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无题

　　萧红：无题

　　早晨一起来我就晓得我是住在湖边上了。

　　我对于这在雨天里的湖的感觉，虽然生疏，但并不象南方的朋友们到了北方，对于北方的风沙的迷漫，空气的干燥，大地的旷荡所起的那么不可动摇的厌恶和恐惧。由之于厌恶和恐惧，他们对于北方反而讴歌起来了。

　　沙土迷了他们的眼睛的时候，他们说：“伟大的风沙啊！”黄河地带的土层遮漫了他们的视野的时候，他们说那是无边的使他们不能相信那也是大地。迎着风走去，大风塞住他们的呼吸的时候，他们说：“这……这……这……”他们说不出来了，北方对于他们的讴歌也伟大到不能够容许了。

　　但，风一停住，他们的眼睛能够睁开的时候，他们仍旧是看，而嘴也就仍旧是说。

　　有一次我忽然感到是被侮辱着了，那位一路上对大风讴歌的朋友，一边擦着被风沙伤痛了的眼睛一边问着我：

　　“你们家乡那边就终年这样？”

　　“那里！那里！我们那边冬天是白雪，夏天是云、雨、蓝天和绿树……只是春天有几次大风，因为大风是季节的症候，所以人们也爱它。”是往山西去的路上，我就指着火车外边所有的黄土层：“在我们家乡那边都是平原，夏天是青的，冬天是白的，春天大地被太阳蒸发着，好象冒烟一样从冬天活过来了，而秋天收割。”

　　而我看他似乎不很注意听的样子。

　　“东北还有不被采伐的煤矿，还有大森林……所以日本人……”

　　“唔！唔！”他完全没有注意听，他的拜佩完全是对着风沙和黄土。

　　我想这对于北方的讴歌就象对于原始的大兽的讴歌一样。

　　在西安和八路军残废兵是同院住着，所以朝夕所看到的都是他们。有一天我看到一个残废的女兵，我就向别人问：“也是战斗员吗？”

　　那回答我的人也非常含混，他说也许是战斗员，也许是女救护员，也说不定。

　　等我再看那腋下支着两根木棍，同时摆荡着一只空裤管的女人的时候，但是看不见了，她被一堵墙遮没住，留给我的只是那两根使她每走一步，那两肩不得安宁的新从木匠手里制作出来的白白木棍。

　　我面向着日本帝国主义，我要讴歌了！就象南方的朋友们去到了北方，对于那终年走在风沙里的瘦驴子，由于同情而要讴歌她了。

　　但这只是一刻的心情，对于野蛮的东西所遗留下来的痕迹，憎恶在我是会破坏了我的艺术的心意的。

　　那女兵将来也要作母亲的，孩子若问她：“妈妈为什么你少了一条腿呢？”

　　妈妈回答是日本帝国主义给切断的。

　　作为一个母亲，当孩子指问到她的残缺点的时候，无管这残缺是光荣过，还是耻辱过，对于作母亲的都一齐会成为灼伤的。

　　被合理所影响的事物，人们认为是没有力量的（弱的）或者也就被说成力已经被损害了的（所谓生命力不强的）比方屠介涅夫在作家里面，人们一提到他：好是好的，但，但……但怎么样呢？我就看到过很多对屠介涅夫摇头的人，这摇头是为什么呢？不能无所因。久了，同时也因为我对摇头的人过于琢磨的缘故，默默之中感到了，并且在我的灵感达到最高潮的时候，也就无恐惧起来，我就替摇头者们嚷着说：“他的生命力不强！”

　　屠介涅夫是合理的，幽美的，宁静的，正路的，他是从灵魂而后走到本能的作家。和他走同一道路的，还有法国的罗曼罗兰。

　　别的作家们他们则不同，他们暴乱、邪狂、破碎，他们是先从本能出发（或者一切从本能出发）而后走到灵魂。有慢慢走到灵魂的，也有永久走不到灵魂的，那永久走不到灵魂的，他就永久站在他的本能上喊着：“我的生命力强啊！我的生命力强啊！”

　　但不要听错了，这可并不是他自己对自己的惋惜，一方面是在骄傲着生命力弱的，另一面是在招呼那些尚在向灵魂出发的在半途上感到吃力，正停在树下冒汗的朋友们。

　　听他这一招呼，可见生命力强的也是孤独的。于是我这佩服之感也就不完整了。

　　偏偏给我看到的生命()力顶强的是日本帝国主义。人家都说日本帝国主义野蛮，是兽类，是爬虫类，是没有血液的东西。完全荒毛的呀！

　　所以这南方上的风景，看起来是比北方的风沙愉快的。

　　同时那位南方的朋友对于北方的讴歌，我也并不是讽刺他。去把捉完全隔离的东西，不管谁，大概都被吓住的。我对于南方的鉴赏，因为我已经住了几年的缘故，初来到南方也是不可能。

