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

　　冯骥才：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

　　一

　　你家院里有棵小树，树干光溜溜，早瞧惯了，可是有一天它忽然变得七扭八弯，愈看愈别扭。但日子一久，你就看顺眼了，仿佛它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子。如果某一天，它忽然重新变直，你又会觉得说不出多么不舒服。它单调、乏味、简易，象根棍子！其实，它不过恢复最初的模样，你何以又别扭起来？

　　这是习惯吗？嘿，你可别小看了“习惯”！世界万事万物中，它无所不在。别看它不是必需恪守的法定规条，惹上它照旧叫你麻烦和倒霉。不过，你也别埋怨给它死死捆着，有时你也会不知不觉地遵从它的规范。比如说：你敢在上级面前喧宾夺主地大声大气说话吗？你能在老者面前放肆地发表自己的主见吗？在合影时，你能叫名人站在一旁，你却大模大样站在中间放开笑颜？不能，当然不能。甭说这些，你娶老婆，敢娶一个比你年长十岁，比你块头大，或者比你高一头的吗？你先别拿空话呛火，眼前就有这么一对——二

　　她比他高十七厘米。

　　她身高一米七五，在女人们中间算做鹤立鸡群了；她丈夫只有一米五八，上大学时绰号“武大郎”。他和她的耳垂儿一般齐，看上去却好像差两斗！

　　再说他俩的模样：这女人长得又干、又瘦、又扁，脸盘象没上漆的乒乓球拍儿。五官还算勉强看得过去，却又小又平，好似浅浮雕；胸脯毫不隆起，腰板细长僵直，臀部瘪下去，活象一块硬挺挺的搓板。她的丈夫却像一根短粗的橡皮辊儿；饱满，轴实，发亮；身上的一切——小腿啦，嘴巴啦，鼻头啦，手指肚儿啦，好象都是些溜圆而有弹性的小肉球。他的皮肤柔细光滑，有如质地优良的薄皮子。过剩的油脂就在这皮肤下闪出光亮，充分的血液就从这皮肤里透出鲜美微红的血色。他的眼睛简直象一对电压充足的小灯泡。他妻子的眼睛可就象一对乌乌涂涂的玻璃球儿了。两人在一起，没有谐调，只有对比。可是他俩还好象拴在一起，整天形影不离。

　　有一次，他们邻居一家吃团圆饭时，这家的老爷子酒喝多了，乘兴把桌上的一个细长的空酒瓶和一罐矮礅礅的猪肉罐头摆在一起，问全家人：“你们猜这象嘛？”他不等别人猜破就公布谜底，“就是楼下那高女人和她的短爷儿们！”

　　全家人轰然大笑，一直笑到饭后闲谈时。

　　他俩究竟是怎么凑成一对的？

　　这早就是团结大楼几十户住家所关注的问题了。自从他俩结婚时搬进这大楼，楼里的老住户无不抛以好奇莫解的目光。不过，有人爱把问号留在肚子里，有人忍不住要说出来罢了。多嘴多舌的人便议论纷纷。尤其是下雨天气，他俩出门，总是那高女人打伞。如果有什么东西掉在地上，矮男人去拾便是最方便了。大楼里一些闲得没事儿的婆娘们，看到这可笑的情景，就在一旁指指划划。难禁的笑声，憋在喉咙里咕咕作响。大人的无聊最能纵使孩子们的恶作剧。有些孩子一见到他俩就哄笑，叫喊着：“扁担长，板登宽……”他俩闻如未闻，对孩子们的哄闹从不发火，也不搭理。可能为此，也就与大楼里的人们一直保持着相当冷淡的关系。少数不爱管闲事的人，上下班碰到他们时，最多也只是点点头，打一下招呼而已。这便使那些真正对他俩感兴趣的人们，很难再多知道一些什么？比如，他俩的关系如何？为什么结合一起？谁将就谁？没有正式答案，只有靠瞎猜了。

　　这是座旧式的公寓大楼，房间的间量很大，向阳而明亮，走道又宽又黑。楼外是个很大的院子，院门口有间小门房。门房里也住了一户，户主是个裁缝。裁缝为人老实；裁缝的老婆却是个精力充裕、走家串户、爱好说长道短的女人，最喜欢刺探别人家里的私事和隐私。这大楼里家家的夫妻关系、姑嫂纠纷、做事勤懒、工资多少，她都一清二楚。凡她没弄清楚的事情，就要千方百计地打听到；这种求知欲能使愚顽成才。她这方面的本领更是超乎常人，甭说察言观色，能窥见人们藏在心里的念头；单靠嗅觉，就能知道谁家常吃肉，由此推算出这家收入状况。不知为什么，六十年代以来，处处居民住地，都有这样一类人被吸收为“街道积极分子”。使得他们对别人的干涉欲望合法化，能力和兴趣也得到发挥。看来，造物者真的不会荒废每一个人才的。

　　尽管裁缝老婆能耐，她却无法获知这对天天从眼前走来走去的极不相称的怪夫妻结合的缘由。这使她很苦恼。好象她的才干遇到了有力的挑战。但她凭着经验，苦苦琢磨，终于想出一条最能说服人的道理：夫妻俩中，必定一方有某种生理缺陷。否则谁也不会找一个比自己身高逆差一头的对象。她的根据很可靠：这对夫妻结婚三年还没有孩子呢！于是团结大楼的人都相信裁缝老婆这一聪明的判断。

