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莹：乾坤湾记

　　杨莹：乾坤湾记

　　黄河之水天上来

　　黄河是天地间万古流淌的一个，那么，她转弯的样子一定会很生动吧？乾坤湾，我心里一边想着一边轻轻念着这个地名。

　　那是一个骄阳似火却又平常的日子，我带着向往随一批来自全国的诗人、作家、作曲家、摄影家，顶着烈日一路颠簸来到黄河边一个古老的小村庄采风，傍晚时分，我们住进了乾坤湾依山傍水的世外桃源小程村。一到这里，我就爱上了这里，情不自禁地一遍遍念叨着“这个地方真好”。我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感受着这里一草一木间的诗情画意，作为一个被朋友认为“有点小资”的城里女子，被这片黄天厚土所感动之处就更多，好奇与兴奋也更多，内心常常在不经意间就被触动。

　　历史尘封得太久，使人的认识常常出现偏差，我以前对黄河边陕北那块土地的印象就是从影视文学作品中了解的，总是缺少绿色缺乏生机，总是与“贫瘠”、“荒蛮”、“落后”这些字眼连在一起，和人们一起忽略着她应有的辉煌。来到这里，才真正知道了黄河的神奇，流经延川县的68公里黄河在这里简直是天地造化的一个奇迹。置身群峦、俯撖大河，波涛般奔涌的群山，像千万条巨蟒蛇纠缠在一起，而在群山之间，有一条巨龙辗转于千山万壑之中，从烟波浩淼处奔来，狂奔不羁的黄河在这一带减少了威力，奇迹般地在峡谷间塑造出5个巨大的S形大转弯，形成极为壮美的罕见的河曲曲流地貌景观，而乾坤湾是五湾中拐得最漂亮、最具有历史感和文化感的精品。

　　乾坤湾，是个象征着天地、阴阳的地方，“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两句《易经》里乾卦和坤卦的卦辞，便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黄河在这里旋转了320度，使怀中三面环水的河怀村，远望酷似漂浮在河上的一只葫芦，而黄河则像一条漂亮的丝带在岛的周围打了个温柔的结。在这里，我们可感受到黄河的心律，我们看到黄河转弯时的风采，以前，我们看到的，是黄河充满力量的惊心动魄的美丽，如今，我们看到了它温柔而从容的美丽。在这里，可以零距离地感触黄河，触摸黄河，拥抱黄河，在这里，我想改动海子的一句诗，因为那句诗，一直在我的心里涌动。于是，我一遍遍地念着：“面向黄河，春暖花开！”

　　她孕育了华夏文明

　　浑然天成的乾坤湾不张扬也不造作，弥漫着自然生态和农俗文化的味道，富有真趣的乾坤湾孕育出了远古时代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密码的太极八卦与河图、洛书，那河谷裸露的中生代三叠系的砂泥岩质地层，那19万年前的古象化石，那峭壁上难以破译的“摩崖天书”，那清水关的古渡口“黄河码头”，那依稀可辨的“悬崖古寨”附近隐约显现的远古先民胜迹以及存留的残房、破庙、石碑、石桥、石碾等遗迹遗物，无疑是黄河文明的印证，是先民藏身避难全力图存的明证；还有那古老的“儒雅风学堂”都在告诉我们，这是一块古老的土地！这是一个神秘而又迷人的地方！

　　古寨的会峰台风景更像个神奇的传说，它东临黄河天堑，西南两侧濒临寨河深谷，四面悬崖突兀，峭壁嶙峋，仅西北有条狭窄的崾岘似小桥，与山寨相通。此寨通体岩石，垒高沟深，山环水抱，巍峨险峻，形如虎踞，势若龙盘，易守难攻，固似金汤，是陕北遗存的防御工事之一。在会峰台观景，油然生出一种“黄河流日夜，代谢成古今”的沧桑之感，仿佛穿过时光的隧道，那远古的悲壮和雄浑给这一片空旷抹上悲伧。渐渐的，那远古的一个个传说，在眼前变得生动而又亲切起来。在清水关一块奇石百米之外的悬崖峭壁上，有三孔石室，在石室两边还有一个石洞，洞口撑有两根木柱，洞内有一只倒吊的石羊，有一个陶盆，那是先民生殖、生育的图腾，那是先民的遗物。谁能告诉我，在这里，我为什么会有故国神游人生如梦之感？在这里，可以听到响彻千古的天籁之音，似乎能听见一千年以前的声音，谁能告诉我，那是何年何月何人所为？

　　在那个上千年的古窑前，我陷入了沉思。看着头戴毡帽手提弓箭的石刻门神、看着凤凰、莲花、水瓶、生命树等这些神灵的崇拜和生殖的崇拜，我无法阻止自己丰富的联想……戎狄、东胡、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契丹、女真等少数民族曾在这里相互交融，相互征战，共同谱写历史的奇妙乐章……匈奴人赫连勃勃在延川建下大夏国，那么，脚下这片土地里留有多少生动的故事……那么，有谁知道，这里究竟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呢？

