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行：“我的朋友胡适之”

　　张中行：“我的朋友胡适之”

　　胡博士是个有大名的人物。在手持玉帛的人们的眼里是这样，在手持干戈的人们的眼里似乎尤其是这样，因为如果无名，就犯不上大动干戈了。可是以他为话题却很不合适。

　　一是他的事迹，几乎尽人皆知，“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不用说了，其后呢，有他自己写的《四十自述》，再其后，作了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校长，渡海峡东行，作院长、大使等等，所谓事实俱在，用不着述说。

　　二，关于学术成就，他是经史子集无所不问，无所不写，大兼早直到老庄和孔孟，小(当然是按旧传统说)兼晚直到《红楼梦》和《老残游记》，所谓文献足征，也用不着述说。三是不管谈哪方面，都会碰到评价问题，这很不好办，向这一方偏，站在那一方的人们不能容忍，向那一方偏，站在这一方的人们不能容忍，居中，两方都会斥为骑墙派或模棱派，也不能容忍，总之将是费力不讨好。

　　可是我这琐话有不少是涉及北京大学的，胡博士是北京大学的重要人物，漏掉他，有人会怀疑这是有什么避忌。不得已，只好借用孔北海让梨的办法，拿小的，谈一些琐屑。

　　胡博士一九一七年来北大，到我上学时期，论资历，已经是老人物了。可是年岁并不很大，不过是“四十而不惑”。看外貌更年轻，像是三十岁多一些。中等以上身材，清秀，白净。永远是“学士头”，就是头发留前不留后，中间高一些。永远穿长袍，好像博士学位不是来自美国。总之，以貌取人，大家共有的印象，是个风流潇洒的本土人物。

　　形貌本土，心里，以及口中，有不少来自异国的东西。这有思想，或说具体一些，是对社会、人生以及与生活有关的种种事物(包括语言文学)的看法。——这方面问题太大，还是谈小一些的，那是科学方法。我们本土的，有时候谈阴阳，说太极，玄想而不顾事实。科学方法则不然，要详考因果，遵循逻辑，要在事实的基础上建立知识系统。这对本土说是比较新鲜的。可是也比较切实，所以有力量。初露锋芒是破蔡元培校长的《石头记索隐》。蔡先生那里是猜谜，甚至作白日梦，经不住科学方法的事实一撞，碎了。在红学的历史上，胡博士这篇《〈红楼梦〉考证》很重要，它写于一九二一年，刚刚“五四”之后，此后，大家对索隐派的猜谜没有兴趣了，改为集中力量考曹府，以及与之有关联的脂砚、敦敏等。也是用这种方法，胡博士还写了几种书和大量的文章，得失如何可以从略。

　　“五四”前后，胡博士成为文化界的风云人物，主要原因自然是笔勤，并触及当时文化方面的尖锐问题，这就是大家都熟知的文学革命。还有个原因，其实也不次要，是他喜爱社交，长于社交。在当时的北京大学，交游之广，朋友之多，他是第一位。是天性使然还是有所为而然，这要留给历史学家兼心理学家去研究；专从现象方面说，大家都觉得，他最和易近人。即使是学生，去找他，他也是口称某先生，满面堆笑；如果是到他的私宅，坐在客厅里高谈阔论，过时不走，他也绝不会下逐客令。这种和易的态度还不只是对校内人，对校外的不相识，据说也是这样，凡是登门必接待，凡是写信必答复。这样，因为他有名，并且好客，所以同他有交往就成为文士必备的资历之一，带有讽刺意味的说法是：“我的朋友胡适之。”

　　要上课，要待客，要复信，要参加多种社会活动，还要治学，写文章，其忙碌可想而知。可是看见他，总是从容不迫的样子。当时同学们都有个共同的感觉，胡博士聪明过人，所以精力过人。三十年代初，他讲大一普修的中国哲学史，在第二院大讲堂(原公主府正殿)上课，每周两小时，我总是去听。现在回想，同学们所以爱听，主要还不是内容新颖深刻，而是话讲得漂亮，不只不催眠，而且使发困的人不想睡。还记得，那已是一九四六年，西南联大三校各回老家之后，清华大学校庆，我参加了。其中有胡博士讲话，谈他同清华大学的关系，是某年，请他当校长，他回个电报说：“干不了，谢谢!”以下他加个解释，说：“我提倡白话文，有人反对，理由之一是打电报费字，诸位看，这用白话，五个字不是也成了吗?”在场的人都笑了，这口才就是来自聪明。

