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桥：幽默是福

　　董桥：幽默是福

　　变变方式谈政治经常会有料想不到的收获。香港前途问题，是高层里那些人在谈判；不是高层的人，猜不到谈判在谈什么，自然也很难照常理去推论结局。常理有"理"在，推论因此是有规矩的；既然摸不着"理"，稍微不规矩一下，当也不算太无理。吴鲁芹先生《六一述愿》里说："我已经过了六十了，不能再这样规矩下去了！"可见规矩会问；况且中、英高层谈判以来，真真假假的坏消息也够多了；该担心的都担心过了，还要凭空担心下去，恐怕迟早又会问。周弃子先生引过溥心畲的旧事："早年在北平，有一天几只老鸦抵着窗户叫，赶它不走，越叫越起劲。当时我作了一首七绝，末两句是：告凶今日浑闲事，已是曾经十死余！"博心舍说到这里，把桌子一拍，大声说："这两句你该说好吧！"能够把牵连自己的事情看作"浑闲事"真不容易。一八○九年的一个寒夜，伦敦杜利巷剧场着火，剧场老板舍利顿在国会开会开一半赶到剧场去，眼见自己的事业慢慢烧光，居然还到剧场对面一家酒馆里喝酒。朋友问他何来这股兴致？他答道："一个人当然有权坐在自己的'炉边'喝一杯酒！"话中"权"字颇堪玩味。在自己的炉边喝酒、读书、聊天乃至工作，都成；小心别让炉火烧得太烈就是，免得自己受罪。

　　溥心畲和合利顿都懂得在无可选择的时候潇洒一下；这跟无可选择而硬说有可选择毕竟不同：一种深，一种浅。浅有浅的好处：可以惹笑。一位没受什么教育的宫商喜欢充绅士。一天，妻子打扮太久，夫妇俩赶去听音乐会迟到了。富商问引座员现在奏的是什么节目，引座员回答说："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富商沉着脸对妻子抱怨说："都是你不好，要不是你打扮了两个钟头，我们就不会听不到前头的四个交响曲！"高层的人讲话也喜欢带数字，其实，一个数字就够听半天的了，比如"第五交响曲"。

　　富商跟妻子烦恼事一定还多得很。有关系就有纠缠。事前的保证通常都没什么谱。女的埋怨男的婚前不断送小礼物，婚后连一盒糖都不送；男的说："你看，钓到鱼之后还要拿鱼饵给鱼吃，通不通？"本来，中、英、港之间的什么恩怨、道义、责任、关系()，一说出来反而见得轻浮了。英国爱德华七世对情妇丽丽·朗里说："我耗在你身上的金钱实在够多了，多得可以买一艘战舰。"丽丽听了说："陛下耗在我身上的精液也够多了，多得可以浮起一艘战舰。"既如此，中。英维持香港繁荣这样的话，说出来不如做出来，否则教人想到汤玛斯·卡莱尔论美国南北战争的话："他们真的这样自相残杀了，因为一半人想雇用终生奴隶，另一半人则想按钟点雇用奴隶。"鬼胎人人有；问题是挂在嘴上的话聪明不聪明而已。本杰明·迪斯雷利当过英国两任首相，跟维廉·格莱斯顿是死对头。有一次，他在辩论中把"祸患"（Calamit）更正成"不幸"（misfortune），事后有人问他两字差别真有那么大吗？他说："当然很大。我举个例子说明。万一我尊贵的朋友格莱斯顿不小心掉进泰晤士河里，那叫不幸；可是万一有人把他救起来，那叫祸患。""港人治港"有人太放心，有人太不放心；到底还没有太多人说"港人"不治港是不幸，"港人"治港是祸患。最妙的是维廉·帕尔默，步上绞刑架受刑之前居然回头问行刑官说："你肯定这绞刑架够安全吗？"这是太放心还是太不放心？不知道。

　　不知道的事情真多。"设立特区"究竟怎么个"特"法，观念，信仰不同，解释一定不同。据说，有人请不同国家的人写书谈大象，结果是"德国人写出三大册加注文的《研究大象简述》；法国人写出又薄又娇的《大象的生活》；英国人写出图片很多的旅行手册《非洲森林猎象记》；美国人写出广告小册子《后院饲养大象消遣兼赚钱指南》，几个共产国家的人写出来的书，书名居然都一样：《大象是帝国主义猪猡论》！

　　转眼竟是猪年了，不妨经常幽自己一默：多幽默，必多福。

　　董桥：回去，是为了过去！

　　胡适之第一次从美国学成回国，一到故乡，母亲就对他说："你种的茅竹现在已经成林了。你去菜园看看。"胡适说："妈，我没有种过竹，菜园里哪有我种的竹？"母亲说："你去看。"胡适进了菜园一看，果然长满了茅竹，总有成千根了。母亲后来告诉他说，在他十二三岁的时候，有一天傍晚，房族里的一位春富叔用棒柱挑着一大捆竹子走过，他看见胡适站在路旁，递了一根竹给他，说是给他做烟管。胡适拿了竹子口家对母亲说："春富叔给我做烟管，我又不会吸烟，把它种在花坛里罢。"漫漫十多年，那根竹子在花坛里生长得很快，发旺起来，花坛太小了，母亲叫人把它移到菜园里去，真的旺满了菜园，还向别人的园子里发展了去，连胡适自己都记不起、认不出了！