　　曰：“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历史是一种灵魂，黄河是一种灵魂，面对她，就会引发人对历史、对人生、对宇宙的思考，浩浩荡荡的黄河，她是那样的雄壮有力，那样的惊心动魄，大浪淘沙，乱石穿空，曾把多少古往今来的风流人物席卷而去，如今她仍在那里敲打着岸边，仍震撼着我们的心灵，从未停息，河流滚滚前去，却把许多秘密没能带走，而把它们留在了这岸边的拐弯处。

　　耳旁响起“黄河号子”

　　在乾坤湾，我见到了在滔滔黄河上劈波斩浪的船夫，他们带着我们乘船在黄河上漂流，似在梦幻般的晋陕峡谷中漫步，两岸风景令人陶醉，思绪万千，心里就有了一种悲壮感。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这样描写这里的风景：“夹岸崇深，倾岸返扞，巨石临危，若坠若倚……”岸两边的山像一层层人工堆砌的不规则的古老金字塔，鳞次栉比，比埃及的金字塔更好看，更自然，成了一道长长的瑰丽奇妙的画廊。

　　船漂流的速度并不快，我却有了高歌行吟的冲动，朗诵豪情诗的冲动，唱豪情歌的冲动，总想把蕴藏在心中对黄河的所有豪情在这会儿一下子都抒发出来似的，而一时又不知怎样抒发才好，耳旁依稀响起了黄河号子，那高亢、粗放、质朴、平实的声音从《》里穿过了岁月的时空，悠悠地在我的耳边响起……噢，那是劳动人民几千年来自强不息的声音，那是人与大自然间最直接的互动，那是从灵魂最深处发出的呐喊，那是中华民族充满渴望的怒吼的歌……

　　“请为我唱一首出塞曲，用那遗忘了的古老言语，请用美丽的颤音轻轻呼唤，我心中的大好河山，那只有长城外才有的清香，谁说出塞歌的调子太悲凉……我们总是要一唱再唱……想着风沙呼啸过大漠，想着黄河啊阴山旁，英雄骑马壮，骑马荣归故乡……”似乎借这首《出塞曲》多少能表达出自己此时的一些情感,石英先生夸我唱得好，叶延滨邀请我转过身面向大家来唱。可是，我是靠着船公坐在最前面的，这时船公提醒我注意安全。我便问船公：“船为什么不往那边去呵？”因为我感觉，去那边才会有真正在黄河上漂流的感觉。

　　船公答：“那边有暗礁咧！”船公告诉我说，有一年，有个人就是在这附近从船上掉下河去淹死了，同船的就有人说：“可真是要小心呢，王宗仁上次漂流时就掉下河去了……”

　　我便问：“这里的水有多深？”船公说：“可深咧！”

　　我不无遗憾地说：“唉，我以为我们的漂流是在滔滔激流之上，而且使用的会是那种原始的羊皮筏子呢……我现在对黄河还没有感觉，回头怎么给“东家”写文章呵……”坐在我后面的叶延滨说：“为了让我们大家的文章有什么可写，我建议杨莹同志现在就掉下河去，然后我们来商量怎么救她……”我想，自己在别人的眼里一定是个淘气的孩子，不如索性无拘无束地玩。正说着，突然，岸边一个浪打了过来，大水花溅了每个人一脸，玩笑立即嘎然而止，我也倒吸了一口凉气。看来船公的话并不是危言耸听，危险确实随时存在，无常就潜伏在平常中。在黄河上漂流不像在小河里那样可以打水仗玩，或可以自己参与操作船前行的机会。

　　我们这个船是第一个靠近小岛的。我们站在岸边，以欣赏而又羡慕的目光，目送壮年船公每人驾条橡皮船鱼贯从有暗礁的浪尖上飞过，像一场即兴表演，他们往小岛的另一头飞去，将在那边的码头等我们走过去。

　　光秃秃的小岛上，阳光显得更加强烈、难耐。叶延滨等人想赤脚在沙上行走，但他们很快又把脱掉的鞋子穿上了，那过烫的沙子使他们的光脚无法在沙面上落下。

　　在强烈而耀眼的阳光里，有种干燥、焦渴、寂寞的感觉，不想说话，从高低不平的小岛这头走到那头，自己被带入了另一种境界和另一种体验，进入一种天人合一、物我合一的境界。在这特殊的温度里，在这段并不长的路程里，我心底突然生出一种感伤与落寞。一时什么都没想，生生地体味人与大自然的情感交融，一时又倏忽想起一个远方令人迷惑的远在巴黎郊外的小地方，一个为艺术疯狂、为艺术殉道的伟大生命的驿站，那里给梵·高带来了精神上宁静、激动与灵感，梵·高在那里见到了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见不到的又大又圆的太阳，以及那吸满阳光而茁壮开放的粗大花朵，那里让梵·高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颜色——夺目的黄色，那种黄色改变了他的画，也确立了他的画，他在那里一下子看到了万物的本质——一种通透的、灿烂的、蓬勃的生命本质，想像着他在疯狂的状态下画完他最后的油画《麦田群鸦》，我想起了梵·高孤僻的个性中所包藏的敏感与烈性的张力。孤独，果真通向人精神的两极，一是绝望，一是无边的自由。

