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剧团

　　萧红：剧团

　　册子带来了恐怖。黄昏时候，我们排完了剧，和剧团那些人出了“民众教育馆”，恐怖使我对于家有点不安。街灯亮起来，进院，那些人跟在我们后面。门扇，窗子，和每日一样安然地关着。我十分放心，知道家中没有来过什么恶物。

　　失望了，开门的钥匙由郎华带着，于是大家只好坐在窗下的楼梯口。李买的香瓜，大家就吃香瓜。

　　汪林照样吸着烟。她掀起纱窗帘向我们这边笑了笑。陈成把一个香瓜高举起来。

　　“不要。”她摇头，隔着玻璃窗说。

　　我一点趣味也感不到，一直到他们把公演的事情议论完，我想的事情还没停下来。我愿意他们快快去，我好收拾箱子，好象箱子里面藏着什么使我和郎华犯罪的东西。

　　那些人走了，郎华从床底把箱子拉出来，洋烛立在地板上，我们开始收拾了。弄了满地纸片，什么犯罪的东西也没有。但不敢，怕书页里边夹着骂“满洲国”的，或是骂什么的字迹，所以每册书都翻了一遍。一切收拾好，箱子是空空洞洞的了。一张高尔基的照片，也把它烧掉。大火炉烧得烤痛人的面孔。我烧得很快，日本宪兵就要来捉人似的。

　　当我们坐下来喝茶的时候，当然是十分定心了，十分有把握了。一张吸墨纸我无意地玩弄着，我把腰挺得很直，很大方的样子，我的心象被拉满的弓放了下来一般的松适。我细看红铅笔在吸墨纸上写的字，那字正是犯法的字：

　　——小日本子，走狗，他妈的“满洲国”……——

　　我连再看一遍也没有看，就送到火炉里边。

　　“吸墨纸啊？是吸墨纸！”郎华可惜得跺着脚。等他发觉那已开始烧起来了：“那样大一张吸墨纸你烧掉它，烧花眼了？什么都烧，看用什么！”

　　他过于可惜那张吸墨纸。我看他那种样子也很生气。吸墨纸重要，还是拿去开玩笑重要？

　　“为着一个虱子烧掉一件棉袄！”郎华骂我。“那你就不会把字剪掉？”

　　我哪想起来这样做！真傻，为着一块疮疤丢掉一个苹果！

　　我们把“满洲国”建国纪念明信片摆到桌上，那是朋友送给的，很厚的一打。还有两本上面写着“满洲国”字样的不知是什么书，连看也没有看也摆起来。桌子上面很有意思：《离骚》，《李后主词》，《石达开日记》，他当家庭教师用的小学算术教本。一本《世界各国革命史》也从桌子上抽下去，郎华说那上面载着日本怎样压迫朝鲜的历史，所以不能摆在外面。我一听说有这种重要性，马上就要去烧掉，我已经站起来了，郎华把我按下：“疯了吗？你疯了吗？”

　　我就一声不响了，一直到灭了灯睡下，连呼吸也不能呼吸似的。在黑暗中我把眼睛张得很大。院中的狗叫声也多起来。大门扇响得也厉害了。总之，一切能发声的东西都比起常发的声音要高，平常不会响的东西也被我新发现着，棚顶发着响，洋瓦房盖被风吹着也响，响，响……

　　郎华按住我的胸口……我的不会说话的胸口。铁大门震响了一下，我跳了一下。

　　“不要怕，我们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谣传不要太认真。他妈的，哪天捉去哪天算！睡吧，睡不足，明天要头疼的……”

　　他按住我的胸口。好象给恶梦惊醒的孩子似的，心在母亲的手下大跳着。

　　有一天，到一家影戏院去试剧，散散杂杂的这一些人，从我们的小房出发。

　　全体都到齐，只()少了徐志，他一次也没有不到过，要试演他就不到，大家以为他病了。

　　很大的舞台，很漂亮的垂幕。我扮演的是一个老太婆的角色，还要我哭，还要我生病。把四个椅子拼成一张床，试一试倒下去，我的腰部触得很疼。

　　先试给影戏院老板看的，是郎华饰的《小偷》中的杰姆和李饰的律师夫人对话的那一幕。我是另外一个剧本，还没挨到我，大家就退出影戏院了。

　　因为条件不合，没能公演。大家等待机会，同时每个人发着疑问：公演不成了吧？

　　三个剧排了三个月，若说演不出，总有点可惜。

　　“关于你们册子的风声怎么样？”

　　“没有什么。怕狼，怕虎是不行的。这年头只得碰上什么算什么……”郎华是刚强的。

　　（作为“随笔三篇”之二，首刊于1936年6月《中学生》第66号）

　　萧红：册子

　　永远不安定下来的洋烛的火光，使眼睛痛了。抄写，抄写……

　　“几千字了？”

　　“才3000多。”

　　“不手疼吗？休息休息吧，别弄坏了眼睛。”郎华打着哈欠到床边，两只手相交着依在头后，背脊靠着铁床的钢骨。我还没停下来，笔尖在纸上作出响声……

　　纱窗外阵阵起着狗叫，很响的皮鞋，人们的脚步从大门道来近。不自禁的恐怖落在我的心上。

　　“谁来了，你出去看看。”

　　郎华开了门，李和陈成进来。他们是剧团的同志，带来的一定是剧本。我没接过来看，让他们随便坐在床边。

　　“吟真忙，又在写什么？”

