要中国不变，只要——“妨功害能之臣尽为万户侯，亲戚贪佞之类悉为廓庙宰”；如《答苏武书》这样的美文，就一定会诞生的。

　　叶尼塞河上游的阿巴坎，旧坚昆之地发现了汉式宫殿遗址。苏联考古学家艾赫切哈娃断言考定——除李陵不可能有他人拥有这座宫殿。两唐书中记载了大量黠戛斯（柯尔克孜）人自称李陵苗裔的族源传说；日本突厥学家护雅夫认为，黠戛斯之一部即黑发黑须黑瞳的一部，乃是李陵及降卒后裔这一传说，已经成为正史史源，但尚不是信史。

　　苏联女考古学家也许多了一分女性的激动和情感。日本老人学者也许抑制了一分模糊的冲动。

　　敦煌文书中有大量唐五代流行的民间说唱剧本，其中有所谓李陵变文若干。史家费了大力，构拟了唐五代黑暗中国的民间是怎样怀念李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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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火入魔，不求学问而好歪途，我总觉得我隐约看见了一条人类悼念的感情流脉。而且，这悼念似乎没有对像，不像悼念李陵却像悼念自己。

　　很奇怪，好像没有写过这种感情。也可能他对中国的心太重了，他与中国之间千丝万缕，纠缠得太深了。他不写，一个巨大的空白就隔开了过去和现在。

　　现在有谁为两千年前葬身杭盖以北的亡人感到痛楚呢？有谁还会那样面临个人与国家、道德与亡命、和平与危险的大问题呢？李陵是军人，他赌了老母妻子性命思考了抉择了。司马迁是文人，他赌了自己的男身思考了写完了。我周围活得轻松如蝇的军人思考么？我周围写得纸腐墨臭的文人思考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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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然看着杭盖北面草地尽头的山影，我总觉得那就是唐努乌梁海的大山，也许它就是障人眼目的最后一道山——萨彦岭。在那道山影的彼岸，是匈奴右翼故地，是李陵分地的坚昆，是黑发黑瞳的柯尔克孜牧场，是一定热情的苏联考古学家艾赫切哈娃发掘的匿名宫殿。疾潮般的黄枯秋草哗哗地打着双腿，我觉得我离那边是如此接近，近得可怕。

　　我就在这里， 在阿拉杭盖秋9月的草潮中致意吧。“男儿生以不成名，死则葬蛮夷中”——也许唯此才是通途呢。我也曾插入游牧民族的队列，我知道他们远没有孔孟之徒的伪善和凶残。李陵将军，且不说他永远成为军人文人试金石般的限界，即使只是他一缕血脉染入大漠，使黑发黑瞳的一支骑手世代怀想——难道还不够一桩美丽的壮举吗？

　　我默然打消了将来寻机去苏联，到叶尼塞河上游的阿巴坎宫殿遗址的奢望。我的祭心止此已够了。能够在杭盖北麓，能够在李陵自由自在射猎而没有刀笔之吏逼索的地点思想一番，已经够了。我毕竟只是一名乌珠穆沁出身的牧羊人，能够了解包括杭盖的广()袤牧地，我已经平生愿足了。

　　真正的祭祀会有的。在日复一日的流年里，黑发黑瞳的骑手会用突厥语言默默诵祝；在沧海移断的大时代，会有人获得慷慨激烈的体验和感情，以惊天动地的举动来实行祭礼。

　　1988·7

　　张承志：芳草野草

　　北京的夏季是如此恐怖，以前虽然一直熬煎般体味咀嚼着，却一直没有总结出这种恐怖之意来。不仅是酷暑苛烈，漫漫无期，不仅是蒸闷揪心，日下如灼——我最感到恐惧的，是人已经厌恶而躲避一地绿油油的野草了。

　　溽暑京城的荫下，野草是粘腻的。

　　绿丛茂盛粗野地等着，想把人浑身湿透再刺痒，然后缠住在曝日下蒸。

　　我是从什么时候起，就总是慌慌地逃避碧绿、逃避野草了呢？

　　其实我清楚，我甚至在骨肉中都是一个真正的草地人。

　　我曾经那么喜爱烈日烤烧下的夏季乌珠穆沁。我那时把被紫外线烫伤了的颊贴在枯干的青草波浪里，在羊群卧定时酣沉地在牧场山坡上独自大睡。

　　有时还大胆地把马笼头拴在脚上。

　　后来，我一连20年记忆着那时嗅到的野草的浓烈苦味儿。因为记忆的偏执和牢固，我几近重复地、大量地写过这种夏天野草和它的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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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年复一年苦热着的夏天，也许它使得野草都异化了。不用说奢望伏在大海般的野草坡上独自和大自然默诉衷曲，就连对刷刷走过草地的想象都很困难：我总觉得那粘粘的饱水的绿丛里藏满了蛇蝎，或是一些不凶残但更恶心的虫。