　　“这块石头是我的擦脚布……”这时，身旁一位先生的声音把我的思绪拉回到现实。回头看，只见徐贵祥手里提着鞋，一双大脚丫子在岸边一块干净的大石头上来回踩着，他的粗犷和风趣使周围有了生气，他的动作和语言，让我有所悟，其实，生活是在于你去发现、去爱的，生命的生气也在于与大自然的贴近、和谐。我明白了，中国古老文化的博大精深之处，其实就在于它是与天地和谐，与自然共生。只有在这样的地方，才可以感悟出不可征服的中华民族精神，感悟出中国民族原本文化和中国本原哲学，中国文化的最伟大之处，在于中国古人的哲思与淡泊。

　　感受小程村

　　在一个大磨盘旁，我听一位大爷拉二胡，感觉老人拉的似秦腔又不是秦腔，似民歌又不是民歌，一问才知，老人拉的是当地的“道情”。原以为在这里想唱民歌随时就唱得出，谁知到了这里却难以开口。在和当地老乡联欢时，我拿《出塞曲》等一些现代歌和一段“美声秦腔”换得了延川人民的老民歌、老秦腔，感觉民歌确实是延川人民用以表达思想感情的一种最好方式。接着，徐贵祥唱了《一条路》等三四首五十年代老歌。第二天，徐贵祥说他的嗓子被唱哑了，我也感觉自己喉咙很干，这时才真正知道了陕北的“干燥”，奇怪的是，当地老乡却能一首接一首地唱下去，他们简直有着“黄河的肺活量”。

　　当大家三五成堆地在山道旁休息时，当地一位司机小伙儿唱起了民歌，那声音与我们在大轿车里听的那个叫阿宝的多少还是有点被美化了的“原生态”有所不同。司机小伙儿站在山坳前吼着民歌的时候，他的歌声能让人听出古朴、听出悠远，能让人闻声落泪、血脉贲张，能让人想到一张张印在黄土原上那苍凉悲抑面孔，能让想到了咆哮的黄河，能想到苍茫的山川和粗糙秃硬的黄土高原上那一道道坡一道道梁，能让人感觉到心灵深处的震撼，据说，现在黄土高坡上，令人动容落泪的民歌已经不多了，肚里有歌的人也都在50岁以上了，可这小伙儿不过二十来岁，于是，大家皆惊讶，一问才知小伙是从家里老人那里学的，他唱的民歌大多不知作者是谁,多以口头传播,一代传一代的传至今日，其中的《小上坟》感情真挚、强烈,

　　风格质朴，曲调优美，歌词生动，情调明快，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深深地感动了在场的人，那种纯朴的情趣体现出浓郁的地方风情,令人深醉其中。歌曲《十五的月亮》的作者石祥说，“小伙子唱的是延川这里的调儿，语言结合得也特别好……”，石祥在这里找到了陕北民歌与其他民间音乐的关系。

　　一直在给唐诗谱曲的诗人汪国真听后，也说听后“对我的作曲很有启发”。据说，这里家家都会唱民歌，人人都会扭秧歌，今晚，就可在窑洞外的阔地上领略到他们扭秧歌的情景，那里将会有一场农民自发的秧歌表演，我心暗喜。晚饭后，我没有回我们住的地方，早早地就在那片阔地上守着，看上去像是在散步，期待着天赶快黑下来，就可以看乡亲们扭秧歌了。

