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行：老温德

　　张中行：老温德

　　这说的是一九二三年起来中国，在中国几所大学（主要是北京大学）教了六十多年书，最后死在中国、葬在中国的一个美国人，温特教授。温特是译音，我看过两篇介绍他的文章，都用这译音名，可是同我熟的一个海淀邮局的邮递员李君却叫他老温德。我觉得李君的称呼显得朴实，亲切，不像温特教授那样有场面气。后来听北大外文系的人说，系里人也都称他老温德。这中文名字还大有来头，是吴宓参照译音拟的，推想取义是有温良恭俭让之德。这会不会有道学气，比场面气更平庸？我想，在这种地方，还是以不深文周纳为是，所以还是决定称他老温德。老温德来中国，先在南京东南大学教书，两年后来北京，到清华大学教书。其后，抗战时期，随清华到昆明西南联大，胜利后回北京，直到解放后，一九五二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因为他是教文学方面课的，所以划归北京大学。我三十年代初在北京大学上学，其时他在清华大学任教，我没听过他的课，直到七十年代初，不只同他没有一面之识，连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为什么想写他呢？是因为一九七一年春夏之际，我自干校改造放还，大部分时间住在北京大学朗润园（在校园东北部），他的住所在朗润园西端石桥以西，住得近，常常在湖滨的小路上相遇，有招手或点头之谊，又他的生活与常人不尽同，使我有时想到一些问题，或至少是他升天之后，看到人非物也非，不免有些怅惘，所以想说几句。

　　关于他，有大节，依中国的传统，排在首位的应该是“德”。他正直，热情，同情弱者，为朋友不惜两肋插刀。生活境界也高，热爱一切美和善的，包括中国的文化和多种生活方式，绘画、音乐等更不用说。其次是学识，他通晓英、法、德、西班牙、希腊、拉丁几种文字，对西方文学的各个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开过多种课，都讲得好。再其次是多才与艺，比如游泳，据说他能仰卧在水面看书。所有这些，介绍他的文章都已经着重写了，也就可以不再说。

　　剩下可说的就只有我心目中的他，或者说，我的印象。我最初看见他，以一九七一年计，他生于一八八七年，其时已经是八十三岁。朗润园的布局是，一片陆地，上有宫殿式建筑，四外有形状各异、大小不等而连起来的湖水围着。湖以外，东部和北部，北京大学新建了几座职工宿舍楼；西部有个椭圆形小院，西端建了一排坐西向东的平房。湖滨都是通道。老温德住西部那个小院，我住东部的楼房，出门，沿湖滨走，路遇的机会就非常多。他总是骑自行车，不快，高高的个子，态度虽然郑重而显得和善。问别人，知道是教英语的温特，一个独身的美国老人。日子长了，关于他就所知渐多。他多年独身，同他一起住的是一对老而不很老的张姓夫妇，推想是找来做家务活的。夫妇居室，人之大伦，自然就不免生孩子，到我注意这个小院的时候，孩子大了，还不只一个，也都在一起住。院子不算小，春暖以后，直到秋末，满院都是花，推想是主人爱，张姓夫妇才这样经管的。饮食情况如何，没听说过，只听说这老人吃牛奶多，每天要五六瓶。还吃些很怪的东西，其中一种是糠，粮店不卖，要到乡下去找。我想，他的健壮，高寿，也许跟吃糠有关系，但吃的目的是健消化系统，还是补充什么营养，我不知道。

　　连续有十年以上吧，他，就我看见的说，没有什么大变化。还是常骑自行车在湖滨绕，可是回到他那个小院就关在屋里，因为我从院门外过，总要往里望望，看不见他。后来，是他跨过九十岁大关以后，生活有两种显着的变化。一种是不知为什么，在小院内的靠北部，学校给他修建了较为高大的北房，大概是三间吧，外罩水泥，新样式的。另一种是，仍然在湖滨绕，可是自行车换为轮椅，由张家的人推着。体力显然下降了，面容带一些颓唐。这一带住的人都感到，人不管怎样保养，终归战不过老；但都希望他能够活过百岁，也觉得他会活过百岁。后来，湖滨的路上看不见他了，到一九八七年初，实际活了九十九岁多一点，与马寅初先生一样，功亏一篑，未能给北京大学的校史增添珍奇的一笔，走了。

