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难得明白

　　王蒙：难得明白

　　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拿起的着作，原来接触过他的个把篇讨论文字，印象不错，但是现在热到这般地步，已经有“炒死人”之讥在报端出现。我不敢跟着起哄。

　　王小波当然很聪明（以至有人说，他没法不死，大概是人至清则无鱼而且无寿的意思），当然很有文学才华，当然也还有所积蓄，博闻强记。他也很幽默，很鬼。他的文风自成一路。但是这都不是我读他的作品的首要印象，首要印象是，这个人太明白了。

　　十多年前，北京市经济工作的领导人提出，企业需要一些“明白人”。什么是明白人呢? 不知道最初提出这问题来时的所指，依我主观想法，提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当时糊涂人实在不少。而明白的意思就是不但读书，而且明理，或曰明白事理，能用书本上的知识廓清实际生活中的太多的糊涂，明白真实的而不是臆想的人生世界，如同毛泽东讲王明时讲的，需要明白打仗是会死人的，人是要吃饭的，路要一步一步走的。明白人拒绝自欺欺人和钻牛角尖，明白人拒绝指鹿为马望梅止渴画饼充饥，明白人拒绝用情绪哪怕是非常强烈和自称伟大的情绪代替事实、逻辑与常识，明白人绝对不会认为社会主义的草比资本主义的苗好，因为愈明白愈知道吃饭的必要性，明白人也不会相信背一句语录就能打赢乒乓球，哪怕世界冠军声称他的金牌是靠背语录赢来的。盖人们在发明和运用概念。发明和运用知识的时候也为自己设立了许多孽障，动不动用一个抽象的概念抽象的教条吓唬自己也吓唬旁人或迎合旁人，非把一个明白人训练成糊涂人才罢休。

　　文学界有没有糊涂人呢？我们看看王小波（以下简称王）明白在哪里就自明了。

　　要说王是够讽刺的。例如他把比利时的公共厕所说成是一个文化园地。他先说“假如我说我在那里看到了人文精神的讨论，你肯定不相信”（唉！）“但国外也有高层次的问题”，说那里的四壁上写着种族问题、环境问题、让世界充满爱、如今我有一个、禁止核武器。王问道：“坐在马桶上去反对到底有没有效力”？他还说布鲁塞尔的那个厕所是个“世界性的正义论坛”，“很多留言要求打倒一批独裁者”。“这些留言都用了祈使句式，主要是促成做一些事的动机，但这些事到底是什么，由谁来做，通通没有说明。这就如我们的文化园地，总有人在呼吁着……要是你有这些勇气和精力，不如动手去做。”

　　认真读读这一段，人们就笑不出来了，除非是笑自己。

　　当然王也有片面性。呼吁，总也要人做的。但是我们是不是太耽于笼统的呼吁了？以致把呼吁变成一种文化姿态，变成一种做秀，变成一种清谈了呢？

　　这是王小波的一个特点，他不会被你的泰山压顶的气概所压倒。你说得再好，他要从操作的层面考虑考虑。他提出，不论解决什么高层次问题，首先，你要离开你的马桶盖——而我们曾经怎样地耽于坐在马桶盖上的清议。

　　王说：“假如你遇到一种可疑的说法，这种说法对自己又过于有利，这种说法准不对，因为它是编出来自己骗自己的!"完全对。用王蒙（以下简称蒙，以区别哪些是客观介绍，哪些是蒙在发挥。）的习惯说法就是“凡把复杂的问题说得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者，凡把困难的任务说的如探囊取物唾手可得者，皆不可信。”

　　从王身上，我深深感到我们的一些同行包括本人的一大缺陷可能是缺少自然科学方面的应有训练，动不动就那么情绪化模糊化姿态化直至表演化。一个自然科学家要是这种脾气，准保一事无成——说不定他不得不改行写呼吁性散文杂文和文学短评。

　　明白人总是宁可相信常识相信理性，而不愿意相信大而无当的牛皮。王称这种牛皮癖为“极端体验”——恰如唐朝崇拜李白至极的李赤之喜欢往粪坑里跳。

　　救出来还要跳，最后丧了命。王说：“我这个庸人又有种见解，太平年月比乱世要好。这两种时代的区别比新鲜空气与臭屎之间的区别还要大。”他居然这样俗话俗说，蒙为他捏一把汗。他的一篇文章题名为“救世情结与白日梦”。对于“瞎浪漫”"意淫全世界”说了很不客气的话。这里插一句：王的亲人和至友称他为“浪漫骑士”，其实他是很反对“瞎浪漫”的，他的观点其实是非浪漫的。当某一种“瞎浪漫”的语言氛围成了气候成了“现实”以后，一个敢于直面人生直面现实讲常识讲逻辑的人反而显得特立独行，乃至相当“浪漫”相当“不现实”

