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彭德怀速写

　　丁玲：彭德怀速写

　　“一到战场上，我们便只有一个信心，几十个人的精神注在他一个人身上，谁也不敢乱动；就是刚上火线的，也因为有了他的存在而不懂得害怕。只要他一声命令‘去死！’我们就找不到一个人不高兴去迎着看不见的死而勇猛地冲上去！我们是怕他的，但我们更爱他！”

　　这是一个二十四岁的青年政治委员告诉我的。当他述说这一段话的时候，发红的脸上隐藏不住他的兴奋。他说的是谁呢？就是现在我所要粗粗画几笔的彭德怀同志，他现在正在前方担任红军前敌副总指挥。

　　穿的是最普通的红军装束，但在灰色布的表面上，薄薄浮着一层黄的泥灰和黑色的油，显得很旧，而且不大合身，不过他似乎从来都没有感觉到。脸色是看不清的，因为常常有许多被寒风所摧裂的小口布满着，但在这不算漂亮的脸上有两个黑的、活泼的眼珠转动，看得见有在成人脸上找不到的天真和天真的顽皮。还有一张颇大的嘴，充分表示着顽强，这是属于革命的无产阶级的顽强的神情。每一遇到一些青年干部或是什么下级同志的时候，看得出那些昂奋的心都在他那种最自然诚恳的握手里显得()温柔起来。他有时也同这些人开玩笑，说着一些粗鲁无伤的笑话，但更多的时候是耐烦地向他们解释许多政治上工作上的问题，恳切地显着对一个同志的勉励。这些听着的人便望着他，心沉静了，然而同时又更奋起了。但一旦他不说话沉思着什么的时候，周围便安静了，谁也惟恐惊扰了他。有些时候他的确使人怕的，因为他对工作是严格的，虽说在生活上是马马虎虎；不过这些受了严厉批评的同志却会更爱他的。

　　拥着一些老百姓的背，揉着它们，听老百姓讲家里事，举着大拇指在那些朴素的脸上摇晃着说：“呱呱叫，你老乡好得┖堋…”那些嘴上长得有长胡的也会拍着他，或是将烟杆送到他的嘴边，哪怕他总是笑着推着拒绝了。后来他走了，但他的印象却永远留在那些简单的纯洁的脑子中。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一九三七年二月《新中华报·新中华副刊》第6期，署名丁玲。

　　丁玲：记游桃花坪

　　天蒙蒙亮的时候，隔着玻璃窗户不见一点红霞，天色灰暗，只有随风乱摆的柳丝，我的心就沉重起来了。南方的天气，老是没一个准，一会下雨，一会天晴，要是又下起雨来，我们去桃花坪的计划可就吹了。纵使少年时代等着上哪儿去玩的兴头、热忱和担心，非常浓厚地笼罩着我。

　　我们赶快起身，忙着张罗吃早钣。机关里很多见着我们的人，也表示说道："今天的天气很难说咧。"好象他们知道了我们要出门似的。真奇怪，谁问你们天气来着，反正，下雨我们也得去不过，我们心里也换确同天气一样，有些灰，而且阴晴不定着咧。

　　本来昨天约好了杨新泉，要他早晨七点钟来我们这里一道吃早钣，可是快八点了，我们老早把饭吃好了，还不见他来。人一定不来了，他一定以为天气不好，我们不会去，他就不来了，他一定已经各自走了，连通知我们一声也不通知，就回家去了，这些人真是！我一个人暗自在心里嘀咕，焦急地在大院子里的柳树林下徘徊。布谷鸟在远处使人不耐的叫唤着。

　　忽然从那边树林下转出来两个人，谁呢，那走在后边的矮小个儿，不正是那个桃花坪的乡去书杨新泉么？这个人个子虽小走路却麻利，他几下就走到我面前，好象懂得我的心事一样，不等我问就说起来了。"丁同志，你没有等急吧。我交待了一点事才来，路不远，来得及。"他说完后不觉地也看了看天，便又补充道："今天不会下雨，说不定还会晴。"他说后便很自然地笑了。

