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神鸟

　　王蒙：神鸟

　　孟迪第一次拿着指挥棒站在众多的足以穿透他的身体与灵魂的顶灯下面。

　　为了这一天，他等待了许多年。

　　乐团不能给他买，他用积攒下来本来准备买映像机的钱做了一身燕尾服。穿上黑礼服，拿着指挥棒，走到辉煌的乐团面前，向观众点头致意，转过身来，他的脸色完全变了。他知道，底下是一生的关键时刻。关键的时刻将决定他的一生。也许会决定音乐在我国的命运呢。

　　阿勃罗斯的被人们称为《痛苦》的交响乐。气魄的宏大与结构的繁复，使举世没有几个指挥敢碰它。孟迪竟然选择了它作为自己的处女作，简直骇人听闻。他这种不顾众友人的告诫的做法，确实反映了他的不宁可灭亡的背水一战的决心。

　　开始了第一乐章的头两个乐段以后，孟迪感到了事情的蹊跷。是天气的异常造成了乐器的失常还是他的耳朵出了毛病？甚或——是所有的演奏家喝了迷魂汤？为什么提琴不像提琴巴松不像巴松？为什么所有的他的独到的处理与谆谆讲解过的细腻要求，他的已经充分体现在他的脸上身上臂上棒上的入微的感觉竟没有一个能在声音上体现出来？为什么就像吃米饭的时候吃到了沙子或者接吻的时候吻到了脓疱一样，不时在和声中出现那样一种差错，那样的暗箭和陷阱，把针一样的刺扎向他的脆弱()的心？

　　第二乐章，民歌风的行板是在麻木不仁中走过去的。他像是被催了的眠，一种输到家的沮丧感使他冷汗淋漓。而汗还没有出透，便蒸发尽了。他似乎正在变成一具失去的躯壳。

　　有什么办法呢，失败就像死亡，不能避免也不能理论。而且，他快到四十岁了。

　　第三乐章，小步舞曲情势突然发生了变化。一只黑鸟飞进了音乐厅，飞到了舞台上。他无暇思考为什么一个封闭良好靠空调机调节空气的现代化的音乐厅会飞进一只鸟。鸟沿着低低高高的优美的曲线飞翔，自由而潇洒。他隐约听到了鸟扑扇翅膀的扑扑声。声音溶进了的声响。一只飞鸟给了他一种不寻常的撩拨，他的心热了，想哭。鸟显然引起了全体演奏人员的注意。他们的乐器随着鸟飞的高低疾徐而发出声音。鸟在盘旋，声音在盘旋。鸟在展扬，声音在展扬。鸟有一点疲倦了，声音也变得历尽沧桑而含蓄地疲倦着。鸟犹豫，鸟摇了摇头，声音也立刻传达出了不安和摇曳。

　　观众显然也被鸟所吸引，所激动了。孟迪的后背上似乎长出了眼睛，他看到了观众的关切、被吸引、共鸣与普遍的激动。音乐就像一只莫名地飞入了厅堂的鸟，高飞然后低回，任意而又绝望，百态千姿而终无解释。

　　第四乐章与第三乐章之间没有停顿。情绪渐渐激昂。一座山又一座山在崩裂喷火。鸟愈飞愈大，黑羽毛变成了红色。黑羽毛在燃烧。发出了刺鼻的臭味。孟迪甚至看到了鸟的愤怒而悲壮的大眼睛。厮杀没有结果，鸟飞不出去。敌人和人民像小麦一样地一大片一大片地被割倒。天上石落如雨。红鸟变成了空中霸王式轰炸机。鸟向孟迪俯冲，吓得孟迪瑟瑟发抖。

　　鸟向提琴手俯冲，提琴发出深谷中的蛇音。鸟向鼓手俯冲，大鼓发出地震的轰鸣。鸟没有出路。声音没有出路。千军万马左冲右突。观众的热情愈积愈烈。鸟快飞如梭。乐曲如疾风瀑布闪电。最后，鸟像子弹一样地向指挥头上的顶灯冲去，呯然一声，玻璃灯罩炸裂了，舞台瞬间暗淡了下来。

