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亏元

　　韩少功：亏元

　　一九六八年，我参加了一次调查。中共湖南省委机关一个叫“永向东”的群众组织，想解脱两个省委干部，事先须查清这两个干部全部亲人的政治情况。为了避免对立派别的攻击，他们摆出接受社会监督的姿态，邀请红卫兵派人参加调查。就这样，乳臭未干的我居然进了审干组，居然捞到了一次公费漫游全国的美差。

　　我们首先到了北京、锦州、沈阳的好几座监狱，了解那个干部的一位堂兄。堂兄原是一个重要电台的播音员，五十年代中因为一次现场直播时把共产党要人“安子文”误读成国民党要人“宋子文”，成了罪囚，判刑十五年，先后在上述监狱里服刑。我惊讶地发现，不管他写下了多少上诉材料，所有的审理者都觉得他为一个字付出十五年的是应该的。当我们同他谈话的时候，他居然也想通了，一口一个对不起党对不起主席，觉得自己罪有应从他把年仅十五岁的我也叫作“政府”：“政府，我再也不会上诉了，我一定好好地改造思想。”

　　从电网和大墙下走回我们住宿的大车店，我突然生部一种恐怖：一种对“安”字、“宋”字以及其它文字的莫名恐怖。

　　大车店以外还响着武斗的一阵阵枪声，到处有街垒，有弹痕，有硝烟，经常有一车车大喊大叫荷枪实弹的武斗人员在街上呼啸而过，把大车店里的人们从睡梦中惊醒。一九六八年的辽宁，“红司”正在攻打“革司”，“毛泽东思想”派正在围剿“毛泽东主义”派。火车站那边一场恶战，竟使火车停开，使我和三个同行者在大车店里窝了整整两个星期。这一切也许很难被后来人理解，比如很难被我的女儿理解。在后来人的眼光里，除了“红司”、“革司”一类少有几个词的区别，当初武斗的双方在思想、理论、作派、趣味、表情、着装、语言方面完全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事过境迁之后或做生意或打工，或读学位或炒股票，更是彼此彼此。那么一场场红着眼睛的相互厮杀是怎么发生的？

　　这就如同我曾经不能理解十字军的东征。我读过天主教的《圣经》也读过伊斯兰教的《古兰经》，除了“上帝”和“真主”一类用语的差别，两种宗教在强化道德律令方面，在警告人们不得杀生、不得偷盗、不得淫乱、不得说谎等等面，却是惊人的一致，几乎是一本书的两个译本。那么十字与新月之间为什么会爆发了一次又一次大规模圣战？他们用什么魔力驱使那么多人从东边杀到西边又从西边杀到东边，留下遍地的骨和数以万计孤儿寡母的哭嚎？在黑云低压以及人们不会永远记住的旷野，历史只是一场词语之间的战争吗？是词义碰撞着火花？是词性在泥泞里挣扎？是语法被砍断了手臂和头颅？是句型流出的鲜血养肥了草原上的骆驼草，凝固成落日下抹一抹的闪光？……世界上自从有了语言，就一次次引发了从争辩直至战争的人际冲突，不断造就着语言的血案。我不以为这是语言的魔力，不，恰恰相反，一旦某些词语进人不可冒犯的神位，就无一不在刹那间丧失了各自与事实原有的联系，无一不在为势不两立的时候浮现出最大的同义性：成为战争主导者们权势、荣耀、财产、王国版图的无谓包装。如果说语言曾经是推动过文化演进以及积累的工具，那么正是神圣的光环使语言失重和蜕，成为了对人的伤害。

　　二十世纪就要过去了。这个世纪获得了科学和经济的巨大成果，也留下了空前的环境危机、怀疑主义、性解放。留下了两次世界大战及其它几百次战争的纪录，使战亡人数超过了前十九世纪战亡人数的总和。这个世纪还喷涌出无数的传媒和语言；电视，报纸，交互网络，每天数以万计的图书，每周都在出产和翻新着的哲学和流行语，正在推动着语言的疯长和语言的爆炸，形成地球表面厚厚积重的覆盖。谁能担保这些语中的一部分不会触发新的战争？

　　语言迷狂是一种文明病，是语言最常见的险境。指出这一点，并不妨碍我每天呼吸着语言，吸吮着语言，在语言的海洋里毕其终生，被一个个词语引人新的思维和感觉。一次次对那次辽宁之行的回想，只是使我多一点对语言的警：一旦语言僵固下来，一旦语言不再成为寻求真理的工具而被当作了真理本身，一旦言语者脸上露出自我独尊自我独宠的劲头，表现出无情讨伐异类的语言迷狂，我就只能想起一个故事。

