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性情相投

　　罗兰：性情相投

　　人们都以为婚姻是由于两个人性情相投，但事实上，这“相投”与“不相投”却并不是决定婚姻幸福的唯一条件。以我来说，我的家庭虽然时常令人羡慕，但我和我家“老爷”性情可实在并不大相投，就以看书来说，他所喜欢看的是政论、国际现势、外交、历史论评、时事分析……等等。而找所喜欢看的却是除了散文或小说之外，就是有关思想与哲学的书。所以，多少年来，他的书我不看，我的书他也不看。

　　在对人方面，他颇喜欢交际应酬，而我则非常不喜欢交际应酬。常见他兴高采烈地穿戴整齐去参加酒会、晚宴，以及其他种种社交，而我则独喜静坐家中，读读写写，顶多约上一二友好，秉独清谈。我参加应酬都是万分的勉强，而他从不了解为什么居然有人如此之讨厌应酬，正如我从不了解为什么居然有人如此之热心交际一样。

　　他虽喜欢交际，在交际场合也真正谈笑风生，但居家却相当严肃，“不苟言笑”四字，他可当之无愧。尤其在子女面前，他真是一言九鼎，不准有违。而我则在交际场合常感厌倦乏味，不耐其虚伪，因此难免给人难以接近的印象，在好友或家人了女面前则喜欢无所不谈，恢复我爽朗愉快的本性。

　　论处事，则他常是严密精细，极具耐心；而我则粗心大意，不拘小节。譬如上街购物，若是和他同去，十之八九是走了半个台北，结果却窍手而回。因为他东看西看，这个不对，那个不好；贵了不行，贱了不要，看来看去，竟无一项中意，只好下次再来。我则总是光在家中打定主意，要买什么？准备花多少钱？去哪一家商店？想好之后，一趟计程车，直奔目的地，三言两语，把东西买妥，费时不会超过一个钟头。近来，大的白货公司可设有电话叫货的服务部门，我就更加省事，要买什么东西，索性打个电话，说明厂牌尺码，叫人送来，连去也不要去了。

　　当然，像这样买法，难免会买到贵的、坏的、不合适的。有毛病的东西。而他所买的东西几乎可以可分之百断定绝对不错。

　　以买玻璃杯为例，如我去买，则问明价格，看好式样之后，人致看看要六个或八个，就让店员包好付钱。所以我买到过站立不稳的咖啡怀，也买到过有缺口的盖碗。

　　如他去买的话，则不但要把每只杯子仔细看过，无残无缺之外，还要把拟选购的六个或八个杯子整整齐齐地排在柜台上，细细比较，看是否一样高矮、一样大小，还要看杯口是否每一个都是正圆，所以他决不会有像我耶样的疏失。但也就因为如此，我总避免和他一同去买东西。我不明白为什么在对人为方面我相当温和而有耐性，但在对事方面，我却常是个耐其烦琐而流露出自己天性中急躁的一面。

　　说到生活情趣，我们俩更不能算是情投意合。看电影他要看战争或侦探片，而我则要看义艺或音乐片。听评剧，他喜欢唱腔多的文戏，我则专选大花脸多的武打。古典音乐演奏会，总是我自己去听，美国来的诸种舞台表演则是他自己去看。

　　如有假期，我愿去林间山上清清静静地住几大，他则不大热衷这类旅行。如果非去小可，他会宁愿选择海水浴场去游泳。

　　而我即使到了海水浴场，也是白天躲在房间，晚上才出来坐在沙滩上看海听潮。

　　公余之暇，我喜欢在清静的街道散步，而他一散步，就要到闹区去逛橱窗，或散了一半，就要去吃牛肉面。

　　在衣着方面他喜欢鲜艳与新奇，而且敢于尝试。我常说，如果我听他的话，那我现在大概该穿迷你裙或大喇叭裤。不幸，我不但只喜欢穿两件头的套装，而且只有灰、白、黑、米黄、蓝，这几种平淡的颜色。现在如此，年轻时亦然。

