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凝：省长日记

　　铁凝：省长日记

　　孟北京在B城一家袜厂上班。 这袜厂规模很小，也就是三十几个工人，但它有个响亮的名字：前进。前进袜厂几十年如一日地生产一种“前进”牌线袜，这种袜子穿在脚上透气性能还好，可是你一开始走路它就开始前进，它随着你的步伐，慢慢从脚腕儿褪至脚后跟，再褪至脚心最终堆积至脚尖。或者，它也可能在你的脚上旋转，平白无故的，这袜子的后跟就会转到你的脚面上来。如若这时你恰好当众抬起了你的脚，谁都会看见你的脚面上正“趴”着一只脚后跟。这可像个什么样子啊，它呈现出的怪异和滑稽，就好比你突然发现某个人的后脑勺上正努着一副嘴唇。本世纪70年代初，孟北京刚进厂时就穿自己厂里织出的这种袜子，到了90年代末，那些和孟北京一块儿进厂的工人，“奔儿头”小林子李二香他们早就不穿这“前进”牌了，这线袜却依然在孟北京的脚上前进或者旋转。倒不是说盂北京格外喜欢自己厂里的产品，他一点儿也不喜欢，可是他习惯了，习惯成自然。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大约是他的经济状况。 他的经济十分拮据， 前进牌线袜不能说“物美”，但是“价廉”。有一次他在公共汽车上看见一个男人的脚，一眼便认出那人脚上穿的就是他们厂的袜子：后跟已然扭到了脚面上，耸起皱皱巴巴的鼓包儿。这发现使孟北京感到亲切心安，他多想伸出自己的脚与那男人的并在一起，然后对他说：你瞧瞧你瞧瞧，咱们是同类啊，咱们是一种人。孟北京，能在90年代末期穿前进牌袜子的人与他定是一个阶层，并且在生活的某个方面与他定有着同一种主张。他很希望能有确凿的事实，用看得见摸得着的依据来证明他的不孤立，他的从属于某个群体。

　　当年，孟北京从一名中学毕业生刚刚变成前进袜厂的工人时，他并没有孤立的感觉。虽然他的身材瘦小，有点獐头鼠目的样子，可谁也不能否认他是工人阶级的一员。他按时上下班，每天早晨离家时带上一盒午饭。和其他工人一样，他的午饭是在车间里吃的。吃饭时，大伙儿聚在一块儿，连吃带说，天上地下，东拉西扯。总要有一个主讲人的，主讲人一般是奔儿头。奔儿头的大脑门大嗓门和他那有点暴凸的大牛眼，都足以使他成为车间这伙人的小首领。遇到谁和谁为什么事争论起来，奔儿头还充当权威的裁判。比方小林子说，飞机上的座位分大屁股座儿和小屁股座儿，买票时人家要先量准了你屁股的尺寸，多大的屁股坐多大的座儿，这样飞机上了天才保你的屁股被座位卡住，保你坐得稳。众人对这种说法表现出明显的不相信，就问奔儿头的看法，奔儿头也没坐过飞机，但他肯定地说这是不可能的，中国那么多人，谁和谁的屁股也不会可钉可铆儿一般大。就比方说小林子你和孟北京吧，肉眼看你们俩屁股差不多大，拿尺子量肯定不一样。难道飞机还会为你们制造专座儿么？小林子叹口气说，何年何月我才能坐上飞机啊！奔儿头说，你何年何月能坐上飞机跟前边你讲的大屁股座儿和小屁股座儿是两个概念。奔儿头到底与众不同，大伙儿都佩服他清晰的思路。又一个人说，听说在外国，有一种很特别的宴会，所有吃的全都摆在一张巨大的桌子上，谁都可以去这桌子上拿，随便拿，随便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描绘这种宴会的人特别强调了“随便拿”和“随便吃”。奔儿头说，那叫自助餐，不算点心，光是菜就有上百种。奔儿头说这话时大伙的饭已经吃得差不多了，车间里一阵饭勺刮饭盒的“刺啦刺啦”的噪音。那个叫李二香的女工，一边刮着自己那长方形的熟铝饭盒，一边说，赶明儿咱们也闹个自助餐，把自己带来的菜都献出来，也让大家随便拿，随便吃。小林子立刻抢白道，咱们？就咱们？他使劲刮着那不见油水的饭盒底：每天每天，闭着眼我也知道咱们饭盒里那点儿菜，萝卜白菜茄子，茄子萝卜白菜。李二香啊，今天咱们俩带的菜就是一样的，都是熬大白萝卜。李二香被小林子说得没了情绪，一时间大伙儿也都没了情绪，似乎是关于自助餐的闲谈让他们初次留意起自己的午饭，却原来是这么粗糙和单调。有人问奔儿头今天带了什么菜，奔儿头说，炒茄子，素炒茄子。不知谁又问起了孟北京，不等孟北京回答，李二香就抢着说：“孟北京从来不带菜，是吧孟北京，你的饭盒里从来就没有菜，你为什么不吃菜呢？”女人就是事儿多，并且眼尖。经李二香这样一问，大伙儿便都盯住了孟北京的饭盒。

