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行：求转败为胜

　　张中行：求转败为胜

　　阅报，知道邵燕祥先生又印了一本书，名《人生败笔》，收昔年写的心得、思想汇报、检讨、交代一类文章，据说竟有三十万字之多。专由性质方面看，这是一本奇书，很想找来看看。只是近年来我精力日下，很少出门，尤其不跑书店，间或翻翻书，都是守株待兔式，兔不来，纵使闻名而想看看，也只能徒唤奈何。幸而我也写过这类文章，确知如远年之多种颂圣文，只有历史价值而没有欣赏价值。或曰，你不欣赏，有人欣赏。想想，确是如此，比如专制帝王高坐在宝座之上，臣民跪在下方，自称奴才，高呼万岁，有人会感到难堪或肉麻，可是，至少那位坐在上面的，以及不只口，心也乐于当奴才的，必感到舒服，舒服，欣赏之更上一层楼也。这样，我的“没有欣赏价值”的判断就该缩小范围，说“有些人”会认为。仍嫌过于武断吗？那就再缩小，说“我”认为；还可以加上作者邵燕祥，因为他标明是败笔，而非胜笔。

　　目为败笔，除了人各有见的问题以外，还有时间问题，即如提出书中的某一篇，写的时候，邵燕祥先生也觉得是败笔吗？这样，时间问题就明朗化为真心抑假意问题。总是五六年以前了，我写了一篇小文《降表之类》，推想如果能把九字号的自骂的文章，如俞平伯先生的检讨、我的请罪辞之类，集为一册出版，必可畅销，大赚其钱。那所收是来自假意的，可惜是写的时候都不想藏之名山，集而出版就做不到了。要钦佩并感谢邵燕祥先生细心，这类文章，不管出自真心还是来于假意，写成都留底，藏之无名的箱箧，又幸而有三十年河西，能够印出来问世，使主要是年轻一代，昔日未能躬逢“伟大”的时代，参与请罪、写检讨的，今日跳交际舞、唱流行歌曲之余，翻开，不说欣赏，见识见识吧。

　　见识（动词），意思是温习历史。这有何用？可以请《韩诗外传》来作答，是：“前车覆而后车不诫，是以后车覆也。”用现在的话说是可以吸取教训。什么教训？不简单，只好分项说。

　　一，出于自己笔下，有这类文章，如果都是假意的，就可证自己曾经装胡涂，如果兼有真心的，就可证不只曾经装胡涂，而且曾经真胡涂。年轻一代，未能躬逢“伟大”，也就没写过这类文章的人呢，也可以“能近取譬”，想想自己如果早生几十年，会不会也随波逐流，大写其自骂八股，如果竟是未能免俗，就可证自己也会装胡涂加真胡涂。

　　二，胡涂，除了七品芝麻官郑板桥曾经认为难得以外，大概不会有人愿意这样吧？不愿意这样而竟至这样，有原因。原因之远者是醉心于乌托邦式的教义，然后化为行，不很久就形成个人迷信加不少人狂热的大环境。个人迷信的结果是某一人神化，一人上升为神，其下的凡人当然就要学习学习再学习，检讨检讨再检讨。再说不少人的狂热，头脑发热而至于狂，就必致视献己身为无上光荣，杀异端（有些人只是无告）为天经地义。始于信，终于杀，所以其中蕴涵不少可怜和可怕。反事正用，成为教训，是与其迷信，不如“多闻阙疑”。

　　三，迷信来于少知，甚至无知。治少知或无知，药只有一种，是多吸收知识，并进一步，培养成为能够分辨实虚、真假、对错、是非、好坏等的见识（名词）。这就一个人说，不容易，就群体说，更不容易，因为自觉以外，仍是不能离开大环境。但药只此一种，也就不能不学习白娘子，舍命去盗仙草。改为说实况就是，讲治平之道，应该把提高人民的教养放在第一位，所求是人人能够有并敢于表示自己的所知，而不是长年背语录，写检讨。

