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哦，穆罕默德·阿麦德

　　王蒙：哦，穆罕默德·阿麦德

　　小说题目愈来愈长，加感叹词和标点符号，以至把标题变成“主谓宾定状”俱全的完整的句子，大约也是一种新潮流吧？于是我想来它个以毒攻毒，将此篇命名为：《哦，我的远在边疆的亲爱的可怜的维吾尔族兄弟穆罕默德·阿麦德哟，让我写一写你！》，后一想，如此创新，殊非正路，乃罢。

　　似乎自从日本电影《啊， 海军》 （还有《啊，野麦岭》）在我国放映以来，“啊”“哦”式标题就多起来了——来自东洋？电影《啊，摇篮》，小说《哦，香雪》，《哦，十五岁的哈丽黛哟》，《哦，我歪歪的小杨树》……流韵所及，当我这次来上海给《小说界》改中篇的时候，有人建议我把中篇命名为《哦，我的爱》，您受得了么？

　　我看不惯“啊”“哦”。想不到在这个短篇上竟向“啊”“哦”投降。这只能说是穆罕默德·阿麦德的力量。

　　新疆惯例译作“买买提·艾买提”，同样的名字如果来自埃及、叙利亚或苏丹，就是穆罕默德·阿麦德，似乎雅气了些也庄重了些。我几经推敲，决定从后一种译法，倒并非想冒充阿拉伯故事或炫耀博学以招揽读者，而是不如此译，便不能表达我对阿麦德的郑重的敬意。

　　一九六五年四月，我到达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县的毛拉圩孜公社劳动锻炼，分配到三大队第五生产队。先是在队部附近干活，一个月以后，第一次去离住地四公里以外的伊犁河沿小庄子附近锄玉米。八点来钟出发，走到庄子，都快九点了，只见几个社员还坐在渠埂上说闲话，抽莫合烟。我由于诚惶诚恐，劳动上不敢怠慢，便问了一句：“还没上工么？”问完了才意识到，这里在场的是百分之百的维吾尔人，我的汉话没有人听得懂，问也白问。

　　但是马上从人群里站起一位机灵的小伙子，他身材适中，留着大分头，头发拳曲，眉浓目秀，目光流动活泼、忽暗忽亮，胡须茬子虽密却刮得很干净，上身穿一件翻领青年服，下身一件黄条绒的俄式短腰宽脚裤，神态俊雅，只是肤色似乎比这儿的一般社员还要黑一些。他用流利但仍然带有一种怪味儿的汉语对我说：“同志，你好。你是新来的社教干部吧？我们正在讨论《纪念白求恩》呢，来，坐下吧。”

　　我解释说，我不是社教干部，而是来劳动锻炼、改变思想的。他睁大了眼睛，把我从头到脚从脚到头来回打量了几遍，突然一转头，哈哈大笑起来。

　　他笑的样子非常粗俗丑陋，与刚才问“你好”的文明样子颇不相称。我知道，在新疆，即使懂汉语的乡下人，见面问候时也是用“好着呢吗？”而不会说“你好”

　　的。会问“你好”那是见过相当场面的标志。

　　笑完了，他指一指渠埂，用命令的口气对我说：“坐下，休息。”然后，他与同伴们继续说笑。他说话非常快，一套一套：表情也很夸张，好像在模仿着什么人。

　　但是在这样的说笑中，他也时时照顾着我的存在，一会儿用简单的话语向我介绍他们谈话的内容，原来他们并没有学习毛主席着作；一会儿又问问我姓名、年龄、籍贯、婚姻状况、家庭成员、简历，干部登记表第一面和第四面上的几项，他都问到了，我很佩服他的一心二用的本领。

　　这时又来了几个穿得花花绿绿的女社员，坐在对面的一条渠埂上，不是正对男社员而是拉开大约十的距离，以示男女有别。他“噌”地站了起来，跑到女社员那边去，马上，那边传来了活跃的说笑声。

　　太阳烤得我已经满头是汗了，我已经怀疑这一天还干不干活了，一位留着圆圆的白胡子的组长才下令下地。干活的时候伶俐的小伙子主动和我结伴，不停地和我扯着闲话，不断地嘱咐我“忙啥，慢慢的，慢慢的”。对于我提出的有关劳动工艺上的问题他一概置之不理，同时热情地向我嘘寒问暖，向我介绍在这里生活应该注意的事项。他说：“我叫穆罕默德·阿麦德，以后有什么事情，找我好了。”

　　直到快收工的时候，我才直腰四处看了看，我发现，穆罕默德·阿麦德干的活比我还少。我是一个人锄四垄地，他一个人只锄两垄，但前进的速度一样。他锄漏的生地、野草，也绝不比我少。再一看，我确实吓了一跳，原来他拿着的是一柄那么小的砍土镘，别说是男人，就是未成年的女孩儿用的砍土镘，一般也比他的大。

　　他一边“干活”，一边说一边笑，肆无忌惮，最后还唱起歌来了，有滋有味，有腔有板，他的嗓子可真不错。

　　后来不知谁笑着说了一句什么话，他突然生起气来了，立在那里，噘着嘴像个孩子，不声不响也不干活。过了足足两分钟他对我说：“这人是不好人，这人人不是。”他停了一下，调整了盛怒中弄乱了的语法，告诉我说：“这些人不是人。”

　　午饭时候，他不由分说把我拉到他家里去。本来庄子的住房水平低于队部附近的住房，他住的那个歪歪扭扭的用烂树条编在一起抹上泥就算墙的烂房，更可以说是倒数第一。他的父母都已老迈，两个小妹年龄很小，这四个人穿的都是破衣烂裳，只有他一个人穿得囫囵、整洁，还颇有式样。泥房外面是烂柴草搭的一个凉棚，凉棚下面砌起一个土台，土台上铺着一块布满烂洞、裂纹和粘成一络络的羊毛破毡子，毡子上放着一个四角包上铁皮仍然松松垮垮的炕桌，土台边连着锅灶，老太太正把一大把一大把发了霉的麦秸填到灶里，烟大火小，烧开那一大铁锅水显然是很难的。

　　我遵照礼仪向坐在室外土台上的二位老人问好。穆罕默德·阿麦德的父亲向我还礼和问候的时候，胸腔里发出一种奇怪的沙沙声，而且结结巴巴，口齿不清。他母亲正在害眼病，红红的两只眼睛眼泪哗哗的。穆罕默德·阿麦德却不耐烦地催我进屋，屋里摆设稍稍好一点，有半新的花毡，有条案，条案上有挑花桌布与大小瓷碗，还有一排维文旧文字的精装厚书，这是不多见的。墙角有镶着黄色条饰的木箱，墙上还有一个不大的镜框，奇怪的是镜框哩摆着的全部是穆罕默德·阿麦德一个人的照片，有穿俄式多扣学生装的，很天真可爱，还有一张穿西服的，拙劣地涂上了颜色，照得却走了形。墙上除挂着面箩、和面的木盆、两把未编完的糜秸扫把以外，还有一个大肚的庞然大物——那是一种乐器，叫做都塔尔，我在来伊犁以前已经去过吐鲁番和南疆，我是见识过的。

　　屋里空气潮湿憋闷，我其实宁愿出去到土台上坐，但是他正在认真地张罗着。

　　先是在我面前铺上了饭单，然后打开黄条木箱，拿出两个小碟，一个碟里放上方块糖和葡萄干，一个碟里放着小馕与小饼干。然后，他从室外拿来一个搪瓷高桩茶壶，从案上取下两个小碗，给我和他自己各倒了一碗茶：“请，请，请……”他平摊着向我伸手，极为彬彬有礼。从茶色的淡薄上，我又一次体会到这一家经济上的拮据。