　　孟北京，他就从这次午饭开始引人注目，他变成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人。这使他感到难过。有那么一小会儿，李二香指出他从来不带菜的那么一小会儿，他觉得自己就像个行窃时被人当场抓住的小偷，或者正在公共浴池洗着澡却给人突然轰到街上的裸体者。他感到难过，还因为李二香说的是真话。别人饭盒里的菜不论怎样平淡粗糙，那总归还是菜吧，不像他孟北京的饭盒里，根本就没有过菜。进厂上班后，孟北京午饭时确实没吃过菜，他的饭盒里不是两个白馒头就是两个黄窝头，白馒头黄窝头就白开水。车间里的开水不要钱，敞开儿喝。中午不吃菜是孟北京个人经济计划的一部分，他要凭了他有限的工资养活自己和双目失明的母亲。他听说羊肝补眼，每星期都要给母亲买几次羊肝吃，并幻想他的母亲在吃了相当数量的羊肝后，突然有一天能睁开双眼。一年前，孟北京的哥哥患败血症死了，治病花了不少钱，借了不少债，还债的钱也得从孟北京的工资里一分一厘地出。为此他克扣了自己的菜金，取消了午饭的菜，只在晚上下班后，回家和母亲共进晚餐时，才马马虎虎炒一个粗菜。

　　前进袜厂的工人不了解孟北京的生活，他似乎也没有被别人了解的愿望。他不想给人轻视，也没打算让人关怀。他从不请车间的人去他家，他也很少加入午饭时大伙儿的海阔天空。逢到这样的场合，他是一个默默的倾听者。但是，正应了那句俗话：“只一顿饭的工夫”，孟北京就由一个倾听者变成了一个必须回答问题的人。“……是吧孟北京，你的饭盒里从来就没有菜，你为什么不吃菜呢？”李二香的话嘹亮地响在孟北京的耳边。这问句原本没有讥讽的性质，但孟北京却觉出有那么点儿“戳穿”的成分。这使他的难过里又加上了些许恼火。不过，他还是准备就这个提问作答的，若是避而不答，他岂不显得更加个别么。他清了清嗓子，冲李二香，也冲所有的人说：“菜，你是说菜么？”他做了一个表情，一个对菜表示厌恶和不屑的表情：“我不爱吃菜，我根本就不爱吃菜。”他回答说。他的表情明白无误，一点儿也不含混暧昧，因此可以说他的表情是的，尽管那是一种突击出来的不成熟的夸张，带着一点点强迫性挣扎在他那略显稚气的狭窄的小脸上。从此，袜厂的人都知道孟北京是一个不爱吃菜的人。何止是不爱吃啊，回忆他当时的表情，那简直是一种对菜的无法容忍。

　　决不能简单地用虚荣心来概括孟北京那一番对菜的“厌恶”，连他自己也弄不明白为什么他要当众做出那么一个宣布，为什么他的语言会不加防备地抢在了他的思考之前。也许他本是要用这样一个回答来抚平众人那骤然而起的好奇心的：没什么这没什么，我的饭盒里没有菜仅仅是因为我不爱吃菜，仅此而已仅此而已。可是，他的回答却违反本意地反而使他更加令人好奇，反而使他成了一个具有明显特征的人：孟北京么？噢，就是那个不爱吃菜的人。后来厂里有人提到他时会这么说——不爱吃菜成了孟北京的特征。孟北京不愿意成为有特征的人，那是很累的，而且不安全。为什么他会由普通平凡的生活一下子掉入疲惫而又不安全的境地呢。从前他的不吃菜仅仅是他临时性生活计划的一小部分，他的不吃菜和袜厂、和众人、和李二香、奔儿头、小林子没有关系，他有不吃菜的自由，他也有吃菜的自由，这自由在他自个儿的手里攥着。现在，他稀里糊涂就把这自由拱手交了出去，或者那根本不是拱手交出去，那简直就是他本人对自由的一种自觉而又主动的恣意窜改和扼杀。谁都看见了说到菜时他那一脸嫌恶的表情，谁都听见了他那根本不爱吃菜的宣布。那不再是个人生活的一项临时性计划，那已经变作一种与生俱来的习惯所成就的：因为他说了不爱吃菜，所以他必须不吃菜。