　　四，在下者背语录，写检()讨，是因为在上者喜欢听别人背他的大作，喜欢看别人写的“君王明圣，臣罪当诛”式的文字，总而言之是喜欢也就要求在下者都成为驯服工具。都成为驯服工具，自己才可以“无法无天”。这也可以算作一种嗜好吧？小人物，比如喜欢吃观音土，太怪了，可是关系不大。大人物就不同，如三武一宗不喜欢佛教，无数信佛的出家人就受了大苦。在这方面，孔孟希望君主是个善人，对小民有不忍之心，行仁政，由孟德斯鸠看虽不免有磕头主义之讥，退一步，人，对小民有不忍之心，行仁政，由孟德斯鸠看虽不免有磕头主义之讥，退一步，不得不接受“天降下民，作之君”，为小民的平安和幸福着想，还是颇有道理的。问题是在上者善不善，要碰运气，磕头主义是不能打保票的。

　　五，至此，形势是图穷而匕首见，我们总当想个办法，使在上者，不管是否为善人，只能做小民欢迎的事，不能做小民痛心的事。能和不能表示有某种限制，这限制从何处来？稍有社会常识的人都知道，是“制度”。这所知就送来一个重要的教训，是我们要的不应该是一个人说了算的制度。

　　六，最后还要，着文曾有败笔，盖棺前知为败笔，只此一知，形于言，就成为胜笔。何以能成为胜？因为已经确认败笔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都要不得。可惜的是，几十年来，花样繁多、主旨单一为喊万岁的败笔不少，而自承为败笔的则寥寥。时之为义大矣哉！大之下我想塞个小希望，是都向邵燕祥先生学习，知而形于言，以求转败为胜。

　　张中行：能想想也好

　　季羡林先生住过牛棚，有资格写《牛棚杂忆》，早就写成，不久前才问世。第一次印了八万册，听说很快就脱销，有些人是一口气就读完。吾从众，虽然不能一口气，总是很快就读完了。我佩服季先生的记忆力，尤其佩服他的拿“一面镜子”当作“最佳礼品”，“留给后代”。读后的感受，不少人写了，我不便再拿笔，学南郭处士之滥竽。是几天以前，看某报上一篇谈这本书的文章，说有的人还登季先生之门，痛哭流涕，表示悔恨。记得季先生说过，这样的人受蒙蔽，也是受害者，那么同害相怜，这笔账就算清了。能不能万法皆空呢？像是还不能，因为一，季先生和悔恨者都是受害者，语云，一个巴掌拍不响，就还要有加害者。二，在这本书的二一九页，季先生还保留个疑问，他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能发生？兹事体大，我没有能力回答。”问为什么是求因，受害是果，触及加害是想到因，关于“因”，我们能不能说点什么呢？至少是想点什么呢？

　　想，心理活动不出心里，容易；说，就不能如此容易。有万千世故可以为证，只举个最近在电视荧屏上看到的。剧名也许是《马寅初》吧，总之我看到的部分是演马先生的晚年，先是在北京大学校长任上，写《新人口论》，主张节制生育，控制人口的过速增加。这是个上好的主意。马后课，如果听他的，我国的人口可以减少几亿。可是不只没有听，反而给加一顶资产阶级的帽子，受命批判的文章如雪片飞来。马先生不愧为北大的旧人，抱着自己的良知不退缩，不作检讨八股。结果可以想见，是群起而攻之以后，被撤职，逐出北大。这个结果是小焉者；大焉者是只信权不讲理的事例又增一件，多生的几亿人口压在脊背上，永远也不会卸下去，成为轻装前进。全剧的精神是表扬马先生，爱国家爱民族，有学识有见识，而且品格高尚，受高压而不说假话，宁折不弯。事后看，毫无疑问，马先生是对的。谁错了呢？编剧的人知道，演剧的人知道，看剧的人知道，可是都不说。守口如瓶，总当有原因吧？说，不合时宜，问不说的原因就会更不合时宜，还是世故为上，我也就装作没有这么回事，改说别的。