　　这是我从未感受过的一个篝火晚会。晚饭后，天渐渐黑下来。当渐渐看不清对面来人的面孔时，穿着节日盛装的老乡一家家开着自己的“私家车”——三轮拖拉机出现在我眼前。

　　没有什么形式，篝火就那样慢慢燃起，老乡们的秧歌队就那样渐渐在空地上围成一个圈，在“领舞”的带领下慢慢扭了起来，激情就那样渐渐被点燃……

　　当他们脚下的步子越来越快、越来越夸张时，场里的气氛越来越浓。这时，乡亲们开始热情地邀请看台上的我们下去与他们一起跳。我不知秧歌的基本步伐，内心里只好按捺着。只见石祥老师先勇敢地走进了秧歌队伍，“领舞”马上热情地把他迎接到一旁，耐心地在地上画了个“十”字，小声地给石祥老师讲基本要领，然后带着他在“十”字来回走，黑暗中并无人注意他们，我就悄悄走到了他们身旁，看了一会就跟在石祥老师的后面扭了起来。石祥老师这时已向老乡借来一条白毛巾系在了头上，看上去已很像一回事了，他很快掌握了节奏，自如地随着队伍往前扭着。我看石老师那么大年纪都学得会，就更有了信心，在脑子里一遍遍地想着“领舞”画的那个“十”字，跟在石祥老师的后面，盯着他的舞步反复地跳，直到跳出一身汗来，直到把迪斯科跳成秧歌。当我走出“舞场”时，一直在看台上冷眼旁观的刘会军对我说，“你终于知道先出左脚了呵！”我不好意思地笑了。今天，我终于学会了扭秧歌。

　　这里不仅仅只有民歌、秧歌是原生态的，原生态的东西还有很多，原生态的河，原生态的路，原生态的窑洞，原生态的农俱，原生态的厕所，原生态的花儿，原生态的民歌，原生态的灯笼。还有，这里的布堆画，竟有法国大画家马蒂斯的风格，这里有着原生态的艺术源泉，有着原生态的思维方式，原生态的接待方式。这里没有服务员，接待十分简单，只有热情没有形式，稀饭馒头都是我们自己去厨房端盘子取来。当老乡突然想学一下城里人的“高级接待方式”时缺乏经验，他们把名人不当名人，来者不分主次，一时把陈宝生的名字漏掉了，陈大师十分理解这种“原生态的接待”方式，也没觉得尴尬。这是一块多么古老的土地！它距离城市是多么遥远呵！正因为这样，才让人深刻感到一种朴素之美。

　　住在黄河边

　　住这个小村庄里度过的两天一夜，对我来说有点像“上山下乡”时的“知青生活”。

　　在这里，我见到了真正的窑洞，窑洞分“现代”和“传统”两种。传统的老窑是土窑，破了的窗户上弥漫着蜘蛛网，木头门看上去很亲切，在这里它们却已不住人，而用来堆放旧物了。

　　当地农家的窑洞不够我们所有的团员住在一处，我和北京来的女作家丹琨被安排到了一个五代同堂的大家庭里，这家大妈的孙子和孙媳去县城办事，晚上不回来，便可借住我们一宿。那红色的床幔告诉我们这个窑洞里的新一代陕北人很热爱生活。我们的住处离大部队有两三里路的距离，与别的女同志也隔着一段距离。站在这孔简约而凉爽的现代窑洞里，我俩激动不已。我这是平生第一次住窑洞，我感觉这样的新窑洞没有电视机是可以的，没有古窑里陈列的那种煤油灯是不可以的，但与我的感觉却正好相反。我很快发现门上没锁，看来晚上这门也是不锁的，而且里面的门叉怎么也插不上，就在我俩左右看门锁时，大妈笑了，说这里是很安全的。

　　门大开着，院子里的风掀起了门帘儿，我看见一只从未见过的肥大的老母鸡带着它的孩子们溜达着正要进我们这个门，鸡妈妈是来串门了，那样子好可爱。我在等着老母鸡带着它的孩子们进来。可是，这时大妈把它们轰走了。我急了，想叫住它们，大妈看我喜欢她养的鸡们，一边把跑开了的鸡往回赶，一边瓣着指头告诉我：“这么大的有5只，比这个大的还有5只，还有刚孵出不久的15个鸡娃儿……”大妈说的时候露出很幸福的样子。每个人的幸福观是不一样的。

　　我和丹琨不舍得把时间用来午休，我们洗了把脸，就和大妈一家聊了起来。我俩你一句我一句，问东问西，想到什么问什么。大妈的手和胳膊是画家表现藏族老人时用的那种黑棕色，我想摸摸，我试着摸了一下，大妈一动不动，只是笑着看着我。那是我从未摸过的一种皮肤，粗糙的手上有不少黑色的深道道儿，左手上有一个指甲在干活时坏了。大妈说，为了治这个坏指头，她花了300块钱，还没有治好。我摸完，丹琨又抓起来摸，末了她给了一个比较准确的形容：“像木锉，是吗？”我又抓住摸，再摸的时候，感觉大妈家的幸福与这双手是分不开的。大妈今年68岁了。大妈有8个孩子，5个女儿，3个儿子，都已成家，大儿子今年49岁了，已做了爷爷，此时正和大儿媳妇在院里逗他们的孙子玩呢。

