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行：刚直与明哲

　　张中行：刚直与明哲

　　承广州《随笔》赠阅未断，一九九二年第六期又准时寄到。我年增而精力减，可是对于不破费而送到眼前的，还是愿意翻开看看。收名人的文章不少，看了而引起沉思的是王西彦一篇，《焚心煮骨的日子》。据“编者按”，这是一本书名，共二十四章，写“文革”的回忆，这一期刊载的是书的第五第六两章和后记。第五章的题目是《三个死难者》（其实加上傅雷的夫人朱梅馥，是四个），指叶以群、李平心和傅雷。第六章的题目是《一个不识时务的老人》，指原名陈小航后来一贯用笔名的罗稷南。引起的沉思呢，很杂，想只说两种。由人生之道方面看，一种浅而明，是，用每“小”愈况法，比喻为一个人，荒唐，不会养生，以致惹来一场大病，险些死去，事过，就应该自己记住，并告诉子女，病时的情况，尤其病因的荒唐，以期此后不再病；此理甚明，也就用不着多费唇舌。我想说的是第二种，不浅而明的，是在只用暴力而不讲理的环境中，可否不走罗稷南的硬顶而不说假话的一条路，而走《·大雅·烝民》说的一条路，“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甚至当戏唱，说假的比真的更像真的？问题很复杂，因为牵涉到“朝闻道”的“道”，所以就一言难尽；甚至是非也很难说。

　　佛门视妄语为大戒。常识呢，诚也是美德；但容许少数例外，比如对病危的人说病况，实就反而不合适。常识来于常，也是对付常的，所以碰到非常就要另说。“文革”的情况是非常，单就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的一群说，有不少人（或竟是绝大多数？），包括我在内，走的是明哲保身一条路。办法是：行动表示服从；少说话，非说不可就说假的。这就于理有亏、于德有损吗？说是，说不是，像是都不能斩钉截铁。难于论断，是因为心情很复杂。以下算作自省也好，想这个复杂。

　　这个复杂。

　　复杂，要排个次序，姑且由亲及疏。也许由于“天命之谓性”？感到最亲的是，于是决定，或并未思索就选定，只要有办法，要争取能活下去。至于办法，上面说过，要演戏，即唱念做，观众所见，是萧恩或教师爷，下场，卸了装，回到蜗居才变成自己。这也许很苦吗？也不尽然，因为“保身”之前还有“明哲”。这明哲，化为处世之理，还可以分为远近。近的是从“政学系”那里学来的，是“对人说人话，对鬼说鬼话”。比如，对于监督我们（斯文）扫地、早晚请罪的红卫英雄，说“这样做并不好”是人话，说“我有罪，我有罪”是鬼话，我说鬼话，混过来，想到政学系的发明创造，还很得意。由政学系稍远就推到讲理是迂。还记得有个故事是讲这种情况的，那故事是：甲乙二人争论，甲说四七是二十八，乙说是二十七，相持不下，至于扭打，到县太爷那里打官司。县太爷判打甲三十大板，都逐出。甲不服，回来问责打的理由，县太爷说，“他已经荒谬到说四七是二十七，你还同他争论，不该打吗？”甲叹服。据此理，说假话，不讲理，也就有了理。由此理还可以再远推一步，是由《庄子·秋水》篇那里学来的，争论，认真，是想“藏之庙堂之上”，“留骨而贵”，我认为应该“宁其生而曳尾于涂（途）中”。就这样，我，还有不少人，就居然活过来，及见改革开放，欣赏电视屏幕上的时装表演，享受农林牧副渔的良好收成，等等。

　　这样说，与刚直的罗稷南相比，说假话混过来的，反而成为胜利者吗？也不能这样说，原因仍是心情很复杂，难得丁是丁，卯是卯。记得几年以前，写篱下闲谈式的文章的时候，我曾两次谈到这种心情。一次是收入《负暄琐话》的《王门汲碎》，谈房东李太太的轶事，其中一件就是“文革”中多次受批受迫，终于不承认她父亲王铁珊是贪官。我记这件事，当然是对这种刚正不阿的言行怀有深深的敬意。又一次是收入《负暄续话》的《直言》，篇末曾说：“还是想想直言与世故间的纠葛，就我自己()说，其中是充满酸甜苦辣的……放弃直言而迁就世故，就要学，或说磨练。这很难，也很难堪，尤其明知听者也不信的时候。但生而为人，义务总是难于推卸的，于是，有时回顾，总流水之账，就会发现，某日曾学皇清某大人，不说话或少说话，某日曾学凤丫头，说假的。言不为心声，或说重些口是心非，虽然出于不得已，也总是哑巴吃黄连，苦在心里。”说苦，显然是因为，本来也是愿意刚直，不得已才转向明哲的。这明哲，虽然可以从政学系直到《庄子》那里取得一些安慰，但清夜自思，其中总含有世故甚至圆滑的成分，与罗稷南、李太太一流人的直道而行对照，就不能不感到惭愧。