　　茶虽淡，方块糖、葡萄干种种看来也是历史悠久，但他的招待却是一丝不苟，我也就非常感激地端起茶来啜饮，饮着饮着忽然想起了他的父母，维吾尔人是最讲敬老的，岂有把老人丢在室外之理。我眼睛看着门口要说话，他已明白，皱着眉对我说：“他们不喝茶，喝开水。”稍待，他又解释说：“在南疆，没有几户人家喝得起茶。”

　　喝了几口，这道程序结束，他拿起一个小碗出去了，一去好大一会儿也不回来，使我坐也不是走也不是。最后他拿着空碗气冲冲地进来了，他生气地说：“你是北京来的客人，我要不来一碗奶皮子，这儿的人，太不好了，在我们南疆，一家做好吃的，一定把周围所有的人叫来。”

　　没有奶皮子，做不成奶茶，但还是一起喝了咸茶，并且吃的是白面馕。我本来中午是带了馕的，但那是包谷馕。在春天青黄不接的季节，中午是难得有白面馕吃的，看来，他已经全力对我进行规格最高的款待了。

　　从此，我结识了这位懂汉语的、殷勤亲切又有点神啦巴唧的年轻人。我那时初到维吾尔农村定居，言语不通，心情沉郁，穆罕默德·阿麦德的存在，使我感到了友谊的温暖。每逢到伊犁河边干活的时候，我就带上馕，到他家喝热茶，就是喝碗开水，也是暖的。我得知，他们全家是五年前从喀什噶尔老城（今疏附县）步行半个月，从新源那边翻天山来到伊犁地区落户的。由于他天资聪颖又好学，三年前考上了乌鲁木齐气象学校（他告诉我是“空气学校”，当时我正抱着维语课本学维语，知道“哈娃”这个词既可作天空、空气也可作气象解，替他纠正成气象学校），但这个学校的食堂整天吃吐鲁番产的白高粱面，他吃不惯，加以家里老的老，小的小，病的病，离了他日子没法过，他便退学回来了，回来后心情抑郁，整天胡打混闹。

　　我也把我的大概情况介绍给他，他立即表示：“我听了心疼得很。”他的“很”字拉得很大，而且中间拐两个弯。后来他见我穿着带补丁的衣服，他要说一次心疼，看我吃一次干包谷馕，他也要说一次心疼。有一次队里出义务工，到公社西面三公里远去修湟渠，中午回不来，周围又没有人家，只好就着西北风和泥沙吃硬馕，他又“心疼”起来，还掉了眼泪。我问：“你们不也都是这样吃的吗？”他说：“我们惯了，你可是北京来的呀。”

　　他正式请了我一次客，是伊犁人最爱吃的“大半斤”——抻条面。他自己和面，做剂儿，抻面。他做抻面（当地叫“拉面”）的方法与伊犁的旁人不同，伊犁人是先把面剂儿做成一小段一小段的，然后一一拉细，像毛线缕一样地悬挂在桌角边，然后一锅一锅地煮。他呢，跪在毡子上，做了一个大面剂儿，裹上油，像盘香一样地盘成一座小山，等到锅开了，他飞快地拉起来，愈拉愈多，愈拉愈长，中间不断，直到拉满一锅的时候，他才把面从中间断开。他说：“这是喀什噶尔做拉面的方法。”

　　说起喀什噶尔，他满脸的依恋之情。不但面是他做的，菜卤也是他做。“你的妈妈呢？”我问。“她做不好！”他粗暴地回答。面煮好以后，他倒是很仁义，不但给父、母、妹妹盛好送到手上，而且确实如他所说过的，他推开房门，谁从这儿过他就叫谁来吃。最后，他自己只剩了小半碗。这时来了一只邻居的黑白花小猫，向他喵喵地叫，他以惊人的慷慨从他的碗里用手捏出一半面条来，喂了猫。剩下的几根面条，他也不用筷子，就用手指捏着吃了。都拾掇完了以后，他自己又吃了一个包谷馕。

　　利用饭后的融洽气氛，我向他进了一言：能不能换个稍微大一点的砍土镘，干活时稍稍多卖点力气。他立刻板起了脸，恶狠狠地对我说：“我不爱劳动嘛！我不是国家干部嘛！我不是积极分子嘛！”

　　“那你爱什么呢？”我没气，却笑着问。

　　“我爱玩，我爱看电影，我爱唱歌跳舞，我爱看书。”

　　“什么书？”

　　“小说。我最喜欢爱情啦，我喜欢美，漂亮，我喜欢女孩子。”说着说着他转怒为喜，突然，他向我跪下，给我磕了一个头：“王大人，请不要肚子胀。”

　　在我莫名其妙的时候，他又粗俗丑陋地笑开了。

　　笑得突然，止得也突然，他突然停住了笑，问我：“你会跳‘坦萨’吗？”

　　“什么‘坦萨’？”

　　他抬起两手，做出一个交际舞的姿势。

　　我不快地哼了一声。

　　“我最爱跳‘坦萨’了。”他哼哼着歌噌地站了起来，一个人前后左右地迈着步子。我当时的心情与交际舞是格格不入的，连看也不看他，于是他改唱维吾尔歌曲和跳维吾尔舞。然后他气喘吁吁地从墙上摘下都塔尔，一通乱弹，然后把都塔尔乒地一扔，颓然叹道：“每天都抡砍土镘，每天都抡砍土镘，手指头都粗了，还怎么弹都塔尔呢？”人是不错，可是思想太差劲，我当时想。同时我想起，根据我的一段观察，人们对穆罕默德·阿麦德普遍抱着一种取笑和轻视的态度。当穆罕默德·阿麦德大说大笑或者出洋相的时候，特别是年轻的男社员，便会互相挤挤眼睛，撇撇嘴，老头儿们也忍俊不禁，有的还摇摇头，最无保留地欢迎他和欣赏他的倒是女社员，特别是中年女社员。有一次队里开会，有一项议题是改选妇女队长。那天穆罕默德·阿麦德不在，一位有名的健壮而泼辣、刚刚和丈夫打了离婚的女人阿细罕喊道：“我们选穆罕默德·阿麦德！”全场就爆炸了，男女老幼，全都笑成了一团，我也笑了。

　　我又想起， 有一天我从他家喝茶出来， 大队的会计、一只眼睛的伊敏问我：

　　“是到穆罕默德·阿麦德家里去了吗？”当我点头以后，他却大摇其头，并且连连叹气，“哎、哎、哎、哎……”是一种不以为然的腔调。

　　这是怎么回事？

　　这次正式请吃“大半斤”，以欢快开始，以兴味索然而告终了。而且，在我告辞的时候，他把右腿别在左腿前，身子扭成了八道弯，上身晃动着，面红耳赤地说：

　　“老王哥，夏天要到了，我的三片瓦帽子再也戴不住了，队上又困难……你能不能借我十块钱？”

　　我把十块钱给了他，但心情更加不快了，他借钱的时机和场合使我对他的友谊的纯洁性产生了一点点怀疑。至于帽子，我完全懂，维吾尔人不论春夏秋冬、室内室外，是都必须戴帽子的。人前脱帽，是极为失礼的表现。而他的那顶三片瓦帽子，确实是不能再戴下去了。但用得了十块钱吗？我怀疑。