　　家常小事，两人更是意见分歧。譬如种树，我喜欢那株大构树，而他就最恨那株大构树。我种了一颗榕树，他就最讨厌那棵榕树。当然，平心而论，他确是有理。因为大构树又招苍蝇，又落叶。榕树又难看，又爱生虫。不过，对待其他的花木，我们两个也从来不曾获致协议。譬如说那排七里香，我要把它们剪矮，他却把它们修长。那些杜鹃，我要它们随便生长，他却一有空就把它们剪掉一堆枝叶。我剪白兰树时，他会大力阻拦；可是一眼不见，他却把它剪了。真让人没话说！

　　诸如此类，可说是不胜枚举。常见报上有人登离婚启事说：“我俩因意见不合，协议离婚”。如像我俩这样的意见不合，大概不知要离多少次了。

　　我们的性情不相投也反应在感情的表达上。我和一般女性一样，喜欢一点抽象的关怀，但他偏偏没有一次记得我的生日。

　　年轻时，我也确曾为此而气恼过。直到后来，忽然有一天，我从旧皮包里翻出一副纹石耳环，这副耳环是他某次去外岛，特别为我选购的，偏偏我一生不喜欢装饰品，戴了一次，就把它们随手塞在皮包里，再也未去动用。那天，当我重把它们翻出来时，却忽然想起我当时接过这副耳环时，对他说了一句笑话。我说：

　　“人类真奇怪！纹石、钻石、玛瑙珊瑚，都拿来做装饰品。我看，假如马路上的石子像纹石那么少见，也一定有人把它拿来镶成耳环，挂在耳朵上，以为美！”当时我未注意他的反应。现在总归年纪大了，人世深了，才忽然明白自己当时真不替他想。像我这样不近人情，人家都没有说过一句不满意的话，我还有什么理由怪人家不记着我的生日哩？

　　自此心平气和，不再抱怨自己被亏待。

　　事实上，在许多不合的意见中，我们俩人倒也有相同之处。这相同之处便是——只知做事，不懂赚钱。可能是因为我们脑中都没有什么数学观念的缘故。记得有一次，我忽然想买一个海绵床垫。在看电影的途中，经过一家店铺，进去问了一下价钱，说是每立方公寸6毛钱。我们到了电影院，就开始计算一张床垫有多少立方公寸，要多少钱。算来算去算不清，后来索性连一立方公尺等于多少立方公寸也不知道了。两个人索性连电影也看不下去，后来干脆买了一个弹簧的，整张算钱，免得我们伤脑筋。

　　也就因为我们一向对数目字缺少兴趣，所以什么金钞股票债券之类，在我们心中就永远是一些抽象而遥远的东西，至于利息，更是只有读中小学算算术时的一个名词。现在好容易不用再算算术，乐得对它敬而远之。

　　也许这是因为我们两人在这一点上，有个相同的生活背景，我们都是从小在学校住读，长大就自己在外靠薪水维生。对钱的观念，就一直是“花到下月再有钱来的时候为止”。既不虞匮乏，也就不想经营。有了就花，没了就再去赚。简单明了。也就因为天性中没有一个“贪”字，所以尽管他这20年来，曾担任过几次非常有机会发财的职位，但都因为他只知做事而不懂贪钱，所以至今两袖清风。

　　说起来，别人会笑我们傻，但认真想想，这“傻”却也是上天赋予我们的生存本领之一。因为事实上，那些发财致富的机会也正是身败名裂的陷阱。只是如果我们生性爱财，就会不自制地去冒那跌入陷阱的危险而已。我们事实上是在工作换过之后，过了好久，才事后有先见之明地想到——啊！那时怎么没想到可以赚钱？但“那时没想到”并不证明下次会想到。因为当下次机会来临时，我们仍然是只顾做事两个懂赚钱。