　　事实向来不给任何人留情面，它打败了裁缝老婆！高女人怀孕了。人们的眼睛不断地瞥向高女人渐渐凸出来的肚子。这肚子由于离地面较高而十分明显。不管人们惊奇也好，置疑也好，困惑也好，高女人的孩子呱呱堕地了。每逢大太阳或下雨天气，两口子出门，高女抱着孩子，打伞的事就落到矮男人身上。人们看他迈着滚圆的小腿、半举着伞儿、紧紧跟在后面滑稽的样子，对他俩居然成为夫妻，居然这样形影不离，好奇心仍然不减当初。各种听起来有理的说法依旧都有，但从这对夫妻身上却得不到印证。这些说法就象没处着落的鸟儿，啪啪地满天飞。裁缝老婆说：“这两人准有见不得人的事。要不他们怎么不肯接近别人？身上有脓早晚得冒出来，走着瞧吧！”果然一天晚上，裁缝老婆听见了高女人家里发出打碎东西的声音。她赶忙以收大院扫地费为借口，去敲高女人家的门。她料定长久潜藏在这对夫妻间的隐患终于爆发了，她要亲眼看见这对夫妻怎样反目，捕捉到最生动的细节。门开了，高女人笑吟吟迎上来，矮丈夫在屋里也是笑容满面，地上一只打得粉碎的碟子——裁缝老婆只看到这些。她匆匆收了扫地费出来后，半天也想不明白这夫妻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打碎碟子，没有吵架，反而象什么开心事一般快活。怪事！

　　后来，裁缝老婆做了团结大院的街道居民代表。她在协助户籍警察挨家查对户口时，终于找到了多年来经常叫她费心的问题答案。一个确凿可信、无法推翻的答案。原来这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都在化学工业研究所工作。矮男人是研究所总工程师，工次达一百八十元之多！高女人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化验员，收入不足六十元，而且出生在一个辛苦而赚钱又少的邮递员家庭。不然她怎么会嫁给一个比自己矮一头的男人？为了地位，为了钱，为了过好日子，对！她立即把这珍贵情报，告诉给团结大楼里闲得难受的婆娘们。人们总是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去解释世界，尽力反一切事物都和自己的理解力拉平。于是，裁缝老婆的话被大家确信无疑。多年来留在人们心里的谜，一下子被打开了。大家恍然大悟：原来这矮男人是个先天不足的富翁，高女人是个见钱眼开、命里有福的穷娘儿们。当人们谈到这个模样象匹大洋马、却偏偏命好的高女人时，语调中往往带一股气。尤其是裁缝老婆。

　　三

　　人命运的好坏不能看一时，可得走着瞧。

　　一九六六年，团结大楼就象缩小了的世界，灾难降世，各有祸福，楼里的所有居民都到了“转运”时机。生活处处都是巨变和急变。矮男人是总工程师，迎头遭到横祸，家被抄，家具被搬得一空，人挨过斗，关进牛棚。祸事并不因此了结，有人说他多年来，白天在研究所工作，晚上回家把研究成果偷偷写成书，打算逃出国，投奔一个有钱的远亲。把国家科技情报献给外国资本家——这个荒诞不经的说法居然有很多人信以为真。那时，世道狂乱，人人失去常态，宁肯无知，宁愿心狠，还有许多出奇的妄想，恨不得从身旁发现出希特勒。研究所的人们便死死缠住总工程师不放，吓他、揍他、施加各种压力，同时还逼迫高女人交出那部谁也没见过的书稿，但没效果。有人出主意，把他俩弄到团结大楼的院里开一次批斗大会；谁都怕在亲友熟人面前丢丑，这也是一种压力。当各种压力都使过而无效时，这种做法，不妨试试，说不定能发生作用。

　　那天，团结大楼有史以来这样热闹——

　　下午研究所就来了一群人，在当院两棵树中间用粗麻绳扯了一道横标，写着有那矮子的姓名，上边打个叉；院内外贴满口气咄咄逼人的大小，并在院墙上用十八张纸公布了这矮子的“罪状”。会议计划在晚饭后召开，研究所还派来一位电工，在当院拉了电线，装上四个五百烛光的大灯泡。此时的裁缝老婆已经由街道代表升任为治保主任，很有些权势，志得意满，人也胖多了。这天可把她忙得够呛，她带领楼里几个婆娘，忙里忙外，帮着刷标语，又给研究所的革命者们斟茶倒水，装灯用电还是从她家拉出来的呢！真象她家办喜事一样！

　　晚饭后，大楼里的居民都给裁缝老婆召集到院里来了。四盏大灯亮起来，把大院照得象夜间球场一般雪亮。许许多多人影，好似放大了数十倍，投射在楼墙上。这人影都是肃然不动的，连孩子们也不敢随便活动。裁缝老婆带着一些人，左臂上也套上红袖章，这袖章在当时是最威风的了。她们守在门口，不准外人进来。不一会儿，化工研究所一大群人，也带袖章，押着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一路呼着，浩浩荡荡来了。矮男人胸前挂一块牌子，高女人没挂。他俩一直给押到台前，并排低头站好。裁缝老婆跑上来说：“这家伙太矮了，后边的革命群众瞧不见。我给他想点办法！”说着，带着一股冲动劲儿扭着肩上的两块肉，从家里抱来一个肥皂箱子，倒扣过来，叫矮男人站上去。这样一来，他才与自己的老婆一般高，但此时此刻，很少有人对这对大难临头的夫妻不成比例的身高发生兴趣了。

　　大会依照流行的格式召开。宣布开会，呼口号，随后是进入了角色的批判者们慷慨激昂的发言，又是呼口号。压力使足，开始要从高女人嘴里逼供了。于是，人们围绕着那本“书稿”，唇枪舌剑地向高女人发动进攻。你问，我问，他问；尖声叫，粗声吼，哑声喊；大声喝，厉声逼，紧声追……高女人却只是摇头。真诚恳切地摇头。但真诚最廉价；相信真诚就意味着否定这世界上的一切。