　　听邮递员李君说，老温德像是在美国也没有什么亲属，为什么竟至这样孤独呢？独身主义者？至少是早年并不这样，因为刘烜写的一篇传记（题目是《温特教授》——记一位洋“北京人”，见北京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京华奇人录》）里有这样的话：

　　我注意到，闻一多（案二十年代初在美国与老温德结识，成为好友，老温德来清华任教是他推荐的，他遭暗杀后，骨灰多年藏在老温德住所）书信中还说过，温特教授“少年时很浪漫”。我们的视线一起扫过这几个字，好几次了，他从不作解释，也没有否认，我就不便追问了。

　　传记的另一个地方又说，还是在美国时候，不老的温德（而立与不惑之间），住屋的床上放一个大铁磬，他向闻一多介绍铁磬的用处是：“夜里睡不着觉时，抱起磬，打着，听它的音乐”。我想这用的是佛家的办法，如唐人常建咏《破山寺后禅院》尾联所说：“万籁此俱寂，惟闻钟磬音。”这种磬音，粗说是能使心安，细说是能破情障的。如果竟是这样，这先则浪漫，继而以钟磬音求心安，终于一生不娶，心情的底里是什么情况呢？曾经沧海难为水吗？还是如弘一法师的看破红尘呢？不管是什么情况，可以推想，情方面的心的状态一定隐藏着某种复杂。

　　心里藏而不露的是隐私，也可以推想，任何人，或几乎任何人，都有，甚至不少。也许只是由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除了少数有调查癖的人以外，都视搜求或兼宣扬别人的隐私为败德。何况德在知的方面也还有要求，是“不知为不知”。所以对于老温德的生活，谈到“浪漫”“独身”之类就宜于止步。但是这“之类”又使我想到一些问题，虽然经常不在表面，却分量更重，似乎也无妨谈谈。

　　说分量重，是因为一，更挂心，二，更难处理。古人说，饮食男女，这更挂心、更难处理的问题不是来自饮食，而是来自男女。与饮食相比，在男女方面，人受天命和社会的制约，求的动力更强烈，满足的可能，轻些说是渺茫，重些说是稀少以至于没有。显然，这结果就成为：饮食方面，如果有富厚为资本，盖棺之前，可以说一句“无憾”；男女方面，不管有什么资本，说一句“无憾”就太难了。有憾是苦，这来自人生的定命。有人想抗，其实是逃，如马祖、赵州之流，是否真就逃了，大概只有他们自己能知道吧？绝大多数人是忍，有苦，咽下去。老温德是用钟磬音来化，究竟化了多少呢？自然也只有他自己能知道。

　　一般人的常情是不逃，也不化，并且不说，藏在心里。这样，人的经历，其中少数写成史传，就应该是两种：一种是表现于外的，甚至写成文字的，自己以外的人能看见，或进一步，评价；一种是藏在心里的，不说，极少数脱胎换骨写成文字（如和小说），总之还是非自己以外的人所能见。假定社会上班马多，人人都有史传，这史传也只能是前一种，“身史”，而不是后一种，“心史”。这心史，除自己动笔以外，大概没有别的办法。自己动笔，困难不在内（假定有动笔能力）而在外，这外包括社会礼俗和有关的人（也因为受礼俗制约）。能不能扔掉礼俗呢？这就会碰到变隐为显，应该不应该、利害如何等大问题。侯河之清，人寿几何，我们也就只能安于看看身史而不看心史了。

