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北门口预言

　　韩少功：北门口预言

　　北门口是杀人的地方。

　　城楼靠河，乌鸦总是栖在城墙上，凝视河水里涌荡着的夕阳或晨星。船到了，船客们钻出船篷，忽觉世界明亮耀目，脸上红红的兴奋，便开放在满河的捣衣声及其回声之中。外地人东张西望，鼻梁几乎承受不住凌空欲下的楼影，还有斑驳的青苔，蓬生的蒿草，以及城门上“古道雄关”几个汉隶大字。他们顾盼之间不免暗生一丝惊愕，觉得这里一定发生过什么大事，只是无从打听。

　　船客们的竹背篓里，多背着穷人的营生。他们有时付不起船资，就用劳力作为抵偿。从辰州到这里溯水上行，一路上三十六滩。每遇到河道狭窄处，哗哗白浪一排排自天而下，船靠岸略停，不用吩咐，这时候自有一些船客挽起裤脚下船，依次搭上一条纤索，拉着船体逆水而上，就算是给船家交钱。纤索悠悠弯弯地悬垂，似乎并未吃上力，却不知纤夫们何以拉得一个个都四肢伏地，一颗颗屁股高高翘起被太阳烧烤。他们胀得脸红脖子粗，额上青筋暴出，大口喘气的嘴巴几乎就要啃着地，啃着河岸上粉红色的野花，啃着岩鹰偶尔投撒过来的影子。本地人把行船叫作爬船，我开始以为是对划船的误读，后来才觉得叫爬船也很切——纤夫们一路上确实就像狗一样爬着。

　　他们沿着河爬进山来，是为了这里的桐油，竹木，砂金，兽皮、还有鸦片和枪。揣度外乡人的目光，首先来自北门口的一些老妪。她们端坐街面上，守着面前小摊上的粽粑、甜酒和醋萝卜，脸上布满着如网皱纹，面色油黑光亮，酷似一件件烟熏火燎过的根雕。如果不是逢集，街面人少，她们便少有买卖，但她们仍然天天守在这里，似乎不是为了买卖，只是要列阵迎接暮色，静观岁月在小城里的流逝。

　　过了街口，有粪臭和蝇飞，有汉子们抽着烟三两相聚，便是牛马场了。这里买牛不论老少，用一根竹条箍量牛的前肋，再以拳宽比量竹条，依长短定出价格。水牛至十六拳为大，黄牛至十三拳为大，此为“拳牛”。买马则须论老少，看牙口，看毛色，还用木棒从地面比至鞍脊，高至十三拳为大，此为“比马”。至于木柴买卖，人们从不用秤，只是把劈柴码成四方垛，用脚比量柴垛的长短，就算估出价格。他们对脚的大小从不注意和计较。

　　北门口以前是杀人的地方。

　　买卖若谈成了，汉子们一高兴，大多会去饭店喝酒。店堂里支着几口铁锅，锅下炭火不熄，锅里浑汤长留，周围有蹿来蹿去的狗，还有杂乱的板凳或矮椅，留住客人们在木板上的余温。新来的客人一进门，对认识和不认识的人都点头笑笑，叫一碟牛肉或猪脚，选一口锅倒入，从容烫热下酒。若是客人多了，锅不够用，店家会取来铁质隔网插入汤锅，将一锅隔成两区或三区，让两三拨客人各得其所。这样一来，锅中食料虽有分隔，但油汤隔网相串，故名“百家汤”；因常年不绝，浅了便加水，加水又见浅，再得名“万年汤”。这种老汤熬煮各种肉骨和菜蔬，翻滚着热辣辣的红油，不知被多少双筷子搅和过，黏乎乎聚天地百味之精华与千家万户之和气，最让客人们欢喜。

　　酒到三分，他们脸上放出红光，忍不住一手托腮，开始相邀对歌。与拉山歌不一样，这种近距离对歌不在乎声高，只在乎辞巧，因此托腮几成歌手的标准动作，有点像以手遮嘴讲点悄悄话。他们上一板，下一板，一接上头便要比个输赢，常常唱得凉凉暮色流进店来，注入他们的衣袖和他们空空的酒碗，还迟迟不肯散去。在这时候，听歌人其实比唱歌人还忙碌，目光齐刷刷地随着歌声在对歌者之间来回转移，待歌声一落，便评议歌词的优劣。这句好。这句杀得有劲。张老板肚子里文章好多呵。诸如此类。他们精确地审度形势，及时地表彰优胜，巧妙地挑唆情绪，促成一场场的拼杀。歌手不斗气他们不开心，真斗气了他们又急急劝解，甚至掏钱买酒给歌手们一些安抚。

