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一师教

　　韩少功：一师教

　　茶盘砚有个雪娥嫂，信基督教。她残了一只眼睛，但犁田打禾什么都做得，历年来交税费最全，完成摊派工最早，还收养了一残疾少年，比男人还勤劳，比干部还义道。

　　她第一次见到我，就愤愤批判唯利是图。她说村里有一富户，做什么都斤斤计较，让出几分山给村里修路，算起钱来也心狠手辣。他就不想想他一窝六七个娃崽是怎么长大的？——雪娥嫂是指当年大集体的时候。不是靠那时候的大集体，不是靠那时候见人有一口饭，他一大窝娃崽还带得大？现在倒好，他娃崽大了，也揣着大票子了，就事事要个等价交换，就朝集体的碗里吐唾沫了！

　　雪娥嫂对大集体的辩护，使我想起了自己的北欧之旅。当时一路看过去，瑞典、丹麦、挪威、冰岛等国家的国旗都是十字旗，可见基督教为它们立国之本。恰恰是在那一片教堂林立的氛围里，国家奉行社会高福利政策，把所有国民从摇篮管到坟墓，颇有教门之内的平等之风。我一直暗暗猜测，那里的国策其实是宗教的延伸和放大﹡。

　　不说北欧，还是回头来说雪娥吧。我最初以为她是个什么干部，其实她连组长也没当过，只是有话就要说，是个嘴巴直通屁眼的直肠子（雪娥语）。她的最高荣誉是当过一回劳模，但她一听说要去市里开会，就吓得在柴山里躲了两天，让干部们找不着。后来不得已去了，但经常紧张得出汗，横着一只独眼，噘着一张嘴，很不快活的样子。

　　她回来后悄悄告诉我，她进城上台讲话的时候，不知道讲什么好，只能背诵干部写好的稿子，但说的与想的完全是两码事。她一边说着全靠各级政府的关怀，一边想着全靠仁慈我主的关怀；一边说着今后要好好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心里说的是今后要好好学习《圣经》……“我心里要说的话，主是听得到的。是不是？主是不会怪我乱说的。是不是？”她这样说。

　　我这才知道她是基督徒。

　　“你读过《圣经》吗？”

　　“只听过一点点。”

　　“你会唱赞美诗吗？”

　　她捂着嘴笑，“直喉笼唱不转，唱得像鸭叫！”

　　“你怎么想到要入教呢？”

　　“基督教好呵。基督就是一杆公平秤，对就是对，错就是错。道理有十分，你就不能只讲九分半。”

　　这个解释倒也简单，而且还经典。

　　“跟你说，我八年来没有吃过一粒丸子，我老公八年来也没有吃过一粒丸子。”她是指家人健康不用吃药，如此“奇迹”的“见证”，实在值得她自鸣得意。

　　我这才知道，洋教传到这里来以后，已经有些变性，洋中带土，似旧实新。改良教规之一，是信教者不求医。这倒是很对山里人的胃口——他们本就对医药费的高涨深深发愁。改良教规之二，是信教者不吃别人家的饭。这也很对山里人的胃口——他们对日益繁重的人情礼节早已不堪重负，一接到请柬，就如接到罚单，满脸客气之下是满心焦急。基督教的传播，大概很大程度上正是依托了这一类助人省钱的招。

　　基督教在这里也叫“耶稣教”，因读音之误，还有“耶师教”或者“一师教”一类异名。信教者也有“基督和尚/尼姑”或者“耶师和尚/尼姑”乃至“一师和尚/尼姑”一类俗称。人们对洋教的出现说不上有多大的反应。看见教徒们偷偷地串门聚会，大家觉得那就像党团员政治学习，过组织生活，无非也是劝人向善，倒也不坏。有些人入教以后心静了一些，少了些伤肝炸肺的焦躁，身体颇得补益，也不是没有可能。

　　教徒们只是在某些细节上引来非议。比如说，当基督和尚可以吃肉，只是不可以吃血。这是不是专拣好的吃？不戒荤腥也能当和尚，也太舒服、太便宜了吧？又比如说，有个教徒抬猪时断了草绳，不去另外找草绳，反而跪到路边祷告上帝。另一个教徒没法把手扶拖拉机发动起来，不去检查油路和气门，反而跪到路边祷告上帝。大家都觉得可笑：基督菩萨未必那么神通广大，还能把断草绳接起来或者把死机器发动起来？

　　贤爹最反感的，是耶师教居然宣扬“普天众生皆兄弟姐妹”：“呸，爷就是爷，崽就是崽！一千年也莫想变！一万年也变不了！怎么成了兄弟呢？宝伢子胆敢没上没下，老子一巴掌把他刷到墙上去！”

