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木箱深处的紫绸花服

　　王蒙：木箱深处的紫绸花服

　　这是一件旧而弥新的细绸女罩服。说旧，因为它不但式样陈旧，而且已经在它的主人的箱子底压了２６年，而２６岁，对于它的女主人来说固然是永不复返的辉煌的青春，对于一件衣服，却未免老耄。说新，因为它还没有被当真穿过，没有为它的主人承担过日光风尘，也没有为它的主人增添过容光色彩。总之，作为一件漂亮的女装，它应该得到的、应该出的风头和应该付出的、应该效的劳还都没有得到，没有出过，没有付出，也没有效。而它，已经２６岁了。

　　可喜的是它仍然保持着新鲜和佼好的姿容，和２６年前刚刚出厂，来到人间，来到女主人的身边的时候一样。

　　“氧化”，它听它的主人说过这个词，它不懂，因为它被穿了一次便永远地压进了樟木箱底，它没有机会与主人一起进化学课堂。虽然，它知道，它的主人是化学教师。

　　“老不穿，它自己也就慢慢氧化了！”有一次，女主人自言自语说，她说话的声音非常之轻，如果这件衣服的质料不是细腻的软绸而是粗硬的亚麻，那它肯定什么也听不到的。

　　“氧化”是一个很讨厌的词儿，从女主人的声调里它听出来了。

　　但它至今还没有感觉到氧化的危险。它至今仍然是紫色的，既柔和，又耀目；既富丽大方，又平易可亲。它的表面，是凤凰与竹叶的提花图案，和它纤瘦的腰身一样清雅。它的质料确实是奇特的，你把它卷起来，差不多可以握在女主人小小的手掌里；你把它穿上，却能显示出一种类似绒布的厚度和分量，就连它的对襟上的中式大纽襻，也是精美绝伦的。

　　那上面，凝聚着一个美丽的苏州姑娘的手指的辛劳。丽珊购买这件衣服是在１９５７年。新婚前夕，她和鲁明一起去到服装商店。鲁明一眼就看到了这件衣服，要给她买下来，她却看花了眼，挑挑拣拣，转转看看，走出了这个商店，走进了别的商店，走出了别的商店，又走进了这个商店，从商店的这一端走到那一端，从那一端又走到了这一端，用了一个半小时，最后还是买下了这件一起初就被鲁明看中了的衣服。当然，鲁明并没有埋怨她，那是多么甜蜜的一个半小时啊！人的一生中，又能有几次这样的一个半小时呢？

　　新婚那天晚上，她穿了这件衣服，第二天天气就大热了，那是一个真正炎热的夏天，它便被脱了下来，小心翼翼地折叠好，放到妈妈给她这个独女的唯一的嫁妆——一个旧樟木箱子的紧底下了。

　　后来鲁明走了，一走就是好多年。

　　在这个夏天以后，在鲁明走了以后，在世界发生了一些它所不知道的变化以后，它便只有静静地躺在箱底的份儿了。

　　终于，丽珊了，她可以去边远的一个农村，去到鲁明的身边。走以前，她把原来珍贵地放在她的樟木箱子里的许多衣服都丢掉了，像那件米黄色的连衣裙，像鲁明的一身瓦灰色西服，像一件洁白的挑花衬裙……它们都是紫绸花罩服的好同伴。与它们分手是一件令人神伤的事情，紫绸花罩服觉得寂寞和孤单。而那些出现在箱子里的新伙伴使它觉得陌生、粗鲁，比如那件羊皮背心，就带着一股子又膻又傲的怪味儿，还有那件防水帆布做的大裤脚裤子，竟那样无礼地直挺挺地进入了箱子，连向它屈屈身都不曾。

　　但是丽珊带着它，不论走到什么地方。虽然从那个时候起它已经永远与丽珊无缘了。不说那些无法被一件女上装理解的原因了，起码，那时已经是６０年代了，丽珊已经有了一个满地跑的儿子，她已经再也穿不下这件腰身纤瘦的衣服了。