　　以上谈的偏于“外面儿”的一面。外面儿难免近于虚浮，一个常会引起的联想是风流人物容易风流。胡博士像是不这样，而是应该谨严的时候并不风流。根据道听途说，他留学美国的时候，也曾遇见主动同他接近的某有名有才的女士，内情如何，外人自然难于确知，但结果是明确的，他还是回到老家，安徽绩溪，同父母之命的江夫人结了婚。来北京，卜居于地安门内米粮库，做主妇的一直是这位完全旧式的江夫人，不能跳舞，更不能说yes，no。这期间还流传一个小故事，某女士精通英、法、德文，从美国回来，北大聘她教外语，因为家长与胡博士有世交之谊，住在胡博士家。我听过这位女士的课，一口流利的好莱坞。她说惯了，不三思，下课回寓所，见着胡博士还是一口好莱坞，胡博士顺口搭音，也就一连串yes，no。这不怪江夫人，她不懂，自然不知道说的是什么，也自然会生疑。胡博士立即察觉，并立即请那位女士迁了居。

　　闲谈到此，本来可以结束了。既而一想，不妥，谈老师行辈，用夫人和女士事件结尾，未免不郑重。那就再说一件，十足的郑重其事，是他对朋友能够爱人以德。那是一九三八年，中国东、北半边已经沦陷，北大旧人还有住在北京的，其中一位是周作人。盛传他要出来做什么，消息也许飞到西方，其时胡博士在伦敦，就给周寄来一首白话诗，是：“臧晖(案为胡博士化名)先生昨夜作一个梦，梦见苦雨庵(案为周的书斋名)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钟出门去，飘然一杖天南行。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用诗的形式劝勉，“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情很深，“智者识得重与轻”，意很重，我忝为北大旧人，今天看了还感到做得很对。可惜收诗的人没有识得重与轻，辜负了胡博士的雅意。

　　说起北大旧事，胡博士的()所为，也有不能令人首肯的，或至少是使人生疑的。那是他任文学院院长，并进一步兼任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立意整顿的时候，系的多年教授林公铎(损)解聘了。林先生傲慢，上课喜欢东拉西扯，骂人，确是有懈可击。但他发牢骚，多半是反对白话，反对新式标点，这都是胡博士提倡的。自己有了权，整顿，开刀祭旗的人是反对自己最厉害的，这不免使人联想到公报私仇。如果真是这样，林先生的所失是鸡肋(林先生不服，曾发表公开信，其中有“教授鸡肋”的话)，胡博士的所失就太多了。

　　（本文选自《张中行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

　　张中行：多读多写

　　前面谈了有关的概括知识，到这里才算言归正传，谈谈怎么样才能够学会写。很多有志的年轻人以及不年轻的人，比如教师和学生家长，对这个问题特别感兴趣，希望有谁能传授个秘诀，使学生不费力而言下顿悟。有没有这样的秘诀呢？有，只是不是不费力的秘诀，而是费力的秘诀，说来平常，是“多读多写”。

　　这自然是老生常谈，不过，如果常谈切合实际，即使听来不新奇，我们也只好承认它。这正如说不吃饭活不了一样，听来简直像废话，我们却不能不承认它。当然，承认秘诀只是多读多写并不是什么称心的事。不久前，连续两次，有年轻人来问准备高考的事，说旁的几门课温习得差不多了，只是不知道语文怎么样才能考好。我说，我不知道出题的同志怎样出题，比如说，一类是偏于考记忆的，内容出于课本，你就要温习课本；另一类不出于课本，甚至有意躲开课本，而考语文能力，如作文、正误等，温习课本自然用处不大。可惜此外也没什么好办法，因为语文能力的提高要靠多读多写，长期积累，不能速战速决。我这样答，等于说没办法，很抱歉，但这是实情，也只好这样说。

　　其实，学语言的经验应该是任何人都知道。小孩子出生几个月，不上课堂，不查词典，不念语法修辞书，只是听，跟着大人说，一词半句，慢慢就会说了，而且绝不会把“坐车”说成“车坐”。何以能这样？只是因为“熟”。学作文也是学语言，虽然这语言是与口语不完全相等的书面语言。书面语言也是语言，因而语言的办法，对于学习作文都适用。比如一种意思要用什么样的词句来表达，意思复杂些，句与句要怎样联系，这说是有规律可循自然也不错，但是拿起笔，实际去写，你就不能先去请教规律，而要听从你熟悉的常用的表达习惯。这习惯是由多次重复的“熟”养成的，而熟则来自多读多写。