　　唱到斗气时，歌手们常有的诅咒之辞是“你烂嘴烂舌讲鬼话，北门口去啃泥巴”。北门口是杀人的地方。“北门口去啃泥巴”一语自然恶毒。这里的人都知道，以前只要铜号声一响，北门口就特别热闹。不用士兵吆喝，摊贩们纷纷闪避，让出城门下那一块地坪空空荡荡，任蝴蝶在那里翻飞嬉舞。因为人们已有经验，有些死囚性子烈，死到临头还要发点脾气，把士兵的手咬去一块皮肉，或者一路上把货摊哗啦啦踢个遍。有一次，一口炸油饼的油锅被死囚踢翻，扬起一匹金浪，烫着了一条狗。这条狗的屁股头至今还红鲜鲜地溃烂了一块，难以摆脱苍蝇的追绕。出于同样的理由，娃崽们此时最让人悬心。他们闻号而动，焦急万分地迅跑，小小赤脚在麻石街上几乎不发出什么声音，接下来在大人们腰边或胯下钻挤，一心把杀人场面看个真切。母亲们免不了到处寻找自己的娃崽，一旦找到便咒骂，便揪耳，便打屁股，把他们鸡一样提回家去，原来的刽子手姓曾。姓曾的老了以后，又换上了一个姓周的，人称周矮子，周老二。姓周的比姓曾的杀得好，动刀前不用喝酒壮胆，下刀时也不大声念咒，自己身上干干净净，从不曾沾一滴血。他不用板刀，只用拐子刀，每次刀口朝外，贴在自己右臂一侧，听到行刑官下令，便从死囚身后抄上去，横肘一抹，人头落地，动作轻捷利落，旁人还来不及看清刀下奥秘，他的差事就已经完成。人们说，他还可以双刀斩双头，动作一次性完成，叫左右开弓，叫阴差阳错，此绝技不轻易示人。

　　要是他事先得了死者亲属的银钱，自然会在刀下做点手脚，横肘一抹时看似威猛，刀却极有分寸地暗暗带住，留下一两寸未断的颈皮，连接死者的头颅和身躯，这叫留一个全尸。至于没有亲属来事先打点的，或是獐头鼠目面相刁恶的，痛哭流泣贪生怕死的，周老二一声冷笑，嚓——人头便扬起黑发嘀溜溜地旋转，旋得飞快，旋出老远，一直旋到街边的粪水沟里，五官被粪水污得一塌糊涂。脑袋受了这等折磨，身躯还必定扑通一声向前扑倒，算是最后伏罪一拜，尊严荡然不存。

　　这种死法，自然让各位看客目光僵直，倒抽一口冷气，很长一段时间内还精神恍惚。据说有一奸夫，虽然奸情并未败露，但自从在北门口看过一次杀人，已吓得魂不附体，疯疯癫癫几日以后，一根绳子上了吊。

　　周老二杀人杀得名气大了，便杀出了新规矩。每次完成差事，他提着拐子刀从北门口大摇大摆回家，见到肉案，不用问是谁的，不用看是什么肉，随心所欲砍上一刀，三斤就是三斤，五斤就是五斤，挂在刀尖上，扬长而去，无须说话更无须付钱。这叫作吃“揩刀肉”，谁也奈何他不得。以至后来一听到北门响，街上的肉贩子都神色慌张，赶紧收拾摊子躲避，怕被周老二撞见。

　　周老二没碰上肉案，气不打一处来，便用刀尖戳几个馍，戳一串饼，也算聊作退而求其次的补偿。他的拐子刀泻一道寒光，是他这一天白吃白喝的特权，指向哪里，哪里就得有贡献，哪里就有人陪笑脸。有些人也许是想早早与他拉好关系，见他来了总是尊称“四爷”，又是搬椅子，又是泡茶水或切瓜剥果，阿谀奉承之辞不绝于嘴，似乎只有把这位爷侍候好了，自己日后才有全尸的可能。

　　“刘麻子他胆敢躲老子！”周老二咬牙切齿，指的是一个肉贩子。

　　讨好者跟着愤愤：躲什么躲？四爷不是看得起你，会到你的案子上揩刀么？

　　或者说：这家伙不仁义，将来总要落在我们四爷手里。

　　只是此语的意思稍嫌含混，不知“落在周爷手里”一语，是指到时候砍下猪肉还是砍下人肉？

　　不过，周老二也有碰到对头威风扫地的时候。这一次，县衙发布文告，处决一个土匪头。此人是个黑大汉，魁伟身材，从监房一直骂到北门口，又大喊“姓彭的你在云家湾等呵——”不知话里隐着什么故事。他临刑前拒不低头，更不求全尸，挨过第一刀以后，扬着血脖子差一点站起来，挨过第二刀以后，脑袋虽已栽倒，但骂声仍在继续。最后，他挨了第三刀，第四刀，第五刀……让周老二颇费一番手脚，拖泥带水地很没面子。更重要的是，他估计周老二在身后靠近，很有心计地突然改变姿势，由双膝跪地改为盘腿而坐，双腿朝前顶着，暗暗用力，确保自己倒下时是坐死而不是跪死，是仰死而不是俯死。颈腔向后一翻，鲜血还喷溅过来，喷红周老二衣襟，使他狼狈不堪，少见地污了身子。见此情景，看客们都暗暗敬佩，有位后生情不自禁大喊一声“好——”，兴冲冲地一个劲卷衣袖，似乎受到什么启发，就要上场去比试比试什么。