　　改也不当离题，这题是在治平的大事业上，为什么会出现大错事。事，难免触及人，根据上面提及的世故哲学，不好说，想改为说“理”。理，从宋儒，遍在，那就学乐天居士，写长恨之情，起于“汉皇重色思倾国”吧。还可以比乐天居士更开放，不限于汉皇，索性撒大网，把秦皇、汉武、明祖、清宗等都包罗进去。这些人，身心不同，可是有个共同点，说了算。因为说了算，所以说修阿房宫，就动工，说除胡惟庸或蓝玉之党，就把株连的人杀尽。何以有这样大的力量？或说力量的来源是什么？曰“制度”。制度是一个群体之内，所有的人，各有各的固定的行动模式的总和，少数成文，多数不成文。比如太后老佛爷，她是肩不能担担，手不动模式的总和，少数成文，多数不成文。比如太后老佛爷，她是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的，可是她能够使谭嗣同绑赴菜市口，身首异处。她说了，刑部官员，直到持刀的刽子手，都要遵命，这就是制度，坐在宝座上的人说了算的专制制度。说，来于一个人的所想，主观，永远对，客观不是，却必须算数，其结果就可能甚至必致铸成大错。

　　在同一个制度之下，错大小轻重，与说了算之人的为人也不无关系吧？我想是这样，纵使其差别只是量的，不能上升为质变。这样，假定谥法是公道可靠的，则梁惠王与齐威王相比，都杀人，前者总会少一些。站在小民的立场说话，如果制度不能改，遵命的命运也就不能变，那就求上天保佑，在上者是梁惠王吧，因为绑赴菜市口的危险可以少一些。

　　这里提到小民，不由得想到()一个问题：治平的大事方面出了错，难道小民就一点责任也没有吗？以清光绪年间的义和团闹剧为例，太后老佛爷和一部分大臣胡涂，要负责任。小民出身的义和团呢，认为与洋有关的都该灭，相信口中念念有词就可以刀枪不入，且不说责任不责任，总当戴一顶“愚昧”的帽子吧。季先生牛棚内外的遭遇，事不同而理同，热心批斗、抄家、打骂的诸勇士，算加害、算受害可以不论，事后看，加一顶愚昧之冠总不为过吧？愚昧，可怜，也可怕。小可怕是能够使无辜的人（或应说国之精英）家破人亡，大可怕是由不合理走向合理必少希够使无辜的人（或应说国之精英）家破人亡，大可怕是由不合理走向合理必少希望。现在，“民主”的如超高跟，成为时髦，却很少人想到，民主，低到气度也好，高到制度也好，都要有基础，这基础主要是人民的“教养”，包括知识和品格。季先生这本书所记，正好证明有不少人是既没有知识，又没有品格。说起“不少人”，我忽然想到几十年前看过的罗素《中国之问题》。在这本书里，罗素像是泛论，一个民族，如果愚昧，自私，残忍，那就很可悲。我希望他不是说我们，更希望季先生笔下的勇士在神州内不是绝大多数。但总是有，也就应该视罗素的话为“一面镜子”。勇士要照，不勇之士也可以照照，盖天与人，有人设想尚可以合一，况“民吾同胞”的人与人乎？

　　照过之后又怎么样？当然希望能够照见一切错误（包括事和人〔人之中更不要放过自己〕）及其来源，然后是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追，难易且不论，行之前总要把可谏的往者认识清楚，说清楚。可是这偏偏大不易。又是根据世故哲学，不易的事，仍是以少碰为是。那么，本篇因季先生的一本书而想到治道的性质，在上者的为人，直到人民的教养和民族性，也许失之想得太多太远了吧？想了想，至少在这里，我是王阳明的信徒，“行”之前是“知”，行难，甚至说也不易，那就多想想，求能知吧。对应世俗事，要坚决相信明白比胡涂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