　　1938.5.15

　　（署名萧红，刊于1938年5月16日武汉《七月》第2集第12期）

　　萧红：记鹿地夫妇

　　池田在开仗的前夜，带着一匹小猫仔来到我家的门口，因为是夜静的时候，那鞋底拍着楼廊的声音非常响亮。

　　“谁呀！”

　　这声音并没有回答，我就看到是日本朋友池田，她的眼睛好像被水洗过的玻璃似的那么闪耀。

　　“她怎么这时候来的呢，她从北四川路来的……”这话在我的思想里边绕了一周。

　　“请进来呀！”

　　一时看不到她的全身，因为她只把门开了一个小缝。

　　“日本和中国要打仗。”

　　“什么时候？”

　　“今天夜里四点钟。”

　　“真的吗？”

　　“一定的。”

　　我看一看表，现在是十一点钟。“一、二、三、四、五——”我说还有五个钟头。

　　那夜我们又讲了些别的就睡了。军睡在外室的小床上，我和池田就睡在内室的大床上，这一夜没有睡好，好像很热，小猫仔又那么叫，从床上跳到地上，从地上又跳到椅子上，而后再去撕着窗帘。快到四点钟的时候，我好象听到了两下枪响。

　　“池田，是枪声吧！”

　　“大概是。”

　　“你想鹿地怎么样，若真的今开仗，明天他能跑出来不能？”

　　“大概能，那就不知道啦！”

　　夜里开枪并不是事实。第二天我们吃完饭，三个人坐在地板的凉席上乘凉。这时候鹿地来了，穿一条黄色的短裤，白衬衫，黑色的卷卷头发，日本式的走法。走到席子旁边，很习惯的就脱掉鞋子坐在席子上。看起来他很快活，日本话也说，中国字也有。他赶快地吸纸烟，池田给他作翻译。他一着急就又加几个中国字在里面。转过脸来向我们说：

　　“是的，叭叭开枪啦……”

　　“是什么地方开的？”我问他。

　　“在陆战队……边上。”

　　“你看见了吗？”

　　“看见的……”

　　他说话十分喜欢用手势：“我，我，我看见啦……完全死啦！”而后他用手巾揩着汗。但是他非常快活，笑着，全身在轻松里边打着转。我看他像洗过羽毛的雀子似的振奋，因为他的眼光和嘴唇都像讲着与他不相干的，同时非常感到兴味的人一样。

　　夜晚快要到来，第一发的炮声过去了。而我们四个人——池田、鹿地、萧军和我——正在吃晚饭，池田的大眼睛对着我，萧军的耳向旁边歪着，我则感到心脏似乎在移动。但是我们合起声音来：

　　“哼！”彼此点了点头。

　　鹿地有点像西洋人的嘴唇，扣得很紧。

　　第二发炮弹发过去了。

　　池田仍旧用日本女人的跪法跪在席子上，我们大概是用一种假象把自己平定下来，所以仍旧吃着饭。鹿地的脸色自然变得很不好看了。若是我，我一定想到这炮声就使我脱离了祖国。但是他的感情一会就恢复了。他说：

　　“日本这回坏啦，一定坏啦……”这话的意思是日本要打败的，日本的老百姓要倒楣的，他把这战争并不看得怎样可怕，他说日本军阀早一天破坏早一天好。

　　第二天他们到Ｓ家去住的。我们这里不大方便；邻居都知道他们是日本人，还有一个白俄在法国捕房当巡捕。街上打间谍，日本警察到他们从前住过的地方找过他们。在两国夹攻之下，他们开始被陷进去。

　　第二天我们到Ｓ家去看他们的时候，他们住在三层楼上，尤其是鹿地很开心，俨俨乎和主人一样。两张大写字台靠着窗子，写字台这边坐着一个，那边坐着一个，嘴上都叼着香烟，白金龙香烟四五罐，堆成个小塔型在桌子头上。他请我吃烟的时候，我看到他已经开始工作。很讲究的黑封面的大本子摊开在他的面前，他说他写日记了，当然他写的是日文，我看了一下也看不懂。一抬头看到池田在那边也张开了一个大本子。我想这真不得了，这种克制自己的力量，中国人很少能够做到。无论怎样说，这战争对于他们比对于我们，总是更痛苦的。又过了两天，大概他们已经写了一些日记了。他们开始劝我们，为什么不参加团体工作呢？鹿地说：

　　“你们不认识救亡团体吗？我给介绍！”这样好的中国话是池田给修改的。

　　“应该工作了，要快工作，快工作，日本军阀快完啦……”