　　土匪头身坯肥大。要抬他去游乡示众，四个人还抬不动他，只好把他拦腰锯断，分开负担。锯到骨头的时候，发现骨头太硬，怪不得周老二大费周折，于是嘎嘎锯骨声从北门口一直顺着石阶滚下，蹦跳到河滩上，惊动了河边的船客——大家不知道是什么声音。恰逢天气很热，为了防止尸体速腐，保证四乡百姓都受到警示，兵丁们给他全身抹上消毒去虫的石灰。他们没有料到的是，石灰沤过的人肉慢慢变成了绿色，兵丁们只好抬着这绿手绿脚绿脑袋，如抬着一个地府阴曹的厉鬼，走进稻草垛子散发出来的炎炎初秋。

　　像以前某些土匪头一样，黑大汉在伏法前已被从头到脚搜过多次，未搜出什么珍奇，以至众人疑心他腰缠万贯的传说恐是虚名。不过，他的小老婆最后赶到北门口，嚎哭一阵以后，从容脱去亡人的鞋子，套在脚趾头的八个金戒指一亮，跳入围观者的眼中。有人立即捶胸顿足，娘哎娘哎地悔恨自己刚才粗心，诅咒自己的命运。

　　这都是一些传说。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此地官匪难分。有些官军脱了制服便成了土匪，有些土匪穿上制服又成了官军。但不管是哪些人穿制服，坐衙门，贴文告，周老二照旧一把拐子刀干他的差事。曾经有一次，一位新来的长官倡导新制，用枪毙代替斩首，差点端了周老二的饭碗。不过这位长官很快便被更新的长官当土匪给斩了，一切又回复旧规矩。人们也觉得还是旧规矩让人放心。用周老二的话来说，放枪嘣一下就了事，放个屁一样，杀没有杀威，死没有死相，还费铁子，成何体统？

　　这位倡导新制的长官是外来人，号召富人减租，要求穷人读书，令众人颇感新奇。他不抽鸦片，不纳妾，不嫖娼，不赌钱，不收礼，还不坐轿子，也不准手下人这般逍遥。一位强奸民女的结拜兄弟，被他割耳朵下了大牢，令百姓拍手叫好深为敬佩。但跟着他长久了，他手下人便渐渐觉得清苦乏味，没有多少好处。连钱都不能赌，连女人都不能嫖，那不等于跟着他坐牢么？百姓们开始还觉得他仁义，但后来发现这家伙自己走路，自己扫地和擦灯罩，哪像个官呢？发现这家伙不常杀人，那还有谁怕呢？再想想，不像个官的人，大家都不怕的人，能把衙门坐得长久？

　　他们开始叫他“王圣人”，后来叫他“王癫子”，见他和善如常并不气恼这一绰号，更认定他确确实实癫了，去北门口啃泥巴，恐怕是迟早的事。

　　又一支军队来了，把王癫子一伙赶到霸王岭，连攻十六日没攻上去。最后传下命令，凡下岭投降的，只要办一桌谢罪酒饭，洗心革面，三年之间欠租的减租，欠捐的免捐，祖坟一律受到保护。其中献上王癫子的更可得重赏。这一招果然灵，不到两天，王癫子便由他们的几名卫士五花大绑押下岭来。

　　北门口的号又吹响了。人们拥挤着争看墨迹未干的文告。听文告上说，匪首王犯文彬，江西某州某县人氏，惯以伪善欺世，实为衣冠禽兽，曾奸宿其婶其嫂其媳，每天还食人肉若干……众人看此文告都大吃一惊：还有这样的事？还有这样丧尽天良的畜生？一些曾经在王癫子管束下很少逍遥的人，一看文告更加上火：他娘的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呵？他原来也是一肠子屎，为何倒压着我们当菩萨？

　　正当人们交头接耳之际，一位女子哭天喊地冲到北门口，头发散乱、泪流满面，一只鞋子脱落。她冲着汉子们抢地磕头，央求道：彭家大叔，罗家大叔，石家大叔，你们讲句公道话吧。我家文彬没有吃过人肉，没有吃过人肉哇——汉子们沉默，低下头往别人身后躲。也许他们并非胆怯，只是说话得有凭据，得给他们慢慢查实的时间。他们躲过女子的目光，皱着眉头，抹抹脸皮，深深呼吸，似乎暗示他们正准备这样去做。

　　冯家大叔，张家大叔，李家大叔，你们大家都讲句公道话哇。我家文彬从不伤风败俗，压根儿就没有嫂嫂和儿媳呵——没有嫂嫂和儿媳，可婶娘呢？汉子们个个都义道，但仍然无法声援，只能含糊。

　　女子的声音逐渐嘶哑和稀薄了。她被两名士兵揪住头发，拖到牛马市那边去了。北门口只留下她的一只鞋子。

　　王癫子就是在这天一命归西。他似乎不怎么好汉，临刑前居然哭了起来，让周老二十分看不起。周老二下手时狠狠用力，让死者的脑袋不但尽旋，而且蹦跳，一路血泪交迸，最后滚到臭粪沟里。只是收刀以后，周老二觉得背上扭得有点阴痛。开始还没在意，回家后觉得越来越痛，最后摸到蚕豆大小的一肉团，硬得让人心疑。他请郎中看，郎中说是毒疔，来者不善，一定是来收命的。

