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怪器

　　韩少功：怪器

　　在马桥的语言里。本领高强的人还承袭了一个符号：“怪器”。《辞源》（商务印书馆1988年）对“怪”有三种释义：一是指奇异，奇特；二是指特别、非常、很——似可看作前一义的逐步虚词化；三是指责备、指斥，比如“怪我”，就是批评我的意思。这样看来，汉语中的奇异之物，总是与责备和指斥有不解之缘，不如庸常那么安全。

　　马桥最“怪器”的人是盐午。当初知青招工的招工，清退的病退，只留下包括我在内的最后八个。会唱革命京剧的都走了，文艺宣传队奉命演出时几乎开不了锣，于是就有人推荐盐午。他还是个在校的中学生，应召而来，果然唱得很好，虽然没工夫来排戏，也矮得没法上台，但躲在台后的暗处，可以把一本戏从头唱到尾，正派反派生角旦角的唱词全部包下来张口便有，台上的人配合一下口形就行。有几次难度极大的高音，他也顺溜溜地唱了上去。音流在乡村的夜空圆润饱满地飞旋，让我大吃一惊。他一个脑袋在人们的腰间钻来钻去，人们不折下腰还没法看清他的脸。为了不误课，他唱完就跑了，消失在夜色里了，我没有来得及认真地看他一眼。

　　他唱京剧样板戏的名气很大，平江县搞什么汇演，也有人来请他过去帮忙。

　　我真正看清他的脸。是在他毕业回乡之后。一张圆乎乎的娃娃脸，似乎乳毛未退，与他哥哥盐早的尖嘴猴腮不怎么挂相。他看我下围棋，看了几局就斗胆上场。我对他掉以轻心，一心想指导他，没料到几步下来，他扭杀得我狼狈不堪。另外做局，他也处处打劫，透出一股高手和凶敌的狠劲，无懈可击，穷追猛打，斩草除根，宁可错杀三千，决不放走一个。

　　我暗暗称奇，也输得很不服气。

　　他谦卑地说：“对不起，献丑了，献丑了。”眉宇间却有一丝掩饰不去的得意。

　　我事后暗地里发愤研究了一些棋谱，找他再下一次，他借口要抓药或者要出外做工，躲得远远的，不给我雪耻的机会。我可以想象得出，他目睹我急不可耐无计可施的模样以后，一转背是如何开心。

　　他在村子里没出过多少工，在家的日子都很少，连老母病重的时候也不回来。队上分给每个人的水利工任务，都是盐早顶替他完成的。他家的菜地上，也总是只有盐早影子。他先是学做漆匠，提着一个工具篮，满身漆污，同我在路上相通过一回。过一段碰到他，得知他又改学中医了，有模有样地给别人扎着针，把着脉。他后来还学过画像和刻字—一据说在长乐街和县里卖字画，包括在顾客的自来水笔上刻出怀素体狂草的毛主席诗词，立等可取，价格也公道。总之，他有什么学不会的，没有任何事可以阻拦他表现自己的超级怪器。他的怪器名播四乡，老幼皆知。尽管他是个“汉奸（参见词条“汉奸”）”，马桥人却从不恶视他，对他长期不明不白地在外流窜一直很宽容。

　　相反，他是马桥的骄傲，是马桥弓周围众多村寨人们共同的骄傲。传说某某地方出了一个大学生，马桥人就会不服气地说：什么呢？可惜盐午是个汉奸，要不三四个大学都读下来了。传说某某地方的一个人招到县里当水利技术员，吃国家粮，马桥人也不服气地说：他还能当技术员？可惜盐午的成分大，要不还轮得到他？

　　本义的娃崽久病不愈，打算送到县里去。马桥人就断定他必死无疑：盐午的方子都没得治下来，还送到县里做什么？不是白白送钱么？半个月后，本义的娃崽偏偏在县里治好了病。对此，马桥人一点也不觉得奇怪，还是有话说。他们说决不是盐午的方子不好，只能怪在乡下药抓不齐，要不然本义的娃崽根本用不着到县里去又缴用费又吃亏，还挨了一刀，脔心肝肺都被挖出来当酸菜洗，起码折去了十年阳寿呵。

　　本义自己也同意这种看法。

　　本义是党支部书记，同盐午的父亲又有仇，口口声声盐午比他老子还怪器，将来肯定是个反革命的料，是个坐班房的料。但这并不妨碍他同样崇拜盐午的怪器，对盐午另眼相看，包括自己的家人病了，也要请盐午来把把脉。缺少了这一步，他会觉得不大放心。