　　无论是脾气暴躁的汉子们跳上去，挥动拳头威胁她，还是一些颇有攻心计的人，想出几句巧妙而带圈套的话问她，都给她这恳切又断然的摇头拒绝了。这样下去，批判会就会没结果，没成绩，甚至无法收场。研究所的人有些为难，他们担心这个会开得龙头蛇尾；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裁缝老婆站在一旁听了半天，愈听愈没劲。她大字不识，既对什么“书稿”毫无兴趣，又觉得研究所这帮人说话不解气。她忽然地跑到台前，抬起戴红袖章的左胳膊，指着高女人气冲冲地问：

　　“你说，你为什么要嫁给他？”

　　这句话突如其来的问话使研究所的人一怔。不知道这位治保主任的问话与他们所关心的事有什么奇妙的联系。

　　高女人也怔住了。她也不知道裁缝老婆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这问题不是这个世界所关心的。她抬起几个月来被折磨得如同一张皱巴巴枯叶的瘦脸，脸上满是诧异神情。

　　“好啊！你不敢回答，我替你说吧！你是不是图这家伙有钱，才嫁给他的？没钱，谁要这么个矮子！”裁缝老婆大声说。声调中有几分得意，似乎她才是最知道这高女人根底的。

　　高女人没有点头，也没摇头。她好象忽然明白了裁缝老婆的一切。眼里闪出一股傲岸、嘲讽、倔犟的光芒。

　　“好，好，你不服气！这家伙现在完蛋了，看你还靠得上不！你心里是怎么回事，我知道！”裁缝老婆一拍胸脯，手一挥，还有几个婆娘在旁边助威，她真是得意到达极点。

　　研究所的人听得稀里糊涂。这种弄不明白的事，就索性糊涂下去更好。别看这些婆娘们离题千里地胡来，反而使会场一下子热闹起来。没有这种气氛，批判会怎好收场？于是研究所的人也不阻拦，任使婆娘们上阵发威。只听这些婆娘们叫着：

　　“他总共给你多少钱？他给你买过什么好东西？说！”

　　“你一月二百块钱不嫌够，还想出国，美的你！”

　　“邓拓是不是他的后台？”

　　“有一天你往北京打电话，给谁打的，是不是给‘三家村’打的？”

　　会开得与否，全看气氛如何。研究所主持批判会的人，看准时机，趁会场热闹，带领人们高声呼喊了一连串口号，然后赶紧收场散会。跟着，研究所的人又在高女人家搜查一遍，撬开地板，揿掉墙皮，一无所获，最后押着矮男人走了，只留下高女人。

　　高女人一直呆在屋里，入夜时竟然独自出去了。她没想到，大楼门房的裁缝家虽然闭了灯，裁缝老婆却一直守在窗口盯着她的动静。见她出去，就紧紧尾随在后边，出了院门，向西走了两个路口，只见高女人穿过街在一家门前停住，轻轻敲几下门板。裁缝老婆躲在街道面的电线杆后面，屏住气，瞪大眼，好象等着捕捉出洞的兔儿。她要捉人，自己反而比要捉的人更紧张。

　　咔嚓一声，那门开了。一位老婆婆送出个小孩。只听那老婆婆说：

　　“完事了？”

　　没听见高女人说什么。

　　又是老婆婆的声音：

　　“孩子吃饱了，已经睡了一觉。快回去吧！”

　　裁缝老婆忽然想起，这老婆婆家原是高女人的托儿户，满心的兴致陡然消失。这时高女人转过身，领着孩子往回走，一路无话，只有娘俩的脚声。裁缝老婆躲在电线杆后面没敢动，待她们走出一段距离，才独自怏届地回家了。

　　第二天一早，高女人领着孩子走出大楼时眼圈明显地发红，大楼里没人敢和她说话，却都看见了她红肿的眼皮。特别是昨晚参加过批斗会的人们，心里微微有种异样的、亏心似的感觉，扭过脸，躲开她的目光。

　　四

　　矮男人自批判会那天被押走后，一直没放回来。此后据消失灵通的裁缝老婆说，矮男人又出了什么现行问题，进了监狱。高女人成了在押囚犯的老婆，落到了生活的最底层，自然不配住在团结大楼内那种宽敞的房间，被强迫和裁缝老婆家调换了住房。她搬到离楼十远孤零零的小屋去住。这倒也不错，省得经常和楼里的住户打头碰面，互相不敢搭理，都挺尴尬。但整座楼的人们都能透过窗子，看见那孤单的小屋和她孤单单的身影。不知她把孩子送到哪里去了，只是偶尔才接回家住几天。她默默过着寂寞又沉重的日子，三十多岁的人，从容貌看上去很难说她还年轻。裁缝老婆下了断语：

　　“我看这娘儿们最多再等上一年。那矮子再不出来，她就得改嫁。要是我啊——现在就离婚改嫁，等那矮子干嘛，就是放出来，人不是人，钱也没了！”