　　幸亏还有一条咖啡色的领带，也是在他们结婚前不久进入这个箱子的，它甚至连一次也还没有上过鲁明的脖子，新婚那一天鲁明结的是另一条玫瑰红色的有斜条纹的领带。这样一条领带竟然和这个箱子、和羊皮背心、和帆布裤子、和连指手套与厚棉帽子，当然，也和紫上衣一起去到了边远的农村，给纤瘦的紫衣以些许微末的安慰，显然，是由于丽珊的疏忽。

　　这条领带自然是属于应淘汰之列的。

　　１９６６年的夏天，一个更加炎热的夏天，鲁明和丽珊在夜深人静之后打开了樟木箱子，翻腾了一阵以后，首先发现了领带。鲁明惊呼了一声：“怎么还带来了这玩艺儿？”倒好像那不是一条领带，而是一条赤练蛇。“好了好了，”丽珊说，但是她的声音不像丽珊，而像另一个人，“我来处理它……正巧，我的腰带坏了。”说着，她拿起了领带，往裤腰上系。紫衣服看到了领带的颤抖，不知道是由于快乐还是痛苦。

　　鲁明接着指着紫衣服说：“那么它呢？它怎么办？它也是‘四旧’啊！”

　　“我并不旧啊！我只被穿过一次！我被保管得好好的！樟木箱子不会生蛀虫。我一点也不旧，更不是四旧啊！”

　　紫衣服想说，却发不出声音。精灵一样的苏州姑娘的手指啊，给了它美丽的形体和敏锐的神经，却没有赋予它声音，它甚至于连叹息一声的本事都不具有。

　　“这个，我要留着它，”丽珊的声音非常坚决，但是比拿领带做腰带用时更像丽珊的声音一些，“我要把它藏起来，不让任何人把它夺去。”

　　“你恐怕已经穿不得了……”鲁明说，他变得安详了，一只手搭在丽珊的肩上。

　　“……我要留着它。也许……”

　　什么是“也许”呢？紫衣服体会到，它未来的命运和这个“也许”有关系，但是它完全不懂得什么叫做“也许”。对于一件二两重的衣服，“也许”太朦胧也太沉重。

　　“老不穿，它自己也就慢慢氧化了。”这次是丽珊自语，连鲁明也没有听到。

　　不要氧化，而要“也许”！紫衣服无声地祝愿着。

　　终于，许多的日子过去了，鲁明和丽珊快快活活地开始了他们的二度青春，他们重新发奋在各自原来的岗位上。许多好衣服也见了天日，同时，许多新质料、新式样、新花色的好衣服迅速地出现了。鲁明常常出差，还出过一次国，他从上海、从广州、从青岛、从巴黎和香港，给丽珊带来了合身的衣服。

　　换季的时候，这些衣服进入了樟木箱子，它们有一种兴高采烈、从来不知忧患为何物的喜庆劲儿。

　　新衣服进了箱子，见到紫衣服，不由怔住了。“您贵姓？”

　　它们无声地问。

　　“我姓紫。”它无声地答。

　　“府上是？”

　　“苏州。”

　　“您的年纪？”

　　“二十六。”

　　“老奶奶，您真长寿！”上海衬衫、广州裙子、青岛外套、巴黎马甲与香港丝袜子七嘴八舌地惊叹着。

　　它们没有再无声地说下去，因为，它们看出来了，紫衣服的神情里流露着。

　　丽珊好像懂得了它的心情，在把新衣服放好，关上箱子盖以后，又打开了箱子，把紫衣服翻了出来，托在掌上，看了又看。紫衣服听到了丽珊的心声：

　　“不论有什么样的新衣服，好衣服，我最珍爱的，仍然只是这一件。”

　　“以后……”她说出了声。

　　对于紫衣服，“以后”比“也许”的含义要更浅显些，它听到了“以后”，它理解了“以后”，它充满了期待和热望，它得到了安慰。它在箱底，舒舒服服、温情脉脉地等待着。它信任它的主人，它知道丽珊的“以后”里包容着许多的应许。它不再嗟叹自己的命运，也丝毫不嫉妒新来的带着丽珊的体温和气味的伙伴。就拿那一双香港出产的长筒无跟丝袜子来说吧，只被主人穿了一次，便破了一个洞。紫绸服的口角上出现了一丝冷笑，不用人指点，紫绸服已经懂得了在香港时鲜货面前保持矜持。