　　国不破，故乡才是故乡，可以随时回去追寻旧梦，讨个意外的惊喜。抗战一胜利，颠沛流离的中国人经历了一次结伴还乡的乐趣，在断瓦颓垣之中辨认亲人的泪痕和笑语：山河无恙，来日的甘苦总算有个凭藉。到了一九四九年的剧变，海峡两岸的中国人从此几成陌路，乡不成乡，国不成国，古老的家山情愫黯然变质，心头抹不掉的是仓皇避秦的旧事。胡颂平追忆一九四九年秋季从重庆撤退的情景，说是十月十一日从广州飞到重庆，不久，酉、秀、黔、彭等险要地区相继失守，然后是中央航空公司和中国航空公司起了变化，重庆对外交通完全断绝了。重庆街头整天是来来往往搬运东西的车子，局势一天比一天紧张。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各部负责人都到台湾去了、院长朱家骅要他照料总办事处的事，总算在万分困难的情形下包到民航队的一架飞机，可以直飞香港。包机是由行政院、国防部和特种调查处三个机关会同核定的；搭机人员的身份，也要这三个机构审核，每人的照片上都要盖上审查合格的印戳。那天晚上，他们在曾家岩行政院楼上一个房间盖印，电灯突然熄掉，他用火柴一根接一根的亮光照着盖印的人盖上印戳。到了动身的那天，重庆下午六点起就戒严了，办总务的出高价雇到一辆破旧不堪的大卡车，车前的照路灯都坏了，还得有一部车子在前头引路才能动身。他们的车队贴上"特准通行证"，沿着山路蜿蜒前进，好几次停下来受军队盘问、查验通行证，开到白市驿机场已经是翌日的清晨四点钟了。大家在机场苦候至下午五点钟，才等到一架民航队的飞机，却因飞机抢运政府人员，不飞香港了，先把他们送到成都再说。那天下午起，白市驿()机场开始拆除无线电台设备，同时布置地雷，准备破坏机场了。"我一家八口，就在这个惊险的大风浪中安全撤退出来。"胡颂平说。

　　其实，早在一九四八年冬，情势已经逆转，北平风声日紧，梁实秋应陈可忠之邀退到广州中山大学教书。《槐国梦忆》里说，在广州平山堂半年，他们"开始有身世飘零之感"了；法舫和尚偶然送他们一部《金刚经讲话·附心经讲话》，夫妇俩居然捧读多遍，若有所契，觉得"人到颠沛流离的时候，很容易沉思冥想，披开尘劳世网而触及此一大事因缘。"Gregor von Rezzori在《反犹太主义者回忆录》里用了一个颇有禅意的俄国字"Skushno"作第一章的题目，说这个字很难翻译，意思比"空虚"还要重，形容精神恍惚而心志未死。大陆易手前夕，知识分子多多少少都陷入这样的心境里，空有不能两忘，进退不知所措；政府派两架飞机到北平去接一些学界中人南下，机上空位居然不少，"绝大多数的学界人不昧于当前的局势，以为政局变化不会影响教育，并且抗战八年的流离之苦谁也不想重演"。梁实秋夫妇在平山堂教书。读经之余，还是不能忘情，常到学校大礼堂后面观赏盛开的木棉花，"花败落地，訇然有声，据云落头上可以伤人。她从地上拾起一朵，瓣厚数分，赏玩久之。"刚到台湾的时候，"虽然二二八的阴影还有时在心中呈现"，那儿毕竟"是一片干净土"，况且"有季淑陪我，我当然能混得下去！"一晃三十多年了，海峡两岸疑云弥漫，大江南北愁雾深锁；有乡归不得：雨天的墨盒，风中的香炉，卖花声里的长巷，风雪迷离的石桥，河边柳梢的冷月，都只剩了一张张泛黄的旧照片，凝成一枕幽梦。中国人念旧近乎偏执；最难忍受倒不是烽火连三月，而是家书不敢说的故园消息。乔治·欧威尔一九三八年选出劫后的西班牙回到了英国，但觉英国依然是他重年的英国：铁轨两旁的野花，牛马憩息的草原，垂柳夹岸的清溪，村舍门前的飞燕草；再有就是旧识的伦敦街巷，板球比赛和宫中婚礼的招贴，头戴圆顶硬礼帽的路人，特拉法加方场的鸽群，红色的公共汽车，蓝色制服的警察--全部沉沉睡入英国这个梦乡里，教人疑心只有震耳的炮声才能轰醒它！可是，中国人期待的不是炮声，是归人跫然的足音。如今，温山软水慢慢从噩梦中醒过来了，城郭如故，明月依旧，燕子来时，关心的是昔日的黄昏深院，不是日月换了的新天。"one travelled to discover the past：菜园里真的长满了千根茅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