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行：聚讼礼赞

　　张中行：聚讼礼赞

　　一九九六年第二期《文学自由谈》，如宿昔之准时，送到面前。照例要翻翻，而一翻就像是嗅到一种气味。什么气味？新时代希有，也就难于找个适当的词语来说明。不得已，到故纸堆里去找，而一找就找到个“聚讼”。娘家是《后汉书·鲁褒传》，原文是：

　　谚言作舍道旁，三年不成。会礼之家，名为聚讼，互生疑异，笔不得下。

　　文是旧时代的，且过简，要如昔年之宝书，对坐谈体会。我的体会是，几个人凑在一起讨论古礼，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你说我的理解有问题，我说你的理解有问题，争得脸红脖子粗，最后还是未能定于一尊。“笔不得下”之下没有话，这就如赵州和尚“狗子还有佛性也无”中之“无”，更值得谈体会。我的体会是，谁也不服谁，到饭时，只好各自回家，吃自己尊夫人做的炸酱面，待有机会再争。聚讼是人人说己之所信，而且敢争，如果先师俞平伯先生仍健在，见此奇事，岂不高呼应“礼赞”哉！俞先生往矣，“有事弟子服其劳”，我写。先说扣紧现在当下的主旨是，《文学自由谈》的这一期，气氛不是说教，而是吵架，我觉得很好。这是如坐在街头的某些闲人，恨不得眼前的行人打起来吗？曰，非也，而是有大道理在，这大道理，恕我不避浮夸()之嫌，是用老而昏的眼看，可以窥见一些“精神文明”。于吵架中见到精神文明，亦有说乎？曰有，而且不只一种。以下依次。

　　其一是，唯物论，如实，唯心论，存诚，就应该这样。语云，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因而对于同一事物，看法不同，正是意中事。这所谓看法，是偏于评价的，如面对一位二八或三八甚至四八的佳人或“所谓”佳人，身高，有脱掉高跟量的尺寸为证，没有什么可争论的，至于美不美，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看法。看法不同，常常来于有所偏重，如甲说美，是由于两眼死盯桃花面，乙说不怎么样，是由于迷时装模特，而这位个儿不高。退一步说，所看为全面，还有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这不同有更深的根，概括说是性相近而不尽同，后天的经历，或说教养，差别更大。所以不同是常态，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世间的有些事可以更鲜明地说明这种情况，举《史记》为例，古今推为大手笔，可是就我的孤陋寡闻所知，宋苏辙，金王若虚，就说不好。人各有见，不放弃如实和存诚，就只好让张三说张三的，李四说李四的。

　　张中行：求转败为胜

　　阅报，知道邵燕祥先生又印了一本书，名《人生败笔》，收昔年写的心得、思想汇报、检讨、交代一类文章，据说竟有三十万字之多。专由性质方面看，这是一本奇书，很想找来看看。只是近年来我精力日下，很少出门，尤其不跑书店，间或翻翻书，都是守株待兔式，兔不来，纵使闻名而想看看，也只能徒唤奈何。幸而我也写过这类文章，确知如远年之多种颂圣文，只有历史价值而没有欣赏价值。或曰，你不欣赏，有人欣赏。想想，确是如此，比如专制帝王高坐在宝座之上，臣民跪在下方，自称奴才，高呼万岁，有人会感到难堪或肉麻，可是，至少那位坐在上面的，以及不只口，心也乐于当奴才的，必感到舒服，舒服，欣赏之更上一层楼也。这样，我的“没有欣赏价值”的判断就该缩小范围，说“有些人”会认为。仍嫌过于武断吗？那就再缩小，说“我”认为；还可以加上作者邵燕祥，因为他标明是败笔，而非胜笔。