　　它们茁壮而茂密；我不理解它们怎么有这样健康的神经。应该是只有世袭的豪门子弟才能这样喧嚣着生长的，我觉得望着它们的时候两耳被尖锐得意的锐声撕得疼痛欲裂。它们无耻而洋洋万言；我不知自己还能当着它们讲一讲二加一的道理么。伪作、伪学之上，如今已经有了伪草——人还能和世界交流吗？它们再不讲野草的本份，我寻不见朴实、羞涩、文雅、窘迫、勤苦、士之愤怒和布衣之节，如今已经不是分期中的上一段；如今是人民堕落的新时代了。这就是都会的野草，都会压力和威逼、利诱和煽惑之下的野草。难道昔日伴我从东乌珠穆沁大片野草中来到都会的那一伙年轻人，他们能忍受这样的草环境么，我不信。

　　在这一派草环境草风景中，我知道我们全惊呆了。

　　读过的、经过的、听说的世界上，好像没有一个参考。不敢置信的忍受，正由每一个野草般质地朴素的伙伴们忍着。

　　我也一样。每天我都数着生计送往迎来，每天我都宁心肠气尽力而为，然而我清楚地感觉着自己心上绷紧的一根硬弦，而且每天都感到这弦在恶草湖腥中层层锈着。渐渐地，我觉得自己游泳蹒跚在这绿污的腐草之中，我只能一天天拥着它、随着它。我的事情总是被隔得很远，而读它接受它或排斥它，却仿佛已成了我的正业了。

　　我想不承认它。可是我只能承认它也是野草。先生写过散文并束以野草为名，他在深夜想到的是像这样的野草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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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旱恶热的北方，如今快换遍了这种植被了。那革湿淋淋伸展纠扭着，蒸泡着瘴气绿得发黑。它长遍了楼群阴角，又爬遍了路旁街心，如今它快要淹没人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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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回这几页，我心里难过了。我是从来不让粘腻污脏沾上自己的笔尖的，我是从来两眼一闭就看见了一方净土、一种感动、一个遥远但价值深刻的新事物的。不仅在下一个字，其实我可以开路不久就笔锋一转开托出那些乌珠穆沁、伊犁河谷、陇东黄土的。但是，难道主观唯心论就是唯一残存的一手么？难道搜索枯肠妙笔生花写尽三片北方陆地的淳朴野草的风采，就算获得了野草的真实和意义了么？

　　有时静静地盼着，想象同道人正在奋起，铲除它们。

　　然而，连自己心中那根弦也在腐着锈着。我得到了结论：不会有一个人与你同行的。

　　翻开鲁迅先生的野草，他写尽了苍凉心境，但是他没有写他对这草的好恶。他说自己的化成泥土后，不生乔木只生野草。他还说自己这草吸取人的血和肉。我读了才觉得震惊：何止一根弓弦锈着朽着，原来在中国，人心是一定要变成一丛野草的。我第一次不是读者，而是将心比心地感到了他的深痛。

　　竭力闭目，从而看见一派北国大陆，再用爱心描摹那里的野草（看来那些只是芳草）——唯心主义的办法比起先生来，究竟差在哪里呢？我想承认自己招差一筹，但是在哲学上我不想退步。

　　我想它存在、我希望它存在，所以它存在了——写多了芳草是其实中我得到的一种正道。

　　我若写起野草——算了，我还是不写的好吧。就让它们淫生暴长，就让它们蚀断弓弦滋蔓心田，我等着我生命的腐朽之日，等着我也化成一蓬肮脏的野草。

　　这样的恐怖在清醒中会纯洁，会渐渐坚硬起来。一个伊斯兰的男子，其实他心中的洁癖就是他的宿命：在野草最终无法和野草区别，就像于阗的璞玉无法和石头区别一样，在那一天——当先生反复盼望的地火奔突，烧尽一切野草乔木的时候，伊斯兰的男子留下的只是几个字：

　　只承认不在的芳草

　　会有少数()几个同类苦苦恋着我的文字，我该给他们一句忠告。

　　如果你们的内心还没有达到这样，如果你们还用不着一个假的幻象来麻醉自己安慰自己，那么就扔了我的书吧。

　　198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