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凝：小郑在大楼里

　　铁凝：小郑在大楼里

　　小郑到政府大楼那年是17岁。他头发蓬乱，衣着寒伧，但眼睛明亮，身体发育也匀称。这可能与他在老家上中学时爱打球有关，那时小郑打篮球也打乒乓球。

　　这座大楼是县政府大楼，小郑是大楼里的公务员，其实说勤务员更准确。小郑在大楼里的工作是擦洗楼道、楼梯、男女厕所，为各办公室、会议室打开水，并侧重“伺候”单身县长（本县人语）。根据中国自古就有的为官回避原则，这县的正职县长也来自外地，在这大楼里的二层住单身，仅有个带套间的房子，办公兼宿舍。清静时县长在政府食堂吃饭，忙时（迎来送往）县长的饭就在县招待所吃。小郑的主要精力看似花在了楼梯楼道，但伺候县长也从不怠慢。就为了小郑能接近县长，小郑的工作便受人羡慕。

　　伺候县长看似差事低微，然而很有些科局乃至县级官员的公子、亲戚乐意屈尊一试。谁都明白这最初的伺候别人正是为了将来不久的被别人伺候。从历史上看，在这县大楼里做过公务员的人，后来都以超于常人的速度得到了提拔：机要员、打字员、秘书、交警自是常事，科局级的领导、招待所长乃至政府办主任也不是没出过。我们这个民族讲究人情，有些上级总是下意识地把下级视作自己的晚辈——至少也是兄弟。受着伺候，又都觉出这伺候的不能白受。因此在他们或升迁、或离任时均不忘把伺候过自己的人作些安排。小郑的前任小刘，新近就由临时工转正并安排为政府保密室的机要员，尽管小刘的不敬业作风给人们留下了话把儿。人们说小刘那“卑下”的工作只卑下给了县长一人，他眼一份，嘴一份，手一份的，智商不高，可弄得县长挺高兴。背了县长，他专支使秘书们和一些副主任们打开水，支使传达室老冯擦洗楼道和男女厕所。那些拎着暖壶跑上跑下的人们心里说：什么东西，他老子要是个种地的，他也敢！可小刘的老子不是种地的，是这县退下来的一位副县长。

　　小刘敢做的事真不少，他敢支使国家干部擦地打水，他还敢结婚——以非法的19岁年龄。现在刚满20岁的机要员小刘已经抱上了儿子，他相信这一切刚是他前程的开始。

　　被小刘伺候过的县长走了，这县又来了新县长。在选择公务员的问题上新县长看出弊端，他忽发奇想似地说，过去的办法得改变，这么搞下去有点像近亲结婚。就是种地，也还讲究个倒茬呢。他提议，公务员要通过县劳动服务公司公开招聘，于是山里的孩子小郑才有了进政府大楼的机会。

　　小郑的家在离县城百里开外的深山区，母亲早逝，他和爷爷一起住。爷爷是个擀羊毛毡的手艺人，黑毡、白毡、灰毡，方圆几十里的人都睡爷爷擀的毡。祖孙二人的生活不能说富裕，但是和顺。可小郑一天天长大了，在县席梦思厂烧锅炉的父亲希望他能来城里发展，就花些钱在劳动服务公司给他报了名。

　　为了小郑的进城，爷爷专给他擀了一张厚墩墩的白毡。小郑背着白羊毛毡下山进城，没出一个星期就被选中，这使得小郑父子总觉得是白日做梦。事后小郑告诉父亲，他所以“击败”其余几个对手，是沾了会打乒乓球的光。面试时，主考人政府办公室主任问及应试者都有什么业余爱好，小郑不假思索地说，篮球、乒乓球他都会打。主任立刻拍了板：“就是你了。”原来这主任早就摸清了新县长有打乒乓球的爱好。

　　在小郑17岁的脑袋里，对政府这个词很陌生。当他被办公室主任领着走进政府大门，绕过大院正中那个圆形大花池，进入政府大楼时，便被这楼的宽大、明亮、暖和所震动，他情不自禁地感叹着：“这厂子真大呀！”他的感叹让在场的人（秘书、科员们等）都大笑不止。他们笑着，或许于这笑中还觉出一种知根知底的轻松：眼前这浑浑噩噩的半大小子，到底让他们有了一个可以大笑的机会。在以往，他们本是这楼里地位偏低的人。小郑不觉得好笑，他以为城里就是和厂子联在一起的，城里就是厂子，厂子就是城里。因为父亲联着城里和厂子，所以他的耳朵很早就和“厂子”打交道了。“机关”、“单位”这样的词于他却是陌生的，他甚至说不出“楼”这个字。当他面对一座属于城里的建筑想发议论时，“厂子”便是最自然不过的一个词了。小郑不喜欢旁人的大笑，虽说他出自深山没见过世面，可他的趣味不低且聪慧敏感。他不喜欢被人嘲弄，他也从不嘲弄别人。眼下他只忍住不快专心致志去听主任给他交待工作。

　　小郑对工作领会得快，干得也出色。起初他不会使用墩布，也不知道怎样对付男女厕所。传达室老冯帮了他。老冯给小郑讲墩布的运用，还给小郑讲这楼里必要的规矩。比如进领导房间之前敲门，上级说话不能乱插嘴，县长和人谈话时须躲开等。小郑在老冯的指教下很快熟悉了这楼里的一切，他的安稳和勤快赢得了上下一致的赞扬。他感激老冯，有一天他突然对老冯说：你像我的爷爷。老冯红了脸，说，可是，我才39岁呀。小郑知道自己说话打了锅，但他心里，实在是把老冯当爷爷看的。后来他才听人说，老冯在这儿当传达至少也有20年了，来时就有30多岁，到如今，是政府里一个永远39岁的老单身。小郑望着老冯那精干的身板和皱纹纵横的脸，工作之余就更愿意到老冯的传达室坐一会儿。两个人无话时，老冯就领小郑到传达室后边的小花园里走一圈。花园里有两棵笔直、粗壮的泡桐树，是老冯种的。泡桐这东西皮实，你不用太搭理它，三五年就成了气候。老冯说。