　　大妈手上有一副银手镯，很粗很亮的，我随口问这银手镯怎这么大，大妈说这是我婆婆给我的，是用一对元宝打的。我们拿相机到外面去拍鸡妈妈和它的孩子们时，看到了一位比大妈年纪还要大的老奶奶，大妈说，这位老奶奶是她的妈妈，已快９０岁了。我们的话老奶奶听不清，但她蹒跚着走进了我们的房间。老奶奶的嗓子沙哑得模糊，像旧窑洞上那已破了的旧窗户纸，我全神贯注地听，也没听清老奶奶究竟说了些什么。我的眼睛穿过这位老奶奶，像穿过我从未见过的一位亲人，产生出一种对生命的敬畏，似乎可以聆听得到遥远了的祖先的声音。

　　我和丹琨终于可以脱离“大部队”四处走走看看了，我们拿起各自的相机疯狂地拍了起来。当地文联的摄影师王永林悄悄问我：“你想不想学犁地？”在黄河边犁地！他一看我的表情，就感觉无需再问下去。他说：“你在这儿等着，我去和那边老乡说一下，一会请他教你犁地。”这又是一件令我兴奋不已的事。

　　“一定要注意手下！”老乡告诉我。我犁了一圈后才知道，这地啊可不像我们想像的那么简单。一上手才知那一头牛的力量简直了得，两头牛的力量更是了得，若不用巧劲儿我根本无法拉得动。开始，我轻轻一举鞭子，那牛就条件反射地跑开了，后来，在我不举鞭子时它也跑，那是它们看到了草，它们吃草时，就叫我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我问怎么不给它们戴上口罩呐？老乡笑了，他掌握牛的脾性，牛在他的手里就很听话。这里的人民多朴实、多可亲。只是这两头牛有点像我，调皮，却也只知干活，没有多少言语，除非遇人过分干扰时才耍一下牛脾气，对生活要求也并不高，有草吃就行，在一个地方待得那么满足，什么时候都会自娱自乐。

　　我和丹琨出门时大妈对我俩说，“晚上我给你们熬钱钱饭，等晚会散了回来好喝。”可是，晚会后，我们没能再回去，为了好联络大家，采风团的团长想办法把我俩与“大部队”安排住在一起了。我的行李是被不扭秧歌的丹琨提前捎过去的，她去的时候，大妈没在。我的一个小包儿被丹琨落在大妈家了，我在保安人员的陪同下摸黑去取。大妈还没睡，情绪有点低落，正与一旁的大儿子小声嘟哝着：“说好的在这儿住的么……怎么我出去了一下，就又把行李拿走咧……”大妈一看见我，要流泪的样子，很舍不得地说：“咱们说得好好的么……”咳，我那一刻简直不知说什么好，移动脚步时已觉得很艰难了。尽管不舍，还是默默走开了。那个晚上，我和五个女作家便住在一个没门锁的窑洞里，睡在一个很大的土炕上。

　　早上起来，丹琨迷迷糊糊地问：“我这是住在哪儿呀？”我在院外开满鲜花的原生态厕所里喊道：“天——堂——！”

　　散步黄河边

　　这里真是个散步的好地方，在这里，天天可以到黄河边散步。每天早上和傍晚，大家走出自己的窑洞，远远一望，都在往黄河边走去。散步时，摄影家们也不离手中的照相机，我便有幸看到了陈宝生先生拍照时的状态。不喜欢说话的陈先生是在国际上拿过大奖的，他的作品极有绘画感，我家里有他一幅骏马图，奔腾着的骏马在黄河高原上一跃而起的神情使人会想起徐悲鸿笔下的骏马。

　　傍晚，和陈长吟、阳波、厚夫等作家去河边散步时，又看到陈宝生先生在拍黄河，他的每一张片子构图都尽量与众不同，与己不同，于是，大家都不会放过机会，按大师说的“远点、高点”和“近点、低点”进行取景，所拍出的效果果然都比自己平时拍的完美。我在兴奋中来了兴致，也便给陈宝生当了回“陕北姑娘模特”，留下了几张精彩的照片。陈先生在拍我时，旁边的作家在拍我们俩，他们的机子里留下了那一瞬，我见到黄河时激动的样子，便留在了他们的相机里了，把我定格在这美丽的风景里。

　　散步时，我们还吃到了全世界最香甜的西瓜。它看上去并不大，但那小西瓜是我们以前都从未吃过的。那味道，我们记住了。

　　那摘自岸边的枣子，吃()一个会忍不住想吃第二个。哦，那满山遍野的枣树，那如宝石一样的一颗颗红枣，那一个个如红枣一样有着顽强生命力的生活在这里的老乡。哦，那味道，那笑容，我们记住了。

　　徐贵祥发现这里的南瓜“很好吃，连皮都很好吃，因为我们老家安徽是不吃南瓜皮的……”大家马上随他道：“是啊，是啊！很好吃！”这里的南瓜像这里的红枣一样甜一样好吃。那味道，我们记住了。

　　这么好的地方，却还是与贫穷脱不干关系。于是，大家开始寻思着想给身旁的县长想办法、出主意而改变这里。

　　“一定要改善植被，让这里形成良性循环……”汪国真说：“应该全面开发，突出重点，让它产生效益。”

