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桥：喜欢弄点文化的人

　　董桥：喜欢弄点文化的人

　　重访英伦，又值仲夏，郊区人家门前的玫瑰依旧颇有情趣，城里房子窗台上的花草也甚为可喜。书铺都在，酒馆也在，剧院、音乐厅、图书馆、博物馆不变。文化是有的。报纸杂志上的政论也有新意，都有老调新弹的本事。政治本来全是老调，新弹还弹得悦耳，非有点文化底子办不了。英国人别的不会，最会用文化装饰政治。当年首相麦克米伦在联合国发表重要演讲，赫鲁晓夫脱下鞋子拿起鞋子大敲桌子抗议，麦克米伦竟心平气和说："我要求传译员把这个也传译出来。"撒切尔夫人第一次上台当首相的时候，《卫报》一位专栏作家说："咱们认了吧，能够一胎生双胞的女人显然比咱们能干！"伦敦迷人处正是这些小装饰品；跟十九世纪英国先拉斐尔派画家那些画作一样妩媚，艺术价值是高是低姑且不论。可惜塔特美术馆的"先拉斐尔派作品展"是看不到了；伦敦人纪念维廉·摩里斯（William Moms）一百五十岁冥诞举行的展览会也错过了；书铺和美术馆倒摆满了先拉斐尔派和库里斯的书和画。

　　伦敦可看的到底不少。库里斯本来不喜欢伦敦，说伦敦又大又丑，像个怪物，"小时候每次跟家人来，总觉得伦敦这地方真可怕。"后来他搬到乡下去住，竟说："我还是宁可住伦敦：住乡下，时间好像都白白浪费了，做不了多少事情。"其实，人在伦敦并不见得就可以做很多事情；只因处处都是文化装饰品，喜欢不喜欢总要看看、听听，于是心中难得清闲，时间好像没有浪费掉。到底是京城；蒋梦麟写北京，也有一段话说："我在北京住了十五年，直到一九三七年抗战开始，才离开北京。回想过去的日子，甚至连北京飞扬的尘土都富于愉快的联想。我怀念北京的尘上，希望有一天能再看看这些尘土。清晨旭日初升，阳光照射在纸窗上，窗外爬藤的阴影则在纸窗上随风摆动。红木书桌上，已在一夜之间铺上一层薄薄的轻沙。拿起鸡毛帚，轻轻地拂去桌上的尘土，你会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乐趣。然后你再拂去笔筒和砚台上的灰尘；笔筒，刻着山水风景，你可以顺便欣赏一番，砚台或许是几百年来许多文人学士用过的，他们也像你一样曾经小心翼翼地拂拭过它。乾隆间出窑的瓷器，四千年前用于卜筮的商朝甲骨，也有待你仔细揩擦。还有静静地躺在书架上的线装书，这些书是在西方还不懂得印刷术以前印的。用你的手指碰一碰这些书的封面，你会发现飞扬的尘土已经一视同仁地光顾到这些古籍。"喜欢弄点文化的人，心情竟都那样无奈。安于那份无奈倒也罢了，偏偏维廉·摩里斯这种人老想把政治、经济、社会问题都铸人他心目中的文化模子里，一度前进得很，最后才慢慢成熟，归于沉寂。先是一八四八年他进牛津念神学，结识爱德华·伯恩一琼斯，彼此醉心中世纪文化艺术，成了知交。当时罗塞蒂一批人的先拉斐尔派运动已经崛起，摩里斯把这批艺术家和批评家拉斯金乃至诗人尼维森都当成英雄去崇拜，自己于是也开始写诗了。等到畅游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看了不少有名的教堂建筑物，大受启发，又决定放弃神学，专攻艺术，跑去跟伦敦一位建筑师学建筑学，学成在牛津开业。几个月后，他认识罗塞蒂，居然开始画画，又写不少诗，一八五八年出版第一本诗集。翌年，他娶了那位跟伦敦玫瑰一样美艳的珍·伯顿（Jane Burden）为妻；一八六一年开办设计作坊，拉伯恩一琼斯、罗塞蒂合资。一八六五年全家迁居伦敦，业余照旧写作，照旧出书；设计作坊也扩充业务，制造家具、纺织品、地毯、挂毯，培养好几位工艺品艺术家。这期间，婚姻()越来越不愉快，珍妮与罗塞蒂有染，他只好埋头研究哲学，参加政治活动。一八七七年发起成立保护古建筑物协会，还加入社会主义联盟，办社会主义刊物。到了一八八○年代，那批社会主义同志内斗不休，摩里斯失望之余，转而致力为工艺美术运动（Arts and Crafs movements）奔走，成了艺术工作者行会（The ArtWorkers Guild）会员。这个"运动"和"行会"反对工业革命，维护手艺人的尊严，拒用机器产品，憧憬创造一个结合中世纪文化与社会主义特色的社会。摩里斯设计出很多既实用又有古风的器物；他的建筑学理论也以"实用"与"古风"为基调。到了晚年，他突然觉得不能再浪费时间了，于是创办出版社，出一些字体秀丽、设计精致的书；一八九六年，请伯恩-琼斯画插图的那部对开本乔叟作品集出版之后，摩里斯也就去世了，死得很寂寞。

　　入夜天气转冷，在客栈里翻阅杂志上一篇《维廉·摩里斯的伦敦》和他的几种新版旧书，想到社会主义真该多用点文化去装饰装饰，心中一惊，"窗外爬藤的阴影则在纸窗上随风摆动"--这些喜欢弄点文化的人！