　　除了和老冯的交往，小郑闲时也偶尔去食堂坐坐。刚来政府时，小郑食量大得惊人，一顿饭吃6个馒头，为此他又一次成为秘书们的笑料。有一次在小郑吃了6个馒头之后，办公室的吕秘书和几个人撺掇小郑说，假若能再吃6个馒头，以后小郑的馒头就由他们包了。于是小郑赌气似的立刻又吃了6个——倒不是为了以后的白吃，算是小郑的一时冲动。再说，在山里时，12个馒头他本是吃过的。哪知小郑在吃了12个馒头之后就动不了了，在食堂一条长板凳上躺了一下午。傍晚炊事员给他沏了一碗酸辣汤，小郑喝下才消了食。自此小郑的饭量突然下降，平时的6个馒头减成了3个。他不明白是12个馒头伤了他，还是城里的空气不如乡村的空气新鲜。乡村的空气诱发人的食欲，而在城里，需要用心的地方很多，肠胃的需要便日益地后退了。这一时期，小郑接近了炊事员，炊事员就一遍遍地对小郑发牢骚，不是说他一年年给大楼里的人蒸馒头实在委屈，就是把自己跟吕秘书比，说自己比个秘书差不到哪儿去。小郑虽然也不喜欢吕秘书，可他却不太愿意听炊事员如此絮烦。如此车轱辘转的牢骚话本该是老年人说的，小郑以为。可炊事员才不过二十五六岁。

　　小郑饭量下降了，工作量却一直不下降。除了白天一系列差事，晚饭后还要陪县长打乒乓球，之后就是“盯”领导们的各种会议了。这些会议常常延续到深夜，有时停了电，就点上蜡烛接着开。蜡烛就存放在小郑宿舍里，逢这时小郑就是那个走进会议室点蜡的人。点上蜡烛他还要回到宿舍继续等待，待会议散了他将会议室打扫干净了，打开窗子把室内的空气也换过了，他这才能睡下。他觉得这样的会议室才能迎接明天的一个新会。不过，小郑因熬夜，工作也偶有闪失。有一次会议已经开过了夜里12点，小郑趴在桌上睡着了，于梦中听见有人喊他。睁开眼，眼前一片漆黑，便知停了电。他迷迷糊糊打起手电拿着火柴蜡烛就进了会议室。他擦着火柴却不点蜡，只往自己手中那个射出光芒的手电筒上点，弄得一屋子人全笑了。这一笑，才彻底笑醒了小郑。第二天小郑到传达室去，老冯说，养兵干日用兵一时，有钢使在刃上。昨晚的事就是个刃上的事，哪有拿火柴点手电筒的。这事该找县长去认错。小郑认为老冯说得对，去向县长认错儿。县长说，其实我们也挺困，你拿火柴往手电筒上那么一点，把我们也给点精神了！来吧，带上球拍咱俩活动活动去！小郑心里暖乎乎的，他想县长是个多会说话的人啊。

　　转眼一年过去了，小郑又长了一岁。他身体愈加强健挺拔，嗓音也愈加浑厚，穿扮也不同以前，且很在意对头发的梳理。人们都说小郑变了。一切是因为什么呢？是像俗话说的么：悄悄来到了小郑的心里。

　　提起小郑的爱情，就要讲到一个名叫杜康的青年。杜康是北京一个研究所到基层来锻炼的硕士生，被分配在这县的统战部，就住在小郑的隔壁。自此，小郑每天早晨打开水时，便也为杜康打上一壶。这使杜康很不好意思，作为回报，杜康就问小郑喜不喜欢看书，说他从北京带了些书来，小郑如果愿意，随时可以向他借。小郑说他不怎么看书，不过他愿意接受杜康的推荐。杜康随手捡了几本文学期刊给小郑。哪知小郑第二天便将杂志还给了杜康，他说他看不下去，他问杜康还有别的没有。杜康信手又从一摞里抽出一本，看也不看地交给小郑，是卢梭的《忏悔录》。

　　不能说这是杜康有意难为小郑，也不能说这是杜康对小郑的特别推荐。只有一个事实不容置疑，便是杜康无意之间让小郑认识了法国人卢梭。整整一个星期，小郑的心绪被这个法国人给弄得起起伏伏很不平静，卢梭陪他度过了一个个“盯”会议的夜晚。当他找杜康还书时，他头发老长面容苍白犹如大病一场。杜康问他书好看吗？小郑说这书……太厉害，把我整得难受得不行。小郑神情局促，对卢梭的评价却很果断。他这种特别的表达使杜康吃惊，杜康吃惊是因为他低看了这个乡下孩子吧。于是他继续借书给小郑，间或也同小郑谈一谈对某本书的看法，他发现小郑有着极好的理解力。有一天杜康特意向小郑表达了他对卢梭的不以为然，他说卢梭那所谓敢于暴露内心黑暗的“坦率”其实是一种变相的哗众取宠一种做作。他看见小郑红着脸迷惑地望着他，他想那是因为他竟能轻而易举对小郑视为伟大人物的卢梭品头论足吧，他就在小郑的迷惑里发现了自己的价值。于是他继续向小郑介绍一些作家和他们的轶事，可小郑在这方面是个认死理的人，在小郑的心目中任谁也比不上卢梭伟大。吕秘书发现了小郑和杜康的接触，一次不客气地推门进来对小郑说，你不去工作在这儿干什么？杜康就说是我叫他来给我换灯泡的。吕秘书走了，小郑和杜康相视一笑。杜康给这里带来了文明和平等。小郑心说。