　　他们说现在写文章，以后翻成别国文字，有机会他们要到各国去宣传。

　　我看他们好象变成了中国人一样。

　　三二日之后去看他们，他们没有了。说他们昨天下午一起出去就没有回来。临走时说吃饭不要等他们，至于哪里去了呢？Ｓ说她也不知道。又过了几天，又问了好几次，仍旧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或者被日本警察捉去啦，送回国去啦！或者住在更安全的地方，大概不能有危险吧！

　　一个月以后的事：我拿刀子在桌子上切葱花，准备午饭，这时候，有人打门，走进来的人是认识的，可是他一向没有来过，这次的来不知有什么事。但很快就得到结果了：鹿地昨夜又来到Ｓ家。听到他们并没有出危险，很高兴。但他接着再说下去就是痛苦的了。他们躲在别人家里躲了一个月，那家非赶他们离开不可，因为住日本人，怕当汉奸看待。Ｓ家很不便，当时Ｓ做救亡工作，怕是日本探子注意到。

　　“那么住到那里去呢？”我问。

　　“就是这个问题呀！他们要求你去送一封信，我来就是找你去送信，你立刻到Ｓ家去。”

　　我送信的地方是个德国医生，池田一个月前在那里治过病，当上海战事开始的时候，医生太太向池田说过：假若在别的地方住不方便，可以搬到她家去暂住。有一次我陪池田去看医生，池田问他：

　　“你喜欢希特勒吗？”

　　医生说：“唔……不喜欢。”并且说他不能够回德国。

　　根据这点，池田以为医生是很好的人，同时又受希特勒的压迫。

　　我送完了信，又回到Ｓ家去，我上楼说：“可以啦，大概是可以。”

　　回信，我并没拆开读，因为我的英文不好。他们两个从地板上坐起来。打开这信：

　　“随时可来，我等候着……”池田说信上写着这样的话。

　　“我说对么！那医生当我临走的时候还说，把手伸给他，我知道他就了解了。”

　　这回鹿地并不怎样神气了，说话不敢大声，不敢站起来走动。晚饭就坐在地板的席子上吃的，台灯放在地上，灯头被蒙了一块黑纱布，就在这微黑的带着神秘的三层楼上，我也和他们一起吃的饭。我端碗来，再三的不能把饭咽下去，我看一看池田发亮的眼睛，好象她对她自己未知的命运还不如我对他们那样关心。

　　“吃鱼呀！”我记不得是他们谁把一段鱼尾摆在我的碗上来。

　　当着一个人，在他去试验他出险的道路前一刻，或者就正在出险之中，为什么还能够这样安宁呢！我实在对这晚餐不能够多吃。我为着我自己，我几次说着多余的闲间话：

　　“我们好像山寨们在树林里吃饭一样……”按着我还是说：“不是吗？看像不像？”

　　回答这话的没有人，我抬头看一看四壁，这是一间藏书房，四壁黑沉沉的站着书箱或书柜。

　　八点钟刚过，我就想去叫汽车，他们说，等一等，稍微晚一点更好。鹿地开始穿西装，白裤子，黑上衣，这是一个西洋朋友给他的旧衣裳（他自己的衣裳从北四路逃出来时丢掉了）。多么可笑啊！又象贾伯林又像日本人。

　　“这个不要紧！”指着他已经蔓延起来的胡子对我说：“像日本人不像？”

　　“不像。”但明明是像。

　　等汽车来了时，我告诉他：

　　“你绝对不能说话，中国话也不要说，不开口最好，若忘记了说出日本字来那是危险的。”

　　报纸上登载过法租界和英租界交界的地方，常常有小汽车被验查。假若没有人陪着他们，他们两个差不多就和哑子一样了。鹿地干脆就不能开口。至于池田一听就知道说的是日本的中国话。

　　那天晚上下着一点小雨，记得大概我是坐在他们两个人之间，有两小箱笼颠动在我们膝盖的前边。爱多亚路被指路灯所照，好象一条虹彩似的展开在我们的面前，柏油路被车轮所擦过的纹痕，在路警指管着的红绿灯下，变成一条红的，而后又变成一条绿的，我们都把眼睛看着这动乱交错的前方。同时司机人前面那块玻璃上有一根小棍来回地扫着那块扇形的地盘。

　　车子到了同孚路口了，我告诉车子左转，而后靠到马路的右边。

　　这座大楼本来是有电梯的，因为司机人不在，等不及了，就从扶梯跑上去。我们三个人都提着东西，而又都跑得快，好像这一路没有出险，多半是因为这最末的一跑才做到的。

　　医生在小客厅里接待着鹿地夫妇：

　　“弄错了啦，嗯！”

　　我所听到的，这是什么话呢？我看看鹿地，我看看池田，再看看胖医生。

　　“医生弄错啦，他以为是要来看病的人，所以随时可来。”