　　几天之内，这颗毒疔越来越硬，竟有碗口大小，黄色的脓头密集相聚，如一颗饱满熟透的石榴鲜红而美艳。一到夜里，半个镇子都可以听到刽子手彻夜的嚎叫，狗吠也随着此起彼伏。再仔细听听，在嚎叫间歇的寂静里，有麻石街上轻轻的脚步声，时有时无，似远似近，不知是何人还在深夜独步。

　　有人说，可能是王癫子冤死，周老二才遭此冤死鬼的报应。人们这才想到，王癫子可能确有冤情。比如说他吃人肉，那时候北门口几乎没吹过号，他有什么人肉可吃？难道是去掘坟吃腐肉不成？又比如说他淫乱，但他当时不妾不嫖，有什么理由要打几个黄脸婆的主意？……这一想，人们又议论他的遗书。据说他女人只收存了亡夫一纸遗书，后来一直帮人家打豆腐，确实没有接下什么家产。遗书上写着：“既为民生，当为民死。行恶民仇，名善民嫉。仇兮嫉兮，不亦梦兮。”似乎写得有点没头没脑。一位老郎中最通文墨，把这份遗书看了好半天，也支支吾吾没说出个意思。

　　人们想到王癫子临刑前的仰天痛泣，惴惴的有些不忍，最后在老郎中提议下，凑了点钱，把尸体从乱坟岗挖出，置一口棺材，燃一通炮竹，重新下葬了。

　　周老二也凑了一份钱。大概是凑得及时，破财消灾，他背上的毒疔竟脓净封疤，好了。他的操刀营生接下去还干了多年，照样杀得很好，照样赚过好些揩刀肉。

　　我第一次来到北门口的时候，这里早已不是刑场。城楼旁边升起了百货公司的水泥墙，还有邮局、书店、银行以及政府机关，成了守摊老妪们新的背景。有一位伞匠把手中铁板敲得丁当响，走过街市，播一路防雨的警告，又像是敲打出什么暗号。间或有些大城市来的游客，看看残破的城楼，尝尝老妪们兜售的零食，用照相机咔嚓咔嚓地把小城拍来拍去。我就是这样知道了北门口的来历。

　　至于有名的周老二，据说他还活着，老得牙齿都掉光了，偶尔去酒店喝一盅包谷酒，在牛马买卖双方之间当中人。他一手拉住买方的手，一手拉住卖方的手，手都伸到对方袖筒里，指头捏一捏，就捏出些暗号，让对方心知肚明。一旦左右两手捏出的价位趋同，就算讨价还价结束，他抽回手一拍，一桩机密的买卖宣告完成。人们说，他年过八旬还精明出众，只是身骨子不太强了，而且看人时还习惯性地往颈根上看，说人还习惯性地往颈根上说。比方说到人的身体，他不大说胖瘦高矮，只说颈根太粗或者太细，说颈根嫌长或者嫌短，让人们有些诧异。说到某人当上了林木站站长，他就说此人干不了大事，颈根与脑袋一样粗，颈后有个扁担坨，活脱脱的贱相，同邮局的彭老三差不多。这里的问题是，说人就说人，为什么又说到颈根？邮电局确有个彭老三，但彭老三从不与他交道，他为何如此熟悉对方的颈根？是什么时候仔细观察并且牢记在心？甚至可随口拿来打比方？

　　周老二有时还在干部面前吹嘘，说他也有过革命功绩，理应受到政府的福利照顾。按照他的说法，那年革命党号召剪辫子，没有什么人响应，后来不就是全靠他周老二一把板刀？镇守使授权他惩治长发鬼（有时候他说红军是授权方）。他忙得没日没夜，肩上背着一捆长辫，成天提着板刀在墟场上转（有时候他又说自己骑了马）。只要见到长辫子，他一把揪住，拖到某个肉案上，揪得那人引颈于案，手起刀落，银光一闪，嚓，一条辫子就体温犹存地落入他手中。他革命好几个月，容易吗？总共斩下了几百条辫子（有时候说斩下了几千条，包括洋教士们的假辫子），容易吗？当年再强霸的后生也被他斩得抱头鼠窜，乡下人好几个月都不敢上街赶场。一个最先消灭长辫子的模范县就诞生在这里呵。这样的丰功伟绩，怎么就一笔勾销了？

