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洁：拣麦穗

　　张洁：拣麦穗

　　当我刚刚能够歪歪咧咧地提着一个篮子跑路的时候，我就跟在大姐姐身后拣麦穗了。那篮子显得太大，总是磕碰着我的腿和地面，闹得我老是跌交。我也很少有拣满一个篮子的时候，我看不见田里的麦穗，却总是看见蚂蚱和蝴蝶，而当我追赶它们的时候，拣到的麦穗，还会从篮子里重新掉回地里去。

　　有一天，二姨看着我那盛着稀稀拉拉几个麦穗的篮子说：“看看，我家大雁也会拣麦穗了。”然后，她又戏谑地问我：“大雁，告诉二姨，你拣麦穗做哈？”我大言不惭地说：“我要备嫁妆哩！”

　　二姨贼眉贼眼地笑了，还向围在我们周围的姑娘、婆姨们眨了眨她那双不大的眼睛：“你要嫁谁嘛！”

　　是呀，我要嫁谁呢？我忽然想起那个卖灶糖的老汉。我说：“我要嫁那个卖灶糖的老汉！”

　　她们全都放声大笑，像一群鸭子一样嘎嘎地叫着。笑啥嘛！我生气了。难道做我的男人，他有什么不体面的地方吗？

　　卖灶糖的老汉有多大年纪了？我不知道。他脸上的皱纹一道挨着一道，顺着眉毛弯向两个太阳穴，又顺着腮帮弯向嘴角。那些皱纹，给他的脸上增添了许多慈祥的笑意。当他挑着担子赶路的时候，他那剃得像半个葫芦样的后脑勺上的长长的白发，便随着颤悠悠的扁担一同忽闪着。

　　我的话，很快就传进了他的耳朵。

　　那天，他挑着担子来到我们村，见到我就乐了。说：“娃呀，你要给我做媳妇吗？”“对呀！”

　　他张着大嘴笑了，露出了一嘴的黄牙。他那长在半个葫芦样的头上的白发，也随着笑声一齐抖动着。“你为啥要给我做媳妇呢？”

　　“我要天天吃灶糖哩！”

　　他把旱烟锅子朝鞋底上磕着：“娃呀，你太小哩。”

　　“你等我长大嘛！”

　　他摸着我的头顶说：“不等你长大，我可该进土啦。”

　　听了他的话，我着急了。他要是死了，那可咋办呢？我那淡淡的眉毛，在满是金黄色的茸毛的脑门上，拧成了疙瘩。我的脸也皱巴得像个核桃。

　　他赶紧拿块灶糖塞进了我的手里。看着那块灶糖，我又咧着嘴笑了：“你别死啊，等着我长大。”他又乐了。答应着我：“我等你长大。”

　　“你家住哪哒呢？”

　　“这担子就是我的家，走到哪哒，就歇在哪哒！”

　　我犯愁了：“等我长大，去哪哒寻你呀！”

　　“你莫愁，等你长大，我来接你！”

　　这以后，每逢经过我们这个村子，他总是带些小礼物给我。一块灶糖，一个甜瓜，一把红枣……还乐呵呵地对我说：“看看我的小媳妇来呀！”

　　我呢，也学着大姑娘的样子——我偷偷地瞧见过——要我娘找块碎布，给我剪了个烟荷包，还让我娘在布上描了花。我缝呀，绣呀……烟荷包缝好了，我娘笑得个前仰后合，说那不是烟荷包，皱皱巴巴，倒像个猪肚子。我让我娘给我收了起来，我说了，等我出嫁的时候，我要送给我男人。

　　我渐渐地长大了。到()了知道认真地拣麦穗的年龄了。懂得了我说过的那些个话，都是让人害臊的话。卖灶糖的老汉也不再开那玩笑——叫我是他的小媳妇了。不过他还是常带些小礼物给我。我知道，他真疼我呢。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倒真是越来越依恋他，每逢他经过我们村子，我都会送他好远。我站在土坎坎上，看着他的背影，渐渐地消失在山坳坳里。

　　年复一年，我看得出来，他的背更弯了，步履也更加蹒跚了。这时，我真的担心了，担心他早晚有一天会死去。

　　有一年，过腊八的前一天，我约摸着卖灶糖的老汉，那一天该会经过我们村。我站在村口上一棵已经落尽叶子的柿子树下，朝沟底下的那条大路上望着，等着。那棵柿子树的顶梢梢上，还挂着一个小火柿子。小火柿子让冬日的太阳一照，更是红得透亮。那个柿子多半是因为长在太高的树梢上，才没有让人摘下来。真怪，可它也没让风刮下来，雨打下来，雪压下。