　　了。是的，当林彪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的时候，如果你说不是，那就不仅是浪漫而且是提着脑袋冒险了。当一九五八年亩产人十万斤红薯的任务势如破竹地压下来的时候，一个生产队长提出他这个队的指标是亩产三千斤，他也就成了浪漫骑士乃至金刚烈士了。

　　王提到萧伯纳剧本中的一个年轻角色，说这个活宝什么专长都没有，但是自称能够“明辨是非”。王说：“我年轻时所见的人，只掌握了一些粗浅（且不说是荒谬）的原则。就以为无所不知。对世界妄加判断……”王说他下了决心，无论如何不要做一个什么学问都没有但是专门“明辨是非”的人。说得何等好！不下功夫去做认知判断，却能不费吹灰之力地去做价值判断，小说还没有逐字逐句读完，就抓住片言只语把这个小说家贬得一文不值，就意气用事地臭骂，或者就神呀圣呀地捧，这种文风学风是何等荒唐，又何等流行呀！

　　（这种情况的发生，与特定历史条件下“明辨是非”的赌博性有关，明辨完了，就要站队，队站对了终生受用无穷，队站错了不知道倒多大霉乃至倒一辈子霉。这种明辨是非的刺激性与吸引力还与中国的文化的泛道德化传统有关，德育第一，选拔人才也是以德为主。王指出，国人在对待文学艺术及其他人文领域的问题时用的是双重标准，对外国人用的是科学与艺术的标准，而对国人，用的是单一的道德标准。单一道德标准使许多人无法说话，因为谁也不愿意出言不同不妥就背上不道德的恶名。蒙认为我们从来重视的是价值判断而不是知识积累，价值判断出大效益，而知识积累只能杯水车薪地起作用。）何况这种明辨是非（常常是专门教给别人特别是有专长的人明辨是非）的行家里手明辨的并不仅仅是是非。如果仅仅说是己是而入非那就该谢天谢地，太宽大了，问题是专门明辨是非的人特别擅长论证“非”就是不道德的，谁非谁就十恶不赦，就该死。王在《论战与道德》一文中指出，我们的许多争论争的不是谁对谁错，而是谁好谁坏，包括谁是“资产阶级”。蒙按，这意味着，我们不但擅长明辨是非而且擅长诛心。我们常常明辨一个人主张某种观点就是为了升官；或者反过来主张另一种观点就是为了准备卖国当汉好；反正主张什么观点都是为了争权夺利。这样观点之争知识之争动辄变成狗屎之争。王也说，你只要关心文化方面的事情，就会介人了论战的某一方，那么，自身也就不得清白了。他说他明知这样不对，但也顾不得许多。蒙说真是呀，谈到某种文化讨论时立即就有友人告我：“不要去淌混水”，我没有听这话至今后悔莫及。

　　王说：“现在，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会认为，讨论问题的正当方式是把对方说成反动派。毒蛇，并且设法去捉他们的好：然而假如是有关谁好谁坏的争论……就会得到这种结果”；王认为现在虽然没有搞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但人们还是在那里争谁好谁坏，在这方面，人们并没有进步。这可说的够尖锐的。王认为当是非之争进一步变为好坏之争后，“每一句辩驳都会加深恶意，……"假如你有权力，就给对方组织处理，就让对方头破血流；什么都没有的也会恫吓检举。”真是一语中的！

　　王以他亲眼所见的事实证明，人如果一味强调自己的道德优势，就会不满足于仅仅在言辞上压倒对手，而会难以压住采取行动的欲望，例如在反右时和文革时，都有知识分子去捉右派或对立面的好；知识分子到了这种时候都会变得十分“凶蛮”……他的这一亲身经验，也许胜过一打学院式的空对空论证。看看随时可见的与人为恶与出口伤人吧，对于同行的那种凶蛮的敌意，难道能表现出自己的本事了更不要说伟大了。有几个读者因为一个学人骂倒了旁人就膜拜在这个文风凶恶的老弟脚下呢？什么时候我们能有善意的、公正客观的、心平气和的、相互取长补短的文明的讨论呢？