　　有人提出，在延川搞个“民俗馆”，而徐贵祥担心搞个“民俗资料馆”会“不好看”，会把这里真的也搞成假的了，把质朴的美给破坏了。有人问，沈从文带动了一个凤凰县，与路遥就带动不了我们这个可爱的延川县么？有人便马上建议在这里建一个“史铁生小木屋”或“路遥读书厅”。

　　今天，吃完早饭后，我们就要离开这里了。太阳还未完全升起，大家最后一次在黄河边散步，就在大家准备吃早餐时，我又看见陈宝生先生提着他的照相机往黄河边走去。他连早饭都顾不上吃就又去拍黄河了，他是想在离开之前最后拍一次黄河吧。他把黄河已拍了几十年，仍有着这样浓厚的兴趣和饱满的激情。黄河是陈宝生永远拍不倦的，他有剪不断的黄河情结。

　　美丽的小程村，永远落在我的记忆里了。我忘不了，黄河边，有一个古老的小村庄，2006年夏天，我曾在那里住过一个晚上。黄昏时，我去河边散步。哦，世界上有那样一个美丽的地方，黄河在那里转了个弯，那个湾叫乾坤湾。

　　杨莹：想念杨蕾

　　1

　　9月11日，美国被恐怖分子袭击了，我很自然地想到了杨蕾，想确切地知道她在不在纽约或华盛顿。但我却无法与她联系。

　　其实，有时在白日里，我坐在办公室里，也会想到杨蕾。

　　每天做完必须做的事情后，内心那些太多的被压抑的东西变成一种隐隐的莫名的烦恼，折磨着我。我每天不同程度地感受着文明。但同时，也不同程度地感受到周围的人格泯灭和真情沦丧。在生存与发展的压力下，有点透不过气来的竞争氛围，使得本来都还善良的人互相猜忌，今天说过的话，流露出的弱点，明天就可能成为别人打击你的最有力的下手处或打你最疼的地方。谁和谁之间都有所保留。在这种环境里，在真实与虚伪的惶惑里，本来就因懒而持与世无争态度的我被逼得不得不多留意一些“自卫”且不得罪人家的心眼儿。有时，我被一些拍马溜须的人把玩掌中，心里被一种黑色嘲讽覆盖，我感觉活得很烦很累，还有一种悲哀和痛楚的感觉。我不管怎么努力还总是与周围格格不入。我痛苦地寻找着原因。是人们在浪漫精神越来越失去的社会中变得越来越实际么？一种烦躁影响着我内心的宁静。我一直渴望得到宁静，而宁静总只存在于烦躁之间的间隙中。

　　我把这种感觉说给一位与我个性很相似的女同事。她说，在我们工作的这座现代化大楼里别想找到一个能真正交心的朋友。她这样说是因为她即将要离开这座大楼去别处谋生。这时我想到了也曾是我同事的杨蕾，我们曾同在一家报社共事。那时，我们起码还能心里话，说说诗歌之类的文学话题呢。

　　2

　　杨蕾与我，似乎有一种缘分。我们是同一年出生的，名字也很相近，又都长着一张圆脸；我们的性格、心性也很近似，都很情绪化，都傻得让聪明人觉得有点可怜；都有一颗敏感的心，而且是像法国作家司丹达尔说的那样过分——在旁人只擦破一点皮的事情，都会使我们流血不止；我们内心深处都有一股驱散不开的浪漫魔影在作怪，随时随处对生活充满着爱，刻意营造的一种美丽，却总被人笑了去；我们都坚信坚贞的，忠贞的友谊，三十几岁的人了，说来还是那样的可笑，还时而陶醉在一种自己想象的浪漫得近乎单纯的爱情；我们都很喜欢诗歌，命运把我们带到老诗人沙凌老师的身边。在一段时间里，人们常常会把我们搞错。

　　与杨蕾的第一次见面，是在西安市文联主办的杂志《长安》的编辑部里。那是1983年的一天下午，我随意地翻看着放在沙凌老师办公桌上的一本剪报本。本子很厚很大，贴有十几个码的整张，无论从贴的水平看还是从剪的水平看，都不怎么样。不知那边儿是用手撕出来的，还是用剪子剪出来的，豁豁拉拉，这些都影响着我的“第一感觉”。我一边翻一边自语：“这是啥诗吗！谁写的？”旁边一位穿着学生裙的女孩儿轻快地答道：“是我写的。”两人一时很尴尬。

　　后来，沙凌老师不客气地要求我“谦虚点”，并给我和杨蕾安排了一次走近对方的机会。

　　那天，沙凌老师交给我了一张字条，让我下午去一个地方。字条上写着：“钟楼饭店XXX房间牛汉”。沙凌老师让我去的时候带几首我的诗作。后来我才知道沙凌老师的这位好朋友，就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提到的赫赫有名的“七月派”诗人牛汉，现在想来那真是个千载难逢的学习机会。