　　过了一年，矮男人还是没放出来，高女人依旧不声不响地生活，上班下班，走进走出，点着炉子，就提一个挺大的黄色的破草篮去买菜。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如此……但有一天，矮男人重新出现了。这是秋后时节，他穿得单薄，剃了短平头，人大变了样子，浑身好似小了一圈儿，皮肤也褪去了光泽和血色。他回来径直奔楼里自家的门，却被新户主、老实巴交的裁缝送到门户前。高女人蹲在门口劈木柴，一听到他的招呼，刷地站起身，直怔怔看着他。两年未见的夫妻，都给对方的明显变化惊呆了。一个枯槁，一个憔悴；一个显得更高，一个显得更矮。两人互相看了一忽儿，赶紧掉过头去，高女人扭身跑进屋去，半天没出来；他便蹲在地上拾起斧头劈木柴，直把两大筐木块都劈成细木条。仿佛他俩再面对片刻就要爆发出什么强烈而受不了的事情来。此后，他俩又是形影不离地一起上班，一起下班回家，一切如旧。楼里的人们从他俩身上找不出任何异样，兴趣也就渐渐减少。无论有没有他俩，都与别人无关。

　　天早上，高女人出了什么事。只见矮男人惊慌失措从家里跑出去。不会儿，来了一辆救护车把高女人拉走。一连好些天，那门房总是没人，夜间也黑着灯。二十多天后，矮男人和一个陌生人抬一副担架回来，高女人躺在担架上，走进小门房。从此高女人便没有出屋。矮男人照例上班，傍晚回来总是急急忙忙生小炉子，就提着草篮去买菜。这草篮就是一两年前高女人天天使用的那个。如今提在他手里便显得太大，底儿快蹭地了。

　　转年天气回暖时，高女人出屋了。她久久没见阳光的脸，白得象刷一层粉那样难看。刚刚立起的身子左倒右歪。她右手拄一根竹棍，左胳膊弯在胸前，左腿僵直，迈步困难，一看即知，她的病是脑血栓。从这天起，矮男人每天清早和傍晚都搀扶着高女人在当院遛两圈。他俩走得艰难缓慢。矮男人两只手用力端着老婆打弯的胳膊。他太矮了，抬她的手臂时，必须向上耸起自己的双肩，他很吃力，但他却掬出笑容，为了给妻子以。高女人抬不起左脚，他就用一根麻绳，套在高女人的左脚上，绳子的另一端拿在手里。高女人每要抬起左脚，他就使劲向上一提绳子。这情景奇异，可怜，又颇为壮观，使团结大楼的人们看了，不由得受到感动。这些人再与他俩打头碰面时，情不自禁地向他俩主动而友善的点头了……五

　　高女人没有更多的福气，在矮小而挚爱的丈夫身边久留。死神和生活一样无情。生活打垮了她，死神拖走了她。现在只留下矮男人了。

　　偏偏在高女人离去后，幸运才重新来吻矮男人的脑门。他被落实了政策，抄走的东西发还给他了，扣掉的工资被发给他了。只剩下被裁缝老婆占去的房子还没调换回来。团结大楼里又有人眼盯着他，等着瞧他生活中的新闻。据说研究所不少人都来帮助他续弦，他都谢绝了。裁缝老婆说：

　　“他想要什么样的，我知道。你们瞧我的！”

　　裁缝老婆度过了她()的极盛时代，如今变得谦和多了。权力从身上摘去，笑容就得挂在脸上。她怀里揣一张漂亮又年轻的女人照片，去到门房找矮男人。照片上这女人是她的亲侄女。

　　她坐在矮男人家里，一边四下打量屋里的家具物件，一边向这矮小的阔佬提亲。她笑容满面，正说得来劲，忽然发现矮男人一声不吭，脸色铁青，在他背后挂着当年与高女人的结婚照片，裁缝老婆没敢掏出侄女的照片，就自动告退了。

　　几年过去了，至今矮男人还是单身寡居，只在周日，从外边把孩子接回来，与他为伴。大楼里的人们看着他矮礅礅而孤寂的身影，想到他十多年来一桩桩事，渐渐好象悟到他这种独身生活的缘故……逢到下雨天气，矮男人打伞去上班时，可能由于习惯，仍旧半举着伞。这时，人们有种奇妙的感觉，觉得那伞下好象有长长一块空间，空空的，世界上任什么东西也填补不上。

　　1982年2月16日天津

　　冯骥才：石头说话

　　在这蓟北大山深处，满是黑黝黝的石头。无论风雪抽打，烈日曝晒，野火焚烧，它们都一动不动无言地为大山承受着一切。石头是山的骨头，它们到处裸露在外，不正是为表现大山的牢固与吗？地质学家说，所有石头曾经都是熔岩冷却下来的。那么，尽管它们表面冰冷，永远沉默，但每块石头深处的记忆，仍是一团烈火，还有烧灼时的剧痛……一

　　村长老孔头感觉，莲花村又像四十多年前那样到处的地雷都挂上了弦！

　　“鬼子又要进村了！”

　　老孔头恍恍惚惚听到这句话。其实呢，并没有人说，而是他自己心里的声音。但现在这句话似乎比四十多年前更可怕。那年月鬼子进村，意味着烧杀抢掠；今天日本人是来合作搞经济开发，帮助山民脱贫致富，这是县领导给莲花村找来的一条千载难逢的生财之道。可偏偏这莲花村是遭鬼子残害最重的地方，虽然山民们打1945年后再没见过日本人，家家户户的祖宗牌位上却清晰留着日本人的血手印！这些世仇就像当年遗落在山沟里的炸弹，谁知碰上哪个就炸？