　　王批评了作者把自己的动机“神圣化”、再把自己的作品神圣化、再把自己也神圣化的现象。王说，这样一来，“他就像天兄下凡的杨秀清”。王还以同样的思路论证了“哲人王”的可怕。王明白地指出，别的行业，竞争的是聪明才智、辛勤劳动（哪怕是竞争关系多，路子野，花招花式，蒙注），“唯独在文化界赌的是人品：爱国心、羞耻心。照我看来，这有点像赌命，甚至比赌命还严重！”

　　“假设文化领域里一切论争都是道德之争神圣之争，那么争论的结果就应该出人命。”他说得何等惨痛！何等明晰！何等透彻！他也一语道破了那种动不动把某种概念学理、与主张该种概念学理的人神圣化的糊涂人的危险。

　　在文学上立论不易，任何一种论点都可以说是相对意义上的，略略一绝对化，它就成了谬论。王对于神圣化的批评也是如此。蒙牢记一些朋友的论点，不能由于警惕糊涂人的行动而限制思想的丰富，糊涂人也不会绝对糊涂，而是某一点或几点聪明，总体糊涂。如果反对一切神圣化，也就等于把反神圣化神圣化。但王确是抓到了一定条件下的现实问题的穴位。抓到了我们的文艺论争动不动烂泥化狗屎化的要害。那么我们以此来检验一下王自己的评论如何了王显然不是老好人，不是没有锋芒，不是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但是他的最刻薄的说法也不是针对哪一个具体人或具体圈子，他的评论里绝无人身攻击。更重要的是，他争的是个明白，争的是一个不要犯傻不要愚昧不要自欺欺人的问题；争的不是一个爱国一个卖国，一个高洁一个龌龊，一个圣者一个丧家走狗，一个上流一个下流或不上不下的流，也不是争我是英雄你是痞子（有一篇文章居然题名《我是英雄我怕谁》，如果是“我是痞子我怕谁”，那口气倒是像，哪怕是做秀的痞子。如果是英雄，这“凶蛮”的口气像么？)王进行的是智愚之辨，明暗之辨，通会通达通顺与矫情糊涂迷信专钻死胡同的专横之辨。王特别喜爱引用罗素的话，大意是人本来是生来平等的，但人的智力是有高有低的，这就是最大的不平等，这就是问题之所在。王幽默说，聪明人比笨人不但智力优越，而且能享受到更多的精神的幸福，所以笨人对于聪明人是非常嫉妒的。笨人总是要想法使聪明人与他一样地笨。一种办法是用棍子打聪明人的头，但这会把聪明者的脑子打出来，这并非初衷。因此更常用的办法是当聪明人和笨人争起来的时候大家都说笨人有理而聪明人无理——最后使聪明人也笨得与笨人技平，也就天下太平了。

　　蒙对此还有一点发挥，不但说聪明人错了，而且要说聪明人不道德。在我们这里，某些人认为过于聪明就是狡滑、善变、不忠不孝、不可靠、可能今后叛变的同义语。一边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另一面是愚忠愚直愚孝，傻子精神直至傻子（气）功。谁敢承认自己聪明？谁敢练聪明功? 文革当中有多少人（还有知识分子呢）以大学没毕业，不能使用任何外语来证明自己尚可救药，来求一个高抬贵手。我的天！泛道德论的另一面就是尚愚尚笨而弃智贬智疑智的倾向。

　　而王对自己的智力充满信心，他在《我为什么要写作》一文中说：“我相信我自己有文学才能。”他认为文化遗产固然应该尊重。更应该尊重这些遗产的来源——就是活人的智慧。是活人的智慧让人保有无限的希望。他提倡好好地用智，他说：“人类侥幸拥有了智慧，就应该善用它。”他说得多朴素多真诚多实在，他在求大家，再不要以愚昧糊涂蛮不讲理为荣，不要以聪明文明明白为耻了！看到这样的话蒙都想哭！他的其他文字中也流露着一个聪明人的，但止于此。