　　俗传一句玩笑话，“千古文章一大抄”，就读他人文章以学习表达方法说，这句话却有相当的道理。一种意思，可用的表达方式（词语及其组织）不只一种，但不管其中的哪一种，都是由前人习用的框架描画或脱化而来。你不读，或读而不熟，有了意思，可用的表达框架茫茫然，拿起笔就难于得心应手。反之，多读，熟了，笔未着纸，可用的多种表达方式早已蜂拥而至，你自然可以随手拈来，不费思索而顺理成章。这是多读作用的初步，因而笔能达意。

　　进一步，多读，熟悉各种表达方式，领会不同笔调的短长轻重，融会贯通，还可以推陈出新，把意思表达得更圆通，更生动。

　　多读，所学又不只是表达方面，还有内容方面。这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吸收“思想”（包括各种知识）。学作文，由不会而变为会，由不好而变为好，既要能写，即顺利达意，又要有所写，即有值得写的内容。这内容，说是思想也好，知识也好，至少就初期说，面壁自然悟不出，自己观察研究也所得有限。要有，就不能不吸收别人的，吸收的方法，主要当然是“读”。还有一种是学“思路”。思想，知识，其出现，其存在，都是有条理的，作文的内容必须合乎这个条理。这条理，成文之前就要有，那就是思路的条理，也就是想得头头是道，才能写得头头是道。这思路的条理也是渐渐培养成的，而培养之道，我个人的经验，就一般人说，主要是来自“学”，即读他人的，其次才是“思”，因为思，至少就早期说，绝大部分是顺着他人（所读之文）的路子走的。

　　多读，熟了，积蓄在两方面增多，既有内容可写，又熟悉如何表达，作文的困难自然就没有了。这样，专靠多读，不多写是不是可以呢？据我所知，有的人，读的方面修养很高，却不轻易动笔，间或动笔，像是功夫还是相当纯熟。这或许就是俗语说的，“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或者引杜甫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吧？我想这意思并不完全对，或者说，话说得过于简略，以致我们理解得不全面。事实是，就是不轻易动笔的人，以及“读书破万卷”的杜甫，至少在学习的时期，也是既勤读又勤写的。读而不写，读多了，自然会写的事是没有的。多写的作用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由读来的熟悉，必须通过自己的笔才能明朗、巩固，成为熟练。另一方面，写不只随着思路走，还是整理思路的过程，必须常写，内容才可()以精粹，更有条理。

　　多读，要费时间；多写，也要费时间。所以前面称之为费力的秘诀。费力包括两种情况：一是不管上学还是工作，现在都事情多，任务重，多拿出时间有困难；二是多读多写，天天如此，有始难终，难免烦腻。时间少，所以古人有三余三上之说，意思就是挤时间。可能烦腻而不得不做，也只好硬着头皮，锲而不舍。

　　其实，也还有办法可以不硬着头皮。生而好之者也许没有，培养而成为书淫、诗癖的却所在多有。我还记得老师行辈中的一些人，他们亲口说，“多年了，工作之暇，如果眼前没有书，手里没有笔，总觉得没着没落。”就这样，他们有的未及上寿，一生却读了古今中外无数着作，写了上百万字。他们没觉得烦腻，反以为乐，原因就是多年如此，成了难于改变的习惯。准此理，多读多写并非难事，办法是养成习惯，使之成为乐趣。这在最初或者要努一把力，譬如说，无论如何忙，每天总要挤出一定的时间，比如三五十分钟吧，读，写。日久天长，少则1年2年，多则3年5年，读多了，所得之中会逐渐生出需要，生出乐趣；写多了，难化为易，也会感到有所得，因而也就有了需要，有了乐趣。及至感到需要，感到乐趣，说句夸张的话，你就是想戒除，恐怕也难于做到了。

　　作文的能力是这样培养出来的。你说难吗？也难，也不难，说是难，因为不能一蹴而就；说是不难，因为功到自然成。功到也许是个笨办法；不过，如果笨办法确是有效，那我们还是把它看作灵丹妙药的好，虽然这药不是速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