　　读书以及和杜康的接触开阔了小郑的眼和心，他不再听炊事员絮叨，连老冯的传达室也很少去了。有一天老冯告诉他说自己就要回老家娶媳妇了，女方是个贵州来的黄花闺女。消息传开来，大楼里的人要老冯买酒买糖。小郑不会喝酒，他吃着老冯的“酸三色”硬糖，心里闪过一个人的名字：秦红。

　　秦红是县政府办公室的打字员，人长得标致，却是吕秘书紧追的女性。这一点，小郑并不知道。小郑只知道自己心里有了秦红，秦红就像和卢梭一起走进了他的心中。白天他有事没事都要从打字室门口来回过几趟，他甚至把打字室门前那一小段走廊擦得格外明亮。他听说秦红喜欢玻璃海棠就在打字室窗台摆满玻璃海棠；逢晚上秦红加班，小郑便站在院子里的花池前，仰望二楼的灯光。他惟独不敢跟秦红说话，有一回他端着一盆水经过打字室，碰上秦红出来，还是秦红先招呼了一声“小郑”，却把小郑吓了一跳，脸盆跌在地上，溅了秦红一身水。还有一回县政府礼堂开大会，他也参加了，就坐在秦红后边。这使他紧张得发抖，发抖得上牙直碰下牙。为了不让牙齿嗑出声来，他偷偷咬住了一块小木片……咬小木片事件之后，小郑再也无法沉默了。夜不能寐的小郑需要向人诉说，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杜康。杜康一边小郑要勇敢，一边“红娘”似的前往打字室替小郑向秦红请求约会。也不知杜康怎样向秦红叙述了小郑，相信他不会漏过小郑咬小木片这个情节。总之标致的秦红答应了和小郑会面，时间是在这天晚上8点30分，地点就选在杜康的宿舍。为显郑重，杜康还特意把自己那件胳膊肘打着皮补丁的时髦西服上衣借给小郑。当小郑穿起这件透着外界文明的衣服时，杜康发现小郑其实是个英俊青年。

　　这晚一切都如期进行：8点30分，秦红来了；一会儿，身着西服上衣的小郑随之也敲门进来。杜康推托去看电影，就离开了自己的宿舍。

　　谁也不知道小郑和秦红的谈话是怎样开始的，然后又谈到了什么，但他们的会面却持续了两小时二十分。从这个不算短的时间里，不难看出这初次会面的愉快。10点50分，杜康的门开了，先出来的是秦红，她步子轻快地下了楼。后出来的是小郑，当小郑替杜康关好门，正要拐进自己的宿舍时，吕秘书从暗处出现了，紧跟吕秘书的是办公室几个科员以及司机和食堂炊事员。他们上前就扭住了小郑。

　　这显然是个“捉奸”场面。

　　小郑的被捉在大楼里传开了，人们说他心比天高，居然把自己弄成了个新闻人物。有人说这是一次诱骗，还穿着花子式的西服。有人则故意去找吕秘书探听这“奸情”的细节。办公室主任要小郑写检查，县长找小郑谈了话。这次他很严肃地指出，正当的恋爱可以，可你们是在深更半夜被人给堵住的呀。小郑啊，检查可以不写，但是你在我身边，我有责任提醒你要注意影响。

　　县长的话使小郑几乎昏厥过去，他感到自己再也没有能力辩白。他摇着头点着头，脸上看不出是要哭还是要笑，他只觉得这楼开始旋转。

　　杜康不信传言，他相信小郑和秦红的清白，他来向小郑表示歉意。他说是他把小郑和秦红约会的事告诉吕秘书的，他不过是想让吕秘书他们也和他一块儿高兴，没想到事情急转直下变了性质。小郑并不看重杜康的道歉，心里只有一种深深的失望。他对杜康说，原先我以为你和吕秘书不一样。杜康说现在你以为我和吕秘书一样？小郑说我只知道咱们俩还是不平等。杜康说怎么不平等？小郑说你能把我的事随便对别人讲。

　　或许杜康真有和吕秘书一样的地方？吕秘书对小郑不好，是想用这不好来证实自己同小郑这类人物的大不一样；杜康对小郑好，是想用这“好”来证实自己同吕秘书这类人物的大不一样。他们关心的本不是小郑的幸福或者过失，他们真正看重的是自己所能产生的分量和影响。杜康不乏自我分析的能力，不过他也许不打算这样分析自己。

　　“捉奸”的风波未了，小郑又迎接了另一个打击：老家来人报信说，爷爷死了。这天晚上，小郑卷起床上的褥子，让铺在床板上的白羊毛毡露出来，他合衣躺在爷爷擀的白毡上流了一夜的泪。

　　第二天是个星期日，炊事员叫小郑去喝酒。小郑说不会，炊事员说喝喝不就会了。二人在伙房喝了一些47度衡水老白干，就着蒜汁咸驴肉。炊事员对小郑说其实我知道你不是那种人，借给你个胆你也不敢呀。可人家吕秘书叫捉你就得捉你，不捉就是惹了他。小郑看看炊事员，意思是那天也有你？炊事员叹了一口气，又开始发牢骚，说早他妈不想在这儿蒸馒头了，看哪天非托托吕秘书的门子离开这儿，要么去交通局运管站，钱多；要么去公安局，抓人的事儿，过瘾（这句话使小郑的心隐隐作疼）。可是一天天过去炊事员也没有离开的迹象，他便在饭食上撒气，馒头蒸得一天比一天小，二两的馒头蒸得像元宵。碱也使不匀，馒头不是黄就是绿。