　　他从来没有表示过叫卖过自己的道德优势，没有把自己看作圣者、英雄、救世者。

　　伟人、教主、哲人王，也就没有把与自己意见不和的人看成流氓地痞汉好卖国贼车匪路霸妖魔丑八怪。而且，这一点很重要，说完了自己有才能他就自嘲道：“这句话正如一个嫌疑犯说自己没杀人一样不可信。”太棒了，一个人能这样开明地对待自己，对待自己深信不疑的长处，对待自己的破釜沉舟的选择（要知道他为了写作辞去了那么体面的职务），也对待别人对他的尚未认可；他还对什么不能合情合理地开明地对待呢？

　　注意，蒙的经验是，不要和丝毫没有幽默感的人交往，不要和从不自嘲的人合作，那种人是危险的，一旦他不再是你的朋友，他也许就会反目成仇，怒目横眉，偏激执拗。而像王小波这样，即使他也有比较激烈乃至不无偏颇的论点——如对于国学对于《红楼梦》——但他的自嘲已经留下了讨论的余地，留下了他自己再前进一步的余地，他给人类的具有无限希望的活的智慧留下了空间，留下了伸缩施展的地盘。他不会把自己也把旁人封死，他不会宣布自己已经到了头：你即使与他意见相左。

　　如不承认他有文学才能至少他也不可能宣布你是坏蛋仇敌。这里又牵扯到一个王喜欢讲的词儿，那就是趣味。人应该尽可能地聪明和有趣，我不知道我概括的王的这个基本命题是否准确。这里趣味不仅是娱乐，（在中文里娱乐两字或是与休息、懈怠、消费、顽皮、玩世不恭、玩物丧志等一些词联系在一起）蒙认为趣味是一种对于人性的肯定与尊重，是对于此岸而不仅是终极的彼岸、对于人间世、对于的亲和与爱惜，是对于自己也对于他者的善意、和善、和平。趣味是一种活力，一种对于活生生的人生与世界的兴趣。叫做津津有味，是一种美丽的光泽，是一种正常的生活欲望，是一种健康的身心状态。一点趣味也感不到，这样的人甚至连吃饭也不可思议。我们无法要求一个一脸路线斗争一肚子阴谋诡计的人有趣，我们也无法要求一个盖世太保一个刽子手太有趣味。自圣的结果往往使一个当初满有趣味的人变得干瘪乏味不近人情还动不动怒气冲冲苦大仇深起来——用王的话来说动不动与人家赌起命，用蒙的说话是亡起命来。王认为开初是满有趣味的，后来被解释得生气全无——这当然不是创见而差不多是许多学人的共识——孔学的这个发展过程就很给明白人以教益，也不免使孔夫子的同胞与徒子徒孙痛心。岂止是孔子，多少活生生的真理被我们的笨师爷生生搞得僵死无救、搞得语言无味，面目可憎！所以毛泽东提起党八股来，也有些咬牙切齿。

　　所以，王在谈到近年我国的“文化热”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前两次文化热还有点正经，后一次最不行，主要在发牢骚，说社会对人文知识分子态度不对，知识分子自己态度也不正，还有就是文化这种门庭决不容痞子插足。这使王联想起了《水浒传》中插翅虎雷横所受到的奚落。王说，如此看来，文化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还有点党同伐异（！）的意思。但王不愿意把另一些人想得太坏，所以王说这次讨论的文化原来就是一种操守（名节，蒙注），叫人不要受物欲玷污，如同唐僧不要与蝎子精睡觉失了元阳。王进一步指出文化要有多方面的货色，是创造性劳动的成果，例如你可以去佛罗伦萨看看，看看人家的文化果实（蒙按那可不仅仅是唐僧坐怀不乱的功夫），王说，把文化说成一种操守，就如把蔬菜只说成一种——胡萝；“这次文化热正说到这个地步，下一次就要说蔬菜是胡萝卜缨子，让我们彻底没莱吃。”王因此呼吁（他也不是不呼吁）：“我希望别再热了。”也许事情远远没有这样糟，也许这只是王的内心恐惧，杞人优天？

　　但愿如此。只怕是真吃不上丰富多彩的蔬菜的时候也就都不吭气了。

　　我们知道难得糊涂了。看了王小波的《我的精神家园》，我深感难得明白，明白最难得。什么叫明白呢？第一很实在，书本联系现实，理论联系经验，不是云端空谈，不是空对空，模糊对模糊；第二尊重常识和理性，不是一煽就热，也不是你热我就热，不生文化传染病。第三他有所比较，知方通今，学过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得过华、洋学位，英语棒。于是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的人明明被他批驳了也还在若无其事地夸他。叫做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货比三家，真伪立见，想用几个大而无当的好词或洋词或港台词蒙住唬住王小波，没有那么容易。