　　宝伢子是他儿子，不久前信上了耶师或一师。听老子这一骂，他吓得在外躲了两天不敢回家。

　　有一天，宝伢子带着三个陌生的后生，一律西服革履，骑着摩托一溜烟来到我家。陌生人自称是邻县的中学教师，专程前来拜访我。他们在阶前坐下，翘起二郎腿，接过茶，接过扇，对端茶的主妇看都不看，更顾不上说一个谢字，开口就大谈这个世界有三重天和九重地；谈地球大一点不行小一点也不行，只能这么大；谈光速慢一点不行快一点也不行，只能这么快……把我说得云里雾里。

　　其实，他们不是科学院院士，不过是基督徒，刚才的开场白不过是赞美上帝创世的奇妙，目的是劝我入教。他们接下来历数入教的好处，包括癌症病人不治而愈，哑巴可以说话，瘸子可以跑步，连做生意都财源滚滚，总之有百利而无一弊。这在我听来，有一点推销减肥茶和壮阳药的味道，有一点非法集资的味道。

　　我说宗教确有静心养身之效，比如中国佛教与道教……没料到我一提佛教就惹恼了来客。个子最高的一个冷笑着打断我：“你这还是马克思主义，太过时了！太可笑了！我问你，一个人有几个父亲？难道一个人可以两个父亲？三个父亲？四个父亲？……你也不想想，你是好几个父亲生下来的种么？”

　　这是个很雄辩的比喻，把其它假父亲统统给灭了，独尊基督的意思很明白。

　　“保罗前不久也说过，要尊重伊斯兰教，尊重印度教……”

　　对方显然不知道保罗二世是谁（当然更不会知道路德、加尔文、J·拉辛格等等）：“那些狗屁话你也信？他们长期吃官家饭，中极左思潮的毒太深了，只会贪赃枉法，祸国殃民，什么事也不会干，将来只能统统下地狱！”

　　“那你总知道布什吧？布什总统也去清真寺……”

　　“那是外交策略呵，你懂不懂？就像在战场上打仗，有时候需要冲锋，有时候也需要伪装，需要埋伏。这是最基本的常识！”

　　我同他们谈不清，甚至没法往下谈。每次刚说出一句，就被他们打断，被他们七嘴八舌地堵回来。在这几个毛头小子面前，我只能洗耳恭听，只有接受大批判的份——幸好他们还无权动武，否则肯定把我当“圣战”对象，让我死无葬身之地。

　　我突然觉得自()己很傻，气不打一处来。

　　我轰他们走。“出去！去！”妻子不知我今天为何这般粗鲁，端着一盆刚炒好的板粟，看看我，又看看他们。那几个人都脸上挂不住，神情立刻软下来：“韩先生，我们再交流交流吧？”“你并不了解我们，再听我们解释一下。”“看在上帝的份上，我们交个朋友。我们还有好多问题要请教……”

　　我还是拂袖而去。

　　我后来看到，他们出了院门以后还不走，在门口交头接耳一番。其中一个在墙根撒了泡尿，另一个打了一阵子手机。大概终于商定了新目标，他们这才骑上摩托，一溜烟朝公路方向而去。

　　韩少功：农痴

　　去学校公厕挑粪的时候，时常会与一个人不约而同地会师在粪坑前。他黑长脸，破草帽，裤脚上一定沾泥带土。一双黄胶鞋前面破了洞，鞋后跟挂着几条散纱，像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荒货。

　　看他两个特大型号的粪桶，谁都不可能知道他是个城里人。他姓余，人称“余老板”，因为多年前来此办鱼场，雇了一些帮工，就有了老板的身份。但他养鱼颇为不顺，不是碰上鱼瘟，就是碰上山洪，几年下来把几十万投资都赔光了。但他决不撤兵，依然在这里喂猪，打米，种田，育瓜菜，把鱼塘之外的经营范围越做越大，光是猪就呼噜呼噜喂了二十多头，简直是个劳动疯子。他没再雇工了，亲自来学校担粪，而且恨不得一肩挑上三担，选择的粪桶大得像粪缸。

　　他看上去也是五十岁左右的人了，还想当个农业？还想拿个农业奥林匹克奖？

　　我遇到他，免不了要向他讨教很多农事，关于母鸡不下蛋时该怎么办，关于西红柿枯叶是怎么回事。我在《齐民要术》一类农书里没法找到问题的答案。在这时候，他一五一十指教得非常详细，有时还叮嘱一句：你到我家里来，我给你一点好秧子。