　　盐午给村里人看病从来不收钱，对干部当然更加恭敬。有一次，他找我讨一支纸烟。接了烟以后拔腿就跑，眨眼间不见了人影。我到下村去办点事，发现公社的何部长正坐在晒谷坪里，嘴上正抽着我那支“岳麓山”，盐午则在一旁搓着手，满脸是憨厚和略为羞涩的微笑，聆听部长教诲。我后来才知道，他不抽烟，不是不想抽，是舍不得抽。他在外面做漆匠、行医、既像刻字，所有接受来的敬烟，一律小心保存，小心积攒，回头敬献给干部们，尤其是敬献给本义。本义的纸烟总是牌子杂乱，就是这个原因。

　　有一段时间，他同何部长的关系特别密，只要是何部长有事，他召之即来来之即笑，永远是一个乖崽，是一个随时表现学问但又把学问归功于领导栽培和启发的才子。有一天他为在外面做油漆连续两天没怎么合眼，回到马桥已是深，困得深一脚浅一脚乱窜。听邻居说，何部长捎过信来，说有一台闹钟坏了，要请他去修修看。他岂敢停留，连夜跑到长乐街一个钟表匠那里借了工具，再往公社赶。过天子岭的时候，一不小，摔到高坡下。第二天上午，有人从那里过才发现了他——脸上，手上，尤其是两只探出来的脚，叮满了密密麻麻的山蚂爆，活像一夜之间全身长满了红亮亮的根须。过路人七手八脚帮他打蚂蝗，打得满手都是血。把他打醒了，他一看自己身上的血花花的景象，骇得哭。

　　如果不是碰巧有人经过，再过几个钟头，盐午的血恐怕就要被山蚂蝗吸得一干二净。

　　他的表现最终帮不上他多少忙，没能让他的怪语派上大用场。有两次大学招工农兵学员，何部长做好了本义的工作，把他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往上推荐了，一到上面还是打了回来。不但如此，每到重要节日前夕，到他家里查抄一轮，对他家兄弟训一训话，是民兵们的例行公事，再讲情面也得走一道过场。

　　我调到县里去工作以后，还听说县公安局怀疑他写了反动，把他抓到牢里去过。反动标语是文艺汇演时发现的，据说写在临时戏台的横木杠上。内容是什么，我一直不知道。我只知道公安抓他的理由是；他当时在后台拉胡琴和帮腔，离出事位置很近，而且有反动的家庭基础，有文化，有水平，最为怪器，不是最有可能在黑夜的掩护之下做出反动的勾当么？

　　我感到奇怪的是，盐午的崇拜者们，马桥的男女老幼并不怎么在乎他们的偶像被抓走，甚至把反动看成一件有头有脸的事。他们的反应很平静，似乎事情的结果很自然。谈起邻村另一个嫌疑犯，他们不以为然地嗤之以鼻：还想反？他那一笔字，盐午拿脚都写得出来，他偷个牛偷个粮谷还差不多。

　　他们的口气里，反动不是小偷小摸，非常人所能为也盐午最有资格反动，最有水平反动，他面色惨白地坐入警车，和光荣远行到城里去读大学，简直就是一回事。

　　其他人休想冒用他的特权。

　　他们甚至为此动起了拳脚。龙家滩有一个人来赶脚猪，闲谈时，说起龙家滩也有人十分反动，是某某在新疆的一位亲戚，早几年就当了团长，同林彪一类大人物都一起照过相的。马桥的几个后生听了就很不服气，说什么团长呢，听说也只是个管仓库的，没有什么兵权。要是盐午从娘肚子里早出来二十年，莫说团长，军长也当得不爱了。说不定是蒋介石手下的重臣，眼下在台湾天天坐乌龟车。

　　龙家滩的人说：“盐午怪是怪器，也不是太怪器，画毛主席的像，脑壳大身子细，像供销社的王老倌”

　　马桥的人说：“你以为盐午画不像？他反动，当然画得那个样子。”

　　“他画得一脑壳的汗，反什么动呢？”

　　“你没看见他画龙，一眨眼就画一条。”

　　“画龙不是奇事，是个漆匠都画得。”

　　“他还教得书。”

　　“李孝堂不也教书？”

　　“李老倌哪有他教得好？”

　　马桥的后生举出一个例子，说盐午解释“脖子”这个词时，足足解释了十几分钟。什么叫脖子呢？就是人的脑袋和肩膀之间呈圆柱体形状的包容了很多管道的可以伸缩也可以旋转的肉质物体，你看看，这是什么水平？李孝堂能够解释出这么多学问？脖子就是脖子，李老指肯定只能把自己的颈根拍两拍，完事。那也算是教书？

　　龙家滩的人说：“我看拍两下还好些。”

　　关于盐午到底怪不怪器的问题，关于他是画不像毛主席还是故意不画像的问题，到底反不反动的问题，他们争论了好久。龙家滩的人不小心踩了一个人的脚，对方人冒三丈。随手把茶水泼在他的脸上。要不是旁人劝住，事情就闹大了。