　　有个后生很崇拜地看着他，说你这样革命，后来怎么还去坐牢？

　　冤案，冤案么！周老二用没有牙齿的嘴巴说，张镇长他公报私仇呵，他占了我家的坟地还硬说我入过洪帮，完全是无中生有……干部们对以前的坟地和洪帮都不感兴趣，溥衍他几句，就向酒店里其他熟人搭腔。那些人也无意听周老二讲古，假装没看见他，只顾划拳或对歌，闹出一阵阵喧哗。就这样，他没争到福利照顾，只好自斟自饮，久久地呆坐，任三两只苍蝇叮在他的眼角，似乎已无气力去摇头或扬手，把讨厌的苍蝇们赶开。他衰弱的目光依旧颤颤抖抖地浮游出去，停留在人们一棵棵可爱的颈根上，把它们逐一轻柔地抚摸。

　　我住进这个小城，正碰上这里的一件大事。在县里某基建工地出土了一批西汉时期的石俑，共有八个，除了挖断一条手臂，其余基本上完好。最大的一座石俑有活人般高大，神态生动，堪称绝品。连省文物部门派来的专家都惊叹不已。县政府也立即筹资建文博中心，计划利用这些石俑，再加上本地悬棺、城楼以及溶洞，发展本地的旅游事业。

　　本地人争相来看稀奇。据说有乡下来的一位老妇人，看到最大的那座男俑时突然大惊失色当场晕倒。后来，她醒来时喃喃，说她看见文彬了，那个石头人就是王文彬!

　　王文彬是谁？后辈人都不明白。有几个老街坊寻思半晌，讨论片刻，才想起王某就是多年前在北门口啃泥巴的王癫子。他们急忙忙再来石俑面前核对，左看看，右看看，觉得确实有点像，但又不怎么太像。

　　老妇人因此一病不起，很快咽了气。她留在街心的一只鞋子重新被人们传说，她后来的命运我也慢慢得知一二。她改嫁一位桶匠，生有二男一女，住城东的小村里，门前有荷塘。她的儿女现在都在外地工作。

　　我曾沿着河岸散步，看月光如水，把对岸的山影洗得模糊，把流水声洗得明净而清晰。这条陌生的河流，闪着月亮的波光，流向哗啦啦的黑暗。在波光熄灭的前面那一片河滩，野渡无人，有一条隐约可见的空船，似乎也将滑向无边黑暗不再回来。我来到石俑前，再一次细细观看它们，发现其中最大的一尊双眼平视远方，嘴唇紧闭，似乎不愿说出往事。我摸到了他的腿，感到一种刺心的冰凉。他真像一个什么人吗？真像一个时隔两千多年以后的某个死囚吗？

　　我不知道这件古物的制作者是谁，也不知道当年制作时是否参照过什么人的面容。但我摸到了两千年的冰凉。

　　我还听到了哭泣，左()右寻找，才发现不是石俑在哭——哭声来自临江的一座木楼，一户陌生的人家。

　　这篇文章将要结束了。也许还可以附带另一件事。人们告诉我，十年前曾有一位白发老人路过此地，预言十年后这里将土里出金，河里流血。刚好十年过去了，第一句似乎已经灵验：石俑出土，旷世珍奇，招八方游客，纳滚滚财源，不就是“土里出金”么？至于第二句，经好事者们机警周密地思索，终于附会给一家化工厂。那化工厂不知生产什么，排出的废水殷红如血，染红了半条江。烟囱里还飘出红色粉尘，红了墙瓦和道路，红了晾晒的衣衫，红了老人的白发，红了鸡鸭和猪狗，甚至连人拉出的粪便也泛红。我曾见到某家的一只老鼠，如全身抹了胭脂，一道红光射入衣柜底下。这就是十年前老人所预言的“河里流血”？

　　我走出红色。为了反应群众的强烈要求，我把搬迁化工厂的事记下来，答应回去后向有关政府部门报告。1992年6月

　　韩少功：故人

　　余先生去国二十年后重返故乡，是小城一件新鲜事。事先省里有关部门来过电话，称余先生是爱国侨胞，在香港及美洲有数千万资产，这次回乡观光，地方上务必热情接待，以利招商引资和改革开放。

　　县委县政府已开会专题研究过此事。县招待所五号小楼立刻重新装修，换地毯，换窗帘，灭老鼠，喷香水，摆设盆花和雀巢牌咖啡，显示着县里最高消费水准。派出所警察在小楼外设岗派哨，整顿治安秩序，阻止好事者前去拥挤喧哗。据说有位后生以为那里又在抢购紧俏商品，满头油汗地投入了人群，被身后的人一挤，竟冲过了划在地上的警戒线，迫使警察小试电棒。呵的一声尖叫，后生当场倒地全身抽搐不已，脸上有一团僵硬的灰白。县城里有两个疯子，平时总是一身尿臭，喜欢一边唱戏文一边向汽车投掷石块，司机们早已无可奈何并且习以为常。为了防止他们袭击侨胞，警察奉命将疯子临时拘押。一些小娃崽因此失去了欢乐和恐惧，只得退而求其次，将将就就地去看屠夫杀猪，或者蚂蚁搬家，几天来有点怅然若失落落寡欢。