　　炸了可就全砸了！

　　老孔头心里没根，就悄悄派了霍家老二去四处打探风声。霍老二这小子算得上村里头一号精明人，连蚊子打架都能听到。他东串串西串串，又使眼睛，又用耳朵，转悠了三天，居然没觉察出半点动静，反倒把一个相反的好消息送到老村长的耳朵边：大石桥头孙贵才家的大小子，在县里开饭馆发了财，买一辆十成新的日本雅马哈摩托车骑回来了，招得村里小伙子们三三两两去他家看，像看他娶回家的一个俊媳妇，馋得那些小子眼珠直冒光。霍老二对老孔头说：“老村长，您就把心撂下吧！现在人们买电视还非得要日本原装货呢！谁还会跟日本人结仇？您这都是哪年的皇历了？”

　　老孔头一眼正瞅见霍老二手腕上那块花里胡哨的日本电子表。心想，真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仇。西瓜连种三年还变种呢！枪子儿在枪膛里四十多年怕早锈死了吧？！此刻，虽然不那么揪心了，但霍老二这几句话却叫他心里不痛快。入夜上炕，翻来掉去，昔日的腥风血雨便来到眼前，连肩上那陈旧的伤口都隐隐疼了起来。天蒙蒙亮时，坐起身，长长叹口气，自言自语地说：“当初穷得挨人打，现在穷得再把人家请来，咋争这口气啊……”

　　天亮后，他在村里走了一圈，又犯起嘀咕来。全村人都知道这几天日本人要来，怎么见面就没人跟他说这事呢？是避讳，还是另有打算？若有打算会闹出啥样？就这样，他一直嘀咕到日本人来的头一天，村里依旧风平浪静。他却笑话自己是：半夜里想鬼--自己吓唬自己了。中晌，他盛了一大碗玉米粥，好几天吃东西没有胃口了，今儿要喝个饱。刚端起碗的当口，霍老二就像报丧那样一头撞进来说：“糟啦，老村长！住在千佛寺下那个孤女人姜雪桃说了，明儿个她非要跟日本人见上一面！”

　　老孔头一听，差点仰脚翻过去，一大碗冒烟的热粥没折在肚子里边，全折在肚子外边。毁啦！他心里最怕的事出来了。他料到姜雪桃非闹不可，他这个村长拿谁都有办法，就是拿姜雪桃毫无办法。

　　二

　　全县无人不知莲花村的姜雪桃在闹日本时有一桩极惨烈的往事。但，就连本村人也不清楚这个悲剧的具体细节。在传说中，人们断断续续只知道这些内容：

　　1943年，日本人为了切断山村百姓给迂回在盘山上的抗日十三团运送吃穿的联系，沿着山脚用刺刀和死亡开辟出一条“无人区”。姜雪桃一家就是鬼子清洗莲花村时遭的难。除去姜雪桃本人侥幸活下来，她爹妈、两个哥哥和一个小妹妹，都叫鬼子活活弄死了。现在，立在村口那块“莲花村惨案遗址”石碑上记载的二十三条人命中，她家占了五条。可是没人知道她家每一个人究竟是怎么死的。恍惚听说她妹妹死时还没出生，是叫鬼子捅死在她娘肚子里，可是没出生怎么知道是个妹妹？当时村里的人，死的死，逃的逃，现场的见证人只有十多岁的姜雪桃。她全家的尸首还是她一个人掩埋的呢！她生生用一双小手，在房前那块平地上挖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坑，她的大部分手指头都被磨去了一截……想想看，她知道的肯定不会像人们说得这么简单！前些年，县里文化馆搞抗战史，总找她来了解那桩惨案的细节。她就像石头那样沉默不语，还像石头那样透着一股寒气，逼人自退。村长老孔头对那些收集材料的人说：“她那时还是个孩子，吓也吓昏了，记得啥？要收集就去找那些杀人的鬼子收集去！”逢到有的人死磨硬泡，非要村长动员她说，老孔头就朝他们喊一嗓子：“她是石头，不会说话！”

　　老孔头明白，存在心里的悲剧要残酷得多。她呢？真像石头那样，孤零零、冷冰冰生活在山沟里，一个人天天自己面对自己，日子久了连表情也像石头了。只是每到清明，她都要在寒冷的院子里，月光照亮的地面上，摆上全家的饭席。她爹、娘、大哥、二哥、妹妹，每人都是一双筷子，一碗饺子，几瓣大蒜，爹的席前还有一盅老酒……这样围了一圈，然后她就自言自语似的和那些早已命在黄泉的亲人说话，还不断对着那一个个空空的席位说着：“吃呵，快吃，哎，娘，吃呀吃呀，妹……”这样直说到言语哽咽，月西院暗，孤影模糊，才起身收了摊。过后就像没有那回事的样子，默默无言地活着。

　　对这样一个女人，老村长要是跟她谈日本人要来，要她不声不响地接受，真比登天还难了。尤其是看着姜雪桃那一头白成霜柳般的花发，怎么张口？老孔头坐在她家的炕沿上，一锅一锅抽着旱烟，一边把心里要说的话来回折腾，想折腾出点说服力，谁知道张嘴一说，话全乱了，甚至自己就觉得欠着理。而且无论怎么说，姜雪桃的回答总是这么一句，而且一个字也不变：“你说破大天，我也得和他们见上一面。我担保不坏你的事！”

　　“不成！”老村长心急冒火，耍起横来，又捶桌子，又凿炕席，朝着姜雪桃直吼，“你老实给我呆在屋里！明儿你要是把大伙的事坏了，我就叫全村的人跟你算帐！”他很少这么凶过。姜雪桃那又暗又冷的脸直抖，她的口气却斩钉截铁：“明儿一早，我就在村口等着他们。”

　　老村长感到大事临头，他像一头发狂的牛冲出去，找来霍二虎和民兵王有福、马养山，叫他们拿麻绳去把姜雪桃捆起来，锁在屋里，不准她出来。霍二虎说：“村长，这年头绑人可是犯法呀！”