　　勿谓言之不预，真是忠言逆耳！就在第二天，公社“四清”工作队队长等一批干部到庄子地里参加劳动来了，他们立即发现了穆罕默德·阿麦德的超小砍土镘。

　　中间休息时，他们集合了全体社员，然后拿起穆罕默德·阿麦德的砍土镘示众。维族副队长讲了一大套，我听不懂，但是口气严厉，这从其他社员屏息静气、鸦雀无声的状态中可以体会到。汉族队长拿起他的砍土镘来说了一句话：“这是砍土镘吗？

　　不，这是耳挖勺！”他的话立刻被工作队的翻译翻成了维语，又是一阵大笑。

　　穆罕默德·阿麦德面红耳赤，像发了疯一样地冲了过去。他口若悬河，与工作队干部辩论起来。他还解开自己的腰带撩开衣服让工作队干部看伤口。翻译给汉族队长翻译的时候我也听见了几句，他不服，第一他说他有病开过刀，维语表达的方法是“吃过刀子”（后来我得知是割过阑尾，本来是很普通的手术，但一般维吾尔人认为“吃过刀子”的人是活不长的，故这个论据有一定的说服力）。第二他说批评表扬不能光看表面现象，不能不调查研究。他的砍土镘固然小一点，但他去年一年上工三百四十五天，今年半年出工一百七十天，属于全队前三名，为什么不表扬（后来我得知，他说的这些情况是有浮夸的，但因为他说得冲，就把那几个干部镇住了）？而同一个队里的××××、××××……（他一口气说了十几个名字，气之长可以与相声演员的“贯口”技巧相比）一贯不出工，为什么不提？为什么越是积极上工的好社员越是要听训，受批评，而从不上工的人却两耳清静、逍遥自在？

　　再说，去年决算他结余七十多块，七十多块都被超支户用了，队上没钱给他开支，至今欠着他钱，工作队管不管？不是批评他的砍土镘小吗？拿钱来！他立刻买两把特大号的，一把自己用，一把送给工作队长……他的顶撞使所有的人（包括我）捏着一把汗，因为那个年月不仅在农村，即使在城市顶撞领导也包含着巨大的危险，但显然他以凌厉的口舌在辩论中占了上风。

　　工作队长们开始降低了自己的调子，倒是长着圆白胡须的作业组长非常照顾领导的面子，适时地站出来把他训斥了几句，宣布继续干活。

　　工作队干部有了台阶，离去了，大家一面干活一面议论纷纷。从人们的表情中可以看出，一部分人拍手称快，更多的人认为穆罕默德·阿麦德是干了蠢事。又干了一个多小时，太阳还老高，组长宣布收工，但一律不得回家，以免给人以本组收工太早的不良印象。大家聚在地边抽烟，意思是如果碰到上面有人来检查，就重新下地比划比划；如果没有，等暮色昏黄时再起立各奔各家。这次照例的呆坐，穆罕默德·阿麦德非常沉闷，连阿细罕和他说笑他也不理。后来阿细罕过来拉他，与他动手动脚，别人笑起来了，他仍然面色阴沉，不理人。阿细罕无法，回头看见了我，向我求援，哇里哇啦，我知道她的意思是叫我劝劝他。我刚走过去，穆罕默德·阿麦德转头说了句：“别理他们！”我说：“社员们都等着你说笑话呢！”他抬起头，对我说：“你看我这是过的什么样的生活啊！”我看到，他满眼是泪。

　　在毛拉圩孜公社，每天我干两件事：劳动和学习维语维文。所有的维吾尔农民都是我的维语教师，包括他们刚会说话的孩子。一年以后，我已经掌握了大部分日常生活语汇。由于我找到了一本解放初期新疆省人民政府行政干校编印的《维语课本》，又接到父亲从北京寄来的一本《中国语文》杂志，该期杂志上刊有语言研究所朱志宁写的一篇介绍维吾尔语概况的文章，在这两本书的帮助下，我对于语法也有了初步知识。因此到六六年春夏天之间，我的维语知识，已经足以用来交际了。

　　我渐渐知道，年轻人厌弃鄙薄穆罕默德·阿麦德，主要是因为他有股子男不男、女不女的劲儿。老年人则嫌他劳动不好。但大家一致认为他是个善良、重感情、聪明的人。这一年中间迁来两户汉族新社员，他们对穆罕默德·阿麦德尤其满意。因为除了上述优点以外，他还有一个明显的长处：注意维护维、汉团结，与汉族社员亲密无间，沟通了维、汉社员间的感情，确实做到了有利于团结的话才说，有利于团结的事才做；不利于团结的话、的事，不说、不做。干脆上个纲吧，他是绝无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的。

　　男不男女不女的事我也看出了一点端倪，比如他说话忸怩作态，惊叹词多而且拉长声：喂江，哇那……他又特别爱打扮，留的分头自然卷曲，又长又密。他还说过：“我的头发多好！”这也让我不喜欢。那年月，连女人都不兴打扮，何况男子呢！

　　他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一次我问会计独眼伊敏：“他是不是‘艾杰克孜’？”

　　“艾杰克孜”是我学会的新词之一，是指一种性变态，汉语叫做阴阳人或者二尾子的。

　　伊敏吓了一跳，连忙摆手：“这话可不能随便说，老王，这话在维语里是最难听的骂人的话了，比骂毛驴子、猪、乌龟头都更严重。”他沉了沉，“主要是他的脾气，脾气就这样。比如说我们民族的规矩，男人跳舞，上臂的动作都在肩的水平面以下，”他做了几个最常见的舞蹈姿势，“女人跳舞胳臂才在肩以上挥动。”他又做了几个女人的舞蹈动作，使我发笑。“可穆罕默德·阿麦德呢，偏偏他要这样跳舞。”他学起他的样儿来，是“女式”的。

　　果然，原来我不明确，只觉得穆罕默德·阿麦德舞跳得很好，差不多谁家结婚都要请他去跳，但他跳的时候围观的年轻人又坏笑，我也觉着好像有一点不对头，经伊敏一说，恍然大悟。

　　“再比如说，我们维吾尔男人没有做饭的，特别是没结婚的巴郎子（此处指小伙子），哪有这样拉面条的？”他又学起他拉面的样子来，“就连骂人，他用的也都是些女人的话。打架吧，他撞头，而男人打架，可以用拳头，可以动刀子，就是不准撞头……”最后他总结说，“我们不喜欢他这个样子。”

　　伊敏的话并没有使我完全信服，例如拉面，为什么小伙子就不能做饭呢？根据我的观察，穆罕默德·阿麦德虽然家境困难，父亲有病，威信、地位极低，但是他有洁癖，类似拉面条、整理屋子这一类事，他不放心他妈妈去做，而家里又没有一个能干的、年龄相当的姐妹，所以他就把一部分细活接管了。至于粗活，还是由他母亲及小妹妹们干。但是他毕竟是有一点“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异于常人的地方，而他的这些“毛病”，不可能不引起人们生理上的嫌恶。于是，我决定对他采取保持距离的方针，遇到他邀请我到他家里去，请十次，我去上一两次，而且去了以后就表示我很忙，不能多坐。他和我说这说那，我也是嗯嗯哼哼，爱理不理的。