　　余先生是乘高档进口轿车沙沙沙抵达的。车身史无前例的长，史无前例的黑亮，如一条巨大黑鳗，静静地滑过街市，潜入招待所的深院，使小城人有一种莫名的心惊。从黑鳗腹内钻出来的人，肤色暗淡，身材瘦削，看似中年却早已谢顶，太阳穴深深下塌的颅骨给人一种很紧实很坚硬的感觉。他着一件米黄色的宽大夹克，踏一双平底布鞋，倒显得特别朴素。引人注目的是他左衣袖空空，瘪瘪的，荡来荡去，藏一袖阴阴冷气，成了毫无表情毫无动作的赘物。在他走进招待所餐厅的一刻，一位服务员当的一声失手打碎了瓷盘，门外一部卡车倒车时不慎撞碎了尾灯，而招待所商店的一位怀孕女子当天不幸流产。这一切是否与那条空瘪瘪的袖子有关，不得而知。

　　县委和县政府几个头头都去见了他，照例有握手寒暄，有合影留念，有豪华宴请。水里的白鳝，山里的白面（狸），再加上烤乳猪烧羊蹄一类，都很有家乡风味，增进着赴宴者的乡情。一号首长介绍了全县的大好形势和引资优惠政策。二号首长陪客人看了两场地方戏曲。主陪是四号首长，即王副县长。他陪着客人参观了化肥厂、木材加工厂以及大理石厂，似乎一切都顺利。只是走进大理石厂的时候，附近工棚里突然发出咣当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吓得人们惊慌张望，警察立刻拔枪警戒，只是余先生眼都没有眨一下，头也没有回一下，继续细看手里的石材样品。

　　王副县长冒出了一头冷汗，不光是为了刚才咣当一声的巨响，也为客人临危不乱之际出奇的冷静。

　　据王副县长所知，客人既没当过将军，也没当过大盗，为何有如此镇定自若的本领，实是一件怪事。王副县长更不明白，余先生身为巨富，为何却活得极为简单。除了抽两支烟卷，他不喝酒，不喝茶，不吃水果，对歌舞厅夜总会一类更无兴趣。据保卫人员说，在招待所这几天的日子里，他没事的时候就关着房门，在门后一点动静都没有，不知道在干什么。即算走出门，他只是去河边的后街走一走，用照相机把一些普普通通的墙基、石头、老树都咔嚓咔嚓拍摄下来，不知作何用途。在本地人看来，那不过是一条狭窄的麻石街，那些青砖破墙和墙基的片片青苔，没有多少稀奇，他怎么一遍遍走得那么起劲？

　　他总是在后街从打米厂到河码头这一段来回行走，在小西门一位老阿婆那里买豆腐，一买就是十几片，买来也不吃，叫服务员拿去处理。卖豆腐的阿婆几乎是个瞎子，仅左眼还有花花一线光亮。据查，她是位孤老，原是国民党某军官的小老婆，在丈夫死后一直靠自己的双手谋生，卖豆腐已有三十余年。有意思的是，余先生为何总是买她的豆腐？与她有什么特殊关系吗？既有特殊关系，他为何只买对方的豆腐而不赠个十万百万的红包大礼？……这其中的缘故，外人无从得知。

　　副县长几次想侧面打听，觉得又不合适，只好跳开话题。其实，余先生没什么话题，甚至从不爱说话。人家说得热热闹闹的时候，他只是听，眼球十分明亮，亮得有些灼灼逼人，探照灯一样从这边缓缓地扫到那边，又从那边缓缓移到这边，有时甚至把说话者们看得心里发毛，说着说着就说乱了。偶有一笑的时候，他也笑得极淡，极浅，极缓，似笑非笑，至少比在场人少笑七成。实在没有什么可看了，他就将目光稳稳停留在前方空中的某一点，所有表情都渗漏到脸皮下面去，筛出一脸茫茫虚空。

　　他喜欢夹着一支肥大雪茄，但很少点燃。尽管如此，他并不特别冷漠，甚至还很好说话。比如说他抽出一支签字笔，已经签署了向大理石厂投资的意向书，对本县的猕猴桃资源也表示了兴趣。

　　王副县长高兴了，一心要让对方玩得痛快：“余先生不会跳舞，少见少见。那么愿不愿意到白公渡去看看？那也算个省级保护文物遗址。”

　　富翁摇摇头。

　　副县长揣摩对方的嗜好：“那是不是想看点录像？别看我们县城小，这里什么片子都有，香港的，台湾的，美国的，日本的，都有。”

　　富翁淡淡一笑，还是摇头。

　　“那……你有什么事，有什么要求，只管说。我们这个小县，虽然条件有限，但变化还是很大的，不比你在这里的时候啦。南河铁矿你去过没有？现在都成一个大矿啦，一年产值上亿！这几年竹木、水果、油茶、养殖也都发展很快，你要办点什么土特产，只管说。回一趟家乡不容易么。”

　　余先生深深地盯了副县长一眼，“长官这么客气，那我就真说了？”

　　“好呵，不要客气，家乡人么。”副县长几乎喜出望外。

　　“那好，”余先生盯着雪茄若有所思，停了好一阵，“我想见一个人。”

　　“谁？”

　　“彭细保。”

　　“是你亲戚？”

　　“不是。”