　　“犯法就犯法！完事把我毙了，我也不能叫她毁了咱莲花村的事。你们去！责任我担着！”老孔头叫喊着。

　　王有福几个人进屋去捆姜雪桃，老孔头自己返回村办公室，和村干部们研究明儿怎样接待那些日本人。一个话题开头没说上几句，王有福就找来了，说姜雪桃在屋里用脑袋哐哐撞门板，弄不好要出人命。老孔头赶去开门一瞧，他被自己逼出来的这个场面惊呆了。只见姜雪桃五花大绑站在屋中央，嘴上塞一团布，蓬头散发，浑身是土，脑门子上全是血！老村长陡生强烈的内疚，一屈腿给姜雪桃跪下来，流着泪说：“雪桃，我这么待你，我造孽！我老孔头对不住你，对不住你爹娘，对不住叫鬼子弄死的乡亲们，也对不住我自己的爹呵！我知道你有理，我要是你，也会跟你一样。可是，我、我、我，全村人的日子扛在我肩膀上呵！咱们祖祖辈辈--甭说祖祖辈辈--现在老俞家还缺衣裳穿哪！他娘当年不就是没衣裳穿，在屋里地上挖个坑藏身子，害骨头病疼死的？要不是县领导给咱找的这道儿，咱哪知道山沟里那些糟石头叫麦饭石，原个儿运出去就能卖钱！这东西可就是人家日本人要，你说咋办？这买卖真谈成了，转眼咱村不就富了？要是日本人不要，咱还得等到哪辈子？我知道现在村里有人骂我汉奸，骂我怕鬼子，甘当日本人的孙子。我老孔头的心气得天天疼呵！当初跟他们打仗都不怕，现如今天下是咱的了，我怕啥？不就因为咱穷吗？我哪知道咱为啥总穷？人家小日本打了败仗为啥反倒富了？愈穷愈受穷，咱不能再穷啦！雪桃，你甭总瞪着这双眼，要死要活的，叫我害怕。等过了明天，你拿杠子打我，出气，解恨，就是打死我也认了。现在只求你顺我这次吧！我并不比你好受……”

　　老村长这一番话，把雪桃说得掉下泪来。他以为雪桃动心了，忙爬起身去把塞在姜雪桃嘴里的布拉下来，没想到雪桃仍然还是那句话：“叫我跟他们见一面吧，我担保不会坏事的！”

　　老村长叹口气摇摇头，转过身带着膝头上两块黄土印子走出去。在屋外，他嘱咐王有福和马养山去给姜雪桃解绳松绑，烧水做饭，好好待承，可要紧的还是锁好门，千万别放她出来。

　　三

　　转天，老村长开天辟地换了一身洋服。他这辈子哪沾过这号行头？这里里外外的洋服，还是打一个在镇上当饲料厂厂长的亲戚那儿借来的呢！穿在身上，不像衣服，倒像把他塞进一个紧绷绷、皱巴巴的袋子里，那毫无用处的领带勒在脖子上喘气都不顺畅，松开了又像拴骡子的绳套；最不能忍受的是那双不合脚的皮鞋，夹得脚生疼，好像叫狗咬住了，只好脱下来，换上那双自家的肥头大布鞋。临出家门，使湿布抹去鞋面上的浮土，刚擦得乌黑，风一吹又发灰了。

　　一早，老村长又特意派人去叮嘱王有福等人看好姜雪桃，这才放下心来，与村干部们赶到县城，迎接日本人的“经济考察团”。这考察团一行六人，外加一位姓罗的中国翻译，由老村长他们陪同，乘一辆丰田面包车，出城入山，直奔盘山脚下的莲花村。

　　这几个东洋人年岁都不大，团长年纪最大，看上去也不过六十左右。最年轻的一位白白净净，简直像个大学生。在老村长眼里，这些面孔既很陌生，又似曾相识。双方见面时，对方张口是日本话，一听这隔绝已久的话，那遥远的一种凶厉与歧视，又使他感受到了，他隐隐地有种不快。

　　盘山独有的秋色总会给异乡异客带来兴奋与新鲜。在紫色大山背景的衬托下，柿子树脱尽叶子，只剩下桔红色滚圆的柿子，远看像一棵棵树挂满了灯；黝黑的石头间，清溪奔流，好似翻腾的冰雪；种植在谷底的庄稼蔬果已然拉了秧，新收获的果实都搬进用石块砌的农家宅院里；金黄色的玉米铺满房顶，朱红色的南瓜像一个个大坛子那样摆在墙头；鲜红的辣椒一串串火苗似的挂在门窗前。这些颜色亮得照眼，鲜艳分明，撩人喜悦。秋日的山村，就这样神奇地把大自然的生气转化为一种蓬勃的生活气息……车上的日本人都如醉如痴地欣赏风景，啧啧赞美，兴奋地叫着，大声发着议论。那位上年岁的团长通过翻译对老村长说：“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么美的地方。我们是第一批进入这仙境的日本人吗？”这话既是为自己庆幸，也是想使主人高兴。

　　老村长下意识凭着反应脸一沉，说：“不，不--”跟着就醒悟过来，赶忙勉强地应付几声，“呵呵……”又咧嘴笑了笑，笑得尴尬又艰难，像是要把伤疤变成一朵花。

　　坐在一旁的那个年轻的日本人似乎感到了什么，要问什么，但他又克制了自己。

　　车子愈往山里走，路边卖柿子的山民愈多起来。柿子是大自然的艺术品，鲜亮好看，还勾人想吃。一个日本人提议买些柿子在车上吃，其余的日本人都鼓掌赞同，认为是个好主意。于是停了车，老村长下车和日本人争着去买。道边卖柿子的是个老汉，身子两旁各放一大篮柿子，他见来了买主，一边把篮子里的柿子往秤盘上摆，一边笑呵呵说：“吃盘山的柿子连牙都用不着，开个口您就喝吧，全是糖呵！嘿嘿……”他说着忽然止住，瞧瞧眼前这几个叽哩哇啦说话的日本人，问罗翻译，“这些可是日本人？”