　　但是他并不介意，始终对我很热情、礼貌、关心。他与我说话，从来不用粗鄙的字眼，而且神情谦和文明。有一次我生病，嗓子哑了，他给我送了五个鸡蛋，急切地向我论证吞生鸡蛋是治疗嗓子的验方。干活的时候我只要稍嫌沉闷，他就过来搭腔。他好像时时注意着别人，对一切新来的人都负有责任，真像是生产队分工，由他担任礼宾司接待处干事似的。

　　我询问了大队代销店一名售货员，这位售货员原是民族学院毕业生，曾经当过疏附县小学教师，六二年退职回老家——伊犁的。他在南疆时，是穆罕默德·阿麦德的班主任。他告诉我穆罕默德·阿麦德儿童时期活泼聪颖，功课好，自尊心强，爱激动，各方面发育正常，从十二三岁以后爱和女同学在一起，出现一点或有的女里女气的现象，并不严重，谈不到有什么“问题”，但他因而被人瞧不起，是事实。

　　我又问我的老房东，既是队委委员、又是虔诚的穆斯林的我的房东老大爷，他对这方面的情况只字未挂齿，只是说：“他们全家都老实巴交，只是他，太调皮。”

　　又感慨说：“现在的年轻人，没受过苦，光知道享福。我们年轻的时候……”

　　房东老大娘插嘴说：“穆罕默德·阿麦德的母亲，各方面都好，就是鼻子太糟糕……”

　　“她老是流清鼻涕，她要是做饭鼻涕就往面盆里、锅里、碗里掉。”说得我们都笑起来了。

　　随着我维语知识的增进，我也听懂了穆罕默德·阿麦德与女社员在一起时说的那些调笑的话了。我的天，太可怕了，那种粗鲁和肮脏确实能把我吓一个跟头，虽然我也完全不是什么清幽细腻人儿，有一次他又和她们胡说八道，我皱起眉头转过身去，以维持“非礼四勿”的儒训，我的反应被他注意到了。干活的时候他对我说，本星期六他要请几个艺术家（即能歌善舞者）到他家坐坐，希望我也去。我干巴巴地回答说：“不。”他噘起嘴说：“这次你要不来，我可肚子胀了！”我就模仿当地社员的说法回答说：“肚子胀了，放几个屁就好了！”他听了我的话一怔，往后退了一步，显出那种惊异、失望、难受得几乎是恐惧的表情。他哭丧着脸看着我像看一个陌生人：“老王哥，您……”他喃喃地说。我只好一笑。

　　收工以后，他沉重地对我说：“唉，老王哥，您干什么要学习这个维吾尔语呢？

　　您学这个维吾尔语又有什么必要啊？我真不愿意您学会我们的语言啊！”

　　他的话使我完全摸不着头脑。我解释说学维语是为了向维吾尔族贫下中农学习，学习维吾尔文化，增强民族团结……他打断我说：“不，不，不！您不应该听懂我们那些脏话，您是从北京来的干部，那些话会污染您的耳朵。瞧，您也说起这些脏话来了，我真心疼啊！您如果学维语，就学那些文明的、美妙的、诗一样的话好了，您知道纳瓦依吗？”

　　我摇摇头，于是他向我介绍了中世纪维吾尔族伟大诗人纳瓦依的情况，他把我拉到他家，从条案的精装书丛里拿出一本又厚又重、如果是汉文大概相当于五十万字篇幅的书《纳瓦依》，他问：“老文字您认识吗？”我点点头。“这本书我看过五遍了， 作者是苏联乌兹贝克斯坦的阿衣别克， 您看您看。”他匆忙地翻着书，“这就是纳瓦依诗里的两句。”他先用维文朗诵，再给我逐字解释，诗是这样的：

　　烛光虽小，却照亮了一间屋子

　　——因为它正直，

　　闪电虽大，却不能留下什么，

　　——因为它弯曲。

　　他读纳瓦依的诗的时候半闭着眼，一副沉醉的表情。

　　“您看您看。”他又翻出了几张插图，“这就是女主人公狄丽达尔，狄丽达尔多漂亮啊！你看这风景，这池塘，这花和草，多像我们喀什噶尔啊！阿尔斯兰爱上了狄丽达尔，却受到暴君苏里坦的破坏，勇敢的狄丽达尔杀死了卫兵，从王宫里逃跑了。奸臣阿拜克抓住狄丽达尔要把她处死，但是担任过宰相的纳瓦依把她赦免了。

　　老王哥，你看看吧，书上并没有这样说，但是依我的看法，准是诗人纳瓦依也爱上了狄丽达尔了，那么漂亮的丫头！要不为什么纳瓦依那么快就赦免了她呢？”

　　从此，穆罕默德·阿麦德成了我读的维文文学书籍的主要供应者。他帮助我解决文字上的疑难，同时与我一起对书的内容进行热烈的讨论。以我的看法，阿衣别克的《纳瓦依》不能算是写得非常好，语言还不如他写的另一本书《圣血》。至于说书中的纳瓦依也爱上了狄丽达尔，更纯属穆罕默德·阿麦德的独家发明。但穆罕默德·阿麦德对于纳瓦依的崇敬，对这本书的热爱，对书中人物命运的关切，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纳瓦依的许多，特别是他的“是歌曲的灵魂”的名言，确实使我五体投地。后来我不无嘲弄之意地想到：原来不是几个世纪以前的大诗人、政治家纳瓦依，而是这个叫人哭笑不得的穆罕默德·阿麦德爱上了书中的狄丽达尔，瞧他说起狄丽达尔时半闭着眼、温柔多情的样子，活像刚刚得到了那位天仙般的少女的一吻呢。

　　我从他那儿还借到过高尔基的《在人间》、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暴风雨中诞生的》（维文译名是《暴风的孩子们》）的维文译本。还有一位吉尔吉斯作家原着的《我们时代的人们》，写得好笑极了。特别是塔吉克作家艾尼写的《往事》，对于布哈拉经院的记述，确实漂亮。还有一位哈萨克作家写的《骆驼羔一样的眼睛》，也很动人……就这样，穆罕默德·阿麦德帮助我认识了维吾尔乃至整个中亚细亚突厥语系各民族语言、文化的瑰丽，他教会了我维吾尔语中最美丽、最富有表现力和诗意的那些部分。我将永远感激他。

　　六六年夏，大学因“文化革命”而停止招生，我们队来了一位维吾尔姑娘、高中毕业生玛依奴尔。她爸爸原在某县当干部，据说当过科长，后因“有问题”退职，现在我们队劳动。他的家要比一般农民富得多，妻子腕子上戴着手镯，耳朵上挂着宝石。他家里有崭新的铜床、缝纫机和自行车。玛依奴尔本来在伊宁市寄宿中学读书，一心要考大学中文系的，结果，运动来了，还乡生产。

　　玛依奴尔个儿不太高，很壮，面色白里透红，眉眼舒展，脸型随她爸爸，略显扁平，经常穿一件浅色衬衫，深色裙子，短袜套，白色或蓝色球鞋。她的脚很大，更显得青春焕发，有劲。她举止大方，虽有头巾却常常把头发露在外面。裙子下面的腿也赤裸着一部分，一派城里人、中学生的气派。在农村，是没有哪个女人敢露出头发和腿来的。