　　身史和心史，有没有一致的可能？大概没有。可以推想，以荣辱、苦乐的大项目为限，比如身史多荣，心史就未必是这样；身史多乐，心史就未必是这样。以剧场为喻，身史是前台的情况，心史是后台的情况，只有到后台，才能看到卸妆之后的本色。可惜我们买票看()戏，不能到后台转转，也就只好不看本色而只看表演了。可见彻底了解一个人，或说全面了解一个人，并不容易；对于老温德，因为他的经历不同于常人，我就更有这样的感觉。

　　还是安于一知半解吧。他走了，虽然差一点点未满百岁，终归是得了希有的高寿，以及许多人的尊敬和怀念。他多年独身，但他曾经浪漫，希望这浪漫不只给他留下苦，还给他留下甜蜜的记忆。他没有亲属，走了以后，书籍、衣物，也许还有那个铁磬，如何处理呢？我没有问什么人，只是从他那小院门外过的时候，总要向里望望。先是花圃零落了；继而西房像是无人住了；至多四五年吧，西房和北房都拆掉，小院成为一片废墟。人世就是这样易变，从小院门外过的年轻人不少，还有谁记得在里面住几十年的这位孤独的人吗？真是逝者如斯夫！

　　张中行：“我的朋友胡适之”

　　胡博士是个有大名的人物。在手持玉帛的人们的眼里是这样，在手持干戈的人们的眼里似乎尤其是这样，因为如果无名，就犯不上大动干戈了。可是以他为话题却很不合适。

　　一是他的事迹，几乎尽人皆知，“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不用说了，其后呢，有他自己写的《四十自述》，再其后，作了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校长，渡海峡东行，作院长、大使等等，所谓事实俱在，用不着述说。

　　二，关于学术成就，他是经史子集无所不问，无所不写，大兼早直到老庄和孔孟，小(当然是按旧传统说)兼晚直到《红楼梦》和《老残游记》，所谓文献足征，也用不着述说。三是不管谈哪方面，都会碰到评价问题，这很不好办，向这一方偏，站在那一方的人们不能容忍，向那一方偏，站在这一方的人们不能容忍，居中，两方都会斥为骑墙派或模棱派，也不能容忍，总之将是费力不讨好。

　　可是我这琐话有不少是涉及北京大学的，胡博士是北京大学的重要人物，漏掉他，有人会怀疑这是有什么避忌。不得已，只好借用孔北海让梨的办法，拿小的，谈一些琐屑。

　　胡博士一九一七年来北大，到我上学时期，论资历，已经是老人物了。可是年岁并不很大，不过是“四十而不惑”。看外貌更年轻，像是三十岁多一些。中等以上身材，清秀，白净。永远是“学士头”，就是头发留前不留后，中间高一些。永远穿长袍，好像博士学位不是来自美国。总之，以貌取人，大家共有的印象，是个风流潇洒的本土人物。

　　形貌本土，心里，以及口中，有不少来自异国的东西。这有思想，或说具体一些，是对社会、人生以及与生活有关的种种事物(包括语言文学)的看法。——这方面问题太大，还是谈小一些的，那是科学方法。我们本土的，有时候谈阴阳，说太极，玄想而不顾事实。科学方法则不然，要详考因果，遵循逻辑，要在事实的基础上建立知识系统。这对本土说是比较新鲜的。可是也比较切实，所以有力量。初露锋芒是破蔡元培校长的《石头记索隐》。蔡先生那里是猜谜，甚至作白日梦，经不住科学方法的事实一撞，碎了。在红学的历史上，胡博士这篇《〈红楼梦〉考证》很重要，它写于一九二一年，刚刚“五四”之后，此后，大家对索隐派的猜谜没有兴趣了，改为集中力量考曹府，以及与之有关联的脂砚、敦敏等。也是用这种方法，胡博士还写了几种书和大量的文章，得失如何可以从略。