　　那么，还是放大为人生之道，论之，如果视刚直为义，我们就该如孟老夫子所说，“舍生而取义”吗？有些人（就说是为数不多吧）这样做了，其结果之一是，想见到他们、应见到他们的人就不能见到了。至少为想见、应见的人们着想，明哲也许是可取的吧？

　　说了半天，还是不能跳到两难的夹缝之外，只好另找门路。其实也很简单，不过是有个不说假话也能活的天地而已。

　　张中行：知惭愧

　　我因老而记忆力更下，只是有个模胡印象，什么人推重“知惭愧”这种心境。我偶然想起这种心境，觉得也确是值得推重，并想到，前些年写《顺生论》，“己身”部分应该包括这样一节，其时疏忽，未写，现在无妨亡羊补牢，用些时间，谈谈与此有关的一些情况。

　　知惭愧来于有一种心理状态，曰“惭愧”。惭愧也有来源，是我们相信世间事有“是非”，自己能够分辨是非，而言行，有时竟舍是而取非（大多是无意的）。承认有是非，言行未能走是的路，事后，内感到悔恨，外感到羞耻，我们说这是惭承认有是非，言行未能走是的路，事后，内感到悔恨，外感到羞耻，我们说这是惭愧，或知惭愧。惭愧前加“知”，是强调“自己重视”。

　　人生，由能觉知、能思索到瞑目，理想的经历是“无愧”。正如天生之物或人造之物，都会有多种，无愧的情况也会有不同。举一时想到的。夭折是一种，因为几乎还未自主做什么就结束，自然就不会有失误，无失误就不会生惭愧心。另一种是《红楼梦》中傻大姐一流，心力有缺欠，可能不清楚是非的分界，也许就可以永远不感到惭愧吧？再一种是《水浒传》中陆谦一流，为利己而甘心损人，甚至乐于害人，推想被踏在林冲脚下之时是也不会感到惭愧的。还可以加一种是秦皇、汉武一流，一个人说了算，无往而不是，杀人如麻，堂上一呼，四海之内小民水深火热，估计直到大渐之时也不会想到心理活动中还有惭愧一项吧？以上几种，只有这一种最难捉摸，因为不能知道，比如栽了大跟头，倒了霉，清夜自思，他会不会承认自己错了。最后，也许只是理论上，要举出一种，是常人，有修养，能分辨是非，并能取是而舍非，不短命，由免于父母之怀到立遗嘱，日日三省，都不愧于屋漏，也就可以带着“无愧”二字离开这个世界。如此无愧，大好！问题是容易不容易，甚至可能不可能。说不可能，举证大难，因为要普查，古今中外，个个过关。说可能呢？显然，听到的人就会提出要求，希望举出一位看看。只说我自己，认识的人不少，如果让我举一位，一生言行无失误因而无愧的，这很难调查研究，只好凭常识判断，说必没有。所以我的意见是只好退一步，容忍某些（不是一切）失误，然后是坚决要求自己能够知惭愧。

　　容忍某些失误，不容忍另一些失误，意思是谈知惭愧，人的范围要有限，即只包括常人，而且承认有是非，所言所行，愿意取是而舍非的。愿意取是而舍非，乃主观愿望，不能保证必不失误；但可以给失误定个范围，即都不是主动的，有意的。被动，无意，失误就会微不足道吗？也不一定，因为评定失误的大小，既要从动机方面看，又要从结果方面看。不忽视结果，失误就可能于害己之外，还殃及有关的人。害也可能很轻微，甚至不显着，可是天知，地知，己知，总不如朝乾夕惕，不失误。说到这里，想想人生，想想世事，就不能不慨叹，是命定我们过于弱小，且不说不求安身立命的，即使立志求，也因为受诸多条件的限制，必是“欲寡其过而未能”。

　　至此，可以转为集中说过，即失误。前面已经缩小范围，限于本不想走错路而事与愿违的。但就是这缩小之后的，显然，由轻微到严重，也必是千头万绪，各式各样，连统计学家也难得说清楚。甚至只满足于归类也办不到。不得已，只好用举例法，抓个秃子，可以类推及于一切和尚。但举例，也最好有个引线，想了想，像是可以由“来由”方面下手。一时想到三种，都来于“天命之谓性”，所以确是大号的，这是一，不明智；二，因贵生而不得不食周粟；三，因生而有欲，确是大号的，这是一，不明智；二，因贵生而不得不食周粟；三，因生而有欲，欲则不能无求。以下依次说说。

　　先说不明智。明智指所知多，选定举措对。“知也无涯”，两千多年前的庄子早已慨乎言之。另一面，我们的天资和学力，即使双料幸运，也必有限，所以单说非专业性的知识，我们的所知也必是很可怜的，何况眼前有歧路，选定哪一条，还要受性格和一时情绪的影响。其结果，因人而异，总会有些人，碰到某机缘，举步的时候以为对了，及至走远了，碰了壁，或跌了跤，才恍然大悟，原来错了。举例，大大小小，俯拾即是，用买西瓜法，挑大个的。想到两事，一远一近。远到四十年前的整风，不少人未识破“阳谋”，号召鸣放就大鸣大放，过畅所欲言瘾的当时也会以为走对了吧？可是不久就飞来嘉名为右的重冠，顶着挥泪对家门，到北大荒伐木去了。这是关系重大的不明智，回首前尘，能不感到惭愧吗？再说近事，是不久前，河南商丘两位女病号，因柯云路新着《发现黄帝内经》的宣扬而信能治百病的胡大师，求医服药，没有几天就离开这个世界。一命呜呼，此后就不再有痛苦；可是家里人还健在，不能不想到因无知而受骗吧？也就于悔恨之外，不能不感到惭愧了。