　　不知怎么搞的，我一下就相信了他，把原来的担心都赶走了，我的心陡然明亮，觉得今天是个好天气。正象昨天一样：昨天下午我本来是很疲乏了，什么也不想干，但杨新泉一走进来，几句话就把我的很索然的情绪变得很有兴致；我立刻答应他的邀请，他要请我吃粑粑，这还是三十年前我在家读书的时候吃过的，后来在外边也吃过很多样子的年糕，但总觉得不如小时吃的粑粑好。杨新泉他要请我吃粑粑，吃我从前吃过的粑粑，那是我多么向往和等待啊！

　　我们一群人从汽车到七里桥。七里桥这地方，我小时候去过，是悄悄地和几个同学去看插秧的，听说插秧时农民都要唱秧歌，我们赶去看了，走得很累，满身大汗，采了许多野花，却没有听到唱歌。我记得离城不近，足足有七八里，可是昨天杨新泉却告诉我一出城就到。我当时想，也许他是对的，这多年来变化太大了，连我们小时住的那条街都没有有了，七里桥就在城边是很可能的。可是我们还是走了好一会，才走到堤上，这堤当然是新的，是我没见过的，但这里离城还是有七八里路。我没有再问杨新泉。他呢，一到堤上就同很多人打招呼，他仿佛成了主人似的抢着张罗雇船去了。

　　我们坐上一个小篷篷船。年老的船老板扬着头望着远处划开了桨，我们一下就到了河中心，风吹着水，起着一层层鱼鳞一样的皱纹，桨又划开了它。船在身子底下微微晃动，有一种生疏而又亲切的感觉。

　　我想着我小时候有一次也正是坐了一个这样的小篷篷船下乡去躲"反"，和亲戚家的姑娘们一道，好象也正是春天。我们不懂得大人们正在如何为时局发愁，我们一到船上就都高兴了起来，望着天，望着水，望着岸边上的小茅屋，望着青青的草滩，我们说不完的话，并且唱了起来。可是带我们去的一个老太太可把我们骂够了，她不准我们站在船头上，不准我们说话，不准我们唱歌，要我们挤挤地坐在舱里。她说城里边有兵，乡下有哥弟会，说我们姑娘们简直不知道死活呢……。可是现在呢，我站在船头上，靠着篷边，我极目望着水天交界的远处，风在我耳边吹过，我就象驾着云在水上漂浮。我隔着船篷再去望老板，想找一点旧日的印象，却怎么也找不到。他好象对划船很有兴致，也好象是来游玩一样，也好象是第一次坐船一样，充满着一种自其乐的神气。

　　船转过一个桥，人们正在眺望四周，小河却忽然不见了，一个大大的湖在我们面前，一会儿我们就置身在湖中了，两岸很宽，前面望不到边，这意外的情景使我们都惊喜起来，想不到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游湖。可是也使我们担忧今天的路程，那里会是杨新泉所说的只一二十里路呢。于是有人就问："杨新泉，到你们家究竟有多远？"

　　"不远。过湖就到。"

　　"这湖有多少里？船老板？"

　　"这湖么，有四十里吧。"

　　"没有，没有，"杨新泉赶忙辩说着，"我们坐船那一回也不过走两个多钟头。"

　　"两个多钟头？你划吧，太阳当顶还到不了呢。"

　　杨新泉不理他，转过脸来笑嘻嘻的说道："丁同志，我包了，不会晚的，你看，太阳出来了，我说今天会晴的。"

　　我心里明白了，一定是他说了一点小谎，可是他是诚恳的。这时还有人逼着问，到底桃花坪有多远。杨新泉最后只好说，不是四十里，只有三十七里，当他说有三十七里的时候，也并不解释，好象第一次说到这路程似的。只悄悄地望了一望我。