　　“是啊！”罗翻译说。

　　谁料这老汉听罢将秤盘上的柿子往篮子里一折，跟着把秤往肩上一搭，说句：“不卖啦！”一手提一篮柿子，扬长而去。

　　日本人很奇怪，上来询问，老村长忙对罗翻译说：“告诉他们，就说卖柿子这人肚子饿了，回家吃东西去了。”

　　罗翻译一时也编不出更好的理由，只好这样解释。这使日本人更加奇怪，谁知反倒使那个年轻的日本人心里有些感觉。大家回到车上，车子渐渐接近莲花村。老村长心里打起小鼓来。刚刚这卖柿子的老汉给他提个醒，山民们没有忘记四十多年前那场灾难，犹如山上每块石头都深刻记得烧山的大火。要是他们都像姜雪桃那样，把世仇砸向这车子，岂不闯下天大祸事？

　　车子在山谷里盘旋前进，愈走绿色就愈加深浓，在这绿色浓到极限时，忽然奇妙地化做一片透明的蓝色。这表明已经进入大山柔和的腹地。大山的蓝色是纯净的、清爽的、安寂的，然而老村长却感到这寂静得有点过分。怎么没人站在道边观看？没人站在远处伸头探脑？甚至连人影一闪也没有。莲花村的人都到哪儿去了，可人人都知道今儿日本人来啊！于是这寂静就透着一股神秘，一种紧张……这时，车子突然朝左疾拐，猛地刹车，全车人的身子都重重撞在前排座位的椅背上，那个上年纪的日本人讲究的小眼镜摔在地上。老村长叫一声：“啥事？”声音里带着对司机的忿意与谴责，司机却用手指指车子前边。老村长探身一看，吃了一惊。车子正停在村口上，道边那块“莲花村惨案遗址”的石碑不知被谁搬在道中央，直立那里，好像一条满腔悲愤不怕死的汉子，雄赳赳挡在车前，倘若不是司机手疾眼快，真要撞得车毁人伤。老村长的脸色已经煞白，他招呼村干部们下车，一齐将石碑抬回到道边。日本人问他出了什么事，他顾不得回答。他已经感到下边会有更大的事等着他呢！

　　四

　　在简陋到几乎一无所有的村办公室里，日本人与莲花村村干部们的谈判没费多大力气，没有争执、讨价还价和必要的妥协。尽管这些精明绝顶的日本商人把价钱压到不能再低，莲花村人却全都乐呵呵地接受了。有人花钱买他们山沟里那些没用的糟石头，还谈啥条件？山沟里什么能卖就卖什么。他们还提供了许多山货，比如麻梨、毛栗、核桃、山里红、谷子、五月鲜的桃子……自然还有本村的特产--雪桃。雪桃是下雪天摘的桃。姜雪桃正是生在腊月，她爹才给起了这个好听又有寓意的名字。老村长在给日本人介绍这种雪桃时，不由得感到有点不自在，话也说得结结巴巴了。

　　日本人对毛栗表示很大兴趣，这种毛栗油性大，喷香，果实饱满，他们要求带一些样品回去。老村长喜出望外，竟慷慨地叫人装了两大麻袋栗子，放在车上。

　　好了！买卖谈得八九不离十了，下边该做的事便是日本人回国后赶紧起草协议和合同了。老村长想，如果半小时内不生意外，等日本人上车一出村口，便烧香叩头，万事大吉。可就在这时，房门像被大车撞开一样，哐啷一声，一个人闯进来。这是个女人，衣衫破旧，头发像茅草一般蓬散着，脑门正中有一大块瘀血的紫瘢。当她一瞧见屋里这些日本人时，全身剧烈地发抖；她的眸子灼灼放光，说不清是愤怒，是焦急，是惊愕，是冲动。姜雪桃！老村长的心一下子掉在地上，无声地哀叫着：“毁啦！这回可全毁啦！”

　　她是咋跑出来的？难道是王有福放的？对呀，王有福他大哥肚子上还有鬼子刺刀留下的一个窟窿眼儿呀！可是马养山为啥不拦着……现在说啥也没用了，砸锅的事就在眼前！

　　姜雪桃不等任何人来拦她，手指着对面的日本人说：“我要跟你们说一件事。你们听得懂我的话吗？谁能把我的话告诉他们。”她扭脸看着满屋的人。

　　罗翻译要答话，但被老村长使眼神拦住。就这时，那个年轻的日本人站起身来，用很纯正的中国话说：“我叫土村清治，我在大阪学过中文，我来做翻译。”他对老村长说：“请您先生，请您不要阻拦这位女士的讲话。刚才在路上，那个卖柿子老人说的话我听懂了，石碑上的字我也看明白了。我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非常可怕的事，而这些事和我们有关。我们很想听听这位女士要说的话--”他说完，又对他的同事们讲了一遍他的意思，那些日本人都露出惊异的神情。这时，土村清治扭过头来对姜雪桃说：“这位女士，就请你说吧，你坐下来说好吗？”