　　《痛苦》戛然而止。

　　掌声如雷。鼓了掌又鼓了掌，然后全体起立再鼓掌鲜花从四面八方扔到台上。买不起鲜花的中学生也献上了纸花和塑料花。本市首长及白发苍苍的老音乐家上台与他热烈握手。不明国籍的女郎吻了他并要他的签名。有两个外国使节上台祝贺他的成功。记者像苍蝇发现了蜜糖一样地沾住了他。成功，成功，成功，各种不同的口音不同的音调与不同的语种交响出同一个成功的主题。他似乎听到了一个德国人说：“你是卡拉扬之后的全世界最伟大的指挥家！”

　　他头晕目眩而又身轻如燕。他自己就像一只终于起飞了而且燃烧了的鸟，腾云驾雾。连常常对他显示恶声恶容的妻子也笑得如此佼好，如含苞的玫瑰。他在一批中外人士的簇拥下进入了本市最高级的五星级酒店。喝了酒吃了夜宵，连拿酒杯的姿势也与素日不同，干脆说他就与卡拉扬一样……腾云驾雾般地最后回到了家里。妻子祝贺他感谢他称颂他，他与妻子如胶似漆化做一团烈火。

　　深夜三时，他忽然醒来。一醒来就想起了那只鸟。他忽然明白，《痛苦》的后面两个乐章，那使他转败为胜获得了如痴如狂的轰动效应的演奏，与其说是他指挥的不如说是那只奇特的鸟儿所指挥的。鸟儿飞翔的路线与节奏重新在他的头脑里出现，清晰如画。显然，与音乐的结构完全吻合，最好地体现了阿勃罗斯的激情，到达了他梦寐以求、心有向往心知其所却始终没有达到过的境界。这些印象回味和结论使他深感怪异，然而他知道这一切非梦非醉非狂非幻。

　　他相当恐惧。但是他不能否定自己的念头或者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尤其使他大悸大惊的是鸟儿在最后一个音符的最后一拍冲向了顶灯冲碎了玻璃——然而，他没有看到鸟儿的坠落的尸体。

　　他叫不醒妻子，便自己穿好衣服步行来到音乐厅。他拼命敲门，叫值班经理，他要过问一下那只鸟的下落。鸟如果还活着，他要把鸟放出去。鸟如果死了，他要带走尸体而且郑重地将它埋起。他觉得这很重要。

　　没有人开门。虽然据说音乐厅每晚都有好几名拿国家俸禄的值勤人员。他的深夜的异常举动引起了巡逻民警的注意。这个地区前不久发生过恶性盗窃杀人案件。被杀人是一个在农贸市场上收售鸟儿的老头儿。民警把他带到了治安机关，多方询问并且在第二天上班以后与乐团、音乐家协会的负责人联系以后才放他出去。

　　他不回家，径直从公安局再次去到音乐厅，问不到任何结果。清洁女工头一天晚上并没有参加音乐会。第二天来打扫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的物体。顶灯碎了一个灯泡，这是常有的事情。再说她们那副懒洋洋的样子即使发现了一只老虎只要没被咬一口她们也不会理会。音乐厅经理更不关心一只鸟飞进音乐会的问题。他向孟迪强调的是《痛苦》交响乐演出的票子三分之二是送给专家、兄弟乐团和领导机关的，三分之一的门票收入不能使他这个经理满意。而且更坏的是，经理知道了孟迪深夜来敲音乐厅的门被民警带走查问的事，他为孟迪的尴尬而感到快慰。他回答孟迪关于鸟的提问的时候带着一种半是嘲笑半是怜悯的俯视神态。

　　孟迪再问，他则是一串干笑。

　　孟迪不肯罢休。他想尽一切办法去寻觅这天晚上欣赏他指挥的《痛苦》交响乐的听众。

　　有一些还是他的同学、同事、友人，还有当天晚上沾上他不肯离去的记者。只有极少的几个人回答：“是啊，我们看见了。是一只鸟，随着您的乐曲的节拍飞上飞下飞来飞去。”很多的人回答：“没看见。音乐厅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新建筑，连蚊子也进不去，哪儿来的鸟？”相当多的人回答：“也可能吧。那个鸟有什么特别的吗？会下蛋么？会送信么？炸着吃还是烤着吃香？”更多的人回答：“什么？什么交响乐？什么《痛苦》？什么鸟？什么人是你？什么指挥？什么阿勃罗斯？什么什么什么？我们早忘记了。我们的事儿太多了。要买酱油和修抽水马桶。要评工薪和配外衣钮扣。我们为什么要去记住一段可能听过也可能没听过即使听过也早已忘了的音乐和一只不是我们购养的鸟儿呢？”