　　很快就传出了玛依奴尔与穆罕默德·阿麦德相好的说法。不用说，对于玛依奴尔，穆罕默德·阿麦德更是格尽礼宾和接待的职守，他们两个一见面就说到一块去了。干活的时候抬“抬把子”（一种运重物工具，不用肩挑，而是两个人一前一后用手抓着抬），本来大家都是男找男、女找女结伴的，偏偏穆罕默德·阿麦德与玛依奴尔组成一对，玛依奴尔在前，他在后，一面抬土，一面还一唱一和地哼着歌儿，那样子真像学生下乡义务劳动。说实在的，有了这位洋溢着活力的玛依奴尔，倒是带动他干活时多卖了不少力气。我注意到，他那把微型砍土镘也不拿出来了，而是用了一把他大妹妹平常用的略大一些的砍土镘。他和女社员的下流谈笑也中止了，相反，在玛依奴尔面前，他彬彬有礼俨然学长。

　　他们两个交换书看，玛依奴尔汉文比他好，能看汉文小说，给他讲过好几个汉族古代历史故事，像“晏子使楚”、“二桃杀三士”，他听起来非常入神。“老王哥，我要学汉文，借我一本书看吧。”他对我说。我能给他什么书呢？只有那么几本。 他学了两天，不耐烦了，“攻击”起汉语来了：“什么汉语，枪也是qiang，墙也是qiang，抢也是qiang，让人笑死了！”

　　有时候工间休息时他们脱离开“群众”，躲在一边互相教唱歌。玛依奴尔教穆罕默德·阿麦德用汉语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和《我们走在大路上》，他学得很快，但常常在每一句歌词后面加一点维吾尔音乐式装饰尾音。他教玛依奴尔唱喀什噶尔的民歌，这些民歌当时是属于应“破”的“四旧”的范围的，所以当他们俩唱这些歌曲的时候，我总有点惴惴不安，东张西望，客观上起了替他们望风的作用。遇到远远有什么可疑的生人，我便制止他们：“别唱了！”两个兴高采烈的年轻人莫名其妙地抬起头来望着我，那种纯真无暇的神态真叫人高兴。我觉得，有了穆罕默德·阿麦德，玛依奴尔的学生生活好像恢复了。他们有时候还相互出智力测验题，在土地上用树棍画三角形和圆呢。但农民们却觉得看不惯了，同时在一般舆论里，颇有一种对穆罕默德·阿麦德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不平。

　　我个人倒是很为他庆幸。我希望玛依奴尔能把他带得更勤劳、正派一些。我同时窃以为，通过与玛依奴尔的相好，他那些不健康的心理举止将得以校正过来。

　　但是传出来了玛依奴尔父亲的声明，说是娶他的女儿没有一千五百块钱的聘礼和五十尺布票是办不到的。

　　有一次，工间休息的时候穆罕默德·阿麦德帮助玛依奴尔去寻找一种叫做“牛奶草根”的维吾尔女孩子喜欢用来咀嚼洁齿的植物，独眼伊敏走过去开了一句玩笑，穆罕默德·阿麦德狂怒得像一头见了红布的牛。他一头向伊敏顶去，伊敏早有准备，轻轻一躲，结果穆罕默德·阿麦德自己摔了一个马趴。大家过去劝阻，玛依奴尔也吓呆了。穆罕默德·阿麦德摔了一脸的血，我把他扶回了家。劝慰之后，我问道：

　　“你是喜欢玛依奴尔吗？”

　　他苦笑了，接连摇头：“怎么可能呢？我家里是什么样？她家里是什么样？我能娶到她吗？”

　　“可你也该考虑考虑自己成家的事了，你有二十四五了吧？父母老了，妹妹小，家里没人照管……”

　　“不，我不结婚，我一辈子也不结婚。”他的回答使我一阵反胃，我又想起那些对于他的传言来了。

　　“依我现在的状况，又有什么样的丫头能跟我呢？上个月五大队的一个姨姨来给我说媒，后来一问，原来那个丫头从小长秃疮——是个秃子。姨姨介绍说，那丫头戴上头巾并不难看，我哭了，我大哭了……”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梳着自己的鬈发，“我现在好一些了，你别走，我给你做饭吃……”

　　我没吃，心里觉得什么味儿都有。

　　渐渐地，我发现玛依奴尔也与他开始疏远、保持距离了。他的小砍土镘也就重新换回来。不久，发生了玛依奴尔的父亲逼婚和玛依奴尔逃婚事件。她父亲贪图财礼把玛依奴尔许配给伊宁市一个木匠。玛依奴尔不干，找穆罕默德·阿麦德商量，然后玛依奴尔就不见了，都说是穆罕默德·阿麦德帮她跑掉了的。对于这种说法，他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玛依奴尔的爸爸找他，他对玛依奴尔在哪里不置一词，但据理力争，批评玛依奴尔的爸爸包办子女婚姻不对：“你这是卖女儿！你这是毁掉你女儿的终生幸福！你这是违犯婚姻法！”

　　“乌龟头！你还给我讲婚姻法？你才违犯婚姻法呢！你是卖……”底下的辱骂是不能写下的，维吾尔语中最下流的话，我也是从与穆罕默德·阿麦德有关的事情里听到的。

　　他这次没有撞头，他双手交叉在胸前，低垂着头。打架只能和平辈打，骂架也是如此，对上一辈人，他保持着应有的礼节，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他只是沉默着。

　　玛依奴尔的父亲威胁说，如果三天之内穆罕默德·阿麦德不把他女儿交出来，就把穆罕默德·阿麦德像宰一只羊一样地宰掉。“我挤干你的血！”前科长大喝道。

　　但是穆罕默德不为所动，当然，他的血也照样在他自己的血管里奔流。半年以后，玛依奴尔回来了，她显得大多了，也漂亮多了。他父亲终于让步了，退了那个木匠的婚。我悄悄问玛依奴尔前一段跑到哪里去了，她说：“还是穆罕默德·阿麦德哥好！他给我买了汽车票又写了信指了路，这半年，我躲在他在尼勒克县的一个远亲那里。我本来还不敢跑呢，是他给我出主意，打气……真是个好人啊，可惜……”她摇摇头。谁知道她说的“可惜”都包含了些什么呢？

　　又过了半年，玛依奴尔与七生产队的文书雅阔甫结了婚。雅阔甫高大健壮，文化不大高，但人很聪敏，最近又入了党。他早先在察布查尔林场放木排，家里颇有积蓄，他家的苹果园和葡萄架，果木品种都是最好的，家里只有一个寡母，对他极为疼爱。我也不能不承认这确实是玛依奴尔的佳偶。

　　玛依奴尔办喜事那几天，穆罕默德·阿麦德的话特别多，和男男女女胡打胡闹胡笑，和阿细罕撕过来滚过去，无所不用其极，以至有人说他在去伊宁市的公路上捡到了一块手表，都快乐疯了，胡闹只要一停下来，他的神情便充满沮丧（也许只有我注意到他的神情了吧），而他一旦发现我心疼（我也终于为他“心疼”了）地看着他，他就立刻找人胡骂乱笑地出一通丑。“这样的人实在不可救药，怎么能配玛依奴尔呢？”连我也这样想了。然后他得了整整半个月的牙痛病，左下巴肿得老高，叼着一个手帕角淌口水，样子真是难看极了。

　　后来，当有的社员用同情的口气说起穆罕默德对玛依奴尔的情义，为玛依奴尔的幸福而不辞劳苦艰险，但最后他白辛苦一场，一无所得，玛依奴尔还是嫁了别人的时候，独眼伊敏取笑说：“那有什么办法？他能娶丫头吗？他只能嫁……”他中途停止了笑话，知道那笑话是太恶毒了，但还是有许多人笑了起来。