　　路上来了一个挑担子的人。走近一看，担子上挑的也是灶糖，人可不是那个卖灶糖的老汉。我向他打听卖灶糖的老汉，他告诉我，卖灶糖的老汉老去了。

　　我仍旧站在那个那棵柿子树下，望着树梢上的那个孤零零的小火柿子。它那红得透亮的色泽，依然给人一种喜盈盈的感觉。可是我却哭了，哭得很伤心。哭那陌生的、但却疼爱我的卖灶糖的老汉。

　　后来，我常想，他为什么疼爱我呢？无非我是一个贪吃的，因为生得极其丑陋而又没人疼爱的小女孩吧？

　　等我长大以后，我总感到除了母亲以外，再也没有谁能够像他那样朴素地疼爱过我——没有任何希求，没有任何企望的。

　　张洁：我的第一本书

　　我本以为，这一辈子再无出路了。永远生活在社会的底层，被世人歧视，遭受不公正的待遇，为贫困所苦，到死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聪明才智，因为连发现它、测试它、实现它的机会都没有。

　　在成千上万受苦受难的知识分子当中，在无法超越外界或自身的障碍而为数不多的、摆脱了虚伪的婚姻关系的妇女当中，我的遭遇，本属平常而又平常。我本应接受这个现实，在给我限定的社会地位上，了此一生。

　　偏偏我生来不甘屈服，何况我自觉比那些伪善的、不容我也有常人应有的一席之地的“正人君子”光明得多，也比那些靠裙带关系混饭吃的人高明得多。

　　我始终在为从各种力量的压抑下挣扎出来而苦斗不已。但是，在一种强大的政治力量面前，任何个人的力量都是渺小的。如果不是后来开放，使中国在政治形势上得到一个全面的突破和进展，无论是我，或是别的什么人，怎样拼搏也是无用的。这给了所有的人一个机会。

　　那时我已年近四十，心力、体力都不允许我再做片刻的迟疑，但是除了痛苦的人生经验，我几乎是赤手空拳。

　　大学毕业后二十几年单调的、不让人有独立思考的、等因奉此的小公务员生活，可以把任何人的想象力磨得溜光。唯有那怎样也不肯死去的对文学的爱好，给我一线希望。但是爱好并不等于“能够”。

　　“文革”中成长的一代人，以为他们是最不幸的，白白耽误了十年青春。然而我们这一代人，被耽误的，何止是十年？

　　在文学这一块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的土地上，我开始了为时过晚的耕耘。

　　第一篇小说《从森林里来的孩子》，我写得很苦，前前后后修改了五遍。投稿《人民文学》杂志，又被退了稿。我又将退稿投向《北京文学》。也是一位女编辑，诗人张志民的妻子付雅雯。却得到意外的关注，一字未动的发了头条。引起了社会的注意，并且在1978年获得了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在成为职业作家之前，我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写作。我只有一间房子，晚上为了不影响母亲、女儿的休息，我在厨房的切菜板上写。在洗衣服时，或是上班的路上进行构思，就这样慢慢地集成了我的第一本书。

　　当我第一次把稿费交给母()亲的时候，我对他说：“妈，我们终于有钱了，您可以不必再去卖冰棍、卖牛奶了。”母亲哭了。

　　我要说明的是，我从不歧视卖冰棍、卖牛奶的工作。相反，我认为凭自己的劳动挣饭吃，比不劳而获的寄生生活或剥削生活光彩得多。

　　我自己因为入不敷出，白天忙完办公室里的工作，晚上还要给工厂缝手套，给工程师抄讲义，以补偿工资收入之不足，母亲正是因为年迈，才从小学教师的位子上退休下来，但是为了帮我支撑这个家，不得不替奶厂卖牛奶，替冷饮厂卖冰棍。她一生坎坷，自幼丧母，倍受后母的虐待。结婚不久，又被我父亲遗弃，一个人拉扯着我，吃糠咽菜，千辛万苦才把我抚养大，又供我读了大学。我本应侍奉母亲安度晚年，且不说享什么清福。但是我却没有这个能力，使她在将近七十岁的高龄，还要在风吹、日晒、雨打之下辛苦地劳作。

　　当我摩挲着我第一本装帧粗糙、纸张低劣的书的时候，我又悟到，我的痛苦，其实就是我的财富。

　　我永远不会忘记生活在我周围的普通人。当我写作的时候，我心里想着的不仅仅是中国的老百姓，也想着整个人类，我爱人类，关心着他们的命运和前途，我将尽终生的力量为人类而写作，因为我是从普通人当中走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