　　故事发生在马桥，一个七月十五祭祖的日子里。盐午的叔叔马文杰平反了，父亲当汉奸的事也没有什么人再提起了。以前没有给他们好好地办过丧礼，现在当然要补偿。盐午是马桥最有钱的人，请来了洋乐班子，国乐班子，准备好好热闹一下。又准备了八桌酒席，给村里村外的一些亲友送去红帖。

　　回村祭祖的魁元也接到了一张红帖，打开一看，脸立刻变了色。他叫胡魁元，帖子上竟写成了“胡亏元”。

　　“亏”字太不吉利，也充满着敌意——虽然这极有可能只是出于写贴人一时的马虎和懒惰。

　　“我嬲他老娘顿顿的！”

　　他愤愤地撕了红帖。

　　他不能容忍一个“亏”字，就像五十年代的法官不能容忍一个“宋子文”，红司派的战士们不能容忍“革司”二字，十字军不能容忍“真主”二字。一场语言圣 战就从这里开始。

　　他没有去赴宴。看着人们抹着油嘴从盐午家那边回来，恨恨地吞咬着自己的一个生红薯。他对家人说，他要找盐午家里的算帐。其实，他出门后先到煌宝家里坐了坐，又到复查家的菜园子里摘了条黄瓜吃吃，最后到天安门前看后生打了一阵台球，看一桌后生摸了一圈麻将，根本不敢去找盐午。他甚至害怕盐午知道他来了，知道他要来吵棚。光是天安门那宅子的气势，足以把他的尿都骇得夹回来，他如何吵得过人家？幸好，他游游荡荡的时候，发现盐午家还在装修的一间铺面里，有一把电钻丢在地上，大概是停电了，工人喝茶去了，没有收捡。刚才在这里打下手的盐早也不见了，可能是缠上了另外一件什么事。魁元左右看一看，眼明手快地将电钻塞进怀里，又顺手拿了两个插座板，溜出大门，跑到他三哥家的红薯地里，挖了一个坑埋下再说。他知道这样的东西以后可以卖到哪里去。

　　他不慌不忙回到家里，又是擦汗又是偏风，把跟着他的狗踢得惊叫，好像他已经很有权利这么踢了。

　　“也不睁开眼睛看看，我魁元是好欺的么？”他兴冲冲地对母亲说。

　　“盐午那个货如何说？”

　　“如何说？一切后果归他负责”

　　只是没有说有什么后果，又如何负责。母亲看他忙着脱皮鞋擦皮鞋，忘了进一步问下去，去给他做饭。两个嫂嫂抱着娃崽在门边站了一会，对事情的结果有点半信半疑，迫使魁元再次说了几句大话：“他盐午有钱又如何？我一去，他就晓得的。”

　　吃完饭，魁元在家里呆不住，出门去找电视看。刚走到路口，发现路上堵着三个汉子，借着月光看出，其中一个是盐午手下的一个管家，姓王。魁元装作没有看见，想擦身而过。

　　“走就是么？”王一把揪住他的胸口，“等你好久了，说，是要我们动手呢，还是你自己吐？”

　　“你说什么？”

　　“还装蒜？”

　　“开玩笑呵？三哥。”

　　魁元笑了笑，想拍拍对方的肩，手还没搭上去，对方一出腿，他就刷地一下矮了半截跪在地上。他两臂护住脑袋大喊大叫“你们敢打人？你们凭什么打人？”

　　一个黑影给了他一拳，“哪个打人？”

　　“告诉你们，我也有兄弟……”

　　他腰上又挨了一脚。

　　“说，哪个打了你？”

　　“没打，没……”

　　“没打呵？这还像句话。好好说，电钻藏到哪里了？莫伤了和气。”

　　“本来就是不要伤和气么。今日你们发的帖子那样缺德，我还没跟盐午哥说……”

　　“你说什么？”

　　“哦哦，我说我还没有跟马董事长说……”魁元还没说完，感觉头发被一只手揪住，脑袋不由自主地朝上牵引，扭到了王的大胡子面前。他看到的大胡子已经大大倾斜。

　　“你还想同我们耍一耍？”

　　“说，我说，好好好我说……”

　　“走！”