　　他是一个很年青的人，二十三岁，身体并不显得结实，一看就知道是受过折磨的。他的右手因小时放牛，挨了东家的打，到现在还有些毛病，可是他很精干，充满了和愉快。你可以从他现在的精明外想象到他的多变的、的幼年生活，但一点也找不到过去的悲苦。他当小乞丐，八岁就放牛，挨打，从这个老板家里转到那个老板家里，当小长工，他有父亲、母亲、弟弟、妹妹，他却没有过家，他们不当长工，就是当乞丐。昨天他是多么的率直的告诉我道："如今我真翻身翻透了，我什么都有啦，我翻身得真快啊！我的生活在村子里算不得头等，可是中间格格，你看，我年前做粑粑都做了不少米啦。"

　　我告诉同去的几个人，他是到过北京，见过毛主席的。大家都对他鼓掌，便问他去北京的情形。他就详细地讲述他参观石景山钢铁厂，参观国营农场的感想。我问船老板知道这些事情不，他答道："怎么会不知道？见毛主席那不是件容易事。杨新泉那时是民兵中队长，我们这一个专区，十来个县只选一个人去去北京参加十月一号的检阅。毛主席还站在天安门上向他们喊民兵同志万岁。几十万人游行，好不热闹……"大家都听笑了，又问，"你看见了么？"他也笑着答："那还想不出来？我没有新眼得见，我是新耳听得的，杨新泉在我们乡做过报告，我们是一个乡的啦！"

　　当杨新泉同别人说到热闹的时候，船老板又轻轻对我说："他看着他长大的，小时候光着屁股，拖着鼻涕，常常跟着妈讨饭，替人家放牛，很能做事，也听话，受苦孩子嘛，不过看不出有什么出息。一解放，这孩子就参加了工作，当民兵，当农会主席，又去这里又去那里，一会儿代表，一会儿模范，真有点搞不清他了，嘿，变得可快，现在是能说能做；大家都听他，威信还不小呢。"

　　我看杨新泉时，他正在讲他怎样的参加减租退押工作，怎样搞土地改革。他的态度没有夸耀的地方，自自然然，平平常常。可是气势很壮，意思很明确、简切。

　　太阳已经很高了，我们都觉得很热，可是这个柳叶湖却越走越长。杨新泉这时什么也不说，他跨到船头，脱去上身的小棉袄，就帮助划起桨来。他划得很好，我们立刻赶过了几只船，那些船上的人也认得他们，和他们打招呼，用热烈的眼光望着我们。

　　还不到十二点，船就进了一人不叉港，停泊在一个坡坡边。这里倒垂着一排杨柳，柳丝上挂着绿叶，轻轻的拂在水面。我们急急的走到岸上，一眼望去全是平坦坦的一望无际的水田，一大片一大片的油菜地，浓浓的厚厚的铺着一层黄花，风吹过来一阵阵的甜香。另一些地里的紫云英也开了，淡紫色的，比油菜花显得柔和的地毯似的铺着，稍远处蜿蜒着一抹小山，在蓝天上温柔的、秀丽的画着一些可爱的线条。那上边密密的长满树林，显得翠生生的。千百条网似的田堰塍平铺了开去。在我们宽阔的胸怀里，深深地呼吸到滋润了这黑泥土的大气，深深的感到这桃花坪的丰富的收成，和和平的我们的人的生活。我们都呆了，我们又清醒过来，我们不约而同的都问起来了：

　　"你的家在哪里？"

　　"桃花坪，怎么没有看见桃花呀？"

　　"你们这里的田真好啊！"

　　杨新泉走在头里，指着远远的一面红旗飘扬的地方说道："那就是我的家。我住的是杨家祠堂的横屋，祠堂里办了小学。那红旗就是学校的。"

　　我们跟在他后边，在一些弯弯曲曲的窄得很不好走的堰塍上走着，泥田里有些人在打挖荸荠，我们又贪看周围的景致，又担心脚底下。温柔的风，暖融融的太阳，使我们忘却了时间和途程。杨新泉又在那里说起他的互助组。他说：