　　姜雪桃摇摇头，她站着，说道：“我要对你们说的是一件真事。不是旁人的，是我自己的。这件事不单你们不可能听过，事情的原原本本就连我们本村的人也不知道。四十多年了，我一直把它搁在心里边，现在心里盛不下啦，它要自个儿往外蹦啊！1942年，我十二岁，那年秋天，鬼子--这话你们听了也许扎耳朵，可我没有别的称呼。现在时兴叫日本朋友，但那不是朋友干的事！那年秋天，鬼子在我们这村搞‘无人区’‘三光政策’你们总听说过吧，烧光！抢光！杀光！就是把有人的地界全变成没人的地界。一天早上，鬼子忽然进村了。我爹正带着我在房后的山坡上打栗子。我爹打，我拾。就听我家那边人喊狗叫闹起来，跟着枪响了，我爹抱起我，跑到千佛寺后边把我塞进一个石头洞里。他叮嘱我，他不来，我就呆在洞里，千万别自己回家。爹急得满脑袋汗，眼珠子瞪得吓人，下巴直打哆嗦，牙都咯咯响。哪知这就是爹给我留下的最后一面！我爹说完，揪些草把洞口遮住，就去了。过了一阵子，下边枪又响起来，响了七八声吧，随后再没动静。我蹲在洞里等了一天，直到洞里洞外全黑了，也不见爹回来，只听见‘唰唰’野兽走道的声音，我害怕，哭了一夜。等到天亮，悄悄回家去，一路上也不见人，只见大石头后边那些人家的房子和果园全烧了，黑烟还在往天上冒。我从乱石堆里穿过，一爬上我家房前那块平地，我--”

　　姜雪桃突然停住，身体像被子弹打中那样强烈地一震，跟着如同失重一般摇摇晃晃起来，双眼空空望着前面，却睁得老大，满屋的人好像都随着她看见了一幕非常可怕的景象。此刻，老村长也不想阻拦她了。原以为她当时年小不会记得清楚，没想到她一笔一画把那桩惨案毫无遗漏地镌刻在自己的记忆里了。他也想把这不该忘却的往事弄得一清二楚……姜雪桃渐渐稳住自己的身子，一字一句接着说下去，尽管由于情绪冲动而常常中断，但还是以一种强大的韧劲儿下来了：“我一家五口人都死在当院！我的两个哥哥被活活烧死，人被烧成焦炭，十七八岁的小伙子烧到最后只有四尺大小，他俩身边的地还……还汪着一大摊鲜血和人油……我爹趴在磨盘上，后背被枪弹打烂了，两只脚给砍下来……扔在一边。我娘……她被鬼子们糟蹋了，衣服扒得净光，鬼子还用火柴把她、把她的毛烧光！哎-”当姜雪桃发现土村清治停住口，没有把她这几句话翻译出来，立刻急了，像发命令那样对土村清治说，“你把我的话原原本本告诉他们，一句也别给我省下。鬼子做得像禽兽，我们没啥丢脸的！”

　　土村清治低声对姜雪桃说：“对不起。”随后便把这几句话翻译了过去。

　　姜雪桃继续说：“鬼子糟蹋我娘时，我娘肚子里怀着我妹。他们糟蹋完我娘，用刺刀把我娘肚子挑开，再捅死我妹……我头一次瞧见我妹时，她就是一团血肉，已经是死的了--”说到这里，她戛然而止，人们都以为她会来一阵悲愤的爆发，她却异乎寻常地镇定地对这些日本人说，“这就是我要说给你们的事。我知道，这事跟你们没关系，这不是你们这代人干的。兴许你们一点都不知道呢！但正是为了这个，我才一定要告诉你们过去有过这么一段事！你们不必对这事负责，但你们不能不承认！当时，我一家人的尸首是我用双手挖坑埋的。我的手磨成了这样，你们看吧--”

　　她突然伸出一双手，用力张开。人们惊呆了，一双从未见过的如此惨烈的手！十个指头全残了。所有的人都强烈地感到，这双手紧紧抓住了他们的心。

　　日本人垂下了头，不忍再看，有人落了泪。使老村长惊讶的是，姜雪桃居然没掉一滴泪。他真佩服这女人了！别看她平时少言寡语，竟然说出如此惊天动地的话来，把四十多年来隐没在大山皱褶里的苦水全倒出来了。她可真是强呵！

　　可是当姜雪桃说：“我的话完了，我走了。”就转身走出房门，一到院里她的双腿就迈不开了。等在那里的王有福、马养山、霍二虎几人扶她坐在一个石头碾子上，这时，她哭起来，哭得痛心、委屈、解气、放纵，一任泪水横流，却始终强压着哭声，决不叫屋里的日本人听见。王有福几个站在周围，不劝她，由她哭个够。山里的人就是这样，待这泪水流过，仍是一切照旧，就像山上的石头，永远那样沉默，那样坚强，那样忍受。

　　在屋里，土村清治把一小包钱恭恭敬敬交给老村长说：“这是我个人一点点心意，我虽然不是那些‘鬼子’，但我愿意为日本人过去的行为道歉。请您无论如何替我交给那位女士，千万别拒绝！”

　　不管老村长怎样推辞，土村清治还是执意要这么做。老村长只好把钱交给一位村干部，让他给姜雪桃送去。但是，在这些日本人告辞离去，上了车，却发现坐椅上放了一个用树枝编的小篮，放满金黄肥大的柿子，最上边平平整整摆着土村清治那包钱。司机说，这是刚刚一位姓姜的老大妈送来的。

　　日本人明白了，他们全都感慨不已。土村清治显得特别冲动，当他的目光再一次掠过那一篮美丽的柿子时，竟止不住呜呜出声地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