　　丽珊所说的“以后”是指她的孩子。他们没有女儿，只有那个儿子，他们的生活虽然坎坷，儿子却大致没有受过什么委屈。从小，儿子的生活里有足够的蛋白质、足够的爱、足够的玩具和课本。儿子早就发现了妈妈的这件压箱底的衣服，他第一次提出下列问题的时候还不满八岁。

　　“妈妈，多好看的衣服呀，你怎么不穿呀？”

　　丽珊没有说什么，她只是静静地一笑，她绝不让孩子过早地接触那咬啮大人的愁苦。

　　“等你长大了，我把这件衣服送给你。”妈妈有时说。“我……可这是女的穿的衣服呀！”儿子说话时的口气，好像为自己不是能穿这样衣服的女孩子而遗憾似的。

　　妈妈笑了，笑得有那么一点狡狯。

　　后来儿子有了自己的事，有了自己的书包，自己的朋友和自己的衣服，他不再提这件衣服的事，他把这件压箱底的衣服全然忘了。

　　以后儿子长大了。以后儿子念完大学，工作了。以后儿子有了女朋友。以后儿子要结婚了。

　　这就是丽珊所说的“以后”的部分含义。在儿子预定的婚期的前几天，樟木箱子被打开了，压在箱底的紫绸衣服被小心翼翼地拿了出来。

　　你看这件衣服好看吗？”丽珊问儿子。

　　“哪儿来的这么件怪衣服！”这是儿子心里的话，但他没有说出来。人们心里想的、没有说出的话是不能被他人听到的，只能被质料柔软的衣服听到。

　　儿子看出了妈妈的心意，所以他连忙笑着说：“挺好。”“送给你的未婚妻吧，”丽珊说，“我年轻的时候只穿过它一次。”同时，丽珊在心里说：“那是我新婚的纪念，也是我少女时期的纪念，虽然它在我的身上只被穿了三个小时，然而它跟着我已经度过了２６年。”

　　紫绸衣听懂了丽珊说出的和没有说出的话，它快活得晕眩，任何一件衣服能有这样的幸运吗？它将成为两代人的生活、青春、的纪念。

　　儿子接过了紫衣，拿给了未婚妻。未婚妻提起衣服领子在自己身上比了比，正合适，用不着找裁缝改。未婚妻的身量比妈妈略高一点，但按现在的时尚，衣服宁瘦勿肥，宁短勿长，这件衣服简直天生是为儿子的未婚妻预备的。

　　紫衣服想欢呼，“我的真正的主人原来是你！我的真正的青春，原来是在８０年代！”

　　它想起香港的破了洞的丝袜子称它为“老奶奶”，笑得不禁抖了起来。

　　“不，我不要，新衣服还穿不完呢，谁穿这个老掉牙的？”未婚妻讲得很干脆，也很合逻辑，“当然，我谢谢妈妈的这番心意。”过了一会儿，她补充说。

　　透不过气来的紫衣服偷偷瞅了一眼，未婚妻的上衣和裤子上有令人眼花缭乱的无数个小拉链，服装的款式、气派和质料都是它从来没见过，也从来没想到过的，它目瞪口呆。

　　最后，紫衣服回到了丽珊手里，鲁明身边。儿子的解释是委婉的：“这是你们的纪念，它应该跟着你们。”“这样好，这样好，”鲁明爽朗地大笑着说：“你给出去，我还舍不得呢。”他对丽珊说。

　　同时，儿子和他的未婚妻十分感激地收下了二老双亲给他们的其他更贵重得多的礼物，其中包括一台电视机。未婚妻给妈妈打了一件毛线衣。８０年代的毛线衣，有朴素而美丽的凹凸条纹，不仅可以穿在罩服里面，而且是可以当作春秋两用衣穿在外面的。