　　我到那儿的时候，杨蕾已经在那儿了。

　　牛汉老师看了我写的诗，说了几句表扬、的话后，又说了几句让我和杨蕾都很丧气的话。他说：“你和杨蕾一样，现在都得注意——离妈妈远一点。我说的妈妈是指……”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才真正感觉到牛汉老师的那些话对当时的我俩来说是一针见血，说得十分及时，对我俩后来的成长十分重要。

　　那天，我和杨蕾在牛汉老师那儿呆了整整一下午，从饭店出来时，我俩已经比较熟悉了。

　　刚开始学着给自己化妆的她，这时顾作老练地指导素面朝天的我：“你的脸有点发黄，应该用用粉底霜。”我也着实太土，当时怎么也搞不懂什么叫粉底霜。

　　她告诉我她心爱的小狗死了。我说我养的狗儿兔儿现在都活得很好，问她要不要抱去玩玩。她伤心地讲着掩埋她的那只小狗的情形。我快乐地对她回忆着我和我的小狗、小兔子在一起的情形。

　　我们在钟楼旁的一个照相馆合了影。不料，再次走到大街上时，天突然下起了雨。我俩只有她随身带的一顶用来遮凉的手编草帽。她让给我戴，我让她戴。最终，我俩谁也没有戴它。两个人在雨地里快乐地奔跑，碰到公共汽车就钻上去，下车后又在雨中“散步”。当走到她的宿舍时，我们已经成了两个落汤鸡了。我们换了衣服出去吃饭时，雨彻底停了。换了装的杨蕾，引起周围行人的回眸。在别人看她时，我也禁不住侧过脸看她：白色的喇叭长裤，红色的飘带纱衣，靓丽、飘逸、耀眼。

　　3

　　杨蕾和我一样爱吃水果。她吃水果的时候，很顽皮，总要把果篮里每一个果子都捏一捏，有时还要把几个都咬一口而多吃多占，最不可思议的是此时那张冲着我笑的圆脸很像正在唱甜歌的邓丽君。她一边吃一边与我对话：

　　“经常有人把我认作你。”

　　“也经常有人把我认作你。”俩人灿烂地毫无保留地大笑起来：“哈哈……哈哈……”

　　“你就是那个‘幼儿教师’吗？”我学着别人问我话时的样子。

　　“你就是贾平凹文章里的那个‘缨宁’？”她说话时似乎有点嫉妒的样子。

　　我说她长得更像一只美丽的狐，于是，她便以美狐自居露出妩媚的一笑，说她喜欢狐。于是，我们想起那个喜欢狐狸的鬼才作家，当下约了时间去探望贾平凹先生。

　　记得一次去贾平凹先生家时，我们约了在西北大学门口见面，我比她早到了二分钟。我站在大门口，远远地见她乘了一辆新得发亮的电动三轮“摩的”而来，她仍是那件飘带红纱衣。她将那辆长长的敞篷“摩的”映衬得十分漂亮甚至有点摩登。“摩的”嘎然停在我的身边，只见红衣少女轻盈地从红车上飘了过来。当时我一见那样子就笑了出来，她也笑了，我们的笑声引来路人的好一阵回眸。

　　那种开心的傻笑后来很少有了。我们都无法拒绝地长大了。

　　人这种高级动物很怕孤独，有时需要一个伴儿。我们除了打电话，有时也写写信，但她的信总很简单，字也写得歪歪扭扭。后来她简直懒得写那歪歪扭扭的信了，只是到了周末有点难熬时，她就会带一个简单的包儿，里面夹裹着两件衣服和梳妆用品来找我。

　　有时，在我家里呆得有点发闷，她便会给我老公留张“借条”，上写着“借你老婆XX小时”之类的话。这时，我们会一起去安危、陈长吟、安黎、朱鸿、孙见喜等朋友那里聊天。我们那阵子总不拆伴儿，有人开玩笑：“你俩怎么总是一起来，也不给我们与其中一个单独谈话、交流文学的机会。”

　　她的话语与思维一样是跳跃性的，是诗性的。别人大段地说话时，她在一边听，冷不丁来上一句半句，却很有感觉。

　　4

　　我们同在《侨声时报》工作的那段时间里，我可谓她闺中无话不谈的密友。我在这段时间里才对她的内心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当然，也有苦涩的笑和发自内心的深深叹息。尽管向我描述时都是随意而轻松的口吻，我也能感到其中的不轻松。她曾爱上了一个中年人，她去了他的那个城市。他的妻子和妻妹在街上截住了她。这时，好莱坞里的镜头出现了，突然来了一个骑摩托的小伙子，只见这位“两肋插刀”与她素未相识的陌生人，情急中不问三七二十一，对她喊道：“快！上车！”就把她带走了，直把她带到了他认为安全的地方才让她下车。我以为她与这个小伙子会有故事。然而，没有。于是，我认为她是有“恋大男人”情结的。