　　我想，夫妇之间，只这一点性情相投也就行厂．要说希望如小说里那样，两人处处情投意合，我看也不见得不妙。我不敢想象。假如他也像我一样的只喜欢文艺和哲学，而不过问政治与世局，那我们这个家还有没有现在这样稳定？如柴他也和我一样，天天只喜欢和一二加友品茗清谈，却不愿参加任何社交活动，那够多么无趣！而且如果他做事买物也像我一般的粗心大意，对人生的观念也像我一般的淡泊保守，成天也像我一般的轻松平易、豪不严肃，恐怕我们的家庭反而无法维持平衡。

　　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也像他一样的凡事走直线，宁折不弯，恐怕也会有许多不良的后果。

　　记得有一次，我们给孩子买了一张双层床。交了订金，叫店中派人送来，待送到之后，才发现床大门小，无法进入。他当时就毫不迟疑地找出工具，叫送货工人拆卸窗户上的木条，打算从窗子将床搬入。而我一想，窗上的木条不但拆卸费时，而且拆过之后，冉钉上()去的话，一定钉不妥当。那面窗子正面对大门，是我家主要观瞻所系。拆坏了，实在可惜。于是，我决定把床叫送货工人原个搬回去，退掉算了。退货原因既非我们出尔反尔，店家倒也觉得情有可原，把定洋也退给了我们。事后他说：“我怎么就想不到要把它退掉呢？”

　　小事如此，大事他也更是坚定不移，言出必行，只要事情决定，即使排除万难，也要贯彻始终。这种“拆了瓦房逮臭虫”的事只其一例而已。

　　我想，如果我们的家是一只船，那么我和他就是两个掌舵。当我因太平易轻松而惹上麻烦时，可以由他的严肃谨慎去矫正。当他因太过认真与理智而把事情闹僵，无法善后时，则由我的轻松平易去转圜。对孩子，我们名副其实的是父严母慈，对生活，我们则各凭自己的天赋去赚得维生之资。当我们需做重大决定时，责任归他。因为他谨慎仔细而坚定，可以万无一失。而平常零星小事，只要能够通过即可，小有流失亦无伤大雅，反可多维系一些人和，乃可归入我的权责范围。

　　我生平自问颇善观察事物，分析得失，但至真正决定实行时，总有待他放上一颗砝码，来稳定我那尚在摇晃之中的天秤。如找房户搬家，孩子选学校之类的大事，资料虽然都是由我搜集，个中利害也都是由我分析，但到了最后付诸实施的时候，却总是轮到他来逼迫我去实行。所以在家庭决策方面，我虽是一个性能颇佳的罗盘，但我很少独断独行，因为他才是轮机长。

　　所以，依我看来，性情不投，意见不合，固然是离婚的主要原因，但也未必一定非离婚不可吧？你说呢？

　　罗兰：他的记者生涯

　　外子是个新闻工作者，而且是个热爱新闻工作的人。

　　当初他放弃了待遇优厚、工作清闲的美国机关，接下法新社驻台记者的工作时，不知有多少人反对，而他却毅然决然，毫无留恋地辞去了那个工作。只因这是他的本行（他在美国机关之前，曾任新闻工作多年），是他梦寐以求的一个理想的实现—一做一个国际通讯社的记者。

　　读新闻系的同学常问我，做为一个记者的太太，有何感想？我的感想之一是：由于他爱他的工作，所以做太太的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免去许多看愁眉苦脸的机会。

　　结婚多年，他有火冒三丈的时候；有因与人意见相左而僵持“冷战”不理人的时候；有忙得颠三倒四，不耐烦的时候；但绝少愁眉苦脸的时候。我想，男人生活中占最大比重的是他的工作或事业。如果在这方面合他的意，那么，他整个的日常生活就都会顺理成章——他会轻轻快快地去上班，会高高兴兴地去“跑”新闻，会津津有味地谈他采访某项新闻的“神来之笔”、会如做侦探似的对某项新闻线索穷追不舍。由于他对这项工作有兴趣，所以工作越忙，他越快乐。尤其因为做新闻工作的人是有新闻才能交差，所以他不怕新闻多，工作累，而只怕没新闻，发不了稿。新闻是干他们这一行的人们最现实的考绩，没新闻也得挖几条来，谁善于“挖”新闻，谁就容易得到。

