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行：能想想也好

　　张中行：能想想也好

　　季羡林先生住过牛棚，有资格写《牛棚杂忆》，早就写成，不久前才问世。第一次印了八万册，听说很快就脱销，有些人是一口气就读完。吾从众，虽然不能一口气，总是很快就读完了。我佩服季先生的记忆力，尤其佩服他的拿“一面镜子”当作“最佳礼品”，“留给后代”。读后的感受，不少人写了，我不便再拿笔，学南郭处士之滥竽。是几天以前，看某报上一篇谈这本书的文章，说有的人还登季先生之门，痛哭流涕，表示悔恨。记得季先生说过，这样的人受蒙蔽，也是受害者，那么同害相怜，这笔账就算清了。能不能万法皆空呢？像是还不能，因为一，季先生和悔恨者都是受害者，语云，一个巴掌拍不响，就还要有加害者。二，在这本书的二一九页，季先生还保留个疑问，他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能发生？兹事体大，我没有能力回答。”问为什么是求因，受害是果，触及加害是想到因，关于“因”，我们能不能说点什么呢？至少是想点什么呢？

　　想，心理活动不出心里，容易；说，就不能如此容易。有万千世故可以为证，只举个最近在电视荧屏上看到的。剧名也许是《马寅初》吧，总之我看到的部分是演马先生的晚年，先是在北京大学校长任上，写《新人口论》，主张节制生育，控制人口的过速增加。这是个上好的主意。马后课，如果听他的，我国的人口可以减少几亿。可是不只没有听，反而给加一顶资产阶级的帽子，受命批判的文章如雪片飞来。马先生不愧为北大的旧人，抱着自己的良知不退缩，不作检讨八股。结果可以想见，是群起而攻之以后，被撤职，逐出北大。这个结果是小焉者；大焉者是只信权不讲理的事例又增一件，多生的几亿人口压在脊背上，永远也不会卸下去，成为轻装前进。全剧的精神是表扬马先生，爱国家爱民族，有学识有见识，而且品格高尚，受高压而不说假话，宁折不弯。事后看，毫无疑问，马先生是对的。谁错了呢？编剧的人知道，演剧的人知道，看剧的人知道，可是都不说。守口如瓶，总当有原因吧？说，不合时宜，问不说的原因就会更不合时宜，还是世故为上，我也就装作没有这么回事，改说别的。

　　改也不当离题，这题是在治平的大事业上，为什么会出现大错事。事，难免触及人，根据上面提及的世故哲学，不好说，想改为说“理”。理，从宋儒，遍在，那就学乐天居士，写长恨之情，起于“汉皇重色思倾国”吧。还可以比乐天居士更开放，不限于汉皇，索性撒大网，把秦皇、汉武、明祖、清宗等都包罗进去。这些人，身心不同，可是有个共同点，说了算。因为说了算，所以说修阿房宫，就动工，说除胡惟庸或蓝玉之党，就把株连的人杀尽。何以有这样大的力量？或说力量的来源是什么？曰“制度”。制度是一个群体之内，所有的人，各有各的固定的行动模式的总和，少数成文，多数不成文。比如太后老佛爷，她是肩不能担担，手不动模式的总和，少数成文，多数不成文。比如太后老佛爷，她是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的，可是她能够使谭嗣同绑赴菜市口，身首异处。她说了，刑部官员，直到持刀的刽子手，都要遵命，这就是制度，坐在宝座上的人说了算的专制制度。说，来于一个人的所想，主观，永远对，客观不是，却必须算数，其结果就可能甚至必致铸成大错。

　　在同一个制度之下，错大小轻重，与说了算之人的为人也不无关系吧？我想是这样，纵使其差别只是量的，不能上升为质变。这样，假定谥法是公道可靠的，则梁惠王与齐威王相比，都杀人，前者总会少一些。站在小民的立场说话，如果制度不能改，遵命的命运也就不能变，那就求上天保佑，在上者是梁惠王吧，因为绑赴菜市口的危险可以少一些。

　　这里提到小民，不由得想到()一个问题：治平的大事方面出了错，难道小民就一点责任也没有吗？以清光绪年间的义和团闹剧为例，太后老佛爷和一部分大臣胡涂，要负责任。小民出身的义和团呢，认为与洋有关的都该灭，相信口中念念有词就可以刀枪不入，且不说责任不责任，总当戴一顶“愚昧”的帽子吧。季先生牛棚内外的遭遇，事不同而理同，热心批斗、抄家、打骂的诸勇士，算加害、算受害可以不论，事后看，加一顶愚昧之冠总不为过吧？愚昧，可怜，也可怕。小可怕是能够使无辜的人（或应说国之精英）家破人亡，大可怕是由不合理走向合理必少希够使无辜的人（或应说国之精英）家破人亡，大可怕是由不合理走向合理必少希望。现在，“民主”的如超高跟，成为时髦，却很少人想到，民主，低到气度也好，高到制度也好，都要有基础，这基础主要是人民的“教养”，包括知识和品格。季先生这本书所记，正好证明有不少人是既没有知识，又没有品格。说起“不少人”，我忽然想到几十年前看过的罗素《中国之问题》。在这本书里，罗素像是泛论，一个民族，如果愚昧，自私，残忍，那就很可悲。我希望他不是说我们，更希望季先生笔下的勇士在神州内不是绝大多数。但总是有，也就应该视罗素的话为“一面镜子”。勇士要照，不勇之士也可以照照，盖天与人，有人设想尚可以合一，况“民吾同胞”的人与人乎？