　　他必须不吃菜。

　　日月茬苒，光阴似箭。孟北京坚持着他这必须不吃菜的信念。午饭时他变得爱扎堆儿凑群儿，专捡人多的地方坐下，刺啦刺啦把饭盒弄得挺响，让大家眼睁睁地看清他的饭盒与菜无缘，他的饭盒就如同他的一样，诚实而又无瑕。晚上回家后，当他为自己和失明的母亲熬了萝卜或炒了白菜，他本可以身心放松地享受一下吃菜的乐趣，他本可以大模大样地把筷子伸向菜盘，他却不再能够大模大样和身心放松了。他夹菜时显得扭捏，显得犹豫不决；咀嚼时也尽量轻声轻气，仿佛四周埋伏着偷听和偷看他吃菜的人。即使面对母亲那双失明的眼，他也能感觉到那眼里有窥测的光。有一年他被邀请参加小林子的婚礼，那是80年代的事了，中国人的生活正渐渐地好起来。小林子娶的又是位酒店厨师的女儿，婚宴的菜肴自然比较丰盛和实惠。可以说，桌面上所有的菜都令孟北京眼界大开胃口大开，所有的菜都在向他的肠胃发出献媚般的热辣辣的邀请，席间还不断有人劝酒劝菜。长期的缺少蔬菜和营养失衡使孟北京常常口舌溃疡，皮肤也愈加粗糙。眼前的佳肴不仅引他腹中阵阵鸣叫，连他皮肤的每个汗毛孔都簌簌颤抖着张了开来。若不是身旁的奔儿头以知情者的身份及时替孟北京“解围”，孟北京简直不知道怎样才能摆脱菜们那铺天盖地的诱惑。遇有人向孟北京劝菜，奔儿头总会扯着大嗓门，暴凸着大牛眼对他们说，咱们吃咱们的，别管这位孟北京，他不是客气，他是不爱吃菜，他腻歪菜。我们俩一个车间十几年了，我从来没见他吃过菜！孟北京一边表示赞同地使劲点头，一边用一大口馒头堵住自己的嘴，就像堵住了一腔的悲愤。紧接着，他干脆把筷子推到一边去，声明说因为他不吃菜，所以根本不必为他设筷子。大家果然不再理会孟北京，这使他在满腔悲愤的同时又有了几丝欣慰。他发现他们信了他，他的工友们终于相信了他那不爱吃菜的习惯。刚才奔儿头的解围就是证明，就是货真价实的证明。曾几何时，孟北京还怀疑过他的工友对他的相信呢。有天中午，就在他当众宣布不爱吃菜不久后的一个中午吧，当孟北京打开饭盒准备吃饭时，发现在他的饭盒里，在两个窝头旁边，居然出现了一小撮炒菜，而且那不是一般的炒茄子熬白菜之类，那是一小撮蒜苔炒肉丝。碧绿的蒜苔和鲜嫩的肉丝让孟北京眼前一亮。或许当时他也猜测过这是好心人（女性）对他偷偷的馈赠，不过他很快就否定了这猜测。更愿意相信这是一个小阴谋一个小恶作剧。他飞快地扫视一下正低头吃饭的众工友，想象着那偷放炒菜的人正在心中窃笑。于是盂北京愤怒了（他觉得他必须），他用勺子将蒜苔炒肉丝当众扒拉到地上，一副受了侮辱要讨还清白的样子。他的举止这才引起了奔儿头他们的注意，他们抬头看看孟北京，又低头贪婪地闻着地上的菜，他们埋怨起孟北京：我说同志啊，你这是干什么，这么好的菜往地上扔？你不爱吃菜有人爱吃啊，你有多少我要多少！小林子说，准是谁爱上孟北京了，给他炒这么香的菜。李二香就说：“白爱！不知道他不爱吃菜啊……”有谁爱上过孟北京么？这是一个谜，孟北京也不知道。如今，40多岁的孟北京仍然守着他那失明的母亲过日子，仍然给母亲买着羊肝，盼望有一天她能突然睁开双眼。他的生活比从前稍有宽裕，虽然他依旧坚持着午饭不吃菜，但他和母亲的晚饭却比先前要有姿色。星期天的晚饭一般他要做两个菜，偶尔也有鱼肉。吃时他频频劝着母亲，轮到自己，虽说不再忸怩和鬼祟，却仍然显得克制和谨慎。他永远不赶早市，他在下午买菜。下午的菜缺乏精神都不好看，但是便宜。他发现当他独自提着菜篮回家时，才是他和菜之间最亲密的时刻。街上那些买菜和卖菜的人没有谁在意孟北京，这时菜对他才会产生一种安详而又格外强烈的吸引。他和菜之间终于没有距离了，也没有障碍，也没有嫌弃。他变得情不自禁，他会在进家门之前抽个冷子吃几口菜篮中的生菜，一枚生胡萝卜，一根生芹菜，一个生茄子……冬天的时候，他甚至擗过生白菜帮子吃。他下嘴挺狠，嚼得也很过瘾，像是在补偿十几年的亏空，又好比在体味“偷吃”的乐趣。就是他拎着篮子走在街上擗着生白菜帮子吃的那一回，碰巧被骑车而来的奔儿头看见了。那次奔儿头不仅看见了孟北京满嘴的生白菜，还知道了孟北京的住址：一条狭窄的小街上，一个破旧的小独院。嚼着生白菜帮子的孟北京，当见到骑车迎面而来的奔儿头时，立即将菜一口咽下并紧紧闭住嘴。他是怕奔儿头闻见他口中的菜味儿吧，其实他的咀嚼早被奔儿头看见。以奔儿头的聪明，只看一眼孟北京的嘴，便明白了孟北京和菜的真正关系。他没有为这种关系保密的义务，所以第二天，全车间都明悉了几十年来孟北京那个已被大家习惯了的习惯。小林子盯着孟北京的空饭盒，有些怜悯地对他说，哎哎，你打算什么时候开始爱吃菜啊？

　　事情为什么变得越来越复杂了？90年代的孟北京，当他一如既往地坐在车间里吃着饭盒里那没有菜的午饭时，经常在心里想。他忍受着没有菜吃的，到头来受愚弄的反而成了大家，好像是他骗了大伙儿坑了大伙儿因此他还欠着大伙儿一点儿什么。一点儿什么？一点儿诚实么？可是，让菜立刻当众出现在孟北京的饭盒里是艰难的，让孟北京立刻向大家承认他其实爱吃菜是艰难的，那么一来，似乎非但证明不了孟北京诚实，反而更能证明孟北京曾经多么不诚实。难道这不比坚持着必须不吃菜的现实更费事么。孟北京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变得越发特别起来。