　　小郑喝过炊事员的酒，也吃了炊事员的咸驴肉，他却再没有话要对炊事员讲。他在心里只把周围的人过了一过，吕秘书，炊事员，硕士生杜康，包括令他激动不已的卢梭……末了他还是想到了老冯。

　　经历了爱情的失败和亲人离世哀伤的小郑坐在老冯的传达室。老冯不问什么，小郑反倒愿意。说起那天晚上，和秦红光说书里的人了，没想到外面就有了埋伏。老冯说又是黑夜，黑夜就不般（比）白天。小郑沉默一会儿，说这几天我只觉得累，先前在乡下，一天赛两三场球，串着村打，也不觉累。老冯说，知道累了就是长大了。

　　在小郑最伤感的那些日子里，老冯有时和他到泡桐树下散步。他们常常不约而同地望望二楼打字室的窗子，窗子是黑的。自那天晚上以后，小郑再没见过秦红。小郑和老冯知道，通过吕秘书的活动，秦红就要去省城上中专了，虽说属于“代培”性质，但能拿到文凭。小郑望着黑窗户就止不住落泪，老冯就在这时说起了自己。他说你当我真娶着媳妇了？那个女人，贵州来的，只和我睡了一黑夜，拿了我3000块钱就跑了。个儿又挫，人又丑，右眼皮上还有个萝卜花。到如今，这大楼里的人还当新媳妇在我老家哩。我平白无故地掏钱请人喝酒吃糖，还得假装着挺美——人生在世，谁愿意寒碜自个儿。唉，老冯说，一黑夜，梦似的。这一世界的人我可对谁说去？你哭，可你又丢什么了你什么也没丢啊，就算全世界的人都不明白你，你自个儿心里横竖是明白你。

　　小郑停住了哭泣，老冯这()不为人知的苦楚平抑了他的一腔冤屈。他觉得世上的人要想劝人，也得讲个以心换心；他觉得这一世界的人，又有谁比得上老冯更会劝人呢。现在他心里安定多了，就又反过来劝开了老冯，他对老冯说你有的是机会你还不老。老冯笑笑说，你刚来那会儿说我像你的爷爷，算说对了。我哪儿还有39岁，过了年就是57。我不是你的爷爷又是谁？

　　小郑怔怔地望着树影儿里的老冯，喉头一阵阵发紧发热，他知道要涌上来的已不再是眼泪，那是什么呢他又一时讲不清。隔了一会儿他只告诉老冯：我不说，你也不用再说。

　　小郑和老冯散步的时间也是领导们开会的时间，如遇停电，小郑便扔下老冯，一溜小跑着上楼去点蜡。现在他用不着先回宿舍又取蜡烛又拿火柴，火柴他整日整夜揣在衣兜里；蜡呢，他把它们栽在空酒瓶口上，酒瓶就在会议室窗口一字排开。一旦需要，这些托举着明亮蜡烛的瓶子马上就被小郑分布在会议桌上了。点蜡程序的小小改进被县长看在眼里，他觉得小郑聪明了。与会者在烛光照耀下也都变得很精神，他们望着神情沉着、动作轻快的小郑，都觉得眼前这位年轻人是很有些阅历的。

　　铁凝：安德烈的晚上

　　这座城市和棉花有着亲密的关系。在它四周的乡村，农民几百年来靠种棉为生。所以，当有一天这座城市突然在棉田的包围中矗立起来，人们就想，让我们拿什么来作这城市发展的根基呢？我们有棉花，也许我们应该建造纺织厂。于是，从50年代开始，这座城市在苏联老大哥的帮助下，一口气建造起近十家纺织厂。说它一口气，仅用此形容神速。好比我们形容那些身大力不亏的强壮妇女，说她们一口气生了多少个孩子。这些纺织厂，不仅设备、厂房、技术由苏联人提供，就连生活区的建造也由苏联专家一手设计。很快的，这些纺织厂和由它们派生出的生活区就占据了这城市近一半的面积。如今，当90年代的我们经过这些由苏联人设计的纺织工人住宅区的时候，我们一面端详着那些面目相近、老旧而又略显笨拙的楼群，端详着楼房顶端那一溜溜熏得乌黑的排烟道，一面仍能体味出苏式建筑的用料实惠、宽大沉稳和向往共产主义的浪漫热情。比方说每一片生活区内整洁规矩的绿地花园；比方说与花园们相匹配的职工俱乐部。在每一个俱乐部屋顶上，都竖着两个相隔很远的龙飞凤舞的红色大字：舞——会。远远看去，这两个站立了四十多年的瘦削的大字，好似两个彼此相望、却永远也走不到一起的孤独的舞者。

　　接着，有外地工人为支援纺织厂的生产一批批进入这城市了：天津工人的到来使这个城市的居民学会了吃鱼；上海工人的到来使这个城市的居民体味了糯米的奇妙。这是一个由纺织工人填充起来的城市，一个让苏式住宅覆盖了的城市。安德烈就出生在这座城市里。

　　安德烈姓安， 名叫德烈。安德烈的出生年月大概是1954年3月左右。安德烈这名字是父亲为他所起，名字本身也是当年中苏友好的一种体现。安德烈的父母就是响应政府的号召，由上海搬入这里支援城市建设的，他们都是中学教师。父亲穿过苏联印花布衬衫，母亲也穿过苏式“布拉吉”。当年他们都向往过苏联老大哥的美妙生活，他们也希冀着小安德烈长大之后能够去苏联留学。当然，他们想不到国际局势和国内局势的快速变幻，使安德烈不再会有去往苏联的可能。不过，假设真要能去，安德烈真想去么？他的父母从没问过他有什么打算，他的打算对他们也许并不重要。

