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桥：满抽屉的寂寞

　　董桥：满抽屉的寂寞

　　一

　　朋友谈天谈起徐汗先生的小说j谈起徐先生过世四年多了，谈起我没有写过纪念徐先生的文章。我说我尊敬的好几位前辈先后过世，我都写不出悼念文章。悼念文章不容易写；天下好文章都要有布局，一有布局，难免都有点造作，有点假；说文章写得一真"，写得"情见乎词"，其实意思是说文章布局好，假得好，造作得好，弄假成真。悼念的心情是真的，写出来恐怕失去真情，只剩美好得太厉害的词藻，那就不好了。

　　我很清楚怎么样写的文章才是好文章，自己写文章一向求好求精，真怕为了"练"出一篇上好的悼念文章，自己对死者的真感情都给"练"死了。生平最怕读一些故意放下许多感情进去写的文章。感情真那么多、那么容易流露出来，这世界一定单纯得多了。写文章是智力的活动，不可太动感情；动了太多感情就不该写文章。我写文章一向冷静、用功，很辛苦；悼念一个人的时候很难同时冷静用功的去做这样辛苦的工作。

　　徐先生过世四年多了，"悼念"他的心情早已经平静下来了，剩下的是偶然对他的怀念。一悼念"是动态的；"怀念"是静态的。朋友交往好像也有动态静态之分；我和徐先生交往是"静态"的。

　　二

　　六十年代末期徐先生办《笔端》，我投了一篇稿子去，他来信约见面。第一次见面没谈什么，只记得他说杂志计划分期评介几位英美作家，要我试写一写。我当时没有固定职业，经济负担又重，一口答应他。这以后，我大概给《笔端》写了好几篇东西；徐先生很了解我，又介绍我在一家报纸上翻译小说，天天连载，增加收入。我们成了可以谈天的朋友。

　　有一次跟徐先生见面吃晚饭，他穿一件黑衬衫，打一条白领带，整齐、考究极了，我竟无端起想毛姆和毛姆的小说。徐先生小说的文字欧化得很流畅，很有风格；人物的意识形态也不带什么中国传统味道，动作、感情都有几分洋味儿；他写小说又喜欢用第一人称，读起来更像毛姆。那天我故意跟徐先生大谈毛姆，徐先生听了说：

　　"毛姆的东西我看得不多！"

　　说得实在技巧。徐先生的《江湖行》是很有中国乡土味道的小说。Lord David Cecil说毛姆的短篇小说都是很有功力的"故事"，可是毛姆的创作想像力平平无奇，因此，毛姆始终不能运用自己的生活体验把读者带进一个"特殊的世界"里去。哈代笔下的Dorset村很像Dorset村，甚至比真的还要真；珍·奥斯汀写宴会漂亮得像一场真的宴会，可是完全是从作者眼中的宴会写宴会，所以比真宴会多了许多东西。徐先生的创作想像力可能不比毛姆高许多，但是，徐先生把眼中看到的中国社会中国人物想像成受西方思想影响的中国社会中国人物，他笔下的故事总是浮现出一种奇异的气氛，把中国读者带进一个"特殊的世界"里去。于是，在中国，一九四三年是徐汗年。《江湖行》的文字虽然干净，故事虽然动人，但是，徐汗在这本书里遗失了使徐汗的徐汗：徐汗走出了徐汗的天地，却找不到徐汗自己。可以在中国文学史上构成一个"整体的徐汗"的，仍然是《荒谬的英法海峡》、《精神病患者的悲歌》、《吉普赛的诱惑》、《鬼恋》、《风萧萧》、《盲恋》等代表徐泽特殊的、西化的创作想像力的作品。

　　作家不要轻易走出自()己苦心经营起来的天地。《江湖行》没有毁掉徐先生的既定地位，《江湖行》也没有提升徐先生的既定地位：《江湖行》成了徐的私生子，成了一本寂寞的书。

　　三

　　说寂寞，徐先生是很寂寞的。他从来不"老"，可是他很"旧"，"旧"得很有趣，像一个堆满旧钢笔、旧信封、旧钱包、旧护照、旧打火机、旧照片的抽屉。他不太给人打电话，有事宁愿写信；长信短信都写得很清雅。喜欢用闲章，信纸上盖一枚"三不足斋"的红印。他当然不用原子笔，对钢笔笔头尤其挑剔，不然也不会画出那么别致的签名，他喜欢给自己的书设计封面，用亲笔抄写制版的"画眉篇"衬底。他写白话诗绝不辛苦，但读来有诗的味道，即使不分行也读得出是诗。他写的英文字很像欧洲文人的笔法，笔头粗，字形挺直，字体幼小，连着写几行特别好看。