　　他也让人捎来过一些好秧子，还有防病治虫的报剪什么的。我去过他家。一路走去，发现他担粪的路途很远。他既然喂了那么多禽畜，家肥应该不成问题的，但还是一次次长途奔袭学校厕所，只差没把免费的大粪当作大锅饭，其种植野心想必无比辽阔。我看到了他满坡的菜，满垅的禾，满栏的猪，果然被他的产业规模所震撼。他的家倒像个叫化子窝，比一般农家还肮乱许多。几间借来的旧瓦房里，大锅里是半锅冷潲，母鸡飞上了灶台，留下鸡屎和草须。卧房里居然没有一两张像样的椅子，倒是有几口土砖可坐。一袋袋谷糠或化肥，堆码在大木柜旁，成了客人必须小心提防的路障。一张显然是借来的破床上，被子也没叠，堆成一团，压住了两本破杂志，不知主妇是没时间打理，还是没心情打理。

　　我在这里没说上多少话，因为他实在太忙，没功夫陪我多说。刚从地上大汗淋淋地回来，就有农民来求他打米，有农民来买他的鸭蛋。这里还没做完，又来一妇人请他去给鸡诊病，简直一刻也不让他消停。

　　主妇回来了，忙着切猪菜和熬猪食，也顾不上与我多说。看得出她累得都直不起腰了，一络汗津津的头发搭拉在前额。

　　“你们太能干了，承包了这么多地。”

　　她冷笑一声：“这不是发疯么？我一直没搞明白，这里是有一团金子呢，还是有一团银子呢？放着好日子不过，跑到这里来打鬼。”

　　“倒也是，不年青了，心不能太大，能做多少算多少，悠着点。”

　　“他恨不得一天有三十六个钟头，恨不得我一个人长出八只手！”

　　我看见她坐的一张椅子偏偏欲倒，“你们至少应该打几件家具，再把房子修整一下。安居乐业么，先安居，后乐业。”

　　“谁说不是呢？说是今年冬天要搞一下的吧？不过，搞不搞，怎么搞，我都随他。”她懒得往下说，看着门外的斜阳，一脸嫁狗随狗的愁怨。

　　后来我知道，余老板与我还是中学同学，只是不同年级。当年他是“井冈山”的，我是“红造会”的，两派操着五四手枪、手榴弹以及砖块铁棍互相恶斗的时候，说不定我们还交过手，只是没有互相记住面容。后来大家统统滚下农村，他去了另一公社，与我所在公社不算太远。我们说不定在长途汽车上或集镇上也见过面，只是没有特别的交道。不久前，几位老校友来乡下看我，其中一位女士是他的同班同学。他闻讯后立即提一条大鱼来款待客人，但自己决不留下来吃——其实是忙得没功夫入席。

　　看着他叭嗒叭嗒远去的两只泥脚，我的客人都好奇他的忙碌。照理说，他在城里有房子，有退休金，自己做生意还赚过两笔，有什么必要一定要来此搞得一身泥脏水臭？搞得老婆满腔怨气以至每次见客都要开一场控诉会？他是想发财吗？好像不是。凭他一位叔叔的局长身份，他在城里随便开个什么店，帮个什么工，也少不了这一份收入。相反，他在这里给东家诊鸡病，给西家送菜秧，到处指导杀虫和果树接枝，完全是个义务的农技推广机构——能发出个什么财？他还养了条大洋狗。那畜牲大如一头小牛，立起来有人高，一天要吃一两付猪肺，害得他老婆三天两头就去集镇找猪肺，光是车票钱和猪肺钱都不知赔了多少——有这样发财的么？

　　连农民也觉得他不可思议。

　　在这个时代，人们可以理解财迷、酒迷、舞迷、棋迷、钓迷、牌迷乃至白粉迷，就是很难理解一个农迷。人们看见健身的大汗淋淋，会说那是酷；看见探险的九死一生，会说那是爽；但看见一个人高高兴兴地务农，肯定一口咬定那是蠢。同样，人们看见粉丝们为台上偶象一掷千金，看见股民们在交易所血本无归，都会觉得正常。看见余老板玩农活哪怕小赚不赔，也会觉得疯人院没上门锁。

　　余老板忙得连电视都()不看，从不知道哪个明星怀孕了，哪个明星离婚了，哪个明星打官司了，哪个明星的性取向有变……这在很多人看来，当然是问题更为严重。他简直是信息时代的白痴一个。他敢不承认？

　　这个时代的好些道理，没法与余老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