　　董桥：布朗宁先生的牛油面包

　　夕阳染遍香港半山上的高楼，布朗宁先生的客厅到处金光炫目，连他银灰色的头发和银灰色的胡子都变得丛丛花白。布朗宁先生不喜欢这个家；他尤其不喜欢这样鲁莽的落日："落日刺伤了我的胡子的尊严"；这个世纪初叶，地球上五分之一人口是英国子民，皇家军舰在滔滔大海上巡逻，"古希腊鼎盛时期不说，这个世界到今天竟有了这样可爱。公正、稚气的霸主！"布朗宁先生很喜欢桑达亚那说的这句话；当年的落日落在宁静的山乡。英国绅士君子到底应该喜欢田园生活，养骏马、猎犬，还要猎枪、钓竿；"一间好大的书房是少不了的，像在英国那样。"布朗宁先生说。散居在殖民地的英国人都没有太浓的书卷气，"可是我不同！"布朗宁先生瞧不起这些不知道英国戏院在上演什么戏的英国人，于是布朗宁先生在这里的政治戏台上向来没有什么戏唱。他只好把自己泡进吉卜灵、佛斯特、保罗·史考特的殖民地小说里去；"这样也算了。回不回英国去是无所谓的。"他说。十七世纪在美国维琴尼亚和二十世纪在肯尼亚的英国人拼命在客地经营出英国乡野情调：苹果绿的草地，冷拌菜蔬那么原始的树林，淡啤酒一样清澈的小溪。可借香港这个家竟在一幢高楼的第六层上，当年从英国搬来这里的时候，布朗宁先生苦笑着对布朗宁太太说："没想到我们成了我最爱吃的碎肉馅饼里的馅儿了：左右上下尽是人，人成了碎肉，成了馅儿，挤在一块饼里。"布朗宁先生把西窗上几幅厚窗帘拉得很密，客厅里顿时一片朦胧，仿佛伦敦西郊老布朗宁的旧宅：四壁墙纸上一丛丛小玫瑰花从天花板一路撒了满室，墙上尽是镶了木镜框的旧照片，淡褐色里透着水渍；饭桌后()面一幅金边油画，画的是《咆哮山庄》里的悬崖和浪花。小书房门边的玻璃木橱里整整齐齐摆着几套瓷盘瓷碟瓷杯。一眼望去，到处是一盆盆蓊蓊郁郁的花花草草，昏暗中遮不住求生的绿意。电视荧幕上播完英国外相访华访港后搭飞机回国的新闻片，布朗宁先生马上关掉电视机。"多晒晒这里的阳光有什么不好？咱们这几根老骨头一回到英国去准要发霉的！"布朗宁太太又在卧房里唠叨。"回到英国去"？这里的英国人都不提这几个字；倒是今年杜鹃花开的时候，楼下园丁老王问了他："今年的花开得这样好，不知道明年怎么样？"布朗宁先生没答话：牛油面包掉下去，先着地的总是涂着牛油的那一面；注定的。他对香港的前途、自己的前途都这样看。可是他不说。布朗宁先生在沃尔特·雷利爵士的"云中笑声"里读过一段引文至今难忘：英国君子风度的神髓是对人对事抱忽视、蔑视的态度；英国人临危因循、消极，多少跟优越感有关系；君子不屑猜疑、恐惧、预测；庸人三样都爱；庸人喋喋不休，君子默默无言；君子遇事不自辩。不赔罪。这些话又老又酸，像老布朗宁的风湿性关节炎，可是布朗宁先生觉得连英国风湿病都亲切："还抱怨骨头发霉！女人！"他心想。小时候念过一首民谣，说两百年前英国有个小伙子爱上一位贵族小姐，有一夜大家同宿一家客栈，两间房间一板之隔，小伙子听到小姐和侍女共睡一床，半夜里还为了争用夜壶议论半天。"两百年后的今天，我家女人居然又在议论回英国骨头发霉不发霉！小姐侍女同床共用夜壶的时代早过去了，她老忘了什么阶级的英国人该议论什么、不该议论什么！"布朗宁先生在沙发上深深抽了几口烟斗，不禁想到老布朗宁当年说了好几遍的故事：英国南极探险队在冰天雪地里绝粮，队长欧兹两条腿都冻烂了，自知再撑下去要连累队友赶不到下一个补给站求救，他于是偷偷爬走，从此在暴风雪中失踪；一九一三年消息传回英国，英国人都称赞他是"勇敢的君子人"！故事是说不完的；布朗宁先生斜着眼睛一瞄茶几上一份报纸：外相跟邓小平见面；各界议论代议制绿皮书。他打了一个阿欠，顺手把报纸扔在报架上。"天晓得什么叫代议制！"他喃喃自语：印度独立前有一位大企业的印度籍顾问专家在立法议会里不断批评英国殖民地政府，独立后他又不断批评统治者，甚至退出国大党公开站到反对派阵营里去。有一天，老板要他闭嘴不再批评政府，不然就请他离职。他对老板说："可是我过去一向反对英国政府，你为什么从来不阻止我？"老板说："那些英国人是君子。这些人是政客。"布朗宁先生抿嘴微微一笑。"有什么好笑！"他的女人从卧房里走出来拉开那几幅厚厚的窗帘，窗外日落西山，暮色很浓："你看，天都黑了！"布朗宁先生一愣，突然觉得有点寂寞："牛油面包掉下去，先着地的真会是涂着牛油的那一面吗？"他赶紧去开头上那盏壁灯，可是电灯泡坏了，灯不亮。他听到楼下园丁老王浇花的水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