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桥：处暑感事兼寄故友

　　董桥：处暑感事兼寄故友

　　……前天收到你送我的两本书：Analyzing Marx和Marxism＆Modenism，非常谢谢你。我抛下案头的工作，靠在软椅上信手翻阅一个多小时，竟始终寻不着多年前在伦敦图书馆里读马克思主义书籍时那一丝微醉的感觉。香港离开大陆也许真是太近了，我隐约看到夕照马嘶，这门学术园地确然荠麦弥望，心中很有几分《黍离》之悲。"我采了一束鲜花，清理那块坟地，然后独自在园中漫步，缅怀逝去的华年……时光飞逝，烽火连绵，饥荒迫在眉睫。"这是一九一七年秋天托尔斯泰妻子在俄国的心情。当时托翁死了，故园荒芜，昔日京城的万井笙歌、一樽风月慢慢消散；她闻到烤土豆的味道：火红的革命分子会来抄家封宅吗？她不敢再翻看托尔斯泰的小说了；全家人都在争读V.A.Posse的《共产主义思想史》。上个星期天晚上，我无意间读到Encounter中这一段小品，一时难免怆然，更想到你和外地其他朋友的来信里屡次问到香港的现状，我却至今不想作答。

　　"大概一个人能将寂寞与繁华看作没有两样，才能耐寂寞而不热衷，处繁华而不没落"。月前，我请方瑜给我影印台静农先生替《陶庵梦忆》写的序，全篇自有一种悲凉意味，这几句话尤见深邃。你我性情相似，宁让人家觉得是毫不热衷的书生，在现实社会里往往无所归止；况乎人到中年，偏逢乱世，乞求保全，自然更难了！回想我们在校园里过着精神上"披发入山"的日子，只好莞尔。人文工作者的成就感看来是越来越稀淡了；整个社会风气受到经济、政治和人际谋略的骚扰甚深，文化艺术实在远不如()电脑数据逼真。而Kenneth Mcleish竟说：五世纪雅典的悲剧家索福克里斯和贝罗班尼斯之役一样不朽：奥古斯都时期的罗马诗人维吉尔和当时的经济美景一起传世；现代人既怀想中世纪佛罗伦斯的贸易和兵法，却也陶醉在当年的艺术与建筑的美感经验之中。我虽然相信唐朝文化遗产的动人处绝不亚于政治上的贞观之治，可是，我更看出现代人性情浮躁，谁都没有耐性点滴灌溉人类的精神荒园；于是，每写完一篇文章、编完一期杂志，我心中会浮起一股莫名的犯罪感。不说，你是不知道的。

　　上几封信里都告诉你了，今后千万不要再花钱买书送给我。每日晨昏孤坐书房书堆之中，我开始觉得相当滑稽了。听说，埃塞俄比亚的皇帝门尼力克二世每次生病就撕几页圣经吃下肚子里去，他吃了病就好了。一九一三年十二月他中风，病情相当严重，于是下令撕下整叠《列王记》给他吃，他没吃完半章竟哽死了。你说多冤枉！子夜已过，远处灯影迷蒙、犬声不绝，我突然想到乱世文化恰似路灯柱子，虽说照亮了几个夜行人的归途，到底禁止不了贵妇牵着的狗在柱子上撒尿。一笑。……一九八六年八月

　　董桥：幽默是福

　　变变方式谈政治经常会有料想不到的收获。香港前途问题，是高层里那些人在谈判；不是高层的人，猜不到谈判在谈什么，自然也很难照常理去推论结局。常理有"理"在，推论因此是有规矩的；既然摸不着"理"，稍微不规矩一下，当也不算太无理。吴鲁芹先生《六一述愿》里说："我已经过了六十了，不能再这样规矩下去了！"可见规矩会问；况且中、英高层谈判以来，真真假假的坏消息也够多了；该担心的都担心过了，还要凭空担心下去，恐怕迟早又会问。周弃子先生引过溥心畲的旧事："早年在北平，有一天几只老鸦抵着窗户叫，赶它不走，越叫越起劲。当时我作了一首七绝，末两句是：告凶今日浑闲事，已是曾经十死余！"博心舍说到这里，把桌子一拍，大声说："这两句你该说好吧！"能够把牵连自己的事情看作"浑闲事"真不容易。一八○九年的一个寒夜，伦敦杜利巷剧场着火，剧场老板舍利顿在国会开会开一半赶到剧场去，眼见自己的事业慢慢烧光，居然还到剧场对面一家酒馆里喝酒。朋友问他何来这股兴致？他答道："一个人当然有权坐在自己的'炉边'喝一杯酒！"话中"权"字颇堪玩味。在自己的炉边喝酒、读书、聊天乃至工作，都成；小心别让炉火烧得太烈就是，免得自己受罪。

　　溥心畲和合利顿都懂得在无可选择的时候潇洒一下；这跟无可选择而硬说有可选择毕竟不同：一种深，一种浅。浅有浅的好处：可以惹笑。一位没受什么教育的宫商喜欢充绅士。一天，妻子打扮太久，夫妇俩赶去听音乐会迟到了。富商问引座员现在奏的是什么节目，引座员回答说："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富商沉着脸对妻子抱怨说："都是你不好，要不是你打扮了两个钟头，我们就不会听不到前头的四个交响曲！"高层的人讲话也喜欢带数字，其实，一个数字就够听半天的了，比如"第五交响曲"。

　　富商跟妻子烦恼事一定还多得很。有关系就有纠缠。事前的保证通常都没什么谱。女的埋怨男的婚前不断送小礼物，婚后连一盒糖都不送；男的说："你看，钓到鱼之后还要拿鱼饵给鱼吃，通不通？"本来，中、英、港之间的什么恩怨、道义、责任、关系()，一说出来反而见得轻浮了。英国爱德华七世对情妇丽丽·朗里说："我耗在你身上的金钱实在够多了，多得可以买一艘战舰。"丽丽听了说："陛下耗在我身上的精液也够多了，多得可以浮起一艘战舰。"既如此，中。英维持香港繁荣这样的话，说出来不如做出来，否则教人想到汤玛斯·卡莱尔论美国南北战争的话："他们真的这样自相残杀了，因为一半人想雇用终生奴隶，另一半人则想按钟点雇用奴隶。"鬼胎人人有；问题是挂在嘴上的话聪明不聪明而已。本杰明·迪斯雷利当过英国两任首相，跟维廉·格莱斯顿是死对头。有一次，他在辩论中把"祸患"（Calamit）更正成"不幸"（misfortune），事后有人问他两字差别真有那么大吗？他说："当然很大。我举个例子说明。万一我尊贵的朋友格莱斯顿不小心掉进泰晤士河里，那叫不幸；可是万一有人把他救起来，那叫祸患。""港人治港"有人太放心，有人太不放心；到底还没有太多人说"港人"不治港是不幸，"港人"治港是祸患。最妙的是维廉·帕尔默，步上绞刑架受刑之前居然回头问行刑官说："你肯定这绞刑架够安全吗？"这是太放心还是太不放心？不知道。

　　不知道的事情真多。"设立特区"究竟怎么个"特"法，观念，信仰不同，解释一定不同。据说，有人请不同国家的人写书谈大象，结果是"德国人写出三大册加注文的《研究大象简述》；法国人写出又薄又娇的《大象的生活》；英国人写出图片很多的旅行手册《非洲森林猎象记》；美国人写出广告小册子《后院饲养大象消遣兼赚钱指南》，几个共产国家的人写出来的书，书名居然都一样：《大象是帝国主义猪猡论》！

　　转眼竟是猪年了，不妨经常幽自己一默：多幽默，必多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