　　目为败笔，除了人各有见的问题以外，还有时间问题，即如提出书中的某一篇，写的时候，邵燕祥先生也觉得是败笔吗？这样，时间问题就明朗化为真心抑假意问题。总是五六年以前了，我写了一篇小文《降表之类》，推想如果能把九字号的自骂的文章，如俞平伯先生的检讨、我的请罪辞之类，集为一册出版，必可畅销，大赚其钱。那所收是来自假意的，可惜是写的时候都不想藏之名山，集而出版就做不到了。要钦佩并感谢邵燕祥先生细心，这类文章，不管出自真心还是来于假意，写成都留底，藏之无名的箱箧，又幸而有三十年河西，能够印出来问世，使主要是年轻一代，昔日未能躬逢“伟大”的时代，参与请罪、写检讨的，今日跳交际舞、唱流行歌曲之余，翻开，不说欣赏，见识见识吧。

　　见识（动词），意思是温习历史。这有何用？可以请《韩诗外传》来作答，是：“前车覆而后车不诫，是以后车覆也。”用现在的话说是可以吸取教训。什么教训？不简单，只好分项说。

　　一，出于自己笔下，有这类文章，如果都是假意的，就可证自己曾经装胡涂，如果兼有真心的，就可证不只曾经装胡涂，而且曾经真胡涂。年轻一代，未能躬逢“伟大”，也就没写过这类文章的人呢，也可以“能近取譬”，想想自己如果早生几十年，会不会也随波逐流，大写其自骂八股，如果竟是未能免俗，就可证自己也会装胡涂加真胡涂。

　　二，胡涂，除了七品芝麻官郑板桥曾经认为难得以外，大概不会有人愿意这样吧？不愿意这样而竟至这样，有原因。原因之远者是醉心于乌托邦式的教义，然后化为行，不很久就形成个人迷信加不少人狂热的大环境。个人迷信的结果是某一人神化，一人上升为神，其下的凡人当然就要学习学习再学习，检讨检讨再检讨。再说不少人的狂热，头脑发热而至于狂，就必致视献己身为无上光荣，杀异端（有些人只是无告）为天经地义。始于信，终于杀，所以其中蕴涵不少可怜和可怕。反事正用，成为教训，是与其迷信，不如“多闻阙疑”。

　　三，迷信来于少知，甚至无知。治少知或无知，药只有一种，是多吸收知识，并进一步，培养成为能够分辨实虚、真假、对错、是非、好坏等的见识（名词）。这就一个人说，不容易，就群体说，更不容易，因为自觉以外，仍是不能离开大环境。但药只此一种，也就不能不学习白娘子，舍命去盗仙草。改为说实况就是，讲治平之道，应该把提高人民的教养放在第一位，所求是人人能够有并敢于表示自己的所知，而不是长年背语录，写检讨。

　　四，在下者背语录，写检()讨，是因为在上者喜欢听别人背他的大作，喜欢看别人写的“君王明圣，臣罪当诛”式的文字，总而言之是喜欢也就要求在下者都成为驯服工具。都成为驯服工具，自己才可以“无法无天”。这也可以算作一种嗜好吧？小人物，比如喜欢吃观音土，太怪了，可是关系不大。大人物就不同，如三武一宗不喜欢佛教，无数信佛的出家人就受了大苦。在这方面，孔孟希望君主是个善人，对小民有不忍之心，行仁政，由孟德斯鸠看虽不免有磕头主义之讥，退一步，人，对小民有不忍之心，行仁政，由孟德斯鸠看虽不免有磕头主义之讥，退一步，不得不接受“天降下民，作之君”，为小民的平安和幸福着想，还是颇有道理的。问题是在上者善不善，要碰运气，磕头主义是不能打保票的。

　　五，至此，形势是图穷而匕首见，我们总当想个办法，使在上者，不管是否为善人，只能做小民欢迎的事，不能做小民痛心的事。能和不能表示有某种限制，这限制从何处来？稍有社会常识的人都知道，是“制度”。这所知就送来一个重要的教训，是我们要的不应该是一个人说了算的制度。

　　六，最后还要，着文曾有败笔，盖棺前知为败笔，只此一知，形于言，就成为胜笔。何以能成为胜？因为已经确认败笔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都要不得。可惜的是，几十年来，花样繁多、主旨单一为喊万岁的败笔不少，而自承为败笔的则寥寥。时之为义大矣哉！大之下我想塞个小希望，是都向邵燕祥先生学习，知而形于言，以求转败为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