　　紫绸衣在这一晚上搭在了丽珊和鲁明的双人床栏上。它听到了他们的心声，惊异地知道了自己原来包容着他们的那么多温馨的、艰难的和执着的回忆。那是什么？当丽珊伏在床栏上与鲁明说话的时候，它感觉到一点潮湿，一点咸，一点苦与很多的温热。它明白了，这是一滴泪啊，一滴丽珊的眼泪。眼泪润泽了并且融化了紫绸衣的永久期待的灵魂。它充满了悔恨，它竟然一度想投身到一个年轻无知的女子——儿子的未婚妻的怀抱，与那些拉链众多的时装为伍。它再也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了，它再也不离开丽珊和鲁明了。这已经是足够的报偿了，它已经得到了任何衣服都不可能得到的东西。为什么这样热、这样热啊？眼泪正在加速氧化的过程，它恍然悟到，氧化并不全然是可诅咒的事情。燃烧，不正是氧化现象吗？它懂得了它的主人这一代人()，他们的心里充满了燃烧的光明和温热，从它来到他们的家里以前，就是这样。现在，仍然是这样。

　　衣服是为了叫人穿的，得不到穿的衣服是不幸的。然而，最最珍贵的衣服又往往是压在箱子的深处的。平庸如香港的丝袜子，也完全理解这一点。然而，如今的丽珊、鲁明与我们的这一件紫绸花服，却都有了新的意会。

　　所以，在这个故事里，丽珊、鲁明和紫绸花服，都不必有什么怨嗟，有什么遗憾，更用不着羡慕别样的命运。他（它）们已经通过了岁月的试炼，他（它）们尽了自己的心力，他（它）们怀着最纯洁的心愿期待着。如今，他（它）们期待的已经实现，落在紫绸花服上的唯一的一滴眼泪已经蒸发四散，他（它）们已经得到了平静、喜悦、真正的和解和愈来愈好的未来。他（它）们有他（它）们的温热和骄傲和幸福。紫绸花服的价值已经超过了一般。

　　而当这一些写下来以后，木箱深处的紫绸花服还会慢慢地氧化在心的深处。

　　那就让它氧化和消散吧。

　　１９７９年８３年

　　王蒙：筝波

　　一个绿光濯眼的湖。为什么叫琵琶湖？这里并没有琵琶的铿锵与机敏，也不像琵琶那样冲动。

　　如果由他来起名，他愿称它为“筝湖”，俯瞰湖，确实像一个筝，即使不太像，你也可以加意把它想象成为一个筝。这含情脉脉的湖的涟漪，多像孤独而又连绵的筝的声波。

　　为了起草一个重要的报告，他已经在湖畔旅社住了好多天了。他已经４０多岁了，他已经起草过许多报告了。少年时候，他曾梦想成为诗人，成为小说家，成为中国的屠格涅夫。

　　时到今日，一想起《贵族之家》和《前夜》，他的心还要怦怦地跳。

　　从他起草的报告里很难看出屠格涅夫的。“在……下”，“我们心须……”，“任何对于……的背离，都是错误的”……他现在习惯的是这样的文体，按统一口径。只有最细心的文体家，才能从他起草的报告的修辞的讲究与逻辑的缜密中看出他的才能来。

　　然而，这样的报告是必要的，总不能开什么大会的时候由领导同志朗诵一段屠格涅夫体的抒情散文。

　　所以，他专心致志地起草他的报告。他在小餐厅吃饭。在小餐厅吃饭的人并不多。这一天，对面桌子上坐了一位妇女，他觉得这位女同志一坐下来便向他甜甜地一笑。

　　连续三天过去了，每天三顿饭，女同志与他相对吃饭已经有九次了，至少也向他笑了九次。她衣着大方，神态雍容。其实她已经很年长了，然而乍一看，仍然是那么幽雅和温存，还在她的身上大放光芒。他得知，原来这就是大翻译家、外国文学专家谢琳。他为之倾倒的那些屠格涅夫的着作，都经她的转述。他早就知道这个名字了，却一直无缘见她。