　　“没有写，抄一点什么。”我又拿起笔来抄。

　　他们的谈话，我一句半句地听到一点，我的神经开始不能统一，时时写出错字来，或是丢掉字，或是写重字。

　　蚊虫啄着我的脚面，后来在灯下也嗡嗡叫，我才放下不写。

　　呵呀呀，蚊虫满屋了！门扇仍大开着。一个小狗崽溜走进来，又卷着尾巴跑出去。关起门来，蚊虫仍是飞……我用手搔着作痒的耳，搔着腿和脚……手指的骨节搔得肿胀起来，这些中了蚊毒的地方，使我已经发酸的手腕不得不停下。我的嘴唇肿得很高，眼边也感到发热和紧胀。这里搔搔，那里搔搔，我的手感到不够用了。

　　“册子怎么样啦？”李的烟卷在嘴上冒烟。

　　“只剩这一篇。”郎华回答。

　　“封面是什么样子？”

　　“就是等着封面呢……”

　　第二天，我也跟着跑到印刷局去。使我特别高兴，折得很整齐的一帖一帖的都是要完成的册子，比儿时母亲为我制一件新衣裳更觉欢喜。……我又到排铅字的工人旁边，他手下按住的正是一个题目，很大的铅字，方的，带来无限的感情，那正是我的那篇《夜风》。

　　那天预先吃了一顿外国包子，郎华说他为着册子来敬祝我，所以到柜台前叫那人倒了两个杯“伏特克”酒。我说这是为着册子敬祝他。

　　被大欢喜追逐着，我们变成孩子了！走进公园，在大树下乘了一刻凉，觉得公园是满足的地方。望着树梢顶边的天。外国孩子们在地面弄着沙土。因为还是上午，游园的人不多，日本女人撑着伞走。卖“冰激凌”的小板房洗刷着杯子。我忽然觉得渴了，但那一排排的透明的汽水瓶子，并不引诱我们。我还没有养成那样的习惯，在公园还没喝过一次那样东西。

　　“我们回家去喝水吧。”只有回家去喝冷水，家里的冷水才不要钱。

　　拉开第一扇门，大草帽被震落下来。喝完了水，我提议戴上大草帽到江边走走。

　　赤着脚，郎华穿的是短裤，我穿的是小短裙子，向江边出发了。

　　两个人渔翁似的，时时在沿街玻璃窗上反映着。

　　“划小船吧，多么好的天气！”到了江边我又提议。

　　“就剩两毛钱……但也可以划，都花了吧！”

　　择一个船底铺着青草的、有两副桨的船。和船夫说明，一点钟一角五分。并没打算洗澡，连洗澡的衣裳也没有穿。船夫给推开了船，我们向江心去了。两副桨翻着，顺水下流，好象江岸在退走。我们不是故意去寻，任意遇到了一个沙洲，有两方丈的沙滩突出江心，郎华勇敢地先跳上沙滩，我胆怯，迟疑着，怕沙洲会沉下江底。

　　最后洗澡了，就在沙洲上脱掉衣服。郎华是完全脱的。我看了看江沿洗衣人的面孔是辨不出来的，那么我借了船身的遮掩，才爬下水底把衣服脱掉。我时时靠沙滩，怕水流把我带走。江浪击撞着船底，我拉住船板，头在水上，身子在水里，水光，天光，离开了人间一般的。当我躺在沙滩晒太阳时，从北面来了一只小划船。我慌张起来，穿衣裳已经来不及，怎么好呢？爬下水去吧！船走过，我又爬上来。

　　我穿好衣服。郎华还没穿好。他找他的衬衫，他说他的衬衫洗完了就挂在船板上，结果找不到。远处有白色的东西浮着，他想一定是他的衬衫了。划船去追白色的东西，那白东西走得很慢，那是一条鱼，死掉的白色的鱼。

　　虽然丢掉了衬衫并不感到可惜，郎华赤着膀子大嚷大笑地把鱼捉上来，大概他觉得在江上能够捉到鱼是一件很有本领的事。

　　“晚饭就吃这条鱼，你给煎煎它。”

　　“死鱼不能吃，大概臭了。”

　　他赶快把鱼腮掀给我看：“你看，你看，这样红就会臭的？”

　　直到上岸，他才静下去。

　　“我怎么办呢！光着膀子，在中央大街上可怎样走？”他完全静下去了，大概这时候忘了他的鱼。

　　我跑到家去拿了衣裳回来，满头流着汗。可是，他在江沿和码头夫们在一起喝茶了。在那个样的布棚下吹着江风。他第一句和我说的话，想来是：“你热吧？”

　　但他不是问我，他先问鱼：“你把鱼放在哪里啦？用凉水泡上没有？”

　　“五分钱给我！”我要买醋，煎鱼要用醋的。

　　“一个铜板也没剩，我喝了茶，你不知道？”

　　被大欢喜追逐着的两个人，把所有的钱用掉，把衬衣丢到大江，换得一条死鱼。

　　等到吃鱼的时候()，郎华又说：“为着册子，我请你吃鱼。”

　　这是我们创作的一个阶段，最前的一个阶段，册子就是划分这个阶段的东西。

　　8月14日，家家准备着过节的那天。我们到印刷局去，自己开始装订，装订了一整天。郎华用拳头打着背，我也感到背痛。

　　于是郎华跑出去叫来一部斗车，100本册子提上车去。就在夕阳中，马脖子上颠动着很响的铃子，走在回家的道上。家里，地板上摆着册子，朋友们手里拿着册子，谈论也是册子。同时关于册子出了谣言：没收啦！日本宪兵队逮捕啦！

　　逮捕可没有逮捕，没收是真的。送到书店去的书，没有几天就被禁止发卖了。

　　（作为“随笔三篇”之一，首刊在1936年6月《中学生》第6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