　　“是你同学或者朋友？”

　　“也不是。”

　　副县长有点困惑。在余先生到来之前，有关部门已经核查过，这里似乎没有什么余先生的亲友了。而且副县长在这里从政三十多年，对有头有脑的人大多认识，十八个乡镇中年以上的农民也差不多熟了三四成，但从未听说过彭细保这个名字。

　　“你……和他有什么关系吗？”

　　富翁摇摇头，“从未谋面。”

　　副县长这下就不明白了，但也不好深问。“那好，一切由我们来安排。你如果想安排一个宴会，或者安排你们一起住上几天，好好地叙谈叙谈，这都好说。”

　　“不不不，”富翁摆了摆下巴，“就见一面，不需要任何安排。”

　　王副县长更觉蹊跷，回头交代县府办公室，赶快查找一下彭细保这个人。办公室很快汇报了，溪口乡确有个彭细保，眼下家境贫寒，欠债累累，加上身患肺气肿和风湿症，身为共产党员却有多年未交党费，乡村干部也拿他头痛。至于余先生为什么要见他，当地人都觉得奇怪，因为他们两人之间完全没有关系。后来靠两位老人回忆，人们才依稀得知：硬要说有关系的话，那就是余先生的父亲当年作为恶霸地主遭到镇压，法场上是由彭细保操的刀——当时他是民兵。人家都不敢杀，只有他争着杀。

　　得到这一重要情况，王副县长对安排见面颇感为难。点名要面见仇人，莫非是要报仇？莫非是要算账？不会闹出什么事吧？头头们再一次开会研究。一位部长气呼呼地大拍桌子：“呸，姓余的也莫太毒了！他父亲也平反了，房产也发还了，还要怎么样？共产党如今请他住宾馆，吃宴席，对得起他了。他还想当他娘的还乡团，对贫下中农搞阶级报复呵？”另一位部长叹了口气说：“话不能那样讲，当年阶级斗争扩大化，有乱打错杀的现象，不对就是不对么。人家有情绪，也可以理解的。”县委书记只好从中调和：“我们欢迎余先生这样的爱国华侨来投资。不过见面的事最好还是免了。好了的疤子再去揭，刺激情绪，何必呢？”王副县长惦记着有关筹建果品罐头厂的谈判，忧心忡忡地说：“不见当然也可以。不过会不会闹得余先生不快？会不会影响他对政府的看法？”……这样说来说去，会一直开到深夜，最后议定：一方面由县统战部就当年的错杀向余先生正式道歉，另一方面不安排仇人见面，最好是把彭细保临时抓起来，理由是他打麻将赌博，违犯治安条例，拘留期间不能见外人。

　　打麻将几乎已是全民性活动，所以这个罪名对谁都用得上，是个制造临时人间蒸发的万能借口。

　　拍桌子的部长对这种处置还是不满，散会时扬起巴掌喊：“道他娘的歉？现在共产党讨好国民党，早革命不如晚革命，你们看吧，以后有戏唱的！”

　　其他头头只当没听见。

　　王副县长依计行事，把有关建议转达给余先生，不料余先生断然拒绝。他对其他的事情都好说话，比如县里希望他投资果品罐头厂，这没问题；某部长托他安排自己的子弟到海外留学，那也容易。至于谁想来讨个打火机或讨双尼龙袜，更是小菜一碟，谁要谁就拿去。只有这次会见彭细保，他既已提出，就九头牛也拉不回。他夹着大雪茄的手指已经微微颤抖，只说了一句：

　　“他什么时候出来，我就等到什么时候。”

　　王副县长暗暗叫苦。

　　“他就算死了，我也要挖开坟来看一眼。”

　　这话说得更决绝。

　　没办法，县里头头们苦着脸又议了两次，只得狠狠心，同意他的要求。安排这次见面之前，副县长把彭细保接到县城，与他谈了一次话。不过后来副县长发现这次谈话完全多余。彭细保根本不记得自己杀人之事，也忘了余家少爷是谁，只说领导要他见谁他就见谁，甚至有一种兴冲冲的劲头，觉得自己的进城特别体面。他大热天呱嗒呱嗒踏一双套鞋，肩头开了花，头发结成块，浑身有股猪潲味，讲几句话就抹一把呼呼噜噜的鼻涕，东张西望，心不在焉。

　　副县长觉得这样也好，免了一点紧张。他让对方洗了个澡，还递给对方一支香烟，不知为何心生一丝酸酸的怜悯，似乎眼下不是带他去见客，差不多是狠心将他推出午门斩首。

　　副县长拍拍老民兵的肩，领着他来到招待所小楼门前。彭细保突然倒抽了一口冷气，额头上冒出密密汗珠，眼中透出莫名的恐惧。副县长再仔细看，发现他如同蒸熟以后又在冰箱里冷冻多时的肉制品，脸上聚一团青光。

　　“县长，我，我突然肚子痛……”

　　“只见一下就完了。”副县长知道眼下并非去刑场。

　　“痛得当不住了，我实在走不动……”