　　第四他深入浅出，朴素鲜活，几句话说明一个道理，不用发功，不用念咒，不用做秀表演豪迈悲壮孤独一个人与全世界全中国血战到底。第五，他虽在智力上自视甚高，但绝对不把自己当成高人一等的特殊材料制成的精英、救世主；更不用说是像挂在嘴上的“圣者”了。用陈建功当年的就是他绝对“不装Ｘｘ。”

　　这最后一点尤其表现在他的小说里，他的小说没有任何说教气炫耀味，更没有天兄下界诸神退位的杨秀清式包装。看了他的小说不是像看完有些人的小说那样，你主要是会怀疑作者他是否当真那么伟大。而看了王的小说，你怀疑的是他王小波“真有那么坏吗?"这里的坏并不是说他写的内容多么堕落下流，而是他写的那样天真本色率性顽皮还动不动撒点野，搞点恶作剧，不无一种“痞”味儿，完全达不到坐如弓立如松五讲四美的规范与我乃精英也的酸溜溜风来。

　　如果说你在某些人的作品中()常常看到感到假面的阻隔，那么他的小说使你觉得他常常戴起鬼脸。至少在这一点上他与那个已被批倒批臭的有相似处。但是他有学问呀，他不嘲笑智力和知识，不嘲笑理性和学习，所以他的遭遇好得多。看来，读书是能防身的，能不苦读也乎?

　　而我当然是一个正人君子，我的小说里绝对没有王小波那种天花乱坠的那话这话儿。我认为与他的议论相比，他的小说未免太顽童化了。所以我就不在这篇文字里再提他的小说，免得再和一名王某绑到一块儿，就是说我不能连累王小波。

　　反之亦成立。

　　虽然带有广告气，文化艺术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六月第一次、次月就印第二次的《我的精神家园》一书封底上的一段话还是真的，我认可：

　　“那些连他的随笔都没有读过的人真是错过了……”

　　王蒙：葡萄的精灵

　　穆敏老爹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而一个严肃的穆斯林，是既禁烟又禁酒的。

　　有一次，生产队的管理委员会在我的房东穆敏老爹家召开。会上，老爹对队长哈尔穆拉特的工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说他安排生产没计划，致使场上的粮食大量受潮变质。老爹说了一句：“头脑在哪里呢？”

　　哈尔穆拉特虽说已经四十岁了，还是个火爆性子，听了老爹的批评立即把头上戴的紫绒小花帽摘下，露出剃光了的尖而小的头。与他的一米八的身高相比，他的头实在太小了，头顶之尖，令人想起鸡蛋的小头。我在一旁闲坐旁观，看到他的头颅真面目，几乎笑出声来。

　　“就这儿，我的头！”哈尔穆拉特道，“看见这帽子了么？真正的绣花帽，不是路上捡的，也不是偷的，伊宁市巴扎上十二块钱买回来的！”

　　类似后面的话我常常从人们的争吵中听到，揣测它的意思是通过强调自己的帽子的价值和尊严来表述自己的脑袋和整个人的价值和尊严。

　　维吾尔族，确是一个讲究辞令和善于辞令的民族。

　　队长一着急，老爹就笑了，别的队委也笑了，旁观的阿依穆罕大娘与我也笑了。笑声中副队长批评哈尔穆拉特说：“契达玛斯！”这句话直译是“受不了”，意译是“小心眼儿”！

　　哈尔穆拉特也尴尬地笑了，为了挽回面子，他慷慨地打开自己的烟荷包，拿一沓裁好了的报纸，每人发一条，然后一撮一撮地给大家分发金粒中杂有绿屑的莫合烟。

　　显然是在分发纸与烟的过程中得到了灵感，队长忽然给从不吸烟的穆敏老爹手中塞了一条纸，并宣称：“今天我们要请穆敏吸烟，不吸不行。”