　　那么，安德烈究竟属于一种什么样的人呢，他似乎属于那种年龄越往前走、思维越往后退的人。他很少自己做主选择什么，他就读的小学、中学都是父母替他选择的。小学三年级，有段时间他很迷恋朗诵，曾经想要报名参加学校业余朗诵小组，父母得知后立即做了阻止：意义不大。他们说。安德烈便停止了朗诵。到了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社会一片混乱，学校停了课，大部分同学都去了农村插队，安德烈却由于母亲一个熟人的关系，进一家区办罐头厂当起工人。这在当时特别叫人羡慕。但让安德烈高兴的并不是他留在城市做了工人，而是同班的李金刚也留了下来。

　　安德烈和李金刚从小学一年级就是同班同学，后来又一块儿上了同一所中学。小时候，他们永远坐同桌，他们一块儿写作业，他们合伙组装矿石收音机，他们互相串门——多半是安德烈到李金刚家去。李金刚的父母都是来自天津的纺织工人，他们家就在纺织厂的某一片苏式住宅区里。安德烈喜欢李金刚的居住环境，那些一模一样的楼群和一模一样的楼间花园给了他一种生活本身的宽厚和稳定感，无论从哪一个单元里出来的居民都是笑吟吟的，叫人感觉这些大楼的哪一扇门都可以是李金刚的家。安德烈的家是不具备这种气质的，他家住在父母为之工作的中学宿舍区，有点严肃，叫人拘谨。安德烈和李金刚从小区大门口那个冰棍车上买过冰棍喝过汽水，也在周末的夜晚，溜进戳有“舞会”大字的职工俱乐部看过大人跳舞。他们还在小花园里剥过一只死猫的皮（猫系李金刚掐死）。“文化大革命”刚一开始，高年级的一些造反同学曾经在校园里堵住安德烈，质问他为什么起一个“苏修”才叫的名字，安德烈回答不出，旁边的李金刚挺身而出地替他作了回答：“为吗不能叫？知道安德烈的‘德烈’是哪个德哪个烈么？是朱德的德列宁的列！”高年级同学被朱德和列宁震住了，李金刚的天津口音也使他显得格外理直气壮，李金刚的机智勇敢更是让安德烈深深折服。从此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他把自己那个烈字去掉了下边四个点。日月如梭，李金刚始终是安德烈须臾不可缺少的挚友。他们从两个男生长成了两个男人，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安德烈娶了自己的表妹，李金刚一直在纺织厂当电工，和一名纺织女工结了婚。

　　安德烈的表妹是安德烈姨妈的女儿，因为父母早逝，她从小就生活在安德烈家里。安德烈对表妹很好，表妹也十分依恋安德烈。安德烈的父母早已看出了这种依恋，出于对这女孩子的怜惜，他们愿意安德烈娶她为妻。或者，这种考虑还出于上海人的清高和对这座城市的提防，他们愿意一家人还是一家人。他们暗示安德烈，安德烈接受了这暗示。当他接受了这暗示的时候，他第一次试着用打量恋人的眼光打量他的表妹，结果他发现无论如何她更像是他的妹妹而不像他的恋人。她苍白、纤弱，下颏尖尖的，老爱半张着嘴像是对什么事表示不理解，又仿佛随时要你告诉她什么事应该怎么做。安德烈望着他的表妹，执拗地想起他刚当工人那会儿，十七岁吧，有一天和李金刚一块儿到纺织厂浴室去洗澡。那是一间男女合用的浴室，男女轮流使用。他们进来的一小时前，女工们刚刚使用过这间浴室。虽然浴池里的澡水已经换过，但室内仍然蒸腾着让男人敏感的女人的体味儿。安德烈就在迈进浴池的时候，就在一团团热乎乎的女人气味中，发现浴池边缘散落着几枚女工遗忘的黑色发卡，其中一枚还缠绞着一丝纤细的长发。他长久地盯着它们，体内突然涌起一股从未有过的冲动。他几乎无法自持，他把自己潜入池中以遮掩自己的羞涩。他冲动着，头脑里闪过班上一些女生的样子，他发现他头脑中的女性里没有他的表妹。

　　是什么呢？爱情是怎样的？安德烈不知道，可是他已经决定结婚了。父母为他们搞了一个小小的订婚仪式，没请外人，就是家中原班人马和一桌有别于平时的晚饭。那是食物比较匮乏的年代，桌上摆一瓶八毛五分钱的红葡萄酒，已能看出格外的喜庆。全家人都喝了一些酒，表妹也兴奋地猛喝一大口，结果她让酒给呛着了。酒呛得她剧烈地咳嗽着，单薄的肩膀抖得厉害。当她终于平息了咳嗽，却半天说不出话来。她靠在椅背上，微微闭住眼，淡青色的眼皮不停地跳，眼皮上的毛细血管清晰可见。安德烈注视着表妹跳动的眼皮，他看见有一颗眼泪从她稀疏的睫毛下边钻出来，顺着眼角流到颧骨上。表妹的眼泪使安德烈有种重任在肩之感，他就仿佛是要替他的全家、也替他死去的姨父和姨妈承担起照顾这孤女一生的义务。他认可了这个事实和义务，一边又有点心酸。他抽空儿去了李金刚家。当他走进那片熟悉的楼群，当他推开李金刚家那扇被他推过无数次的门时，他几乎落下泪来。李金刚知道他要说什么，拉着他到小酒馆喝酒。但是安德烈什么也没说，他也没有掉泪。他只是需要看见李金刚，和李金刚呆一会儿。在安德烈的生活里，从前没有，以后也再没有别的男性朋友了。

　　后来，安德烈有了女儿。女儿是先天性心肌炎，妻子在生产之后又患了风湿性心脏病。安德烈需要照顾两个病人，对此他却没有更多的抱怨。也许因为他是个健康的男人，他体态匀称，行动敏捷，方方面面都很正常，具备这样的健康他理应照顾病弱的亲人。也许不仅仅因为他健康，是他那后退的思维使然吧；生活要我这样啊。有时候他想。他上班，下班，照顾妻女，买菜做饭……到了90年代中期，安德烈已经是罐头厂有着二十多年工龄的“老”工人了。