　　魁元的屁股上又有一次巨痛。

　　他带三个汉子到红薯地里，双手刨去一些浮士，把电钻和插座板取出来，毫无必要地把插座板拍拍灰，攻击它的质量，“这些都是伪劣产品，我一看就晓得。”

　　“给点草鞋钱吧。”黑影们拿了电钻，顺便剐了魁元的手表，“今天算是给你个面子，以后再不懂味，割了耳朵再说话。”

　　“那当然。”

　　这件事是怎么被他们发现的，魁元满心纳闷但不敢问。他根本不敢吭声，直到黑影远了，脚步声完全听不见了，才站起来哭丧着脸骂：“崽呵崽，老子不杀了你们就不是人——”

　　他摸了摸手腕，那里确实空了，又到土坑里刨了刨，那里也确实空了。他决意去找村长。

　　村长根本不愿意听他谈什么亏元不亏元，手表不手表，听他哭了起来，也只是眼角瞟了他一下。村长是个戏迷，晚上去天安门看戏。可惜这天没有什么好戏。台上是双龙弓那边来的一个厚度班，唱一些七拼八凑的地花鼓，唱腔、身、化妆、锣鼓完全草得很，凑几个人在台上打禾晒谷一般，牛头不对马嘴地唱下去，实在没有词了，就来点挤眉弄限的秽言或昏话，博得台下一笑，也算将就。台下已经有好多人往上面甩草。

　　村长没找到烂草鞋，便走出场子上路回家去睡觉。突然，一个哇哇哇的声音在身后响起来，他还没有来得及回头，颈根已经被两只手掐住，身子向前栽倒。额头不知砸在什么东西上，脑袋里一阵金星四冒。他想看清身后是什么人。想明白这是一回什么事，但感到右耳处一阵清凉，用手一摸，那里已经空虚了很多。“耳朵——”他惊恐地大叫。他听到身后有衣衫撕破的声音，听到身后黑影用最快的速度，吱吱咯咯咬着嘴里的什么东西，然后一口吐在地上，跳起脚来猛睬猛跺，再把地上的东西捡起，朝远处人流最稠的方向拼力一甩。所有的动作都是在刹那间完成的。

　　“姓王的，捡你娘的耳朵去呵——”

　　是魁元透出酒臭的尖叫。

　　“王拐 子，你不听君子言，耳朵喂狗去呵——－”

　　魁元显然是一刀割错了人

　　“魁拐子你要死呵，搞错了咧！”分边有人在喊。

　　周围的人多起来了。有人冲上来了，拦腰搂住疯了般的魁元。一阵扭打之后，魁元甩倒来人，冲破只拦，朝坡上的暗夜里跑去。

　　村长还处在全身哆魄的惊骇中，捂着脑袋右边的流血处，一个劲地哀哭。“耳朵……哎哟哟我的耳朵哟……”他四肢落地狗一样在地上寻找。有人突然想起来，说刚才魁元朝饭铺那边扔了什么，或许就是扔的耳朵？于是人们的目光一齐投向那边，那边的人也赶紧把一双双脚挪开，为流着血的村长，为几支朝地上扫来扫去的手电光让出空间。他们弯下腰，很快找到了一个纸烟盒子，还有几块西瓜皮，几堆猪粪，就是没有发现一片肉。最后，一个娃崽眼睛尖，在一只烂草鞋里把这片肉找到了，可惜已经血肉模糊，嵌进了一些砂粒，糊了黑黑的泥污，而且完全冰凉，怎么看也不像人的东西了。人们说，它没有被狗叼走，是不幸中的万幸。

　　人们松弛了双脚，可以大大方方朝地上踩了，不担心踩着什么珍贵的东西了。脚下的土地，重新结实坚硬起来。

　　村长头缠着白纱布从乡卫生院回来，已接近第二天早晨。据说耳朵是马马虎虎缝上了，但魁元那贼养的做得太绝，把它嚼咬得不成样子。郎中说，耳朵最后能不能接活，暂时还没有把握，先接上看吧。很多人围在他家的门口，探头探脑前里面看。

　　三个月以后，魁元的案子终于在区法庭判决。他逃跑到岳阳，还是被盐午派治安联防队从那里抓了回来。他的罪名是暴力伤人加盗窃，两罪并罚，判刑八年。他没有请律师，也显得无所谓，站在法庭上还不时朝后面几个要好的后生咧咧嘴，笑一笑，头发朝后潇洒地一摆。如果不是法警喝止，后面的那些后生已经把点燃的香烟朝他丢过来了。