　　照过之后又怎么样？当然希望能够照见一切错误（包括事和人〔人之中更不要放过自己〕）及其来源，然后是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追，难易且不论，行之前总要把可谏的往者认识清楚，说清楚。可是这偏偏大不易。又是根据世故哲学，不易的事，仍是以少碰为是。那么，本篇因季先生的一本书而想到治道的性质，在上者的为人，直到人民的教养和民族性，也许失之想得太多太远了吧？想了想，至少在这里，我是王阳明的信徒，“行”之前是“知”，行难，甚至说也不易，那就多想想，求能知吧。对应世俗事，要坚决相信明白比胡涂好。

　　张中行：梦的杂想

　　我老伴老了，说话更惯于重复，其中在我耳边响得最勤的是：又梦见什么人在什么地方，清清楚楚，真怕醒。对于我老伴的所说，正如她所抱怨，我完全接受的不多，可是关于梦却例外，不只完全接受，而且继以赞叹，因为我也是怕梦断派，同病就不能不相怜。严冬无事，篱下太冷，只好在屋里写——不是写梦，是写关于梦的胡思乱想。

　　古人人心古，相信梦与现实有密切关系。如所说，“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那就不只有密切关系，而且有治国平天下的重大密切关系。因为相信有关系，所以有占梦之举，并进而有占梦的行业，以及专家。不过文献所记，梦，占，而真就应验的，大都出于梦与现实密切相关的信徒之手，如果以此为依据，以要求自己之梦，比如夜梦下水或缘木而得鱼，就以为白天会中奖，是百分之百要失望的。

　　也许就因为真应验的太少或没有，人不能不务实，把梦看作空无的渐渐占了上风。苏东坡的慨叹可为代表，是：“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如梦，意思是终归是一场空。不知由谁发明，一场空还有教育意义，于是唐人就以梦的故事表人生哲学，写《枕中记》之不足，还继以《南柯太守传》，反复说明，荣华富贵是梦，到头来不过一场空而已。显然，这是酸葡萄心理的产物，就是说，是渴望荣华富贵而终于不能得的人写的，如果能得、已得，那就要白天忙于鸣锣开道，夜里安享红袖添香，连写的事也想不到了。蒲公留仙可以出来为这种看法作证，他如果有幸，棘闱连捷，金榜题名，进而连升三级，出入于左右掖门，那就即使还有写《续黄粱》之暇，也没有之心了。所以穷也不是毫无好处，如他，写了《续黄粱》，纵使不能有经济效益（因为其时还没有稿酬制度），总可以有，而且是大的社会效益。再说这位蒲公，坐在“聊斋”，写“志异”，得梦的助益不少，《凤阳士人》的梦以奇胜，《王桂庵》的梦以巧胜，《画壁》的梦级别更高，同于《牡丹亭》，是既迷离又实在，能使读者慨叹之余还会生或多或少的羡慕之心。

　　人生如梦派有大影响。专说梦之内，是一般人，即使照样背诵“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相信梦见就可以恢复文、武之治的，几乎没有了。但梦之为梦，终归是事实，怎么回事？常人的对付办法是习以为常，不管它。自然，管，问来由，答，使人人满意，很不容易。还是洋鬼子多事，据我所知，弗洛伊德学派就在这方面费了很多力量，写了不少这方面的文章。以我的孤陋寡闻，也买到过一本书，名《论梦》（Ｏｎ Ｄｒｅａｍ）。书的大意是，人有欲求，白日不能满足，憋着不好受，不得已，开辟这样()一个退一步的路，在脑子里如此这般动一番，像是满足了，以求放出去。这种看法也许不免片面，因为梦中所遇，也间或有不适意的，且不管它；如果可以成一家之言，那就不能不引出这样一个结论：梦不只是空，而且是苦，因为起因是求之不得。