　　而孟迪从此名声大噪。南京、北京、广州、兰州的乐队都邀请他去指挥。每次一站在乐队面前，一挥起指挥棒，一听到乐器发出的新鲜而又古老的声音，他就想起了那只黑——红鸟，想起那鸟儿的活泼有力的飞翔，想起那鸟儿的随心所欲与走投无路。他盼望那鸟儿的重现，他等待和痴望搜寻。一种对非人间的、奇迹的力量的，一种企盼和一种激动从他的指挥棒、从他的目光与全身流露出。它使所有的乐手传染上了这样一种神秘的激动。有时，他突然恍惚看到了那鸟，迸发出了震撼山岳的激情，音乐如洪水般地释放，将世界淹没。有时，他突然迸发出了令江河倒流日月变色的情感，鸟儿随之出现在他的眼前，奋力扑翅，拼死冲撞。此后，鸟儿不见了，热烈也不见了，他冷冰冰地指挥着，旋律冻结成铁的硬块。

　　神秘，焦渴，奇特，冷峻，各种音乐评论像雪片一样围绕着他纷飞。他仍然急切地与自己的同行、自己的听众探讨一只飞到死的鸟儿的事，没有人懂得他的话。一封又一封反映他神经不大对头的信写到乐团和乐团所在的市政府领导人。经过了一段吹捧以后紧接着出现了对他的严厉批评和放肆嘲笑。异己的、超前并从而脱离了广大人民的审美趣味的、过份西化的……这是一种指责。无法摆脱本民族的局限即人均收入三百五十美元的局限的、西化的太不到家的、非卡拉扬又非小泽征尔的原装因而是不可能走向世界的……这是另一种指责。

　　“孟迪的音乐是什么？只不过是在一个黑暗的大厅里寻找一个既不存在也不会飞翔的死去多时因而早已随着自行车的飞鸽而过时的鸟儿罢了！”一位曾经请孟迪为自己指挥的交响音乐会赞助五千元外汇券未被孟迪从命的所冒出来的自学成才的小小音乐家这样写道。

　　这么一批评孟迪就引起了外国人的兴趣。波士顿，洛杉矶、悉尼、惠灵吞、维也纳、马德里以及卡萨布兰卡的音乐家团体都向孟迪发出邀请。还有两个大学致函孟迪，愿意向他提供奖学金、假若他愿意去该国留学的话。

　　孟迪出了一圈国，头发变得更长，眼睛变得更大更呆，换了眼镜架，又买了一件式样奇特的一半白一半黑的毛线外套穿在身上。这一切气煞了过去不知孟迪为何物的音乐界同行。

　　而日益削瘦的孟迪日益疯狂地想念他的红鸟。他一夜又一夜地不眠，唉声叹气，折磨得他的妻子发疯。他在一切座谈会迎新会经验交流会与学术报告会上谈鸟。他接待友人会见记者一直到去咖啡厅喝咖啡的时候不停地絮叨着的仍然是一只鸟。

　　“我真俊。为什么当天音乐会散了场我没有立刻去找鸟而是在夜三点才想起它来呢……”

　　终于在各方面的关心下孟迪被送到了精神病院。精神病院主治医生正醉心于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他立即断言鸟是阳性的象征，孟迪患有因为性伤害或性变态所引起的偏执狂。

　　他给孟迪服用了大()量超强力镇静剂，还扎了伴有强电流刺激的改良针。精神病院住院四个月后，孟迪又被送到深山里的一座气功康复中心，整整半年，他在气功师指导下练梅花桩气功，并接受当地音乐家协会按摩师的按摩。

　　康复以后孟迪胖了。头发秃了一点，人显得比原来随和善良。他承认，根本没有那只鸟，是他自己错了。他承认，他不懂音乐也担任不了指挥。乐团管理体制改革的时候便有人提出来干脆由他担任团长。有人反对，说是提升精神病人会影响乐团的声誉乃至改革的声誉。便没有担任团长。