　　“活见鬼，到了门口又不去，你要让我失信？你怕我吃了饭没事做，陪着你好耍么？这是政治任务，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我给你作揖。实在对不起，我现在就要回去……”

　　副县长见他跑，气不打一处来，叫人冲上前去，不由分说地扭住他，简直是把他架进楼门，交给屋内的陌生眼光去发落。有一浪空调机的冷气迎面扑来，使彭细保打了个寒颤。前面有几张横蛮的真皮大沙发，因为式样古怪和庞大，吓得彭细保两腿哆嗦。一片猩红色的大地毯在窗外泼进来的强烈日照下，迸射出耀眼的反光，给屋内所有墙壁和天花板都染上了红光。翻腾的红潮甚至注入了室内所有人的瞳孔，个个都红着眼睛。

　　根据副县长的安排，今天多了几个陪同人员，包括扮成服务员的便衣警察，以防意外事故。这阵仗也吓坏了彭细保，他看看这边的大个子，看看那边的大个子，双脚已在地上生了根，怎么也没法往前走。

　　“这就是余先生，彭细保，你也坐下……”副县长力图制造出缓和的气氛。

　　余先生眼睛一亮，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兴奋，呼的一下从沙发里站起来，走上前来把来人端详，平时总是熄灭的雪茄已反常地点燃。

　　彭细保似乎被提醒了，嘿嘿一笑，缩了缩鼻子：“是余同志吧？好久不见了。你老人家还在农业局……”

　　显然是认错了人。副县长用手捅一捅他：“余先生这次从香港来……”

　　彭细保瞪大眼，领悟了这种纠正。“哎呀，到香港去了呀？我晓得，哪有不晓得之理？余同志是在香港农业局工作是不？上次村里要买尿素，我就说要他们去找余同志。余同志是最肯帮忙的人呵……”说着抹了一把鼻涕。

　　“你说什么呢！余先生是有名的爱国华侨和实业家，这次是回家乡来考察经济发展的。”副县长有点不耐烦，“你看清楚了再说，好不好？”

　　在他们说话之际，在其他陪同人员倒茶和递毛巾之际，余先生一直没有搭腔，但呼吸越来越急促，脸色越来越红亮，额上的青筋明显地暴突和蠕动，眼中两个锐利的光点发出刀尖在太阳下的那种闪光，差一点就要发出嗞嗞嗞的声音。他盯着自己朝思暮想的人，把对方缓缓地从头看到脚，缓缓地又从脚看到头，嗞嗞嗞的目光最后在对方喉结处驻留下来。这当然使副县长一惊：余先生父亲的脑袋，当年想必也是在那个部位与身躯分离的？当年的一件什么利器，也许就是在那里进入的？

　　余先生满意地点点头，干笑了一声，突然收笑，又再干笑了一声，有点神志错乱的疯傻模样。他快步移动，甚至有点手忙脚乱，换了一个角度，再换了一个角度，全神贯注打量着对方的颈根，目光突然变得柔软，变得幽静而清澈，波动着一种优美的节奏。似乎他眼下盯着的已不是一条颈根，而是一件心爱的古玩，一朵嫩弱的鲜花，如果目光不慎有失，投注得粗重一点，古玩就会破损，鲜花就会枯萎——而这样的罪过断断乎不可。

　　这条颈根是如此珍贵，他得让自己多年的思慕从目光中从容泻出，将目标小心翼翼地触抚，一分分地探索。

　　这种柔软的目光让王副县长不寒而栗。

　　“余先生，你坐下谈，坐下谈……”副县长有点不知所措。

　　富翁好像根本没听见。

　　“余先生，都是过去的事情了。那时候都是形势，形势呀。很多事情是说不清的。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不也坐过牢吗？我们好多共产党员的家里，不也是妻离子散吗？哎哎，眼下都向前看吧。来，喝茶喝茶。”

　　余先生似乎从梦中被唤醒，定定神，抹了一下脸，丢掉了雪茄，回到了平时那种持重的神态。他对副县长点点头：“好了，谢谢长官。你守信，我也会守信的。罐头厂的项目我一定参与，但水源品质是件大事，今天我们去河里取个水样吧。”

　　不待副县长回答，他领先朝门外走去，只是在将要出门的那一瞬，又猛然回头朝彭细保的脸上甩去狠狠的一瞥。

　　这一瞥刺得彭细保浑()身一震。他总算记起眼前是谁了，发出异样的大叫：“余二，你长得如何这样像你爹呵……”

　　余先生的脚步声已在门外远去，愣住了的陪同人员这才反应过来，也跟着一拥而出，把彭细保一个人丢在房间里。

　　“余二，当年……当年我也是没办法呀……”

　　十多天后，这位富翁从香港汇来巨款，派来专家，果品罐头厂立即破土动工。小城显得比往日更热闹了，有更多的汽车来来往往，扬起车后的尘浪，供两名疯子一边唱戏文一边投射石头或粪块。有人说，这些疯子现在也能唱香港流行歌了。

　　1987年5月

　　◇ 最初发表于1987年《钟山》杂志，后收入小说集《北门口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