　　我在前说过，（奇）怪总是被（责）怪。“怪器”一词总给我隐隐的不安，不会通向什么好的结果。公安局和马桥人最终证实了这一点。他们面对反动标语，不怀疑盐午的同锅兄弟盐早，也不疑邻村其他的四类分子，主要原因是盐早没有盐午怪器，其他人也不及盐午怪器。他们天经地义顺理成章不假思索不约而同地把聪明认定为敌人，把才智认定为险恶——尽管对聪明和才智不无暗暗的崇拜。与其说他们在追查反动标语，如说他们早就看出来了，“怪器”这个异常的词，迟早是要关进监狱的。盐午聪明一世，可惜没有慎实这个词的含义，没有慎察这个词在马桥语言中的凶险指向，多年来得意于自己的怪器，一个劲怪器地讨好于部和乡亲们，怪器地经营着自己的命运，忙得过于了。

　　他在大狱里是否()有所醒悟，我不得而知。我只知道他坐牢也有些别出一格，不放过任何可以怪器一下的机会。在那个连裤带都收走了的地方，他居然地自杀了一次。他好几个夜里捂住肚子在地上乱滚，哼哼叫叫，引得医生来给他打针。他把针药瓶偷偷地藏起来，最后，把药瓶打碎，吞到肚子里去。

　　他泪流满面，满口是血，昏迷过去。管教人员把他送到医院里抢救。医生听说他吞了玻璃碎片，说透视也没法查出位置。手术更没法做，根本就没有什么救治的可能了。奉命背着他上医院的两个小囚犯一听，就呜呜地哭起来。哭声引医院里的一个伙房老倌相，幸好老人还有经验，建议给他灌韭菜，说没切断的韭菜稍稍烫熟，灌下口去，就可以把肠胃里的玻璃碎片缠住，裹住，最后混在便里拉出来。医生们将信将疑地做了，事后翻出粪便里一团团的韭菜，里面果然有玻璃片，十分惊奇。

　　韩少功：狠

　　马桥的“狠”，是能干，本领、技艺高超的意思。问题在于，“狠”同时也意味着残暴、歹毒、恶意、不怀好心。把这两方面的意义统一于一个字，使我总是觉得不怎么舒服。我说过，我的字写得还不错，在马桥的时候，经常奉命用红黄两色油漆到处制作毛主席语录牌。农民看着我在墙上写字既不要划格子，也不要描底稿，爬上梯子就写，一眨眼就成，便喷喷赞叹：“这个下放息好狠！”

　　我辨不出这里面有多少赞叹，有多少指责。

　　字写得好是狠，字认得多是狠，帮队上修好了打谷机是狠，能够潜水堵好水塘的漏眼也是狠，至于夷边的工厂造出了机器造出了柴油造出了化肥和塑料薄膜——当然更加是工人们的聪明，也是工人们的狠！马桥人这样说的时候，也许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对一切知识和技能，暗暗设定了一个道德败坏的位置，恶狠狠的位置。

　　我怀疑在他们往日的经验里：掌握着知识和技能的人，对于他们来说，天然地具有一种侵夺和强霸的可能。就像他们第一次见到的隆隆机器，从天上给他们丢下了日本人的炸弹；就像他们第一次看到的扩音器，割掉了他们的自留地一类“资本主义尾巴”。他们怎么能不担心，以后遇到的其他高人，不会给他们留下同样的伤心事？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狠”字用得有什么错呢？

　　不光是马桥的语言是这样。

　　四川的很多地方，描述本领高强的人是“凶”，与“狠”，近义。他们会感叹有本领的人：“好凶呵。”

　　北方的很多地方，描述本()领高强的人是“邪”，同样与。“狠”近义。他们会感叹有本领的人：“邪门儿。”

　　已经流行于汉语普通话的“厉害”，表示本领超群的程度，也是褒中寓贬、喜中伏忧的一例。“厉”有剧烈和严峻，“害”更是一种明显和直截了当的警告。湘语中有“厉害码子”一说，指有本领但处处要占个便宜的人，凶邪之人。

　　由此看来，在很多中国人的语言里，知识和技能总是与恶事（狠、凶、邪、害等等）互为表里。两千多年前的庄子，甚至早就对一切知识和技能表示过优虑和仇恨。“天上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庄子《内篇第十》）。他认为只有消灭了知识，盗国者才会铲除；只有捣毁了珠宝，盗财者才难以滋生；只有砸掉了符印，人们才会变得本分忠厚；只有折断了秤具，人们才不会计较争夺；只有破坏了法律和教义，人们才可能领悟自然而终极的人生之道……庄子的愤懑，在技术日益进步的现代，成为了一个遥远的绝响，一注天际之外微弱的星光，不会被大多数人认真对待了。但是在语言的遗产里，至少在我上面提到的南方很多方言里，仍然俏悄地与人们不时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