　　穆罕默德·阿麦德一家渐渐在伊犁地区站稳了脚跟，有点家底了。伊犁河谷，这是多么富饶的地方，尽管“文化革命”搞得全国都乱糟糟，伊犁河谷的少数民族农民相对来说还算比较逍遥。尽管对于农民的生财之道关卡重重，但与内地汉族农民相比，这儿少数民族农民的日子，也还算有点相对的灵活性。养头奶牛，养只羊，栽棵葡萄，编个扫把，马马虎虎还是可以挣下几个钱。加上从一九六五年以来，自治区党委号召各地搞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规划建设，“文化革命”中，这个规划建设并没有停止，所以这里的农村尽管问题很多，积极性调动不起来，但生活仍然在慢慢腾腾地运行，有它相对的稳定性。这样，到了一九六九年，包括穆罕默德·阿麦德家在内的大多数农民，在庄子附近统一规划的地段上，按每家九分地的标准（这是关内汉族农民做梦也不敢想的）修建起自己的新房庭院来了。很长一段时间，穆罕默德·阿麦德显得不那么活跃了，他起早贪黑地在生产队干部和众位社员的帮助之下和泥、打土墙、脱土坯，买梁木和椽子、苇席，买石灰，垒墙，做门窗……总之，勤劳的理顺大所难以完成的大业，懒惰的穆罕默德·阿麦德却正在顺利地完成着。

　　其实，也不能说他懒惰了，光土坯他就脱了好几万，等到上顶子的时候，他都快累成个黑瘦的小老头儿了。

　　社员们全力以赴地给他帮忙，否则光靠他自己盖房，没门儿。其中帮忙最多的人之一是独眼伊敏。据说由于独眼伊敏的奔走，他买建筑材料节省了一百多块钱。

　　到上顶子的时候，包括我在内，有二十几个人给他帮工。

　　他真心感谢大家，再也不发那一套扬南（疆）抑北（疆）的牢骚了。房子基本完工以后，他做了一大锅抓饭，招待我们这些为他的房子出过力的人。吃过抓饭以后，每四个人面前摆上一盘爆炒羊肉，放上一瓶“伊犁大曲”。六九年，酒是稀罕物，这也是伊敏帮他搞的，大家顿时活跃起来。

　　酒过三巡，醉眼惺忪的我们唱起来了。大家唱完了以后，穆罕默德·阿麦德突然清了清喉咙，大声唱道：

　　在我死后，在我死后你把我埋在哪方？

　　埋在大道旁？哦，我不愿埋在大道旁，

　　那里人来车往，人来年往是多么喧嚷。

　　埋在戈壁上？哦，我不愿埋在戈壁上，

　　那里天高地阔，天高地阔是多么荒凉。

　　他的歌使我一惊，新房落成，是喜事啊，怎么唱起这样丧气的歌儿来呢？而且他唱得非常好，没有那种女声女气。

　　我不解地看了他一眼，他好像明白了，便悄悄用汉语对我说：“盖房有什么意思，我真想去当特务！”

　　他的“特” 字发成“tie”音，好像是说当“梯益鹅务”，非常好笑。我当时只当做他又犯了疯病，胡说八道，根本没往心里去。

　　谁知道他后来的命运竟真的和“梯益鹅务”有了点关系呢！

　　一九七○年，进驻了由贫下中农代表、下乡知青、兵团农工组成的宣传队。我的房东老大娘称之为“多普卡”队，开始我还以为是一个俄语借词，后来才知道是“斗批改”的维化读法。

　　这个“多普卡”队一进村，不到两个星期就抓出了一个“反革命集团”，他们这个“集团”是怎么抓出来的，至今对我是一个谜。反正公社、大队都开了好几次斗争会。每次会上“反革命”都满满地站一台，不但有“喷气式”，而且上手铐，绑绳索，惊心动魄。本大队这个“集团”的首领说是前科长、玛依奴尔的爸爸（按：

　　平心而论，揪出来的很大一部分人倒是多少有点劣迹民愤。总之，也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成员愈揪愈多，没几天，“多普卡”队正式宣布，穆罕默德·阿麦德是反革命集团成员，任反革命集团的“特务”。穆罕默德，阿麦德被叫到“多普卡”队去夜审，据说给他上了手铐，抽了他几鞭子，不但审问了他的“特务”问题，而且审问了他的生理状况——是不是阴阳人。知情的人说，与前科长等“骨干分子”

　　相比，他的皮肉之苦算是相当轻的，但他惨叫得厉害，又连连叩头，洋相百出。关于特务问题，他承认他确实说过想当“特务”——“梯益鹅务”；关于生理状况，他保证无异常，只要宣传队“饶我这一小勺血”（犹汉语“饶我一条狗命”），他一定立即娶妻，秃子瞎子哑巴都行，而且一年之内一定生个孩子给宣传队看。

　　开始，对穆罕默德·阿麦德被宣布为特务，我也有些紧张，这究竟是什么事啊！

　　特务，这可不得了啊，后来又感到不解，“反革命集团的特务”，这是什么意思呢？

　　是“反革命集团”把他从喀什派到我社我队来当特务的？难道真的和克格勃或者美国、台湾挂上了钩？这实在无法想象。及至后来听到“审讯”情景，更是急不得恼不得哭不得笑不得。传出来的报道里最绝的还在后面呢，据说在穆罕默德·阿麦德保证娶妻生子以后，负责审讯他并抽了他一鞭子的一位“多普卡”队积极分子问道：

　　“那你能保证孩子是你的吗？”

　　“我保证孩子一定长得像我，再不信你们可以派人……”底下的话不能记了。

　　抽他一鞭子的疾恶如仇的积极分子也噗地一笑，估计那笑容是美的，后来据说还教育了他一顿，教育内容有一项，就是以后再不要看“乱七八糟的小说”。第二天穆罕默德·阿麦德把全部小说上缴了。

　　不久，传来了北京周总理的指示，定“反革命集团”要报中央批准。这也是使我至今感到惊叹的，总理在北京，却能掌握这里的情况，救了这里的多少人！“多普卡”立刻如撒了气的皮球，像牛一样开始的“反革命集团”，却像耗子似的结束了。

　　“多普卡”队工作后期，需要清理文件，不知道怎么发现了我这个“人才”，队长宣布可以对我“控制使用”。我有幸与闻机要一个时期，看到了有关穆罕默德·阿麦德的维文罪行材料，材料很简单，全文如下：

　　穆罕默德·阿麦德，男，二十八岁，南疆疏附县人，家庭出身贫衣，文化程度中专肄业。

　　该犯一贯思想反动，好逸恶劳，崇媚资、修，在一九六九、一九七○年曾两次宣称要当特务，实属丧心病狂，罪大恶极。处理意见：建议处以极刑，或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或管制改造。

　　后面有几份旁证材料，第一份便是独眼伊敏所写。关于独眼伊敏以及这份别有特色的“罪行材料”特别是近乎荒诞的“处理意见”，那将是另一篇小说的素材了。

　　尽管这个“多普卡”队确实搞得很糟，完全可以称之为解放以来最最糟糕的宣传队，至今臭名不散，但相当一部分社员说：“这回把穆罕默德·阿麦德收拾了个美！”他们似乎认为，这个“收拾”对穆罕默德·阿麦德还是有益的和必要的。