　　于是，大家笑了起来。

　　老爹无法拒绝，便也卷一支松松垮垮的烟，用火柴点着以后，别人是吸，他是吹，很认真地向外吹，发出一种只有五岁以下的孩子才可能发出的呜呜声。

　　所有的人都笑成了一团，老妈妈更是笑出了眼泪。生活愈艰难，人们愈是有取乐的要求。虽然事后想起来，也许我们分析不清楚，令一个操守严格者破戒，究竟为什么那么可喜。

　　这就是我看到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穆敏老爹吸烟。

　　至于老爹饮酒的故事就要复杂一点了。

　　老爹与大娘是很重视食物的凉性与热性的，他们认为，一切食物都具有凉或者热的属性，非此即彼。例如包谷是热性的，抓饭是热性的，鸡蛋尤其热。如果是在夏天而又吃了包谷或抓饭或鸡蛋，就容易受热生病。生了这种热出来的病，需要吃凉性的东西。阿依穆罕最喜爱的凉性药用食品是醋拌萝卜丝。遇到老爹染恙，她采取的第一项医疗措施往往便是切萝卜，然后放上少许盐和大量的醋，而老爹吃后，症状立刻就会减轻一些。

　　防患于未然的办法则是在夏季制作清凉饮料。酸奶，浓缩酸奶——大娘把酸奶用干净的白纱布兜起，挂在葡萄架上，水珠滴滴答答地落下，剩下的雪白半流质半固体的浓缩酸奶，实在好吃极了。可惜，做得不多，穆敏老爹不是很爱吃酸奶，而且牛奶脱脂后经常要卖掉，换几个零花钱。

　　阿依穆罕大娘还用糜米放在瓦罐里，做出了一种既像黄酒、又像啤酒、也像喀瓦斯、还像哈萨克夏牧场的酸马奶一样的叫做“泡孜”的饮料，喝上一口，酸、苦、甜、凉、热俱全，我也很喜欢。

　　但穆敏老爹不满意，他说大娘做的这些都不好喝，不如干脆晾点凉茶。

　　一九六九年，是我们的小院里栽上葡萄的第三年。这一年，绿的和紫的葡萄圆珠累累，成堆成串，惹得许多嗜食甜汁的野蜂整天围着葡萄架飞，乌鸦与麻雀也常来光顾。

　　“您做的那些饮料都太没有劲，我这次要做葡萄酒。”穆敏向阿依穆罕宣布。

　　阿依穆罕撇一撇嘴。

　　秋后，老爹把葡萄摘下来，留出来吃的与卖的。又从卫生院找来两个有刻度的玻璃瓶，每个瓶可装药水五百克的那一种。他让老太婆把瓶子反复洗刷清洁，然后，他用煮过的白纱布挤压和过滤葡萄原汁，先用一个搪瓷盆子把葡萄汁盛起，再通过漏斗，将葡萄汁灌入两个玻璃瓶里。

　　知道老爹是酿酒，而且是原汁葡萄酒，我也有点兴趣，便拿出两块还是在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食品部买到的糯米酒酿酵块：“给，这是最好的酒药，请您把它化开，兑到葡萄汁里。”

　　老爹看了看它，大摇其头：“不要酒药，不要酒药。”

　　“不要酒药怎么能酿？”

　　“这是最好的葡萄酒。好葡萄挂在藤上自己就会变成酒。老王，您没有吃过吗？摘晚了的葡萄本身就有一种酒味。哪有酿葡萄酒还要放酒药的道理？”

　　老爹的话使我将信将疑。葡萄这种东西的成分大概最容易变成酒，有时一串葡萄放的时间长一些，又有外伤，便会发酵，发酵的结果常常是酒香满口，这是我亲口尝过的。但葡萄汁灌到瓶里，再密封起来，自己就能变成酒？如果这样，造葡萄酒不是易如儿戏吗？

　　老爹信心百倍地把两个药瓶特用的橡皮塞芯子塞入瓶口，再把橡皮翻转过来把瓶口严严实实地包起来。现在，即使倒提瓶子，也不会洒出一滴水来了。

　　两个玻璃瓶悬挂在葡萄架向阳的那一面柱子上，晚秋的阳光把它们照得亮亮的。

　　一个多星期以后，瓶子里出现了气泡，液体开始变得混浊起来。我有些兴奋，也有些惊慌，把这个情况报告给穆敏老爹。

　　老爹笑嘻嘻地点点头，眼珠一转一转，满意地摆动着胡须，他说：“就是要这个样子的。”