　　"咱们去年全组的稻谷平均每亩都收到七百斤。我们是采用了盐水选种。今年我们打算种两季稻，每亩地怎样也能收一千斤。那样，我们整个国家要收多少呀，那数止字可没法算，那就真是为国家增产粮食啊！这对于农民自己也好呀！"

　　他又答复别人的问话："要搞合作社呢，区上答应了我们，这次县上召集我们开会，就是为了这事。我今年一定要搞起来，我要不带头那还象话，别人说要说话了，说我不要紧，是说共产党呀！"

　　有人又问他的田亩，又算他的收成，又问他卖了多少粮给合作社。他也是不假思索的答道：

　　"我去年收了不少。我们全家八口人有十七亩来田，没有旱地，我们收了八千斤谷子，还有一点别的杂粮。我还了一些账，把一千五百斤余粮卖给了合作社。"他说到这里又露出一丝笑容。他不大有发出声音的笑，却常常微微挂着一丝笑。我总觉得这年青人有那么一股子潜藏的劲，坦率而不浮夸。

　　走到离祠堂很近时，歌声从里面传了出来，我们看见一个长得很开朗的，穿着花洋布衫的年轻的妇女匆匆忙忙从祠堂里走出来，望了我们几眼赶快就跑进侧面的屋子去了。杨新泉也把我们朝侧屋里让，门口两个小女孩迎面跑出来，大的嚷着："大哥哥！大哥哥！你替我买的笔呢？"小的带点难为情的样子自言自语的念道："扇子糖，扇子糖。"

　　这屋子虽是横屋，天井显得窄一点，可是房子还不错。我们一进去就到了他们的中间堂屋，在原来"天地国亲师"的纸条子上，贴了一张毛主席像，纸条子的旧印子还看得见。屋中间一张矮四方桌子，周围有几把小柳木椅子，杨新泉一个劲儿让大家坐。我们这群同去的人都不会客气，东张西望的，有人走进右手边的一间屋子里去了，在那里就嚷道："杨新泉，这是你的新房吧。大家来看，这屋子好漂亮啊！"

　　我跟着也走了进去，第一眼我看见了一个挂衣架，我把衣朝上边一挂，脑子里搜索着我的印象；这样的西式衣架我好象还是第一次在农村里看见。我也笑起来了，"哈哈，这是土改分的吧，你们这里的地主很洋气呢。"于是我又看见了一张红漆床，这红漆床我可有很多年没有看见了，我走上这床的踏板，坐在那床沿上。杨新泉在床上挂了一幅八成新的帐子，崭崭的被单，一床湘西印花布的被面。两个枕头档头绣的有些粗糙的花。这床虽说有些旧了，可是大部分的红漆还很鲜明，描金也没有脱落，雕花板也很细致，这不是一张最讲究的湖南八步大床，可也决不是一个普通人家能有的东西。这样的床同我很熟悉，小时候我住在我舅舅家，姨妈家，叔叔、伯伯家都是睡在这样的床上的。我熟悉这些床的主人人，我更熟悉那些拿着抹布擦这个床的丫头们，她们常常用一块打湿了细长的布条在这些床在这些床的雕花板的眼里拉过来拉过去，她们不喜欢这些漂亮的床。我在那些家庭的身份应应该是客人，却常常被丫头们把我当着知心的朋友。我现在回来了，回到小时候住过的地方，谁是我最亲爱的人？是杨新泉。他欢迎我，他怕我不来他家里把四十里湖说成二十里，他要煮粑粑给我吃，烧冬苋菜给我吃，炒腌菜给我吃。我也同样只愿意到他们家里来，我要看他过的日子，我要了解也的思想，我要帮助他，好象我们有过很长的很亲密的交情一样。我现在坐在他的床上，红漆床上，我是多么的激动。这床早就该是你们的。你的父亲做了一辈子长工，养不活全家，故你们母子挨打受骂，常常乞讨，现在把这些床从那些人手里拿回来，给我们自己人睡，这是多么应该的。我又回想到我在华北的时候，我走到一间小屋子去，那个土炕上蹲着一个老大娘正哭呢，她一看见我就更忍不住抱着我大哭，我安慰她，她抖着她身旁的一床烂被，哼着说："你看我怎么被补呀，我找不到落针的地方……"她现在一定也很好了，可是多长时间的酸苦呀！……