　　徐先生心情既然那么"旧"，晚年写的"忆人念事"文章越发清淡得到家。我总觉得他应该住在巴黎的旧客栈里，上半天躲在房间里写东西，中午到附近酒馆吃午馆，回去睡午觉，傍晚出去喝一杯开胃酒，吃晚饭，然后去听音乐，看歌剧，跟朋友在咖啡馆里聊天聊到半夜……徐先生是典型的老作家，很private，很喜欢打开窗子让街上的寂寞飘进自己的房间里来。徐先生的寂寞是他给他的人生刻意安排的一个情节，一个布局，结果弄假成真，很有感染力，像他的小说。作家是需要寂寞的滋润的：徐先生舍不得清理满抽屉的旧东西；这些东西现在是买不到了，也没人买。作家越来越少了。

　　董桥：王韬的心情

　　王韬《漫游随录》里的《香海羁踪》记他一八六二年初来香港的心情，说是"翌日午后抵香港，山重赭而水泥域，人民椎鲁，语言侏亻离，乍至几不可耐"。后来虽然一居在山腰，多植榕树，窗外芭蕉数本，嫩绿可爱"，还是不很习惯，常常思乡；夜里写家书的时侯，"隔墙总有曳胡琴唱歌者，响可遏云。异方之乐，只令人悲"！他说"悲"，想家固然是原因；另一个原因是王韬当时因为"上书太平军"而被清政府指为"通贼"，要逮捕他，于是仓促逃亡香港，心情自然好不到哪里去。到了他协助英华院院长理雅各翻译多种中国经典，又接触西方文化知识，生活工作渐渐安心，心情慢慢好起来，在香港一住竟五年多。王韬欧游两年后再回香港，不但编着了《普法战纪》十四卷，还集资买下了英华书院印刷设备，组织中华印务总局，最后创办《循环日报》，每天在报上首栏发表社论，大大出名；当年"乍至几不可耐"的心情，想必已消散得干干净净了。

　　喜不喜欢一个地方，要看住在这地方期间，是不是生活安定，见闻增加，工作满意。读书人尤其注重这三样。有了这三样，心情一定比较好，不太惬意的身边琐事，也比较容易忍受，而且往往从此不希望环境改变。有人说，牵挂香港现状改变的，泰半是些生活安定的香港人，实在不无道理。要王韬离开香港再回中土去尝"天谗司命，语祸切身，文字之祟，中或有鬼"的滋味，他未必愿意。但是，王韬眷恋祖国之心始终未变，他盼望中国"尽用泰西之所长"，变法图强，但不致以盲目崇洋、媚洋；还认为"仿效西法，至今日可谓极盛；然究其实，尚属皮毛，并有不必学而学之者，亦有断不可学而学之者"。在英国，他羡慕的是英国人的"实学"精神和制度；对中国，他期望的是经济建设；"舍富强而言治民，是不知为政者也"。伦敦画馆请他摄影留念，他()在像后题的律诗有一联是："尚戴头颅思报国，犹余肝胆肯输人？"虽然不是什么佳句，气节是有的。

　　钟叔河替王韬的《漫游随录·扶桑游记》写了一篇《曾经沧海，放眼全球》，提到王韬在英国写信给妻兄杨醒通历述一生思想变化一事。近百年来，中国读书人既受西洋学术科技的冲击，深明民富国强的好处，却因政治制度一直没能上轨道，自己也不容易出为世用，终于经常从正统文化的堂奥上溜到边厢里或后花园中去落拓不羁，老舍不得"狂生"意识。这些人，说他们怯懦，实在又极执着；钟叔河说："'沧海归来'的王韬，已经由一个风流自赏的唐伯虎，变成了忧国忧时的魏默深"，想来跟执着的性情不无关系。

　　中国读书人里，做官的另有窍门，姑不论；"屏括帖而弗事，弃诸生而不淡"的，一生成熟过程不出四五个转捩点，跟王韬很像：年轻时，"思得一通籍，博庭内欢，他非所知耳！"出外谋生，则"但求得五百金，可作归耕计"，事业还不长根的时候，难免"征逐之游"，"直作信陵醇酒妇人想"；见到同辈中人窜了起来，心中一慌，就会"再变而为名利"，"妄欲以虚名动世"，最后人到中年，心事似酒，乃悟到"士生于世，当不徒以文章自见"，转而讲求经世致用之道，"所望者中外辑和，西国之学术技艺大兴于中土"。

　　不从政的书生，对社会国家没什么大利，也没有什么大害；能够在一碗苦药里发挥点甘草的作用，算不错；万一有人故意要那碗药苦得喝不下去，那也没话说。王韬的妻儿老小当时都在太平军治下，说王韬上书太平军所求不外平安二字，可能也是实情。据说，李鸿章一度都想招致他，但清廷还是把他当"废人"，"不果行"。销案后，王韬居然回上海终老，这也见出他的"书生本色"。既是书生，王韬一生论政是不是足以代表"民意"，很难说：字字都是他"心情"的写照例是真的。通常是有了官意才有民意。街道两旁植树以绿化市容，是官意；人民喜欢，则成民意；万一人民"几不可耐"，就不是民意了。"居在山腰"，看到"窗外芭蕉数本"而觉得"嫩绿可爱"，则既不是民意也不是官意，是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