　　“烟都抽不得么？”他作出很惊讶的样子。

　　庭长问他最后有什么说的，他又作出很惊讶的样子：

　　“我有罪么？笑话，我有什么罪？我只是看错了人，只怪我那天喝多了一点酒。你们晓得，我平时是不喝酒的，除非是人头马，XO，长城干白，孔府家酒顶多也只喝一小杯。我的问题是朋友太多，人家一见面硬要我喝，有什么办法呢？不喝对不起朋友可！舍()命陪君子吧。再说那一天是七月半，鬼门开，不喝对不起先人……”

　　他被法官打断一次以后，连连点头，“好好好，我拣重要的说，实质的问题说。当然，我是做了一点不那么文明的事情，但是，这不是犯罪，绝对不是犯罪，顶多只是一下看花了眼，就像一失手，打烂了一个碗。你们说对不对？我相信经过今天的审判，这个问题已经很清楚了，事实胜于雄辩。我已经向上面反映了这个问题。专署的李局长很快就会来的，就是粮食局的局长，我前不久还在他那里吃过饭……”他关于那天吃饭时天气、环境、菜谱的种种描绘，再一次被法官不耐烦地要求略去，只得从命。“好吧，不说李局长了。上面对这个事是有看法的。省里的韩主编也认为我没什么问题。韩主编你们都认识吧？……怎么？你们连韩主编都不晓得？他是我老爹最好的朋友呵！原来就是我们这个县文化馆的呵！我劝你们打个电话去问一问，问一问他，省政府对这个问题到底怎么看……”

　　他的十八扯足足耗费了二十多分钟。

　　法官盯着他一口焦黄的牙齿，觉得他一口歪理，驳斥了他的申诉，让警察把他带了出去。他留给人们一个背影，还有过于长的西装裤，垮在脚后跟的裤脚边在地上扫来扫去，拖泥带水。

　　韩少功：怪器

　　在马桥的语言里。本领高强的人还承袭了一个符号：“怪器”。《辞源》（商务印书馆1988年）对“怪”有三种释义：一是指奇异，奇特；二是指特别、非常、很——似可看作前一义的逐步虚词化；三是指责备、指斥，比如“怪我”，就是批评我的意思。这样看来，汉语中的奇异之物，总是与责备和指斥有不解之缘，不如庸常那么安全。

　　马桥最“怪器”的人是盐午。当初知青招工的招工，清退的病退，只留下包括我在内的最后八个。会唱革命京剧的都走了，文艺宣传队奉命演出时几乎开不了锣，于是就有人推荐盐午。他还是个在校的中学生，应召而来，果然唱得很好，虽然没工夫来排戏，也矮得没法上台，但躲在台后的暗处，可以把一本戏从头唱到尾，正派反派生角旦角的唱词全部包下来张口便有，台上的人配合一下口形就行。有几次难度极大的高音，他也顺溜溜地唱了上去。音流在乡村的夜空圆润饱满地飞旋，让我大吃一惊。他一个脑袋在人们的腰间钻来钻去，人们不折下腰还没法看清他的脸。为了不误课，他唱完就跑了，消失在夜色里了，我没有来得及认真地看他一眼。

　　他唱京剧样板戏的名气很大，平江县搞什么汇演，也有人来请他过去帮忙。

　　我真正看清他的脸。是在他毕业回乡之后。一张圆乎乎的娃娃脸，似乎乳毛未退，与他哥哥盐早的尖嘴猴腮不怎么挂相。他看我下围棋，看了几局就斗胆上场。我对他掉以轻心，一心想指导他，没料到几步下来，他扭杀得我狼狈不堪。另外做局，他也处处打劫，透出一股高手和凶敌的狠劲，无懈可击，穷追猛打，斩草除根，宁可错杀三千，决不放走一个。

　　我暗暗称奇，也输得很不服气。

　　他谦卑地说：“对不起，献丑了，献丑了。”眉宇间却有一丝掩饰不去的得意。

　　我事后暗地里发愤研究了一些棋谱，找他再下一次，他借口要抓药或者要出外做工，躲得远远的，不给我雪耻的机会。我可以想象得出，他目睹我急不可耐无计可施的模样以后，一转背是如何开心。