　　不久得了肝炎。两个月后变成肝硬化。人们嘲笑说，孟迪因为既当不成指挥又当不成团长，染上了重病。半年后确诊是癌。

　　弥留之际他喃喃地描绘那只鸟，哭喊那只鸟，伸出枯瘦如柴的胳臂向着天空。吓得妻子跑出了病房。医生给他注射镇静剂，然而他仍然激动地叙说：“我看见了，我看见了！”

　　王蒙：初春回旋曲

　　那天晚上的火锅吃得很不。木炭有火却没有足够的热。肉片在始终没有大开的水里浸置，然后生硬地嚼下，然后我们一起出门。冬月把巷子的土地照得光滑，我们小心翼翼地去看一位老友。老友因为年长已经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她有点怨气，更有点悲哀。记得吧，那位一生耿直勤恳的老首长从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从早到晚只剩下了吸烟，他坐在桌前一动不动地吸“大重九”。之后他得了癌，现在住在肿瘤医院。那天晚上的电视像任何一天一样庸俗，不是广告就是三等歌星。有的电视新闻也快要成为变相的广告了，你花钱给记者摄像师请客送礼，他才给你拍。

　　从老友那儿踏着惨白清冷的月光回来我们就喝茶。就想我们也都老了。就想从前多么热情多么青春多么怜惜，忽然我说，可惜的是六十年代写的一部小说稿子丢掉了。你问：“是吗？”

　　我向你叙述小说的梗概。你怎么会忘了呢？写一个年轻人，在工会办的图书馆当管理员。有一个姑娘每天晚上到图书馆阅书。有政治书、文学书和技术书。她爱读的也是他爱读的。姑娘很美，可能有长长的辫子，有黑的与深不见底却又映照着世界光亮的眼睛。我已经记不清我是怎么描写的了，可能写到了清水潭，反正二十七年以前我的文笔在描写一个姑娘的肖像的时候肯定比现在强。那时候我精通现实主义，注重细节描写，叫作“栩栩如生”。

　　用外行内行白痴一起嗡嗡的话说就是那时候的感觉好。后来那些神秘而又细微的感觉就随着汗水蒸发了。

　　你问：“后来呢？”

　　你还跟从前一样，虽然有白的鬓发。那个姑娘常常对小伙子现出笑容，就像珠海特区宾馆的小姐对顾客的笑容一样。特区小姐微笑得少了就会扣奖金乃至被炒鱿鱼。她们每笑一次大概可以统计出来，后面有一分还有两分、人民币还是港币的报酬。在工会图书馆读书的可能留了长辫子的姑娘只要和小伙子对上目光就会微微一笑，这实在已经算不上现时的我这个作家的审美理想。现时我倾向于认为，美丽的姑娘应该节制自己的微笑，不用虚假的温柔点缀坚硬的人生。

　　你说：“别插嘴……”

　　我很感动，你还能耐心听我讲６０年代初期的并未发生过的往事。

　　那篇小说并没有发表出来。因为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新港》的编辑给我写退稿信说：“因稿挤，尊稿不拟采用了。”我们便又沉默了。

　　如果从阶级斗争的旋律来构思这篇小说呢？我会不会写一篇类似《夺印》的小说呢？小伙子等待姑娘前来研究发现的敌情：有一位图书馆的常客是恶霸地主的后代，他带来了无线电台还是变天帐？最好姑娘本身就是个特务、间谍，她的微笑是美人计，而小伙子是编外的侦察员……六十年代时兴写“编外”豪杰，写一个理发师修复了一架飞机，一个售票员医好了乘客的前列腺炎，一个卖菜大姐发现了一颗行星。

　　而所有这些都已经过时了。现在人们最爱唱的歌是《一无所有》。没有图书，没有辫子和黑眼珠，也没有敌情。连特务也没有了。其实６０年代初期惊魂未定的我的这篇小说稿，爱的是苏联作家安东诺夫、纳吉宾的影响。不知道后来的舒克申是不是也这样写作。１９８３年铁凝为了舒克申几乎对张炜发起火来，在涿县，因为停电烧不成暖气，食堂免费招待白酒。初春虽然冷却很诱人，小伙子在工会图书馆等候一个不为外汇券而微笑的姑娘，当然也是在一个初春的夜，许久以前的事。