　　我是不愿意让别人看见我流眼泪的，我站了起来向杨新泉道："你的妈呢，你的爹呢，他们两位老人在哪里，你领我们去看他。"

　　我们在厨房里看见两个女人，一个就是刚才在门外看见的那个年青穿花衣裳的，是杨新泉去年秋天刚结婚的妻子。一个就是杨新泉的妈。他妻子腼腼腆腆的望着我们憨笑，灶火把她的脸照得更红，她的桃花围兜的口袋里插着国语课本。我们明了她为什么刚刚从小学跑出的原因了。她说她识字不多，但课本是第四册。她不是小学校学生，她是去旁听的。

　　我用尊敬的眼光揸杨新泉的妈，我想着她一生的艰苦的日子，她的粗糙的皮肤和枯干的手写上了她几十年的风霜，她的眼光虽说还显得很尖利，她的腰板虽说还显得很硬朗，不象风烛残年，是一个劳动妇女的形象，但总是一个老妇人了，我正想同她温存几句，表示我对她的同情。可是她却用审查的眼光看了一看我，先问起我的年龄；当她知道了我同她差不多大小，她忽然笑了，向她媳妇说道："你看，她显得比我大多了吧，我一眼就看出来了。"她马上又返过脸来笑着安慰我："你们比我们操心，工作把你们累的，唉，全是我了我们啊！现在你来看我们来了，放心吧，我们过得好咧。"是的，她的话是对的。她很年青，她的精神是年青的。她一点也不需要同情，她还在安排力量建设更美满的生活，她有那样小的孩子，门口那两个孩子都是她的小女儿。几十年的挣扎没有消磨掉她的力。新的生活，和生活的远景给了她很大幸福和希望。她现在才有家，她要从头好好管理它，教育子女。她看不见，也没有理会她脸上的皱纹，和黄的稀疏的头发。我一点也没有因为她的话有什么难受，我看见了一个健康的、充满活力的灵魂。我喜欢这样人，我赞美她的精力，我说她是个年青的妇女，我她读书，要她管些村子上的事。

　　我们又到外边去玩，又去参观学校，这个小学校有五个教室，十来个班次，有五个教员，二百多学生。这个乡也同湖南其它乡一样，一共有三个小学校。看来学龄儿童失学的情形是极少有的了。我们去时，孩子们刚下课，看见这一群群的陌生人，便一堆堆的跟在后面，一串串的围上来，带着惊喜和诧异的眼光，摸着我的同伴的照像机纷纷问道：

　　"你们是来跟我们打针的？""不是打针的？那你们是来帮助生产的？"

　　"我知道，你们是来检查工作的！"

　　杨新泉那个小妹妹也挤在我们一起来玩了，她扎了一根小歪辫子，向我们唱儿歌，那些多么熟悉的儿歌啊！这些歌我也唱过的，多少年了，现在我又听到。我忽然在她身上看到了我自已，看见了我的童稚的时代，我也留过这样的头，扎个歪辫子，我也用过这样的声调讲话和唱儿歌，我好象我也曾这样憨气，和逗人喜欢。可是我在她身上却看见了新的命运，她不会象我小时的那样生活，她不会走我走过的路，她会很幸福的走着她这一代的平坦的有造就的大路，我看见她的金黄色的未来！我紧紧地抱着她，亲她，我要她叫我妈妈，我们亲密地照了一个像。