　　他在村子里没出过多少工，在家的日子都很少，连老母病重的时候也不回来。队上分给每个人的水利工任务，都是盐早顶替他完成的。他家的菜地上，也总是只有盐早影子。他先是学做漆匠，提着一个工具篮，满身漆污，同我在路上相通过一回。过一段碰到他，得知他又改学中医了，有模有样地给别人扎着针，把着脉。他后来还学过画像和刻字—一据说在长乐街和县里卖字画，包括在顾客的自来水笔上刻出怀素体狂草的毛主席诗词，立等可取，价格也公道。总之，他有什么学不会的，没有任何事可以阻拦他表现自己的超级怪器。他的怪器名播四乡，老幼皆知。尽管他是个“汉奸（参见词条“汉奸”）”，马桥人却从不恶视他，对他长期不明不白地在外流窜一直很宽容。

　　相反，他是马桥的骄傲，是马桥弓周围众多村寨人们共同的骄傲。传说某某地方出了一个大学生，马桥人就会不服气地说：什么呢？可惜盐午是个汉奸，要不三四个大学都读下来了。传说某某地方的一个人招到县里当水利技术员，吃国家粮，马桥人也不服气地说：他还能当技术员？可惜盐午的成分大，要不还轮得到他？

　　本义的娃崽久病不愈，打算送到县里去。马桥人就断定他必死无疑：盐午的方子都没得治下来，还送到县里做什么？不是白白送钱么？半个月后，本义的娃崽偏偏在县里治好了病。对此，马桥人一点也不觉得奇怪，还是有话说。他们说决不是盐午的方子不好，只能怪在乡下药抓不齐，要不然本义的娃崽根本用不着到县里去又缴用费又吃亏，还挨了一刀，脔心肝肺都被挖出来当酸菜洗，起码折去了十年阳寿呵。

　　本义自己也同意这种看法。

　　本义是党支部书记，同盐午的父亲又有仇，口口声声盐午比他老子还怪器，将来肯定是个反革命的料，是个坐班房的料。但这并不妨碍他同样崇拜盐午的怪器，对盐午另眼相看，包括自己的家人病了，也要请盐午来把把脉。缺少了这一步，他会觉得不大放心。

　　盐午给村里人看病从来不收钱，对干部当然更加恭敬。有一次，他找我讨一支纸烟。接了烟以后拔腿就跑，眨眼间不见了人影。我到下村去办点事，发现公社的何部长正坐在晒谷坪里，嘴上正抽着我那支“岳麓山”，盐午则在一旁搓着手，满脸是憨厚和略为羞涩的微笑，聆听部长教诲。我后来才知道，他不抽烟，不是不想抽，是舍不得抽。他在外面做漆匠、行医、既像刻字，所有接受来的敬烟，一律小心保存，小心积攒，回头敬献给干部们，尤其是敬献给本义。本义的纸烟总是牌子杂乱，就是这个原因。

　　有一段时间，他同何部长的关系特别密，只要是何部长有事，他召之即来来之即笑，永远是一个乖崽，是一个随时表现学问但又把学问归功于领导栽培和启发的才子。有一天他为在外面做油漆连续两天没怎么合眼，回到马桥已是深，困得深一脚浅一脚乱窜。听邻居说，何部长捎过信来，说有一台闹钟坏了，要请他去修修看。他岂敢停留，连夜跑到长乐街一个钟表匠那里借了工具，再往公社赶。过天子岭的时候，一不小，摔到高坡下。第二天上午，有人从那里过才发现了他——脸上，手上，尤其是两只探出来的脚，叮满了密密麻麻的山蚂爆，活像一夜之间全身长满了红亮亮的根须。过路人七手八脚帮他打蚂蝗，打得满手都是血。把他打醒了，他一看自己身上的血花花的景象，骇得哭。

　　如果不是碰巧有人经过，再过几个钟头，盐午的血恐怕就要被山蚂蝗吸得一干二净。

　　他的表现最终帮不上他多少忙，没能让他的怪语派上大用场。有两次大学招工农兵学员，何部长做好了本义的工作，把他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往上推荐了，一到上面还是打了回来。不但如此，每到重要节日前夕，到他家里查抄一轮，对他家兄弟训一训话，是民兵们的例行公事，再讲情面也得走一道过场。

　　我调到县里去工作以后，还听说县公安局怀疑他写了反动，把他抓到牢里去过。反动标语是文艺汇演时发现的，据说写在临时戏台的横木杠上。内容是什么，我一直不知道。我只知道公安抓他的理由是；他当时在后台拉胡琴和帮腔，离出事位置很近，而且有反动的家庭基础，有文化，有水平，最为怪器，不是最有可能在黑夜的掩护之下做出反动的勾当么？