　　一日午休时，车间主任组织大伙儿收看省长的午间电视讲话。这是一位新来乍到的省长，这省长姓杜。杜省长号召全省人民踊跃为南方遭受水灾的灾民捐款捐物。众人都明白，加班加点生产“前进”牌线袜支援灾民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孟北京也在看电视，赈灾的内容却没有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因为他忽然发现他认识电视里那个讲话的新省长，他肯定认识他。他不仅认识他，他家还藏有这省长的一本日记。年代的久远让孟北京差不多快忘了这事儿，是屏幕上的省长又引他想起了那久远的从前。他死死盯着屏幕，测算着省长的年龄：不错，眼前这位50岁左右的杜省长，30多年前正是北京的一名中学生，一名中学红卫兵。右嘴角上那粒小痦子不是还在么，长得更大一点儿罢了。60年代末的一个秋夜，他从北京逃出来，是被孟北京的哥哥接到B城家中， 躲了几天又离开的。孟北京的哥哥当年也是一名红卫兵。离开之前，他让孟北京的哥哥替他保管一个巴掌大的笔记本。那时孟北京还是个孩子，但当年的北京红卫兵。那神秘的革命气质和那个密电码一般的小本子，都使他难以忘怀。他还给他端过一盆洗脚水，省长穿着高靿儿篮球鞋，脚挺臭。孟北京并不想以此表示对省长不恭，是当年的气味令他这回忆更为真切。后来哥哥患败血症死了，死前又把收藏那日记本的责任转交给了孟北京。刚刚进厂上班的孟北京，他偷看了那个日记本，本子上记录了一些胆大妄为的语言，一些对当时某几位高层领导和那场革命不满的句子。孟北京怀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和惊惧将这小本子东掖西藏，在他家那有限的空间里为它换了无数个地方。他不曾料到这位当年的红卫兵，今日的杜省长此时此刻就坐在他的对面，并管辖着他所在的省。激动之中他便冲着电视机，也冲着全车间的人宣布他认识省长，这省长还在他家住过。

　　孟北京的宣布引起了众人一阵轻微的议论，也仅仅是一阵轻微的议论。因为其实没人相信孟北京这个宣布。孟北京的“不爱吃菜”论已经蒙蔽了大家很多年，它只能使孟北京今天这个“认识省长”论显得更加荒唐可笑，更加愚不可及。奔儿头发愁地看着孟北京说，唉，你也不捡个容易的事儿说。小林子连声“啧啧”着说，孟北京你干吗老是难为自个儿啊！已经患有肥胖症的李二香气喘吁吁地说，我信了你了行不行啊孟北京，我相信你不爱吃菜，我相信你真是腻歪菜呀！李二香故意将话题拽回到几十年前那“菜”的主题上，颇有些警示的意思。她还撇撇嘴做了一个腻歪的表情，使车间里炸开一片笑声，淹没了电视里省长的讲话。

　　孟北京就在众人的笑声中大声讲述30多年前省长躲在他家的那个秋夜，以及省长那本珍贵的日记。众人笑得更厉害了。在笑声中叙述的孟北京这次却很沉得住气，他想他是有办法证明他认识省长的，找出那本日记便能证明。他回到家里开始翻找，却发现没有头绪，因为掖藏日记本的地方换得太多，他终于忘记它到底藏在哪儿了。他就从每一件家具入手，先像蓖头发一样把家中两间小平房南了一遍，连米袋子、面袋子和母亲坐在屁股底下的椅垫儿也没放过，他拆了椅垫儿，把里边的老棉花弄得东一络、西一络。然后他开始对地上的砖下手，他一块一块地掀起砖来，渴望日记本或许就在某一块砖下边埋着。他一无所获，搜索又从屋里搬到了院内。他借了一柄镐头开始刨地，一分一寸的，他把他的院子深翻了一遍。有一天奔儿头来找孟北京，正碰见他在刨院子，孟北京欣喜地对奔儿头说，你来得正好啊你可是亲眼看见，我正找那本日记呢。奔儿头却觉得孟北京这是有意做出刨院子的姿态给他看的，说不定他是听见敲门声才挥舞起镐头向院子开战的，他故意给奔儿头看看他孟北京的确藏有省长的日记；给奔儿头看看他孟北京决不是从前那个用不爱吃菜来蒙骗他们的孟北京；给奔儿头看看为了证实这一切他孟北京不是把家里弄得天翻地覆了么，必要时他甚至可以上房揭瓦——为什么不呢，他现在就应该上房。他果真叫住了欲走的奔儿头，让他在院子里看他上房，说不定那日记本就在房上。奔儿头并不想配合孟北京的上房，他觉得眼前这个灰鼻子土眼的男人是给自己的胡话糟蹋了的人，他不明白这个人为什么要如此折磨自己。他一边拔腿往院外走一边劝阻孟北京说，孟北京呀孟北京，从现在开始我算是相信你们家藏着省长的一本日记了，我更相信你认识省长了，我信了成不成啊我信了，咱们厂的人也都信了你千万用不着上房了我求求你了……奔儿头逃也似的离开了孟北京的院子，却更坚定了孟北京上房的决心。因为奔儿头越说相信孟北京认识省长，孟北京便越知道他根本不信。他那口口声声的“相信”不过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屈尊的“相信”，一种不屑于和对手较真儿的“相信”。孟北京从何时起沦落到这种境地呢。对这种境地的感觉使他忿忿不平，他就忿忿不平着开始上房。他揭起了很多瓦，还踩碎了一些瓦，他把房顶弄漏了一个大窟窿。失明的母亲听着房上的响动在屋里惊慌地叫着他，他又从房上转到屋内。他捅破了多少年没有换过的让雨水洇黄变脆的纸顶棚，顶棚里的耗子随着飞扬的尘埃吱吱尖叫着东躲西藏。他蹬着梯子手持竹竿在檩梁之间乱捣乱戳，他甚至企图卸下一根粗壮的房梁。就在他筋疲力尽失望已极的时候，他的竹竿触到了一个蓝印花布小包，布包落在地上，唉，他终于找到了那本省长的日记。

　　他跳下梯子打开布包，宛若电影的某个镜头一样：一个巴掌大的散布着霉斑的硬皮日记本赫然展现在眼前。孟北京急速地翻了翻本子，其中记录的正是他记忆中的那些内容。那些内容在今天已属平常，中国不会有人再为这样的内容担惊受怕。