　　“五四”前后，胡博士成为文化界的风云人物，主要原因自然是笔勤，并触及当时文化方面的尖锐问题，这就是大家都熟知的文学革命。还有个原因，其实也不次要，是他喜爱社交，长于社交。在当时的北京大学，交游之广，朋友之多，他是第一位。是天性使然还是有所为而然，这要留给历史学家兼心理学家去研究；专从现象方面说，大家都觉得，他最和易近人。即使是学生，去找他，他也是口称某先生，满面堆笑；如果是到他的私宅，坐在客厅里高谈阔论，过时不走，他也绝不会下逐客令。这种和易的态度还不只是对校内人，对校外的不相识，据说也是这样，凡是登门必接待，凡是写信必答复。这样，因为他有名，并且好客，所以同他有交往就成为文士必备的资历之一，带有讽刺意味的说法是：“我的朋友胡适之。”

　　要上课，要待客，要复信，要参加多种社会活动，还要治学，写文章，其忙碌可想而知。可是看见他，总是从容不迫的样子。当时同学们都有个共同的感觉，胡博士聪明过人，所以精力过人。三十年代初，他讲大一普修的中国哲学史，在第二院大讲堂(原公主府正殿)上课，每周两小时，我总是去听。现在回想，同学们所以爱听，主要还不是内容新颖深刻，而是话讲得漂亮，不只不催眠，而且使发困的人不想睡。还记得，那已是一九四六年，西南联大三校各回老家之后，清华大学校庆，我参加了。其中有胡博士讲话，谈他同清华大学的关系，是某年，请他当校长，他回个电报说：“干不了，谢谢!”以下他加个解释，说：“我提倡白话文，有人反对，理由之一是打电报费字，诸位看，这用白话，五个字不是也成了吗?”在场的人都笑了，这口才就是来自聪明。

　　以上谈的偏于“外面儿”的一面。外面儿难免近于虚浮，一个常会引起的联想是风流人物容易风流。胡博士像是不这样，而是应该谨严的时候并不风流。根据道听途说，他留学美国的时候，也曾遇见主动同他接近的某有名有才的女士，内情如何，外人自然难于确知，但结果是明确的，他还是回到老家，安徽绩溪，同父母之命的江夫人结了婚。来北京，卜居于地安门内米粮库，做主妇的一直是这位完全旧式的江夫人，不能跳舞，更不能说yes，no。这期间还流传一个小故事，某女士精通英、法、德文，从美国回来，北大聘她教外语，因为家长与胡博士有世交之谊，住在胡博士家。我听过这位女士的课，一口流利的好莱坞。她说惯了，不三思，下课回寓所，见着胡博士还是一口好莱坞，胡博士顺口搭音，也就一连串yes，no。这不怪江夫人，她不懂，自然不知道说的是什么，也自然会生疑。胡博士立即察觉，并立即请那位女士迁了居。

　　闲谈到此，本来可以结束了。既而一想，不妥，谈老师行辈，用夫人和女士事件结尾，未免不郑重。那就再说一件，十足的郑重其事，是他对朋友能够爱人以德。那是一九三八年，中国东、北半边已经沦陷，北大旧人还有住在北京的，其中一位是周作人。盛传他要出来做什么，消息也许飞到西方，其时胡博士在伦敦，就给周寄来一首白话诗，是：“臧晖(案为胡博士化名)先生昨夜作一个梦，梦见苦雨庵(案为周的书斋名)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钟出门去，飘然一杖天南行。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用诗的形式劝勉，“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情很深，“智者识得重与轻”，意很重，我忝为北大旧人，今天看了还感到做得很对。可惜收诗的人没有识得重与轻，辜负了胡博士的雅意。

　　说起北大旧事，胡博士的()所为，也有不能令人首肯的，或至少是使人生疑的。那是他任文学院院长，并进一步兼任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立意整顿的时候，系的多年教授林公铎(损)解聘了。林先生傲慢，上课喜欢东拉西扯，骂人，确是有懈可击。但他发牢骚，多半是反对白话，反对新式标点，这都是胡博士提倡的。自己有了权，整顿，开刀祭旗的人是反对自己最厉害的，这不免使人联想到公报私仇。如果真是这样，林先生的所失是鸡肋(林先生不服，曾发表公开信，其中有“教授鸡肋”的话)，胡博士的所失就太多了。

　　（本文选自《张中行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