　　这也许竟是事实。但察见渊鱼者不祥，为实利，我以为，还是换上另一种眼镜看的好。这另一种眼镜，就是我老伴经常戴的，姑且信（适意的）以为真，或不管真假，且吟味一番。她经历简单，所谓适意的，不过是与已故的姑姨姐妹等相聚，谈当年的家常。这也好，因为也是有所愿，白日不得，梦中得了，结果当然是一厢欢喜。我不懂以生理为基础的心理学，譬如梦中见姑姨姐妹的欣喜，神经系统自然也会有所动，与白日欣喜的有所动，质和量，究竟有什么不同？如果竟有一些甚至不很少的相似，那我老伴就胜利了，因为她确是有所得。我在这方面也有所得，甚至比她更多，因为我还有个区别对待的理论，是适意的梦，保留享用，不适意的，判定其为空无，可以不怕。

　　但是可惜，能使自己有所得的梦，我们只能等，不能求。比如渴望见面的是某一位朱颜的，迷离恍惚，却来了某一位白发的，或竟至无梦。补救之道，或敝帚化为千金之道，是移梦之理于白日，即视“某种”适意的现实，尤其想望，为梦，享受其迷离恍惚。这奥秘也是古人早已发现。先说已然的“现实”。青春浪漫，白首无成，回首当年，不能不有幻灭之感，于是就想到“过去”的适意的某一种现实如梦。如杜牧的“十年一觉扬州梦”，周邦彦的“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就是这样。其后如张宗子，是明朝遗民，有商女不知之恨，这样的感慨更多，以至集成书，名《陶庵梦忆》和《西湖梦寻》。再说“想望”。这虽然一般不称为梦，却更多。为了避免破坏梦的诗情画意，柴米油盐以至升官发财等与“利”直接相关的都赶出去。剩下的是什么呢？想借用彭泽令陶公的命名，是有之大好、没有也能活下去的“闲情”。且说这位陶公渊明，归去来兮之后，喝酒不少，躬耕，有时还到东篱下看看南山，也相当忙，可是还有闲情，写《闲情赋》，说“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馀芳”，等等，这就是在做想望的白日梦。

　　某些已然的适意的现实，往者已矣，不如多想望的白日梦。这最有群众基础，几乎是人人有，时时有，分别只在于量有多少，清晰的程度有深浅。想望，不能不与“实现”拉上关系，为了“必也正名”，我们称所想为“梦思”，所得为“梦境”。这两者的关系相当奇特，简而明地说，是前者总是非常多而后者总是非常少。原因，省事的说法是，此梦之所以为梦。也可以费点事说明。其一，白日梦可以很小，很渺茫，而且突如其来，如忽而念及“雨打梨花深闭门”，禁不住眼泪汪汪，就是这样。但就是眼泪汪汪，一会儿听到钟声还是要去上班或上工，因为吃饭问题究竟比不知在哪里的深闭门，既质实又迫切。这就表示，白日梦虽然多，常常是乍生乍灭，还没接近实现就一笔勾销了。其二，还有更重要的原因，是实现了，如有那么一天或一时，现实之境确是使人心醉，简直可以说是梦境，不幸现实有独揽性，它霸占了经历者的身和心，使他想不到此时的自己已经入梦，于是这宝贵的梦境就虽有如无了。在这种地方，杜老究竟不愧为诗圣，他能够不错过机会，及时抓住这样的梦境，如“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所写，所得真是太多了。

　　在现实中抓住梦境，很难。还有补救之道，是古人早已发明、近时始明其理的《苦闷的象征》法，即用笔写想望的梦思兼实现的梦境。文学作品，散文，诗，尤其小说、戏剧，常常在耍这样的把戏，希望弄假成真，以期作者和读者都能过入梦之瘾。这是妄想吗？也不然，即如到现代化的今日，不是还不难找到陪着林黛玉落泪的人吗？依影子内阁命名之例，我们可以称这样的梦为“影子梦”。歌颂的话说得太多了，应该转转身，看看有没有反对派。古今都有。古可以举庄子，他说“古之真人，其寝不梦”。由此推论，有梦就是修养不够。但这说法，恐怕弗洛伊德学派不同意，因为那等于说，世上还有无欲或有而皆得满足因而就不再有求的人。少梦是可能的，如比我年长很多、今已作古的倪表兄，只是关于睡就有两事高不可及，一是能够头向枕而尚未触及的一瞬间入睡，二是常常终夜无梦。可是也没有高到永远无梦。就是庄子也没有高到这程度，因为他曾梦为胡蝶。但他究竟是哲人，没有因梦而想到诗意的飘飘然，却想到：“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跑到形而上，去追问实虚了。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们只好不管这些。

　　今的反对派务实，说“梦境”常常靠不住，因而也就最好不“梦思”。靠不住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当下”，实质未必如想象的那么好；二是“过后”，诗情画意可能不久就烟消云散。这大概是真的，我自己也不乏这样的经验。不过话又说回来，水至清则无鱼，至清也是一种梦断。人生，大道多歧，如绿窗灯影，小院疏篱，是“梦”的歧路，人去楼空，葬花焚稿，是“梦断”的歧路，如果还容许选择，就我们常人说，有几个人会甘心走梦断的歧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