　　他又翻到扉页，他记得扉页上签有作者的名字。他记得那签名用的是鲜艳的纯蓝钢笔水，龙飞凤舞的斜体字斜签在扉页右下角。打那儿以后，孟北京作业本上的签名就都改作了斜体。他会举着这有省长签名的小本子到车间去，他要当众证实他叙述的一切。他翻()来翻去，却没有找到有签名的扉页。原来这日记本的前一半差不多已被耗子啃光了，它变成了一本没有作者的日记，说它的主人是谁不行呢。

　　没有签名的日记本让孟北京一阵气馁，他气馁着坐在了地上，前所未有地觉出了自己的可笑。是啊，没有人看见这本日记是从房梁上掉下来的，日记本上也没有当今的省长、从前的红卫兵的签名。说不定这小本子是你孟北京从什么地方捡来故弄玄虚的呢。就算有人当场看见你是从房梁上把它捅了下来，谁又能担保它不是你头天预先藏在那儿的呢——什么？你说你连地都刨了瓦都揭了就差把房拆了难道没看见难道这也是假的？唉，当然是假的。谁不懂这是造气氛呢，若想供人传说，必得会营造这逼真的气氛，必得会编织这惊险的戏剧性。

　　孟北京想着，确切地说是替别人想着，替别人想象着一连串专门用来批驳他、戳穿他的话语。他躺在了地上，仰面朝上以省长的日记本做枕；他双腿弓起，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他开始把事情一点一滴地从后往前倒起，他想弄清他这几十年的生活。他一遍遍地倒着，每次倒到他当众宣布他不爱吃菜的时候他的思维就停了。他隐隐觉得他的生活如此别扭，如此不听他的吩咐这么趔趔趄趄地一路跌撞下来，就是从必须不吃菜开始的，可是他错在哪儿呢他招谁惹谁了？但是谁又招他惹他了？他的思路乱了，脑袋嗡嗡作响，他觉得他没有力量把这一切想清楚。这时他固执地想起那次在街上，他嚼着满嘴生白菜帮子和奔儿头相遇的情景，他想不通为什么他非得在街上吃那么一口菜不可。假如没有那次和奔儿头的相遇，生活完全可能是另外的样子，不是么。他盯着自己那只跷起来的脚，发现他那袜子的后跟又扭到了脚面上，耸起皱皱巴巴的鼓包。他抖抖腿甩掉鞋，伸手把脚面上的鼓包扭回到脚后跟上。他断定在他的另一只脚上，那袜子的后跟肯定也已经旋转到了脚面上，但他没有再去搭理他的另一只脚，他躺在凉森森的地上睡着了。

　　铁凝：小郑在大楼里

　　小郑到政府大楼那年是17岁。他头发蓬乱，衣着寒伧，但眼睛明亮，身体发育也匀称。这可能与他在老家上中学时爱打球有关，那时小郑打篮球也打乒乓球。

　　这座大楼是县政府大楼，小郑是大楼里的公务员，其实说勤务员更准确。小郑在大楼里的工作是擦洗楼道、楼梯、男女厕所，为各办公室、会议室打开水，并侧重“伺候”单身县长（本县人语）。根据中国自古就有的为官回避原则，这县的正职县长也来自外地，在这大楼里的二层住单身，仅有个带套间的房子，办公兼宿舍。清静时县长在政府食堂吃饭，忙时（迎来送往）县长的饭就在县招待所吃。小郑的主要精力看似花在了楼梯楼道，但伺候县长也从不怠慢。就为了小郑能接近县长，小郑的工作便受人羡慕。

　　伺候县长看似差事低微，然而很有些科局乃至县级官员的公子、亲戚乐意屈尊一试。谁都明白这最初的伺候别人正是为了将来不久的被别人伺候。从历史上看，在这县大楼里做过公务员的人，后来都以超于常人的速度得到了提拔：机要员、打字员、秘书、交警自是常事，科局级的领导、招待所长乃至政府办主任也不是没出过。我们这个民族讲究人情，有些上级总是下意识地把下级视作自己的晚辈——至少也是兄弟。受着伺候，又都觉出这伺候的不能白受。因此在他们或升迁、或离任时均不忘把伺候过自己的人作些安排。小郑的前任小刘，新近就由临时工转正并安排为政府保密室的机要员，尽管小刘的不敬业作风给人们留下了话把儿。人们说小刘那“卑下”的工作只卑下给了县长一人，他眼一份，嘴一份，手一份的，智商不高，可弄得县长挺高兴。背了县长，他专支使秘书们和一些副主任们打开水，支使传达室老冯擦洗楼道和男女厕所。那些拎着暖壶跑上跑下的人们心里说：什么东西，他老子要是个种地的，他也敢！可小刘的老子不是种地的，是这县退下来的一位副县长。

　　小刘敢做的事真不少，他敢支使国家干部擦地打水，他还敢结婚——以非法的19岁年龄。现在刚满20岁的机要员小刘已经抱上了儿子，他相信这一切刚是他前程的开始。

　　被小刘伺候过的县长走了，这县又来了新县长。在选择公务员的问题上新县长看出弊端，他忽发奇想似地说，过去的办法得改变，这么搞下去有点像近亲结婚。就是种地，也还讲究个倒茬呢。他提议，公务员要通过县劳动服务公司公开招聘，于是山里的孩子小郑才有了进政府大楼的机会。

　　小郑的家在离县城百里开外的深山区，母亲早逝，他和爷爷一起住。爷爷是个擀羊毛毡的手艺人，黑毡、白毡、灰毡，方圆几十里的人都睡爷爷擀的毡。祖孙二人的生活不能说富裕，但是和顺。可小郑一天天长大了，在县席梦思厂烧锅炉的父亲希望他能来城里发展，就花些钱在劳动服务公司给他报了名。