　　安德烈进厂之初，罐头一词在中国还是与奢侈一词联在一起的，它不仅标志着食品的一个至高无上的档次，也常见于某人用于揭发批判某人的腐朽生活方式，诸如：“某某一家不顾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动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竟然常常拿罐头当饭吃，甚至把吃不完的罐头倒进垃圾箱，是可忍，孰不可忍……”等等。罐头是尊贵的，罐头又似乎应该受到鄙视。可罐头毕竟是馋人的，于是做罐头的工人便也不可小视。那时安德烈每月都能从厂里带回一些免费的罐头给妻女享用：糖水蜜桃，糖水山植，糖水鸭梨……这是厂里给工人的优惠。这种时候他从不忘记李金刚，他常在下班之后回家之前，拐到李金刚家也给他放下两听糖水蜜桃什么的。在这样的一座城市，市民能够吃饱饭，还能隔长补短地享受一个罐头，生活就显得挺安稳。安德烈和李金刚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他们对生活是满意的。

　　但是时代不饶人。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全球商品的大流通，糖水蜜桃仿佛在一夜之间就失去了往昔的魅力。当这个城市忽然有一天连美国苹果和委内瑞拉香蕉都在水果摊子上随处可见时，当人们口袋里的人民币也渐渐多起来时，人们为什么还要光顾那些吃着不新鲜，开起瓶来又费劲的糖水蜜桃罐头们呢。安德烈的罐头厂只能生产千篇一律的水果罐头，没有上马新品种的技术、资金和设备，它就只能走下坡路。到了后来，工资发不出来，厂里就用罐头顶工资，每月发工资那天，工人们只能把几箱罐头领回家。

　　安德烈在封盖车间干活儿，从前他坐在传送带前看无数玻璃瓶从眼前流过，他坐着，手下的瓶瓶罐罐被封盖机咬住瓶口，密封之后再从机器下滑出来，闭着眼他也能毫无差错地将它们各归其位。这种简单的重复性的劳动无需动用强体力，却尽动用体力之外的语言——闲聊天，久而久之这车间的工人就把聊天当做了劳动的一部分。安德烈的对面坐着一个名叫姚秀芬的女工，和安德烈差不多同时进厂。因为坐对面，安德烈和姚秀芬说话最多。二十多年之后，当有一天安德烈决定离开罐头厂时，他发现他的二分之一时间，却原来是和姚秀芬一起度过的。聊天使他们知道了彼此的家境，彼此的经历，甚至彼此爱吃的食物。姚秀芬知道安德烈的父母虽然都是上海人，可他最爱吃饺子；安德烈知道姚秀芬没有什么不爱吃的东西。姚秀芬知道安德烈有个朋友叫李金刚，纺织厂的电工，还会修半导体收音机。安德烈知道姚秀芬是本地人，她的爷爷奶奶就在这城市的周围种棉花。他们聊着，直聊到彼此都结了婚，他们吃了彼此的喜糖，还聊。姚秀芬知道安德烈的女儿有心肌炎；安德烈知道姚秀芬夫妇和瘫痪的公婆一起住，她有时候迟到，是因为给老人换尿褯子……他们有一搭无一搭、有上句没下句地聊着，姚秀芬羡慕安德烈好听的普通话，却不修饰她的本地口音。她还使安德烈知道了很多这城市独有的词，比如她把“告诉你”叫做“递说你”；请人拿好一件东西时，她会说成“捉住它”。姚秀芬的本地话使安德烈觉得真实而有生气，她的口音伴随着封盖机单调的“咔哧、咔哧”声，从不使安德烈感到沉闷。中午了，当他们更熟一些的时候，也交换彼此饭盒里的午饭。在这时姚秀芬比安德烈表现得要主动，当她得知安德烈喜欢吃饺子以后，她的饭盒里有时候就装着饺子。她把饺子换给安德烈，从安德烈饭盒里要过一些似是而非的食物：一块烙煳的饼，或是两个蒸得碱大的馒头。她观察着安德烈制造的食品，告诉他制作面食的一些常识，比如饼煳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火急，二是面硬。还有什么“软面的饺子硬面的面”之类的口诀。有一个中午，车间里只有安德烈和姚秀芬在吃饭，姚秀芬咬着安德烈饭盒里一块又干又硬的葱花饼，突如其来地落下眼泪。她似乎是在替他委屈，她似乎是对着嘴里的硬饼说：你是一个男人，可你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啊。但是她什么也没说，她从不随意品评别人的家庭。安德烈却还是从姚秀芬那不期而至的眼泪里发现了一种关切。这使他感到陌生，又有点不安。多年来他好像已经成了一个不需要被关切的人，他更是一个不需要让异性为他落泪的人。当时他很想抬起手为她擦擦眼泪，犹豫之间，却见姚秀芬自己很快地把泪擦干，并努力对他笑笑。他们的眼光碰在一起，安德烈发现姚秀芬那端正的鼻子让泪水冲洗得很晶莹。

　　后来市场上出现了速冻饺子。有一天安德烈带来一盒速冻饺子，想以此阻止姚秀芬再为他包饺子。姚秀芬却对安德烈的饺子嗤之以鼻：贵，她说。也不香，她说。她撇着嘴，像一个家庭妇女在家庭利益受到侵犯时表现出的那样。