　　晚秋是多雨的季节，晚秋的连绵阴雨使瓶子的表面也变得污浊了，气泡也没有了。

　　我再次去报告。老爹说：“好，好！它要沸腾的，沸腾几次，再平静几次，就变成好酒了。”

　　晚秋的雨变成了初冬的雪，葡萄秧已经从架上取下来，盘好，掩埋起来了。葡萄架显得空荡荡。天晴以后，我透过寂寞的葡萄汁瓶眺望白雪皑皑的天山，望到了一个神秘的变形的世界。

　　在无风的时候，初冬的太阳仍然是温煦的。透过花花点点的玻璃瓶，我看到，果然，已经平静的葡萄汁又活跃起来了，升腾翻滚，气泡一个接着一个，我感到，那里面不是装了准备酿酒的葡萄汁，而是装了《天方夜谭》里的魔鬼。

　　北风呼啸，来自西伯利亚的冷空气的前锋已经侵入伊犁河谷，我提醒老爹说：“该把两只瓶子收回来了。”

　　“不用管它，那酒自身是热的。”

　　果然，什么东西都结了冰了，然而混浊的瓶子里装着的混浊的葡萄汁还是流动的。气泡没有了，装入瓶子的魔鬼的不安的灵魂又暂时平息了。

　　直到冬至，老爹才把瓶子收到室内，并一再嘱咐：“酒还没有做成呢，谁也不准动。”

　　……终于，漫长的北疆的冬天过去了，伊犁河谷吹遍了解冻的春风，到处钻出了绿草芽儿，苹果树花开似锦，葡萄秧开墩见天日，百灵在空中边飞边唱，成双的家燕从南方回到了伊犁故乡。两个没有擦拭的玻璃瓶子，重新迎着太阳挂在了原来的地方。

　　“魔鬼”又闹了两次，葡萄汁在曝晒下煎熬翻滚，我提心吊胆，怕这两个瓶子像红卫兵武斗用的土造手榴弹一样爆炸。

　　还是老爹说得对，在经过这样几次沸腾以后，我们的葡萄原汁，不但平静了，而且净化了，不但不再混浊，不再有任何絮状沉淀物，而且没有颜色了，晶莹剔透，超几脱俗，如深山秋水，观之心清目明。

　　一九七○年夏季到来的时候，穆敏老爹把两个瓶子摘下来，擦拭干净，喜滋滋地告诉我：“我的葡萄汁业已成为葡萄酒喽。”然后，他友好地问，“您不尝一点么？老王！”

　　我非常高兴能得到这种殊宠殊荣，而且，动乱的岁月，少数民族的朋友，农村的劳动，使我愈来愈爱上了酒，而这酒，又不同寻常，是我亲眼目睹、老爹一手制造的，经历了伊犁河谷的秋冬春夏全部季节。

　　我把一点点“酒”倒在一个小木勺里，用舌头一舔，几乎叫了起来：“这不是酒！这是醋，不，这不是醋，是盐酸！”确实：酸得我舌头像着了火。

　　“那就更好了，酸，说明有劲！这个酒有劲得很！”老爹点点头，自我夸奖。

　　在维吾尔口语里，“酸”“苦”“辣”往往用一个词。维语中还有一个专门表述酸的词，我忘记了。我想，老爹一定以为我说的是“辣”，类似二锅头的那种辣了，所以我愈是说酸，他就愈得意地说他的酒造得好，有劲儿。

　　我把木勺递给了老爹：“您自己尝一尝，我说的不是类似白酒的那种辣，而是咱们拌凉面用的醋的那种酸。”

　　穆敏老爹完全不理睬我的分辩，也不肯自己尝，他把木勺里的酒小心翼翼地倒回瓶子，点滴不浪费，然后一丝不苟地塞好瓶塞。他说：“这样的酒是不能随便喝的，我要让老婆子做几个肉菜，再拌一个萝卜，我要请几个朋友来。”

　　“您请谁来呢？”这使我感兴趣了，因为，老太婆是经常请一些女客来共同喝茶、或者吃苹果、或者吃葡萄的，至于老爹，还从来没有见过他请客呢，更不要说请客饮酒吃肉了。

　　这个问题难住了老爹，他面孔变得严肃起来，看来他在认真思索，他终于变得十分惶惑了。“是的，请谁呢？谁是我的朋友呢？好像都是我的朋友，又好像都不是……”