　　为了小郑的进城，爷爷专给他擀了一张厚墩墩的白毡。小郑背着白羊毛毡下山进城，没出一个星期就被选中，这使得小郑父子总觉得是白日做梦。事后小郑告诉父亲，他所以“击败”其余几个对手，是沾了会打乒乓球的光。面试时，主考人政府办公室主任问及应试者都有什么业余爱好，小郑不假思索地说，篮球、乒乓球他都会打。主任立刻拍了板：“就是你了。”原来这主任早就摸清了新县长有打乒乓球的爱好。

　　在小郑17岁的脑袋里，对政府这个词很陌生。当他被办公室主任领着走进政府大门，绕过大院正中那个圆形大花池，进入政府大楼时，便被这楼的宽大、明亮、暖和所震动，他情不自禁地感叹着：“这厂子真大呀！”他的感叹让在场的人（秘书、科员们等）都大笑不止。他们笑着，或许于这笑中还觉出一种知根知底的轻松：眼前这浑浑噩噩的半大小子，到底让他们有了一个可以大笑的机会。在以往，他们本是这楼里地位偏低的人。小郑不觉得好笑，他以为城里就是和厂子联在一起的，城里就是厂子，厂子就是城里。因为父亲联着城里和厂子，所以他的耳朵很早就和“厂子”打交道了。“机关”、“单位”这样的词于他却是陌生的，他甚至说不出“楼”这个字。当他面对一座属于城里的建筑想发议论时，“厂子”便是最自然不过的一个词了。小郑不喜欢旁人的大笑，虽说他出自深山没见过世面，可他的趣味不低且聪慧敏感。他不喜欢被人嘲弄，他也从不嘲弄别人。眼下他只忍住不快专心致志去听主任给他交待工作。

　　小郑对工作领会得快，干得也出色。起初他不会使用墩布，也不知道怎样对付男女厕所。传达室老冯帮了他。老冯给小郑讲墩布的运用，还给小郑讲这楼里必要的规矩。比如进领导房间之前敲门，上级说话不能乱插嘴，县长和人谈话时须躲开等。小郑在老冯的指教下很快熟悉了这楼里的一切，他的安稳和勤快赢得了上下一致的赞扬。他感激老冯，有一天他突然对老冯说：你像我的爷爷。老冯红了脸，说，可是，我才39岁呀。小郑知道自己说话打了锅，但他心里，实在是把老冯当爷爷看的。后来他才听人说，老冯在这儿当传达至少也有20年了，来时就有30多岁，到如今，是政府里一个永远39岁的老单身。小郑望着老冯那精干的身板和皱纹纵横的脸，工作之余就更愿意到老冯的传达室坐一会儿。两个人无话时，老冯就领小郑到传达室后边的小花园里走一圈。花园里有两棵笔直、粗壮的泡桐树，是老冯种的。泡桐这东西皮实，你不用太搭理它，三五年就成了气候。老冯说。

　　除了和老冯的交往，小郑闲时也偶尔去食堂坐坐。刚来政府时，小郑食量大得惊人，一顿饭吃6个馒头，为此他又一次成为秘书们的笑料。有一次在小郑吃了6个馒头之后，办公室的吕秘书和几个人撺掇小郑说，假若能再吃6个馒头，以后小郑的馒头就由他们包了。于是小郑赌气似的立刻又吃了6个——倒不是为了以后的白吃，算是小郑的一时冲动。再说，在山里时，12个馒头他本是吃过的。哪知小郑在吃了12个馒头之后就动不了了，在食堂一条长板凳上躺了一下午。傍晚炊事员给他沏了一碗酸辣汤，小郑喝下才消了食。自此小郑的饭量突然下降，平时的6个馒头减成了3个。他不明白是12个馒头伤了他，还是城里的空气不如乡村的空气新鲜。乡村的空气诱发人的食欲，而在城里，需要用心的地方很多，肠胃的需要便日益地后退了。这一时期，小郑接近了炊事员，炊事员就一遍遍地对小郑发牢骚，不是说他一年年给大楼里的人蒸馒头实在委屈，就是把自己跟吕秘书比，说自己比个秘书差不到哪儿去。小郑虽然也不喜欢吕秘书，可他却不太愿意听炊事员如此絮烦。如此车轱辘转的牢骚话本该是老年人说的，小郑以为。可炊事员才不过二十五六岁。

　　小郑饭量下降了，工作量却一直不下降。除了白天一系列差事，晚饭后还要陪县长打乒乓球，之后就是“盯”领导们的各种会议了。这些会议常常延续到深夜，有时停了电，就点上蜡烛接着开。蜡烛就存放在小郑宿舍里，逢这时小郑就是那个走进会议室点蜡的人。点上蜡烛他还要回到宿舍继续等待，待会议散了他将会议室打扫干净了，打开窗子把室内的空气也换过了，他这才能睡下。他觉得这样的会议室才能迎接明天的一个新会。不过，小郑因熬夜，工作也偶有闪失。有一次会议已经开过了夜里12点，小郑趴在桌上睡着了，于梦中听见有人喊他。睁开眼，眼前一片漆黑，便知停了电。他迷迷糊糊打起手电拿着火柴蜡烛就进了会议室。他擦着火柴却不点蜡，只往自己手中那个射出光芒的手电筒上点，弄得一屋子人全笑了。这一笑，才彻底笑醒了小郑。第二天小郑到传达室去，老冯说，养兵干日用兵一时，有钢使在刃上。昨晚的事就是个刃上的事，哪有拿火柴点手电筒的。这事该找县长去认错。小郑认为老冯说得对，去向县长认错儿。县长说，其实我们也挺困，你拿火柴往手电筒上那么一点，把我们也给点精神了！来吧，带上球拍咱俩活动活动去！小郑心里暖乎乎的，他想县长是个多会说话的人啊。