　　“那么房子呢？”

　　“房子他没有。”池田摆一摆手。

　　我想这回可成问题了，我知道Ｓ家绝对不能再回去。找房子立刻是可能的吗？而后我说到我家去可以吗？

　　池田说：“你们家那白俄呀！”

　　医生还不错，穿了雨衣去替他们找房子去了。在这中间，非常恐慌。他说房子就在旁边，可是他去了好多时候没有回来。

　　“箱子里边有写的文章啊！老医生不是去通知捕房？”池田的眼睛好像枭鸟的眼睛那么大。

　　过了半点钟的样子，医生回来了，医生又把我们送到那新房子。

　　走进去一看，就像个旅馆，茶房非常多，说中国话的，说法国话的，说俄国话的，说英国话的。

　　刚一开战，鹿地就说过要到国际上去宣传，我看那时候，他可差不多去到国际上了。

　　这地方危险是危险的，怎么办呢？只得住下了。

　　中国茶房问：“先生住几天呢？”

　　我说住一两天，但是鹿地说：“不！不！”只说了半截就回去了，大概是日本话又来到嘴边上。

　　池田有时说中国话，有时说英国话，茶房来了一个，去了，又来了一个。

　　鹿地静静地站在一边。

　　大床、大桌子、大沙发，棚顶垂着沉重的带着锁的大灯头。并且还有一个外室，好像阳台一样。

　　茶房都去了，鹿地仍旧站着，地心有一块花地毯，他就站在地毯的边上。

　　我告诉他不要说日本话，因为隔壁的房子说不定住的是中国人。

　　“好好地休息吧！把被子摊在床上，衣箱就不要动了，三两天就要搬的。我把这情况通知别的朋友……”往下我还有话要说，中国茶房进来了，手里端着一个大白铜盘子，上面站着两个汽水瓶。我想这个五块钱一天的旅馆还给汽水喝！问那茶房，那茶房说是白开水，这开水怎样卫生，怎样经过过滤，怎样多喝了不会生病。正在这时候，他却来讲卫生了。

　　向中国政府办理证明书的人说，再有三五天大概就替他们领到，可是到第七天还没有消息。他们在那房子里边，简直和小鼠似的，地板或什么东西有时格格地作响，至于讲话的声音，外边绝对听不到。

　　每次我去的时候，鹿地好像还是照旧的样子，不然就是变了点，也究竟没变了多少，喜欢讲笑话。不知怎么想起来的，他又说他怕女人：

　　“女人我害怕，别的我不怕……女人我最怕。”

　　“帝国主义你不怕？”我说。

　　“我不怕，我打死他。”

　　“日本警察捉你也不怕？”我和池田是站在一面的。

　　池田听了也笑，我也笑，池田在这几天的不安中也破例了。

　　“那么你就不用这里逃到那里，让日本警察捉去好啦！其实不对的，你还是最怕日本警察。我看女人并不绝顶的厉害，还是日本警察绝顶的厉害。”

　　我们都笑了，但是都没有高声。

　　最显现在我面前的是他们两个有点憔悴的颜面。

　　有一天下午，我陪着他们谈了两个多钟头，对于这一点点时间，他们是怎样的感激呀！我临走时说：“明天有工夫，我早点来看你们，或者是上午。”

　　尤其是池田立刻说谢谢，并且立刻和我握握手。

　　第二天我又来迟了，池田不在房里。鹿地一看到我，就从桌上摸到一块白纸条。他摇一摇手而后他在纸条上写着：

　　今天下午有巡捕在门外偷听了，一下午英国巡捕（即印度巡捕）、中国巡捕，从一点钟起停到五点钟才走。

　　但最感动我的是他在纸条上出现着这样的字：——今天我决心被捕。

　　“这被捕不被捕，怎能是你决心不决心的呢？”这话我不能对他说，因为我知道他用的是日本文法。

　　我又问他打算怎样呢？他说没有办法，池田去到Ｓ家里。

　　那个时候经济也没有了，证明书还没有消息。租界上日本有追捕日本或韩国人的自由。想要脱离租界，而又一步不能脱离。到中国地去，要被中国人误认作间谍。

　　他们的，就象系在一根线上么脆弱。

　　那天晚上，我把他们的日记、文章和诗，包集起来带着离开他们。我说：

　　“假使日本人把你们捉回去，说你们帮助中国，总是没有证据的呀！”

　　我想我还是赶快走的好，把这些致命的东西快些带开。

　　临走时我和他握握手，我说不怕。至于怕不怕，下一秒钟谁都没有把握。但我是说了，就象说给站在狼洞里边的孩子一样。

　　以后再去看他们，()他们就搬了，我们也就离开上海。

　　（署名萧红刊于1938年5月1日武汉《文艺阵地》第一卷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