　　现在是不是应该换一个，完全换一个写法呢？像说的那样，回到“肉”上去？我问。一个刚刚把自己的爸爸推到粪坑里的小伙子到图书馆值班，他怒气冲冲地告诉别人（或在心里自言自语）：这里的所有的书都是虚假的错位的与不存在的，读了《海明威传》以后他深感我们都是被骗过了的。小伙子应该向读者建议，与其读被阉割的作家的被阉割的小说，不如组织大家每人撒一泡尿酿红高粱酒。这时冲进来一个红裙姑娘。不，冲进来一个白衣白裙姑娘。还是蔚蓝色的呢？可惜英语里蓝色指的不是开拓而是忧郁。这个姑娘一点也不。她进了图书馆就哇哇地呕吐，吐出了钉书钉吐出了操行鉴定又吐出了王蒙的《青春万岁》。然后她一跃骑上了书案，撩起裙子往电脑控制的图书信息显示荧光屏上撒了一泡尿。这算不算《伤心咖啡馆之歌》的“精致的仿作”？

　　我问，这样的作品有没有超前走向世界的可能呢？

　　你没回答。你以为我在昏说。不。人们就是这样为新的角度新的手法新的思索新的形式而憔悴，然后用他们的小眼睛审视着一切，抱怨目光够不着的山峰。

　　这时门铃响了。门铃一响我们就惴惴不安，我们难得的无心无悲哀回忆将随着这一声门铃而化为灰烬。不是抢匪，胜似他们，门铃一响我就四处乱躲，为自己的形体的客观性而沮丧万分。一切都是这种不可承受的存在之过招来的。

　　幸好，只是收电费。缴完电费顺手给了电业局的她一包烟。她太匆忙，没有时间留下微笑，摩托车哆哆哆地冒着青烟。摩托车在月光下像一只饥饿的狐狸。我呢，一株荆蒿。

　　你说，你建议我把六十年代初期未能发表的短篇小说《初春》写下来，凭记忆尽可能地恢复，然后注明原委。不仅仅是为了纪念，因为你说你喜欢这个故事。

　　我谢谢你啦。

　　我说这种苏联模式的故事也可以不写啦。即使写也不能是老样子。比如说要写这个青年在等待，但他也不知道在等待什么。他两眼发直，明察秋毫而丧失视力。他本来已经弄到了护照弄到了签证，他考取了“托福”。他已经花了两千多（或者再多）美元，但他忽然又不想去了。他问自己，既然阿猫阿狗都在出国都在反思都在更新观念都在写信口开河的小说和更加信口开河的评论，他得了博士又怎么样呢？进入“博士后”又怎么样呢？这是一个好问题。英国人就是这样，你提出一个他感到不好回答的问题，便绅士风度地称赞你提了个“ｇｏｏｄ　ｑｕｅｓｔｉｏｍ”“好题儿”，就像电影《金色池塘》里，孙子骂爷爷“放屁”

　　以后，爷爷说：“ｇｏｏｄ　ｗｏｒｄｓ”——“好词儿”。

　　那么还写不写姑娘呢？写姑娘还有什么新意呢？要不写个母夜叉？当然不是孙二娘而是服用类固醇的铁饼冠军，不。还是写个刚刚吃了大剂量的镇静剂的女子吧，从“小鲍庄”来的。写来到图书馆以后就站到了期刊架前。她站着，站着。青年愣着，愣着。你和我也都愣着。后来才发现，原来电子石英时钟停摆了。没换电池。

　　我兴奋起来，我说这可能是一篇好小说，一篇倍儿“潮”的小说，甚至，这是超第九代的“好词儿”。

　　你笑了。

　　我的文学想象的翅膀迅猛翱翔，可以是一个个体户等待一位公关小姐。可以是一只狗等待一只猫。可以是一排中程导弹等待拆除。可以是一位港客等待一艘缉私船。可以是一个杀手等待肯尼迪总统。可以是一个瞎了眼的母亲等待从台湾归来的儿子。可以是一个蜘蛛等待一只苍蝇。可以是蚊子等待哪怕是美术馆画上的光润的人体。可以是正等待不等待无等待伪等待……