　　转眼一年过去了，小郑又长了一岁。他身体愈加强健挺拔，嗓音也愈加浑厚，穿扮也不同以前，且很在意对头发的梳理。人们都说小郑变了。一切是因为什么呢？是像俗话说的么：悄悄来到了小郑的心里。

　　提起小郑的爱情，就要讲到一个名叫杜康的青年。杜康是北京一个研究所到基层来锻炼的硕士生，被分配在这县的统战部，就住在小郑的隔壁。自此，小郑每天早晨打开水时，便也为杜康打上一壶。这使杜康很不好意思，作为回报，杜康就问小郑喜不喜欢看书，说他从北京带了些书来，小郑如果愿意，随时可以向他借。小郑说他不怎么看书，不过他愿意接受杜康的推荐。杜康随手捡了几本文学期刊给小郑。哪知小郑第二天便将杂志还给了杜康，他说他看不下去，他问杜康还有别的没有。杜康信手又从一摞里抽出一本，看也不看地交给小郑，是卢梭的《忏悔录》。

　　不能说这是杜康有意难为小郑，也不能说这是杜康对小郑的特别推荐。只有一个事实不容置疑，便是杜康无意之间让小郑认识了法国人卢梭。整整一个星期，小郑的心绪被这个法国人给弄得起起伏伏很不平静，卢梭陪他度过了一个个“盯”会议的夜晚。当他找杜康还书时，他头发老长面容苍白犹如大病一场。杜康问他书好看吗？小郑说这书……太厉害，把我整得难受得不行。小郑神情局促，对卢梭的评价却很果断。他这种特别的表达使杜康吃惊，杜康吃惊是因为他低看了这个乡下孩子吧。于是他继续借书给小郑，间或也同小郑谈一谈对某本书的看法，他发现小郑有着极好的理解力。有一天杜康特意向小郑表达了他对卢梭的不以为然，他说卢梭那所谓敢于暴露内心黑暗的“坦率”其实是一种变相的哗众取宠一种做作。他看见小郑红着脸迷惑地望着他，他想那是因为他竟能轻而易举对小郑视为伟大人物的卢梭品头论足吧，他就在小郑的迷惑里发现了自己的价值。于是他继续向小郑介绍一些作家和他们的轶事，可小郑在这方面是个认死理的人，在小郑的心目中任谁也比不上卢梭伟大。吕秘书发现了小郑和杜康的接触，一次不客气地推门进来对小郑说，你不去工作在这儿干什么？杜康就说是我叫他来给我换灯泡的。吕秘书走了，小郑和杜康相视一笑。杜康给这里带来了文明和平等。小郑心说。

　　读书以及和杜康的接触开阔了小郑的眼和心，他不再听炊事员絮叨，连老冯的传达室也很少去了。有一天老冯告诉他说自己就要回老家娶媳妇了，女方是个贵州来的黄花闺女。消息传开来，大楼里的人要老冯买酒买糖。小郑不会喝酒，他吃着老冯的“酸三色”硬糖，心里闪过一个人的名字：秦红。

　　秦红是县政府办公室的打字员，人长得标致，却是吕秘书紧追的女性。这一点，小郑并不知道。小郑只知道自己心里有了秦红，秦红就像和卢梭一起走进了他的心中。白天他有事没事都要从打字室门口来回过几趟，他甚至把打字室门前那一小段走廊擦得格外明亮。他听说秦红喜欢玻璃海棠就在打字室窗台摆满玻璃海棠；逢晚上秦红加班，小郑便站在院子里的花池前，仰望二楼的灯光。他惟独不敢跟秦红说话，有一回他端着一盆水经过打字室，碰上秦红出来，还是秦红先招呼了一声“小郑”，却把小郑吓了一跳，脸盆跌在地上，溅了秦红一身水。还有一回县政府礼堂开大会，他也参加了，就坐在秦红后边。这使他紧张得发抖，发抖得上牙直碰下牙。为了不让牙齿嗑出声来，他偷偷咬住了一块小木片……咬小木片事件之后，小郑再也无法沉默了。夜不能寐的小郑需要向人诉说，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杜康。杜康一边小郑要勇敢，一边“红娘”似的前往打字室替小郑向秦红请求约会。也不知杜康怎样向秦红叙述了小郑，相信他不会漏过小郑咬小木片这个情节。总之标致的秦红答应了和小郑会面，时间是在这天晚上8点30分，地点就选在杜康的宿舍。为显郑重，杜康还特意把自己那件胳膊肘打着皮补丁的时髦西服上衣借给小郑。当小郑穿起这件透着外界文明的衣服时，杜康发现小郑其实是个英俊青年。

　　这晚一切都如期进行：8点30分，秦红来了；一会儿，身着西服上衣的小郑随之也敲门进来。杜康推托去看电影，就离开了自己的宿舍。

　　谁也不知道小郑和秦红的谈话是怎样开始的，然后又谈到了什么，但他们的会面却持续了两小时二十分。从这个不算短的时间里，不难看出这初次会面的愉快。10点50分，杜康的门开了，先出来的是秦红，她步子轻快地下了楼。后出来的是小郑，当小郑替杜康关好门，正要拐进自己的宿舍时，吕秘书从暗处出现了，紧跟吕秘书的是办公室几个科员以及司机和食堂炊事员。他们上前就扭住了小郑。

　　这显然是个“捉奸”场面。

　　小郑的被捉在大楼里传开了，人们说他心比天高，居然把自己弄成了个新闻人物。有人说这是一次诱骗，还穿着花子式的西服。有人则故意去找吕秘书探听这“奸情”的细节。办公室主任要小郑写检查，县长找小郑谈了话。这次他很严肃地指出，正当的恋爱可以，可你们是在深更半夜被人给堵住的呀。小郑啊，检查可以不写，但是你在我身边，我有责任提醒你要注意影响。