　　安德烈说，包饺子太麻烦。

　　姚秀芬说，你高兴我就不嫌麻烦。

　　安德烈说我挺高兴。

　　姚秀芬说你高兴我就高兴。

　　安德烈说你高兴我也高兴。

　　姚秀芬说你高兴我更高兴。

　　安德烈说你高兴我更更高兴。

　　至此，他们突然打住不再说话，就像被彼此这畅如流水的对答吓住了。

　　这样的日子，安德烈和姚秀芬持续了二十多年。直到有一天，封盖车间闲散的聊天气氛没有了，人们都在急躁地激烈地讨论着怎样才能离开这半死不活的罐头厂。只有安德烈和姚秀芬闭口不谈这个话题，虽然他们知道，这话题于他们也是万分紧要的：物价在涨，医疗没有保证，堆在家里权作工资的水果罐头没法处理——眼下谁也怕一日三餐拿罐头当饭吃，安德烈念初中的女儿又因病休了学……他们却不谈这个话题，仿佛要共同坚守住他们持续了二十几年的闲聊，或是深怕因此谁会比谁先离开一步。这时候李金刚到安德烈家去找安德烈了。

　　李金刚最近也一直在为离开纺织厂奔走。时代的发展使棉农们越来越不愿意种棉花，他们或是捡着好伺候的种，或是干脆离开土地外出去做生意：钱要来得快，日子才有吸引力。这城市的纺织厂原料就奇缺了，工厂的工资也是有了上月没下月。李金刚在为自己找出路的时候，看见报纸上有一则广播电台招聘播音员的广告，他立刻想到了安德烈，便撺掇安德烈去试试。他安德烈说在小学你朗诵就比别人好，说不定能考上。从实际出发，离开罐头厂生活才有希望。

　　是啊，从实际出发，离开罐头厂生活才有希望。安德烈也这么想。他觉得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希望”这个概念了，他又觉得广播电台对他是太遥远了，是李金刚的提醒才使他回忆起小时候他的确酷爱过朗诵。他还在这时想起了姚秀芬。他想着，又竭力打断着这想念，姚秀芬是他的什么人啊。就在他怀疑、畏缩、自卑的时候，李金刚又自作主张为他报了名，并陪他去应试。结果安德烈被广播电台选中。

　　安德烈是封盖车间第一个找到新职业的人，并且这新职业是如此地让大家觉得不可企及。 他们要他请客， 在一个青工的提议下，他们还“揍”了安德烈一顿。“不打你一顿真是咽不下我们心里这口气啊！”他们嘻嘻哈哈地把安德烈推来掇去，他们的话又热乎又知己。姚秀芬和两个女工在一边看着，笑得比别人更厉害，她有些夸张地拍着手，把腰弯得很低。安德烈从来没听她这么高声地笑过，他觉得他的心都要碎了。

　　姚秀芬的笑声还使安德烈忽然有一种久违了的冲动，他非常希望能有一个清静的地方，能有一个单独的时间和姚秀芬在一起。他奇怪为什么二十多年他们从来没有设想过单独在一起那么一次，二十多年他们就像两根平行的铁轨那样，距离是如此迫近，却永远平行着伸向不知去处的远方。就在这天下班前，他叫住了姚秀芬，问她打算怎么办。她知道他是问她的以后，就告诉他说，她和丈夫可能去乡下给承包了果园的一个亲戚打工，辛苦是辛苦，钱比罐头厂有保证。他仍不放她走，断断续续地说着词不达意的意思，那是一个幽会的意思，是一个多年来始终被他们有意无意不断掩埋的意思。但是姚秀芬立刻领会了，她知道这将是他们的告别，而这告别不是为了再见。她没有忸怩，只问了一句：“你觉得哪天好？”他告诉她，他打算去找李金刚。

　　晚上安德烈找了李金刚，李金刚为此作了一个切实可行的策划：明天，晚饭以后， 7点钟之前，他会把老婆孩子引到岳丈家中，空出房子给安德烈，时间是三个小时。 也就是说，明晚7点至10点，李金刚家是独属于安德烈和姚秀芬的。李金刚说完当即把家门钥匙给了安德烈。安德烈攥住李金刚的钥匙，就像攥住了一个暧昧而又确凿的事实，这事实让他突然糊涂了一下，也突然惊怕了一下。

　　第二天一上班，安德烈就把晚上的安排告诉了姚秀芬，姚秀芬的脸立刻涨得通红。一个白天，他们很少讲话，心中擂着鼓，脸上却加倍地漠然。中午，姚秀芬一反常态连午饭也不吃，说是要回趟家。她的回家使安德烈禁不住一阵阵胡思乱想，他想她是躲了我吧，他想她是后悔了吧。直到下午上班姚秀芬准时出现在车间里，安德烈才定住神。

　　下班了，安德烈和姚秀芬骑上自行车各走各的，他们在李金刚家附近一家电影院门前碰了头，一块儿把车存上，再步行着往李金刚家走。这是安德烈的主意，他觉得把车骑到李金刚的楼门口目标太大。

　　这是初春的一个晚上，乍暖还寒的气候，华灯初上的时刻，安德烈和姚秀芬向着李金刚的家，向着纺织厂那片生活区走。他们走得很急，像是怕被熟人认出来，又像是怕这宝贵的三个小时耽误在路上。他们似乎都知道他们奔了李金刚家要去干什么，这共同的知道又使他们不约而同地有点慌张和惭愧。就这样，只半站地的路，他们却像是走了一辈子。