　　一个月过去了，老爹没有请人来，我也不再想喝那两瓶酒。晚上睡觉的时候，平视着放在窗台上那两瓶非酒非醋的液体，我甚至为它俩觉得有些寂寞。

　　一大夜间，大雨刚住，大约有一点半钟了，我们都已睡熟，忽听门外大呼小叫：“老王！老王哥！”随着叫声，还有一片哄笑。

　　我起床披衣去开院门，只见大队民兵连长艾尔肯和会计独眼伊敏还有邻近大队的一个精悍的青年人在那里，三个人酒气熏天。艾尔肯放低了声音说：“老王哥，今天晚上在我家有个聚会，结果，三瓶子伊犁大曲都喝光了，巴郎子们还不满足，还要喝，我们去了经常贮酒的教员达吾德家，又到了公社干部穆萨哥家，不巧，他们的酒都喝完了。听说穆敏哥家有两大瓶自酿的酒，请你向穆敏哥要来，带上酒，与我们一起走。”

　　“那酒……”我正迟疑着，老爹已经起身走了出来，他拿着那两瓶酒，原来，他已听到了艾尔肯的话。老爹的样子非常愉快，好像十分乐于为这两瓶“酒”找到这样体面的出路，好像他早已在等待需要他的酒的人的到来。

　　“拿去吧！这酒的力量可大了！啊！”

　　“走，老王哥，我们一起走！”艾尔肯接过酒，欢呼道。

　　“请别生气，我不去了，我已经睡了……”

　　“睡觉算什么？去您的那个睡觉吧，我们过去睡过觉，今后也要睡觉的，我们有的是时间睡，有问题吗？没问题。如果您去了，啊，我们的聚会就真正地抖起来了。”艾尔肯喝得已经有点站立不稳，一面摇摆着他那健美的身躯，一面喘着气，做着手势，口若悬河。

　　艾尔肯是我们大队的一个机灵鬼，他的化险为夷、逢凶化吉的故事我将在另外的小说中讲，他的盛情是不能拒绝的，有时我甚至觉得我是需要他的保护的。于是，我跟着三个青年去了。

　　艾尔肯家里肉味儿、洋葱味儿、茶味儿、烟味儿、奶味儿十足，酒气熏天。人们靠墙坐着围成一圈，中间是饭单铺在毡子上，饭单上杯盘碗盏狼藉，酒已经喝到了八九成，由于酒没了，大家在喝茶，抽烟，东一句西一句地唱着歌。看到我们进来，一片欢呼，既是对艾尔肯手提着的穆敏老爹造的两瓶“酒”，也是对我。

　　我看到在座的有大队干部、有社员、有一名公社干部，还有一名正在公社搞“斗、批、改”的宣传队员，也有一名被宣传队揪斗、最近又解脱了的社员，有两派群众组织的头目，艾尔肯可真行，虎、牛、羊、鸟、鱼都能被他拉到一起吃酒赴宴！

　　艾尔肯拿起一个小小的酒杯，把老爹的“酒”满满地斟上，充满感情地先发表了一通对我的颇多溢美的“致敬演说”，然后在众人的欢笑声中，将这杯酒敬给了我。

　　再无别的办法，为了()民族团结，为了与农民的友谊，也为了伊犁河畔父老兄弟对我的深情厚意，我拿起这杯酒，一仰脖，咯地吞了下去。

　　我整个嘴都是火辣辣的，我张大了口。我的表情使座上众客体会到了酒的力量，纷纷议论：“好酒！赛过伊犁大曲！穆敏老爹做的还能有错！”

　　过了一分钟，刚刚闭上嘴的我忽然辨出了一丝沁人心脾的幽香，我立刻忆起了这酒的前身前世，在一个轮回以前的玫瑰紫葡萄的甘甜、芬芳、晶莹、娇妍。原来这酒并不像我上次用舌尖在木勺里舔了一下时所想的那样糟，它当然不是醋，更不是盐酸！醋和盐酸里何曾有这样的夏的阳光、秋的沉郁、冬的山雪和春的苏醒？醋和盐酸里何曾有这伊犁河谷的葱郁与辽阔？酸涩之中仍然包含着往日的充满柔情的灵魂？

　　酒怀轮流下传，每人一杯，转了一圈以后，又一圈，大家又唱又跳又笑，齐声赞美老爹的酒好。

　　我也想，穆敏老爹酿的酒委实不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