　　当谢琳向他微笑的时候，他不由得也报以礼貌的微笑。吃每顿饭的时候，两个人都这样互相笑一下，然后谁也不搭理谁，他觉得不自然。

　　他是１１岁开始读谢琳翻译的作品的，可以估计，如今谢琳大概快要６０岁了，如果不是比６０更多。然而她仍然那样堂皇而且矜持，让我们姑且不说美丽不美丽。这实在使人惊叹。

　　他决定与谢琳攀谈。为什么要失之交臂？为什么不更加热情一点回答人家的微笑？人家是前辈，又是女同志，没有等待人家俯就的道理。由于写报告累，这一天饭前，他在湖边散了一会儿步。湖水的炫目的绿光，引动了他的某种情绪。他准备去告诉谢琳：“我从小就爱读您翻译的书。在我的心中，您和屠格涅夫差不多是一个人。我现在就在您所在的Ｓ市市委办公厅工作。”不，不必提市委办公厅，他转念又想。

　　就在他这样津津有味地想着的时候，谁想到对面谢琳走来了，从湖光和树影里走来了。

　　谢琳像通常那样，在距离他六七米的时候便展示她那高贵而又亲切的笑容。

　　筝的几条弦同时颤响了，也许还有琵琶。绿光闪烁着。

　　“您好——”他向前赶了两步，向谢琳招呼道。

　　他马上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他还没有来得及伸出手来。这是很奇怪的，就在他走近谢琳的一刹那，他立即发现谢琳的眼光里根本没有他，谢琳只是在看湖，对着湖微笑。微笑只不过是谢琳的仪表的一部分。最令人惊异的是，甚至当他走近去叫一声“您好”的时候，谢琳脸上的笑容并没有消失，甚至于谢琳还应答着他的问好，把头那样微微地略点了一下，如果不用高速摄像机把她的这个动作录制下来再慢慢地放几遍，他无法断定谢琳是否真的略点了一下头，但于此同时，他分明看到了谢琳眼睛里的回避、烦乱，也许还有厌恶的神色。她显然不想与陌生人随便搭话。何况他身上没有任何出众动人之处，他的外表是这样平凡，与谢琳相比，或者可以说是寒怆。

　　他没有觉得受辱，只是觉得惭愧，他还是太不了解这些高级知识分子了。谢琳的微笑，既是亲切，更是骄矜，既是装饰，也是盔胄。还有她那似有似无的微笑点头及点头中的烦乱……无怪乎她译的屠格涅夫着作是那样传神呢。

　　不过在一年以后，在提拔中青年干部的时代潮流中，他被选定为Ｓ市市委分管文教工作的书记。就职不久，赶上一个节日，这里召集了一个文艺界知名人士的茶话会，按每人四块钱的标准，每个桌上摆着清茶，水果、点心、花生米。

　　来了许多他素来敬重的头面人物，谢琳也来了，还是那样庄重而又亲切。

　　他在茶话会上致了词，比他熟悉的“报告”要活泼一些，比他过去熟悉的屠格涅夫要干巴一些。他的致词引起一片鼓掌声。

　　致词以后，大家喝茶，交谈。他非常注意全面照顾会场，与这个点点头，与那个握握手，这儿笑笑，那儿。他的样子轻松如意，也多少有一点风度了。其实，既紧张又疲劳。

　　最后才发现他身后似乎站着一个人，他一回头，原来是谢琳，容光焕发、微笑不已的谢琳。

　　他连忙站起来：“谢琳同志，您好，我……”

　　他仍然没有来得及说出()一年前在琵琶湖边想说的话。因为谢琳同志已经热情地握住了他的手，而且非常谦恭有礼地甚至有点讨好地说：

　　“请今后多指导……”

　　然后，谢琳同志走了，仍然是风度翩翩。筝弦好像又响起来了。“她大概根本没有认出我来”，他想。他定定神，为同桌的几位前辈续茶水。

　　１９７９年８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