　　终于，安德烈看见了那片黑沉沉的苏式住宅区，几十幢大楼规矩而又错综地隐蔽在夜幕下。他看见了进入住宅区的大门口，从前停着冰棍车的位置，现在是一间闪着霓虹灯招牌的美容厅。他们从美容厅门前走过，拐进了楼群。他们正在接近目的地，但是安德烈忽然走不动了，因为他发现他忘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李金刚家究竟是哪座楼是几单元几层几号。几十年来他就像出入自己家一样地出入李金刚的家，他不用也从来没打算记一记李金刚的门牌号码。他对李金刚家的熟悉是一种无需记忆的熟悉，就像一个每天吃饭的人，当他用筷子把食物送进嘴里时，他用不着提醒自己“别送进鼻子里去”。可是这个晚上，这个本该独属于安德烈的晚上，他丧失了记忆。他仰望着在夜色中显得更加一模一样的笨重的楼群，仰望着那些被漠不关心的灯光照亮的窗，甚至连李金刚家那座楼的方位也找不准了。他就像掉进了一个陷阱，一个荒诞无稽的噩梦。他被急出了一身冷汗，冷汗濡湿了内衣，夜风吹得他打颤。他手握李金刚的钥匙，那钥匙几乎被他攥出水来。站在他身旁的姚秀芬默默地、无限信任地看着他，更让他焦虑无比。他走进一处楼间花园，妄想以此唤起记忆。但是他发现这里的花园一模一样，站在花园里他无所收获，这里没有丝毫痕迹能让他发现李金刚的家之所在。他们出了花园，又走上了楼间两路。偶尔有人打他们身边匆匆走过，安德烈几次下决心开口打听，却几次放过了眼前的人。因为他是安德烈，他觉得他无法开口。可他们不能总是在这儿转来转去，安德烈逼迫自己必须硬着头皮朝一幢可能是李金刚家的楼房走。他们走进了那楼，安德烈假装着记起了单元、楼层的房号，就算是为了安慰姚秀芬他也要假装。他假装着已经找到了门，伸出钥匙去捅那扇门的锁，但他没能捅开，因为这扇门里有动静。接着门哗地开了，房内传出麦克尔·杰克逊的歌声，一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站在门口冲安德烈说：“你想干什么！”年轻人那张营养很好的脸上是公开的敌意。安德烈愣在那里，就像小时候遭到高年级同学质问时那样答不上话来。身后的姚秀芬却显出少有的镇静，她说这不是李金刚的家么，我们是李金刚的亲戚，住在他家的。年轻人说什么李金刚啊这楼里没有叫李金刚的。说完砰地关了门。

　　安德烈和姚秀芬逃也似的出了楼，只有再次把自己投进黑暗。钥匙仿佛握在安德烈手中，他却不敢再去试着捅一扇没有把握的门。哪一扇门里都可能有人，哪一个人都可以理直气壮地问他为什么乱捅别人家的锁，必要时他们完全有可能被扭送到派出所。这想法让他们气馁，也使他们狼狈。他们没有目的，也没话要说，只沉默着在楼群之间乱走。安德烈走着，差不多把几十年来他和李金刚在这里做过的所有事情都想了一遍，每一件小事都历历在目，这历历在目的事情却没有一样能帮他记起李金刚的家。时间在奔跑，他们不敢看腕上的手表，但他们都知道，时间已经不早了。

　　时间在奔跑，10点钟就这么来到了。10点钟让安德烈做出决定，他们应该离开这里了。安德烈追随着远处的霓虹灯，朝着那间美容厅走。在一盏路灯下，他扭头看了一眼姚秀芬，他发现往日里红润健壮的姚秀芬，似是因了这楼群的折磨，一下子矮小憔悴了许多。他看着她，像是问：咱们在哪儿分手？姚秀芬看明了安德烈的意思，她只把手中的一个饭盒递给安德烈对他说：“饺子，你的。”安德烈就去接饭盒，心中想着，却原来姚秀芬连晚饭都准备好了的啊。他奇怪一个晚上他竟没看见她手中拿着一个饭盒，他也才明白了姚秀芬中午回家的缘由。他接了饭盒，但没接住，饭盒掉在地上，盖子被摔开，饺子落了一地，衬着黑夜，它们显得格外精巧、细嫩，像有着生命的活物儿。安德烈慌着蹲下捡饺子，姚秀芬说捡也吃不得了。安德烈还捡，一边()说你别管你别管。姚秀芬就也蹲下帮安德烈捡。两个人张着四只手，捕捉着地上那些有着生命的活物儿。四只手时有碰撞，却终未握在一起。也许他们都已明白，这一切已经有多么不合时宜。

　　安德烈离开了罐头厂，去广播电台报到。他将在经过一个月的短训后，成为该台一个经济栏目的播音员。这晚他独自去了李金刚家，像要验证自己，像要考试自己。他顺利地走过了那间美容厅，顺利拐进黑沉沉的楼群。他无遮无碍地继续前进，不知不觉就走进了李金刚的楼，敲响了李金刚的门。门开了，李金刚站在门口，迫不及待地告诉安德烈，今天他闲得无聊，在街上花四块钱买了两张社会福利奖券，居然连中两辆自行车！安德烈似听非听，只自言自语般地说着：“我以为我再也找不到这儿了。”

　　这晚他没有走进李金刚的家，他向他的挚友道了别，下了楼，又独自在楼房的阴影中站了一会儿，听着不远处职工俱乐部里传来的节奏激烈的音乐声，说不清心中是安静还是疼痛。他已经出人意料地逃离了那个半死不活的罐头厂，可他分明觉得，他连同他那个背时的名字——安德烈，又被一同网进了这片苏式旧楼。他和这些旧楼有着一种相似的背时，所以他和它们格外容易相互愚弄。他想起连李金刚也要离开这些旧楼了，李金刚准备辞职开一间家用电器修理部。安德烈家的冰箱已经坏了两个月，他打算过几天让李金刚帮他修修冰箱。这才是他的生活。

　　他骑上车往家走，车把前的车筐里摆着姚秀芬那只边角坑洼的旧铝饭盒。安德烈准备继续用它装以后的午饭。他觉得生活里若是再没了这只旧饭盒，或许他就被这个城市彻底抛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