　　我直到现在还替那些报纸发愁（以前更甚）天天出那么两三大张，哪里来的那么些东西，每人都能把它填得满满的呢？他现在每大规定要发几百字新闻电稿出来，真奇怪！怎么天天都有新闻？同时，我又经常替他担心，既然这些角角落落的新闻都很重要，又怎么能担保个漏掉？

　　但日久天长，我也许始了解，做为一个新闻工作合，似乎会种关心大下事的天性。世界某一角落的某一小国的外长说了什么话，和某一大国的外长说了什么话，在他看来。都同样值得注意；关心则会中动的去经常探索各种事件的来龙去脉，因此，能有一种“金风未动蝉先觉”的对新闻的敏感。

　　再有就是他那喜欢朋反的天性。喜欢朋友，交游广，关系够，发生了什么事，有人会主动地告诉你；各新闻局社固然足主要新闻的提供者，而在各公私机关，大小医院，以至于飞机场。大饭店工作的朋友也会及时提供你最突然的真正“新”闻。也就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不能不“广交游”。不但正式的酒会、晚宴要参加，平常两三个人的小聚更是不能少。不但要接受人家的邀请，而更要主动的邀请人。不能只是当作应酬去参加，而且要真正享受与人相处的乐趣，才会自然而然的与人建立关系和感情。

　　因此，在任何的茶会、酒会、晚宴上，他总是最迟告辞的人们中的一个，也是与人谈话谈得最久的一个。以前我怨他太爱应酬，后来我了解，这是他工作上所必须；再后我更了解，这是他爱好新闻工作的天性使他乐于与人周旋。又因为他是由衷的喜欢朋友，所以他的交游并不曾因为工作的需要而变为单纯的利害关系。常见他在酒会中与人谈得投机，直到席终人散，只剩他们这几个人余兴未尽，于是又相约去到别处小坐，或喝点饮料。或吃点宵夜，直到深夜方归。有时我应邀和他同去，就也只得奉陪到底。

　　我天性不喜应酬，有时难免抱怨，酒会站得脚酸，然后还要被他拖着去东华西坐的耗到深夜或凌晨，认为是浪费了我的时间。后来双为取得谅解，我随时想回家就回家，不必陪着他去枯坐。这样，他叮以和朋友尽兴地谈，向我则可以回来趁着夜深人静，看看自己喜爱的书，或修改剩余的几页文章，彼此互不干扰。

　　但尽管如此，我仍不得不有时勉强自己，放下渴望安闲的心情，打扮整齐上陪他参加应酬。仍必须适应他起居无定时的生活方式。当他临时打电话不回家吃饭，使我或佣人白忙一阵，而把菜又放入冰箱；或当他夜晚12点回家，说还没吃晚饭，害我们又得为他下厨时，我也必须谅解。

　　有时他从早忙到晚，中饭也免了，这时如逼他吃饭，难免碰个钉子，所以最好的办法是随他去饿着。当他半夜三更突然接到电话，有了什么新闻，向披衣起床，劈劈啪啪地去打字发稿，甚至拉我起来，一同去电信局送电报时，我也不能发烦。遇有重大新闻时，他里外忙不过来，就不得不全家总动员，听电话的听电话，送电稿的送电稿，时常找被他的工作紧张得食不甘味，寝不安席，但他对他的工作却永远是甘之如饴。越是忙，他就越快乐；越是乱，他就越有精神；事情越复杂，他越冷静。

　　有一大，正吃晚饭的时候，忽从电视新闻中听到我国针灸名医吴惠平赴高棉去为龙诺总理治半身不遂，他立刻放下饭碗，到书房从那堆积如山的资料中随手一抽，抽出吴惠平的资料，开始发新闻到国外去。我问他：“怎么你居然连这样的资料都有？而且随手拈来，毫不费力？”他笑笑说：“谁像你？看到资料不剪，剪了不贴，贴也不存，存了找不着。”