　　我的同伴们又把杨新泉的一些奖状从抽屉里翻出来了。原来他曾参加过荆江分洪的工程，他在那里当中队指导员，当过两次劳动模范。工作开始的时候，他的劳动力是编在乙等的，我们从他的个子看来觉得只能是乙等。可是他在乙等却做甲等的工作。他的队在他的领导下也总是最先完成任务。他讲他的领导经验时也很简单："我相信共产党，我的一切是中国人民翻了身才有的，我要替人民做事。我要把一切事情都做得最好。"从荆江回来他就参加了党。

　　我们吃了一顿非常好的饭，没有鸡，（他们要杀的，我们怎样也不准他杀。）没有肉，（这里买不到）只有一条腊鱼；可是那腌菜，那豆腐乳，那青菜是那么的带着家乡的风味；特别是粑粑，我还是觉得那是最好吃的。

　　饭后我们又和他谈了一些关于合作社的问题，已经四点钟了，他还要去乡政府开会，我们计算路程，也该回去了。他怎么样也要送我们到河边。我们便又一道走了回来，这时太阳照在那边山上，显得清楚多了，也觉得更近了一些，我们看见一团团的、云彩一样白色的东西浮在山上。那是什么呢？杨新泉说："那里么，那是李花呀！你们再仔细看看，那白色的里面就夹着红色的云，那就是桃花呀！以前我们这里真多，真不枉叫桃花坪。不过我们这里桃花好看，桃子不好，尽是小毛桃，就都砍了，改种了田，只有那山和靠山边的地方还留得不少。现在你们看见桃花了吧。"

　　我们只在这里呆了几个钟头，却有无限的留恋，我们除了勉励这年青人还有什么话说呢？杨新泉也殷殷的叮嘱我们，希望我们再来。他说："丁同志！别人已经告诉我你是谁了，你好容易才回到几十年也没回来过的家乡，我从心里欢迎你来我家里，看看我们的生活，我怕你不来，就隐瞒了路程，欺骗了你。我还希望你不走呢，你就住在我们这里吧，帮助我们桃花坪建设社会主义吧。"

　　我们终于走了。这青()年在坡上立了一会，一转身很快就不见了。他是很忙的，需要他做的事可多呢。他能做的。他是新的人！我虽说走了，不能留在桃花坪，可是我会帮助他的，我一定会帮助他的。

　　太阳在向西方落去，我也落在沉思中，傍晚的湖面显得更宽阔，慢慢月亮出来了，多么字根表的湖呵！四周围一点声音都没有，渔船上挂着一盏小小的红灯，船老板一个劲的划着。我轻轻的问他："你急什么呢？"我是很舍不得这湖呵，很舍不得这一天要过去，很希望他能帮助我多留一会儿，留住这多么醉人的时间！

　　船老板也轻轻的答应我："我还要赶到城里去看戏呢，昨天我没有买到票，今天已经有人替我买了，是好戏，秦香莲呢。我们很难得看戏，错过了很可惜。我们还是赶路吧，我看你们也是很累了。"

　　这样，我们就帮助他荡桨，我们很快就到了堤边。我们并不累，我们很兴奋，我们明天有很多的事，新的印象又要压过来，但我们永远也忘不了这一天。这里不只是有了湖南秀丽的山水，不只是有了媚的春光，不只是因为看见了明朗热情的人，而且因为一切都是新的呵！一切都使我充满了欣喜，充满了希望，使我不得不引起许多感情。世界就是这样变了，谱得这样好！虽说我们还能找出一些旧的踪影来，可是那是多么的无力；我们就在这样的生活之中，就在这样的新的人物之中，获得了多少的愉快，和增加了多少力量啊！我怎能不把这一次的游玩记下来呢，那怕它只能记下我的感情的很小的一部分。桃花坪，桃花坪呀，我是带着无比的怀恋和感谢的激情来写到你，并且拿写你来安慰我现在的不能平静的心情。

　　一九五四年三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