　　5

　　她身上有种淡淡的，而又沉重的忧伤。来自生活中俗气感的压抑加上爱情的幻灭，足以摧毁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尤其是女人。

　　“他不敢再爱我了，反正他不再爱我……”

　　“他虽爱着我，但我并不觉幸福……”

　　“爱情怎么这么难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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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名家的话竟如此自然地从我们的口中流出。

　　意识流一样的对话后，总有一会儿静静的沉默与感伤的情调。她虽然没说出心底那种荒漠一样的感觉，但我已经感觉到了，隐藏着的一份没有归属感的孤单，无法掩饰。从那双迷惘的眼神里仿佛看到了一个纤弱的身影在一片情感的沙漠地带疲惫地寻找着绿洲。感情问题得不到解决，对她这样一个外表开朗、洒脱，内心却极敏感、脆弱的女孩，一个纯情的青年女诗人来说，活下去都是个问题。也许有人觉得这个问题很可笑，怎么还有这样的人？可真有这样的人，就在他们正为他们的事业或某个目的发狂地拼搏时，我们的这位女诗人还在“死亡线上”——仅仅为了活着——当然不是那种一般意义上的生存而挣扎。

　　6

　　曾有两个朋友看着我说：“这女子不错，是个好人！”“就是有点傻。”看来傻无疑是一种缺点。是的，谁也不愿与傻人交朋友或一起做生意，谁不怕“近傻者愚”，谁不怕跟着傻人一起做生意赔钱？

　　杨蕾多情而善良，内心单纯得像个孩子。一种宿命的感觉紧紧地俘获了她。她无法变得没有感情，没法不善良。也有人说她很傻。一位青年教授说这种人不是傻，而是“傻傻”。

　　是否真性情的人，都很傻，都活得那么痛苦吗？你看她，她竟认为世间最宝贵的是感情。所以，她格外珍惜得到的真感情，哪怕他是一个有妇之夫。

　　想念杨蕾是因为和她在一起，我很舒服，我们谁也不笑谁傻。工作这么多年了，仍然像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生，对“名次”什么的没什么感觉，对一切都是一种无所谓的态度，永远只有心情和情绪最重要。是啊，没有好心情，什么事也做不成，就这样，我们是靠一种情绪、一种精神——已经说不清是一种什么精神活着的人。总之，我们在沉迷着什么，喜欢着什么，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不痛苦地活下去，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我们认为只有人格独立了，才可体会到做人的快乐，只有感觉到快乐，才觉得活得像个人。

　　生活中的我们会不由自主地把诗性精神引领到自己的各个意识角落，乃至天真地把它引入人际关系、工作环境中，这怎能不给自己带来无尽的烦恼和懊丧呢。诗歌的精神永远是崇高的，诗人的精神永远是崇高的，而现实总是拖泥带水、浑浊混沌的。

　　早该成熟了，却迟迟不见成熟，连自己都着急。

　　着急后还是不见成熟，急也无用。更是烦恼。

　　7

　　她刚向圈内人宣布她与一个美国青年结婚的信息时，曾有人说，杨蕾嫁给美国人好，如果她嫁了中国男人，就把她这一生给毁了。我似懂非懂。但她终于勇敢地把自己嫁出去了，而且是嫁给了一个优秀的很爱自己的男人。

　　杨蕾的丈夫是美国人，英俊而富有，比杨蕾小几岁（这时我又明白了，敢情她并不只恋大她岁数若干的男人），最重要的是他很爱杨蕾。他叫麦克，杨蕾叫他“傻老美”，因为他一米八几的大个子，穿46码的鞋子。但他并不傻，他和安黎打麻将他总是赢。

　　杨蕾1997年到华()商报社来办离职手续时对我说，她正在办赴美的手续。由于当时没时间细说，她就认真地对我说，她一到美国就会给我写信，告诉我她在那里的地址。

　　然而，四年过去了，我没有得到她的一点消息。每每想到她，总有点想埋怨的感觉：她一定是把我给忘了！

　　后来，当别的朋友,包括贾平凹、陈长吟、安黎、朱鸿、安危、马珂等在我这里打听她的消息——杨蕾现在在哪儿呢，她现在干啥，她过得好不好之类的问话时，我这才知道，她这一走，给谁都没来过信。到底她到了美国没有，在那里生活得怎么样呢？想的次数多了，真有点不放心起来，想的次数多了，简直成了一种怀念，想起她在西安时给我留下的种种美好记忆来。

　　我想念杨蕾，是怀念曾经与她一样有过的纯真而浪漫的时光和那种浪漫情怀，怀念生活中已离我们越来越远的那种诗意和想象力。

　　杨蕾，你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