　　县长的话使小郑几乎昏厥过去，他感到自己再也没有能力辩白。他摇着头点着头，脸上看不出是要哭还是要笑，他只觉得这楼开始旋转。

　　杜康不信传言，他相信小郑和秦红的清白，他来向小郑表示歉意。他说是他把小郑和秦红约会的事告诉吕秘书的，他不过是想让吕秘书他们也和他一块儿高兴，没想到事情急转直下变了性质。小郑并不看重杜康的道歉，心里只有一种深深的失望。他对杜康说，原先我以为你和吕秘书不一样。杜康说现在你以为我和吕秘书一样？小郑说我只知道咱们俩还是不平等。杜康说怎么不平等？小郑说你能把我的事随便对别人讲。

　　或许杜康真有和吕秘书一样的地方？吕秘书对小郑不好，是想用这不好来证实自己同小郑这类人物的大不一样；杜康对小郑好，是想用这“好”来证实自己同吕秘书这类人物的大不一样。他们关心的本不是小郑的幸福或者过失，他们真正看重的是自己所能产生的分量和影响。杜康不乏自我分析的能力，不过他也许不打算这样分析自己。

　　“捉奸”的风波未了，小郑又迎接了另一个打击：老家来人报信说，爷爷死了。这天晚上，小郑卷起床上的褥子，让铺在床板上的白羊毛毡露出来，他合衣躺在爷爷擀的白毡上流了一夜的泪。

　　第二天是个星期日，炊事员叫小郑去喝酒。小郑说不会，炊事员说喝喝不就会了。二人在伙房喝了一些47度衡水老白干，就着蒜汁咸驴肉。炊事员对小郑说其实我知道你不是那种人，借给你个胆你也不敢呀。可人家吕秘书叫捉你就得捉你，不捉就是惹了他。小郑看看炊事员，意思是那天也有你？炊事员叹了一口气，又开始发牢骚，说早他妈不想在这儿蒸馒头了，看哪天非托托吕秘书的门子离开这儿，要么去交通局运管站，钱多；要么去公安局，抓人的事儿，过瘾（这句话使小郑的心隐隐作疼）。可是一天天过去炊事员也没有离开的迹象，他便在饭食上撒气，馒头蒸得一天比一天小，二两的馒头蒸得像元宵。碱也使不匀，馒头不是黄就是绿。

　　小郑喝过炊事员的酒，也吃了炊事员的咸驴肉，他却再没有话要对炊事员讲。他在心里只把周围的人过了一过，吕秘书，炊事员，硕士生杜康，包括令他激动不已的卢梭……末了他还是想到了老冯。

　　经历了爱情的失败和亲人离世哀伤的小郑坐在老冯的传达室。老冯不问什么，小郑反倒愿意。说起那天晚上，和秦红光说书里的人了，没想到外面就有了埋伏。老冯说又是黑夜，黑夜就不般（比）白天。小郑沉默一会儿，说这几天我只觉得累，先前在乡下，一天赛两三场球，串着村打，也不觉累。老冯说，知道累了就是长大了。

　　在小郑最伤感的那些日子里，老冯有时和他到泡桐树下散步。他们常常不约而同地望望二楼打字室的窗子，窗子是黑的。自那天晚上以后，小郑再没见过秦红。小郑和老冯知道，通过吕秘书的活动，秦红就要去省城上中专了，虽说属于“代培”性质，但能拿到文凭。小郑望着黑窗户就止不住落泪，老冯就在这时说起了自己。他说你当我真娶着媳妇了？那个女人，贵州来的，只和我睡了一黑夜，拿了我3000块钱就跑了。个儿又挫，人又丑，右眼皮上还有个萝卜花。到如今，这大楼里的人还当新媳妇在我老家哩。我平白无故地掏钱请人喝酒吃糖，还得假装着挺美——人生在世，谁愿意寒碜自个儿。唉，老冯说，一黑夜，梦似的。这一世界的人我可对谁说去？你哭，可你又丢什么了你什么也没丢啊，就算全世界的人都不明白你，你自个儿心里横竖是明白你。

　　小郑停住了哭泣，老冯这()不为人知的苦楚平抑了他的一腔冤屈。他觉得世上的人要想劝人，也得讲个以心换心；他觉得这一世界的人，又有谁比得上老冯更会劝人呢。现在他心里安定多了，就又反过来劝开了老冯，他对老冯说你有的是机会你还不老。老冯笑笑说，你刚来那会儿说我像你的爷爷，算说对了。我哪儿还有39岁，过了年就是57。我不是你的爷爷又是谁？

　　小郑怔怔地望着树影儿里的老冯，喉头一阵阵发紧发热，他知道要涌上来的已不再是眼泪，那是什么呢他又一时讲不清。隔了一会儿他只告诉老冯：我不说，你也不用再说。

　　小郑和老冯散步的时间也是领导们开会的时间，如遇停电，小郑便扔下老冯，一溜小跑着上楼去点蜡。现在他用不着先回宿舍又取蜡烛又拿火柴，火柴他整日整夜揣在衣兜里；蜡呢，他把它们栽在空酒瓶口上，酒瓶就在会议室窗口一字排开。一旦需要，这些托举着明亮蜡烛的瓶子马上就被小郑分布在会议桌上了。点蜡程序的小小改进被县长看在眼里，他觉得小郑聪明了。与会者在烛光照耀下也都变得很精神，他们望着神情沉着、动作轻快的小郑，都觉得眼前这位年轻人是很有些阅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