　　后来过了一段时间，我见到了穆罕默德·阿麦德，他形容憔悴，态度“老实”。

　　我没有和他多谈，也无法多谈，可能我也不敢或不愿与这个有过“特嫌”的人过往太密吧？不久，我就离开伊犁，到乌鲁木齐南郊上“五·七”干校去了。

　　七三年，我们全家从伊宁市迁往乌鲁木齐，我回伊宁市搬家，行前我到毛拉圩孜和乡亲们正式告别，穆罕默德·阿麦德闻讯气喘吁吁地赶来，要我到他家吃晚饭。

　　但为搬家事我必须当晚赶回伊宁市，不能从命。他神态怅然。他还塞给我九块钱，并说起了六五年借过我十块钱的事，他说他一时实在找不出第十块钱来了，准备等他不久去南疆娶亲路经乌鲁木齐时给我带点土特产。我完全忘掉了借钱的事，他的还钱反而使我不安起来，联想到八年前借钱的场合和我的不快感，更觉得惭愧，所以我极力推辞，但他还是坚持还了这九块钱。我想，这大概也是维吾尔人的一种礼法吧，人在，早还账晚还账可以不那么认真，人走了，那就要清清楚楚。

　　也是这一次，我终于听到了他即将卖掉奶牛去南疆娶妻的消息，我高兴地祝贺他，他漠然。

　　一晃，就过去了八年。这八年，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个人的境况也大不相同。七九年以前，在乌鲁木齐我一直没有见到他，也不知道他媳妇娶上了没有，一直到七四年我还念叨过几回，后来也就不提了，及至到了北京，公私诸事，每天都是铺天盖地，我如牛负重，顾不上想到他。偶尔见到远道而来的新疆朋友，特别是少数民族朋友，我们也会一起回忆一下新疆的事情，也会提及毛拉圩孜公社的某人某事，但我很少提到过他，他能算个什么呢？

　　一九八一年九月，我重访阔别了多年的伊犁和毛拉圩孜公社。在伊宁市，不论是老客运站旁的自由市场，还是绿州俱乐部前深夜点着电石灯卖土造啤酒和葵花籽的儿童，不论是斯大林街与解放路交接处的食品二门市部从丰富变得萧条、又从萧条变得充实而且琳琅满目的柜台，还是州党委画着镰刀斧头的办公灰楼，也不论是街道两旁白杨树下潺潺流着清水的小渠沟，还是小渠旁卖莫合烟的道貌岸然的长须老汉和刘晓庆的翻印影照，都使我觉得亲切、留恋、感慨而又有一种说不出的怅惘。

　　踏上毛拉圩孜公社的土地，更使我百感交集。想不到，来到这里我几乎迷了路。

　　六五年（就是我初来的那一年）制定的建设五好新农村（好条田、好林带、好道路、好渠道、好居民点）的规划业已全部完成，包括我住过的旧房子已全部拆除。我和穆罕默德·阿麦德所属的三大队第五生产队的地与第七生产队进行了部分调换，原来五队队部附近的田地与住房地给七队，换回了七队在伊犁河沿的农田。这样，五队的全部活动领域，都迁到原来的小庄子一带了。

　　我终于在新房新桥新树处找到了通往庄子的旧路，笔直的大土路，是我们当年修的。现在路上行走着的除了当年常见的皮轱辘与四轱辘马车和高轮牛车以外，还有当年未曾见过的一辆又一辆大队属与公社属卡车，还有一辆崭新的既可以坐乘六人又可以拉五百公斤货物的日本进口的生活车，而大大小小的自行车，几乎全部取代了当年代步的毛驴。

　　大路两旁的十行白杨树呢？这些当年我和穆罕默德·阿麦德等人一起栽下的瘦骨伶仃的小树苗子，已经都变成了参天的巨人。说实话，当年看到树苗子那副可怜相，我颇怀疑过它们能不能活下去，现在呢，脖子仰酸了还看不全一棵树的树冠和树上的鸟雀喽！

　　然后是我们挖过土的综合水磨，这个水磨从六五年底开工，六六年秋天“文化革命”开始以后由于队里闹“夺权”停下来了，此后上上停停，变成了持久战与消耗战。光州上的技术员就请来了好几趟，每次都要杀鸡宰羊拉面焖饭伺候。直到七一年我去干校前夕才完成了第一期工程。报上发了消息，说是证明了文化大革命不但不妨碍生产，而且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就是促生产……现在的水磨，包括磨面、舂米、榨油、弹花的全套设施。虽然队里已经实现了“电气化”，有更加方便迅速的电动粮棉油加工设备，但水磨收费要便宜得多，所以这里熙熙攘攘，十分热闹。

　　当在人群中发现了老相识，我也被人群发现以后，一连串握手、问候，让人激动得喘不过气来。

　　愈走近庄子，农村的变化就愈显着，我也就愈发惦记起穆罕默德·阿麦德来。

　　过去荒芜杂乱的伊犁河沿，现在多么繁荣了啊！房屋院落成行，医院、学校、供销门市部、农具仓、粮仓、马鹿饲养场……俱全，电灯电线，好一副热闹景象。只是不知道穆罕默德·阿麦德怎么样了。得知这里已经实行了联产计酬、专业承包，再一想起他那个“耳挖勺”似的小砍土镘和那副“软、懒、散”的样子，心想，一搞责任制他恐怕要饿饭、卖裤子吧？

　　他的院子还在老地方，但我也是在一个小孩子引导下才找到的。首先看到他的新院门，有一个小小的遮雨的门楼，门是两扇，漆上了酱色油漆，还有圆圆的一对铜门环，颇有点讲究。我刚一推门，就传来了看家狗的凶恶的吠声，一个穿着红背心、秃头、两臂肌肉发达、伏着身在一辆倒扣在地上的拉拉车上干活的庄稼汉回过了身，这，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叫了一声：“老王哥，是您吗？是您在这里吗，您还在吗？”

　　这就是穆罕默德·阿麦德吗？是他，是他啊！声音还是那样温和，拉着长调，然而他的形象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老农”了，色彩鲜明的背心掩盖不住他的秃顶，满脸的皱纹，脸孔不像原来那么黑，而是黄多了，下巴似乎有一点下垂——他胖了，但腮部肌肉显得松弛，满脸的黑胡子茬儿，特别是眼睛，眼睛已经远远不像从前那样活动，那样洋溢着幻想、热情、调皮捣蛋而又时而灰心丧气的明明灭灭的神采了。倒是他两臂的肌肉，显然比原来健壮多了，整个腰板也显得粗实了些。

　　“这不就是我吗，我在呢。我这不是来了吗？”我用在北京已经变得生疏、一到这块土地上立刻又变得纯熟了的维吾尔语回答，“怎么样，你可好？身体健康？

　　老爹和老妈妈呢？妹妹可都好？你成家了吧，有妻室儿女了吗？他们在哪里？”

　　他一一回答：“好好，好好，感谢真主，托党的福。爸爸已经过去三年了。妈妈还很硬朗。两个妹妹都出嫁了，大妹妹已经有了孩子。我是七三年结的婚，有两个儿子，妻子回南疆探亲去了……”他一面说，一面摘下挂在葡萄架上的硬盖帽子往头上戴。

　　“你的头发是怎么回事？”我忍不住问。

　　“唉，老王哥。”他又摘下了帽子，让我看他的秃顶，“您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又有多少办法？从娶了媳妇以后，我年年掉头发，这不是，都成了秃子了，唉，唉，唉！”

　　他的话仍然像从前那样好笑，然而他自己一点也不笑，一副一板正经的样子。

　　他的房子在原有基础上扩建了两间，这两间布置得非常漂亮，新花毡，单人铜骨床上整齐地叠放着新被褥和好几个大枕头，大枕头掖进去下两角而揪出上两角，斜靠着墙置放着，形状像个大元宝。条案上有一台名牌收音机，屋里还有缝纫机。