　　我感到奇怪的是，盐午的崇拜者们，马桥的男女老幼并不怎么在乎他们的偶像被抓走，甚至把反动看成一件有头有脸的事。他们的反应很平静，似乎事情的结果很自然。谈起邻村另一个嫌疑犯，他们不以为然地嗤之以鼻：还想反？他那一笔字，盐午拿脚都写得出来，他偷个牛偷个粮谷还差不多。

　　他们的口气里，反动不是小偷小摸，非常人所能为也盐午最有资格反动，最有水平反动，他面色惨白地坐入警车，和光荣远行到城里去读大学，简直就是一回事。

　　其他人休想冒用他的特权。

　　他们甚至为此动起了拳脚。龙家滩有一个人来赶脚猪，闲谈时，说起龙家滩也有人十分反动，是某某在新疆的一位亲戚，早几年就当了团长，同林彪一类大人物都一起照过相的。马桥的几个后生听了就很不服气，说什么团长呢，听说也只是个管仓库的，没有什么兵权。要是盐午从娘肚子里早出来二十年，莫说团长，军长也当得不爱了。说不定是蒋介石手下的重臣，眼下在台湾天天坐乌龟车。

　　龙家滩的人说：“盐午怪是怪器，也不是太怪器，画毛主席的像，脑壳大身子细，像供销社的王老倌”

　　马桥的人说：“你以为盐午画不像？他反动，当然画得那个样子。”

　　“他画得一脑壳的汗，反什么动呢？”

　　“你没看见他画龙，一眨眼就画一条。”

　　“画龙不是奇事，是个漆匠都画得。”

　　“他还教得书。”

　　“李孝堂不也教书？”

　　“李老倌哪有他教得好？”

　　马桥的后生举出一个例子，说盐午解释“脖子”这个词时，足足解释了十几分钟。什么叫脖子呢？就是人的脑袋和肩膀之间呈圆柱体形状的包容了很多管道的可以伸缩也可以旋转的肉质物体，你看看，这是什么水平？李孝堂能够解释出这么多学问？脖子就是脖子，李老指肯定只能把自己的颈根拍两拍，完事。那也算是教书？

　　龙家滩的人说：“我看拍两下还好些。”

　　关于盐午到底怪不怪器的问题，关于他是画不像毛主席还是故意不画像的问题，到底反不反动的问题，他们争论了好久。龙家滩的人不小心踩了一个人的脚，对方人冒三丈。随手把茶水泼在他的脸上。要不是旁人劝住，事情就闹大了。

　　我在前说过，（奇）怪总是被（责）怪。“怪器”一词总给我隐隐的不安，不会通向什么好的结果。公安局和马桥人最终证实了这一点。他们面对反动标语，不怀疑盐午的同锅兄弟盐早，也不疑邻村其他的四类分子，主要原因是盐早没有盐午怪器，其他人也不及盐午怪器。他们天经地义顺理成章不假思索不约而同地把聪明认定为敌人，把才智认定为险恶——尽管对聪明和才智不无暗暗的崇拜。与其说他们在追查反动标语，如说他们早就看出来了，“怪器”这个异常的词，迟早是要关进监狱的。盐午聪明一世，可惜没有慎实这个词的含义，没有慎察这个词在马桥语言中的凶险指向，多年来得意于自己的怪器，一个劲怪器地讨好于部和乡亲们，怪器地经营着自己的命运，忙得过于了。

　　他在大狱里是否()有所醒悟，我不得而知。我只知道他坐牢也有些别出一格，不放过任何可以怪器一下的机会。在那个连裤带都收走了的地方，他居然地自杀了一次。他好几个夜里捂住肚子在地上乱滚，哼哼叫叫，引得医生来给他打针。他把针药瓶偷偷地藏起来，最后，把药瓶打碎，吞到肚子里去。

　　他泪流满面，满口是血，昏迷过去。管教人员把他送到医院里抢救。医生听说他吞了玻璃碎片，说透视也没法查出位置。手术更没法做，根本就没有什么救治的可能了。奉命背着他上医院的两个小囚犯一听，就呜呜地哭起来。哭声引医院里的一个伙房老倌相，幸好老人还有经验，建议给他灌韭菜，说没切断的韭菜稍稍烫熟，灌下口去，就可以把肠胃里的玻璃碎片缠住，裹住，最后混在便里拉出来。医生们将信将疑地做了，事后翻出粪便里一团团的韭菜，里面果然有玻璃片，十分惊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