　　他说的是实在话，我做事毫无次序，存了资料等于没有。找资料，对我来说，是件徒劳无功的苦差。后来索性知难而退，放弃了必须运用资料的这一行。（我最不爱写报导性的东西，就因为我怕找资料。他有时又会一开始看资料，就一直看下去，忘了要写的东西。）而他一向有条有理。法新社在台湾只有他一人负责，他自己在这10年来，日积月票已经有了一个相当丰富的“资料库”，我常说他“包打包唱”，一切自己来。采访、编写、外带会计出纳。至于采访工作的范围则是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教育、社会无所不包，有时还要跑体育。像每年国际性的、高尔夫球赛、足球、篮球赛；去年还跑到曼谷去采访了亚运。其实他自己除年青时会打几下篮球之外，一切运动都外行。要采访这类新闻，还得临时恶补。起初，我常为他这种既复杂、又广泛、又要求迅速与正确的工作紧张，想帮忙又不知从何帮起。直到后来，我才发现，如果我想要帮他，最重要的是不要替他紧张，放心让他自己去忙，一切他自会处理。

　　新闻工作者交游广阔，生活缺少规律，除发稿时间以外，他不在家的时候多。但是因为他重视他的工作，为怕漏掉新闻，无论他去哪里，总会时常打个电话回来问问有没有什么事，有没有什么电话或电报。然后告诉我他在哪里，电话多少号，以便必要时和他联络。

　　他说：“表面上看，我们的工作不用按时上班下班，像是很轻松，其实，这是一个天天24小时，没有一刻间断的工作。”这工作比他当初在报馆做外勤记者时，更多一份负担。因为它没有截稿时间，随时有新闻，随时要发稿。所以他说这是一个必须“全神贯注”的工作。没事则已，万一有事，而你疏忽了，那就是失职。除非你不爱你的工作，而不想干了。否则，在这种必须24小时全神贯注的情形之下，即使是玩，心情也未必能完全松弛下来。

　　这些年和他相处，我也学了很多。婚前，我只喜欢看看软性的读物，顶多看看文艺评论或哲学。但结婚之后，因为我的书留在大陆没有带来，而他的书架上没有一本软性读物。他的书都是些新闻评论、世界形势、外交资料、中国政局等等。在无书可看的情形之下，为了解闷，我也只得勉强阅读这些东西。久而久之，也就对它们发生了兴趣。现在他偶尔出差，或忙其他的事，要我帮他选择有关资料剪存，我也略能胜任了。

　　他的办公室就在家里。现在()是10点多钟，我在楼上写东西，他在楼下办公室里抽烟、看报、看电稿、翻资料、打字。11点半一过，他就会优哉游哉地把手往裤子后袋一插，站在落地窗前看花、看树、看天。12点一过，他就要看电视了。下午两点半，开始发稿。

　　他说，当他看花着树的时候，想的是新闻；当他看电视的时候，听的是新闻；发稿的时候，当然发的是新闻。4点以后是他的“社交时间”，与朋友谈笑时，心里难免还想看新闻。有一次，去参加一个小型的酒会，才一进门，听见主人和另一位客人谈起，刚刚有一架某航空公司的飞机失事了。他立刻打听了一下，向主人道了歉，回身就走，到航空公司“追”新闻去了，留下我在那里替他应酬。

　　这半生以来，我曾为他的怪脾气发过不少次的牢骚，认为他很难伺候。直到最近，我才忽然明白，怪脾气比整日愁眉苦脸好办得多了。

　　当一个男人安享他的工作、热爱他的工作时，做太太的可以不必担心他的健康，不必担心他的情绪，也不必担心他因为不爱他的工作而发生种种的问题。脾气怪一点，难伺候一点又何妨？说不定正是因为他的怪脾气，才让我有心请写我那些不需资料的即兴文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