　　这时，你打了哈欠。

　　我说，我还没有给你讲完呢。

　　你一笑，说：“那就继续下去呢。”

　　电话铃响，通知我明天在第七会议室开会，进南门。

　　又一个电话，问泡好了的海参要不要，每斤七块多钱。小伙子在工会图书馆等着姑娘，他看到许多人，也有熟人。

　　他很奇怪，为什么他等的人，就硬是不来，而他没有等的人来了一个又一个呢？６０年代初期我写下这句话的时候带着得意。我说，这种心情是在我等待你的时候体会到的。那天你领了票去怀仁堂看莫斯科歌剧院表演的《叶甫根尼·奥涅金》，我等你等了七个小时，我不停地望着窗口，望着东四大街。我说过许多次了。

　　你轻轻叹息，目光变得温存。你告诉我，你收到了钟秀的信。这对患难夫妻终于离婚了。

　　即使等到了，也会离婚的吗？

　　我不能回答。然而并没有等到，我说。不，我说错了，我的旧日的小说的结尾是这样的：终于那个眼睛黑得像春夜一样的姑娘来了，同来的还有一个英俊得多的青年，比如说，我的描写暗示他是一个劳动模范，一个共青团小组长，或者是夜大学的优秀学生。那时我完全相信苏联作家协会书记伊萨柯夫斯基的抒情诗里的姑娘，爱的是佩戴奖章的年轻人。这使我们的图书馆管理员尴尬而且酸楚。他彬彬有礼地为这一对显然的情侣服务，为他们找出了艾芜的小说《雨》和巴甫连柯的《幸福》。我的六十年代的小说的结尾是这样的：

　　闭馆了，人们散去。××（那个管理员，对不起，我已经忘记了他的名字）一个人沿着积雪没有化净的林间小路走向宿舍区。他闻到一种只有初春的夜晚才闻得到的类似酸梨的气味，他祝福那个姑娘和那个比他好得多的青年。他分辨着天上的明亮的与暗淡的星星。为什么星星模糊了，难道他已经蒙上了一层泪水？他不好意思地笑了。雪还没有化尽，绿草已经萌生。他好像看到了那个未来的真正属于他的姑娘的温柔的眼睛。那个姑娘还在远远的地方等着他呢……

　　我不能保证这一切都是原文。特别是关于气味的描写。我相信那个时候我的听觉嗅觉都特别好。直到三年以前也还是非常好的。我描写气味的文采一定比现在恢复的那两句话抒情得多。我推敲每一个字的平仄。把６０年代的旧作拿出来，教授和研究生，就会称道我的“炼句”的功夫了。我让他们满意过的。

　　“而抒情也已经过时了。”你说。

　　我问是吗。他们和她们只是那样说“过时”罢了。刘索拉对汪曾祺说：“你们这一代人爱得太沉重了，而我们爱得轻松。”汪曾祺问道：“轻松？”我１９８８年６月份在伦敦见到了刘索拉。她说：“我现在只是一个人。”她说话的样子不像她宣布过的那样轻松。

　　“后来呢？”你又问。

　　后来他下放乡下去了。后来他３０多岁了没有结婚。后来经人介绍搞了个“对象”。对象，这是哲学，也是生产劳动。他们常吵。不像张贤亮，绊一跤就会碰见温顺的羊羔李秀芝和人间尤物马缨花。再后来他也就到年龄啦，退休啦，窝囊和牢骚啦，要个“职称”啦，托人给孙子买一架钢琴啦……

　　“然而他总算在一个初春的夜晚等待过。”你说。“这个……请你给我倒一杯酒。最好给你自己也倒一杯。”

　　你倒了酒，说：“你喝得太多了。”

　　是太多了。都太多了。所以变得太少了和一无所有了。我便只把酒杯碰了碰唇边，让杯中的酒在房中慢慢消散，放出那涩苦的芳香，让酒香想念它的主人和它的前生。

　　然后我们都有一点失眠。

　　说“有一点”，因为我们不好意思。失眠就像怀旧，以及干脆还有和文学。早已经过时了。没有旧可怀的人有福了。他们一定会在个什么《自由谈》上写用不着怀旧的“批评”文字。

　　１９７９年８９年３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