　　接着说第二种来由的，因贵生而不得不食周粟，用俗语说是因为要活，有时饭碗非心所愿，也只好端。义不食周粟是伯夷、叔齐弟兄的故事，在生与义之间，他们如孟子所说，舍生而取义。在儒家的眼里，或扩大为在一般人的眼里，他们是好样的。好，见贤思齐，应该学。问题是容易不容易。事实证明是不容易。即如写《伯夷列传》的太史公司马迁，下蚕室，受腐刑，自己信为奇耻大辱，却还是不得不在汉武帝的眼皮底下忍痛活下去。怨要怨“天命之谓性”，人，包括宣扬悲观主义的叔本华在内，几乎都是惜命的。表现为行为是：为了活，可以干一切，忍一切；不得已而舍，总是最后才舍命。可是活，更多的要靠外界，而外界，很少是能够随着主观愿望变化的。于是而必须主客观融合无间，始能保持“天地之大德曰生”，客硬，安如磐石，主就不得不屈就。屈就，非心所愿也，可是又能奈何？心安与活命不能两全，取前者而舍后者的人，古今都是很少的。顺水推舟，就举个古人为例，是魏晋之际的李密，不愿仕司马氏，上《陈情事表》，以祖母年高为由，搪塞一阵子，到祖母作古，还是不得不出山效命，推想心情与上表时不会有异，若然，清夜自思，也会感到惭愧吧？不厚古薄今，再举个现代的例。想一人化为众人，“大革命”之时，举小红书高呼万岁，总有些并非使徒，而是为活命，才不得不如此表演的。过于武断吗？我可以确说，我和我的许多相知都是这样，这是为保命而忘掉伯夷、叔齐，至今想起来仍不能不惭愧。

　　最后再说一种来于情欲的力量过大，知当节制而不能抗拒的。中土古代思想家，荀子是重视“欲”的。近代西方的精神分析学派也是这样。其实欲与生命是一回事，欲是求的原动力，要求而有得，生命才能维持，才能扩展。又是“天命之谓性”，人有了生，几乎所有的精力都汇聚到欲那里。还怕万一有疏漏，又生个守护和助长的力量，曰“情”，欲而求，求而得，就表现为快乐，反之就痛苦。佛家视世间生活为苦，想灭苦，找苦之原，看到“情欲”的可怕，决心用“悟”的办法去掉它。至少由常人看，这看法和办法都是反常的，或超常的，但就理（情欲为苦之原）说并不错，至少是值得参考。这里各取所需，我们要承认情欲的力量确是过大，人生的不少失误是由这个渠道来。对付情欲的态度，或习惯，不少人是听之任之，因而失误就更容易。容易表现为量是更多。为了能够更鲜明地说明情欲难抗的情况，想举三宝之一宝的僧为例。情欲的所向，中土贤哲说是两个方面，曰饮食，曰男女。佛门四弘愿之一是“众生（即诸有情，大致相当于我们所谓动物）无边誓愿度”，所以定杀为第一大戒，表现于行事是不吃荤食。这对不对，可以不管，这里只说容易不容易。往者不可见，只说我认识的，根据考证方面的经验，是“说有易，说无难”，某某一生（只计僧腊）无的话只好不说，单说有，是确知，“只是不吃素”（笑话书，主人招待僧，问可否喝些酒，答可，只是不吃素）的并不少见。出家，犯戒是大事，竟至犯，可证情欲之力为更大。过渡到男女也是这样，或更是这样。实事不好说，也难知，无妨举戏剧为例，是僧下山了，尼思凡了。僧尼尚且如此，况街头巷尾的常人，程门立雪时可能默诵“四十不动心”，及至转入西厢，也就醉心于“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了。这是德与情的冲突，情占上风之时会兴奋，甚至迷乱，事过境迁，情前行至于情理，更前行至于德，就不能不感到惭愧。

　　三方面的例说完，可以总而言之，“畏天命”的话是值得深思的，因为，纵使我们立志取是而舍非，为天命所限，有时还是不免于失误。所以只好退一步，推重知惭愧，盖这方面能知，就有利于改过，也就可以离进德修业近些。

　　该结束了，想到一个问题：以上都是就承认有是非（通常所谓公认的），并愿意取是而舍非的人说的，能不能扩大范围，也包括惯于己所不欲，施于人（上至指使、纵容害人，下至造假烟假酒骗人）的？想了想，难。但绝望总是不好的，那就希望这类的上上下下，先唤回良心，然后想想受害受骗的，也知惭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