　　墙角上悬挂着的是他妻子的镶在镜框里的照片，年轻而又俊秀，辫子长长的，一双眼睛似乎像受了惊的黄羊。他规规矩矩地并起两腿，跪坐在毡子上，臀部压着自己的脚后跟，一副标准的敬客的姿势。他告诉我，他七三年经乌鲁木齐去了南疆喀什噶尔，为了节约住宿费，不敢耽搁，没能去找我。去到疏附县以后，由于他带的钱不多，娶不上太好的媳妇，最后别人给他领来了一个骨瘦如柴，脸上、脖子上、身上都长着白癜风的小丫头，他实在不想要，但一想到家庭的实际困难、周围的舆论，只好把这个丫头拿走了（维语讲到娶媳妇时用的这个词儿，可译成“取”，即娶，可译成“拿”，也可译成“买”，这里，这几个意思都是贴切的）……“她哪里有白癜风？漂亮得很呀！这不正是你的狄丽达尔吗？”我指着照片说。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狄丽达尔。”他巧妙地回答说（“狄丽达尔”可译作“心上人”），“那是后来，她的病好了。”他回答的时候脸红了一下，好像还有点不好意思呢。

　　……见过了老太太和欢蹦乱跳的两个小子以后，来了许多人，“大半斤”、爆炒、伊犁大曲，同样的乡亲的心。席间，我问候他的生活情况，他的话很少，别人代答加以评议的却很多。人们抢着告诉我，穆罕默德·阿麦德这些年是彻底改邪归正了，像个庄稼人一样地劳动，一样地过日子，而过去的那些毛病，都改掉了。说这些时，他静静地听着，有时还笑一笑，表示他的首肯和并不避讳谈自己的变化。

　　当我问到实行联产计酬以后他挣得上钱挣不上时，独眼伊敏代答说：“老王哥，你放心吧！这儿一贯彻按劳取酬，穆罕默德一夜之间就换一把特大号砍土镘，这个贼娃子（犹汉语“这小子”）奸着呢！”

　　“那把小砍土镘呢？留下展览，作大锅饭的见证吧。”我说，大家都笑了，但穆罕默德·阿麦德没有笑。

　　后来话题集中到他的妻子阿娜尔古丽身上，伊敏说：“这件事穆罕默德·阿麦德办得实在胡涂！阿娜尔古丽从那个吃不饱肚子的南疆来到咱们伊犁，也长胖了也出息了俊了。穆罕默德·阿麦德花了不少钱请维医给她治疗，病也治好了，当真像一朵石榴花开了（阿娜尔古丽本意是石榴花），却把她放走了……穆罕默德·阿麦德兄弟，这次走的时候你给她带上了多少钱？”

　　“三百块。”他嗫嗫嚅嚅地回答。

　　“那就更不回来了。”伊敏叫道，“她一定拿这一笔钱给她弟弟办婚事去了！”

　　“算了，南疆现在也富啦。”玛依奴尔的丈夫，七队文书雅阔甫插嘴说。

　　“那就更不回来了，南疆富了，人家何必还往北疆跑！”伊敏的逻辑是颠扑不破的，不论怎么说，阿娜尔古丽不会回来了。

　　穆罕默德·阿麦德的神色确实有一点优伤，为了换一个话题，我建议他打开收音机，听听歌曲。

　　美妙的维吾尔歌曲在室内响起来了，他听着这些歌，却失去了当年对于歌舞的迷恋冲动，他的眼神是呆滞的。人们告辞以后，我们拧低了音量，彼此谈了很久，我决定，就在他家过夜了。

　　后来我忽然想起了一个问题：“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希望你不要生气。”我说。他连忙摇头。“六九年你说要当特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果真想给外国……”

　　“没有的事！”他果断地一挥手，脸上显出了一丝笑意，“那时候我很寂寞。”

　　他解释说，沉吟了一下，“你知道我爱看电影，我看电影上那些特务的生活倒挺有意思，搂着美女，戴着黑眼镜，又开汽车又坐船……我就胡说起来了……唉，年轻，不懂事，傻瓜蛋呀！”

　　我不由得笑了。

　　“他们好厉害呀， 老王哥， 把我吓死了。”他回忆起那不快的事情，就这样“批评”了“多普卡”队。

　　“那那……你那身西服呢？你不是有一张穿西服的照片吗？”为了使他不再想那伤心的往事，我连忙胡乱凑了一个新问题。

　　“我哪里有西服。那是照相时和一位老师借的。老王哥，你说我穿西服好看吗？”

　　他的眼睛有点亮了，当年的穆罕默德·阿麦德似乎有点影子了。

　　“好看，好看！”

　　“……可惜，在阿娜尔古丽面前我也没穿过一次西服，只要是她回来，我一定做一身西服去。”

　　“……她不会不回来吧？”

　　“难说。”他摇摇头。

　　他告诉我，阿娜尔古丽嫁给他的时候只有十六岁，是虚报了年龄才领到了结婚证的。初到他家，阿娜尔古丽想妈妈，想弟弟，想南疆，整天地哭。她是因为父亲死了，生活困难，她自己条件又不好，才跟了他到伊犁来的。开始时，他并不喜欢她，她哭得他可怜起她来了，就对她愈来愈好，给她做拉面，给她讲维汉两个民族的故事、笑话、寓言，“我还给她学电影里的‘特务’的样子，终于把她逗笑了。”

　　他说着，回忆着，欣慰地笑着，“这几年，农村富了，她也发育得丰满了，病也好了……”

　　“现在，我配不上她了。今年她才二十五岁，而我呢，已经是老头子了。”他指指自己的秃顶。

　　我算了算，他不过是三十九岁，我说：“你离老还远着呢！她要再不回来，你就去南疆找她去吧！”

　　他苦笑了，“那有什么意思，强拽过来的还能是狄丽达尔吗？？……她已经给我生了两个大儿子了，这家业也是她帮助我挣下的，即使她不回来，也算对得起我了……何况，我在这里的名声……不太好。”他满眼是泪。

　　我无言地看着墙角的照片，维吾尔人挂照片的这个位置可真艺术，不在某一面墙上，而是专门挂在两面墙形成的夹角上。难道她也和玛依奴尔一样，最后还是要把穆罕默德·阿麦德抛弃吗？不至于吧！不，不能啊……忽然，他的两眼发直，抬起臀部，直着腰大声说：“如果她明年再不回来，我就把孩子交给奶奶，卖掉我的奶牛、羊、毛驴、拉拉车和这个铜骨床，我要流浪去，在我们的母亲祖国，在我们伟大的祖国流浪！”“伟大的祖国”几个字，他突然改用汉语说，他的两眼发出了邪而热的光，他站起来，用朗诵诗式的腔调喊道：“我要去北京、上海、哈尔滨、广州，还有香港……”

　　他拿下都塔尔，拨动两根琴弦，唱起来了：

　　我也要去啊，我也要云游四方，

　　我要看看这世界是什么模样。

　　我要看看这世界是什么模样。

　　我要走很远很远的路，

　　我要越过高山和大江。

　　安拉会佑护我吗？能不能平安健康？

　　我愿能够归来，或许能回来，

　　回到这个生()我长我的地方，

　　回到我亲爱的故乡！

　　这个歌儿我也会唱，已经好久没有唱过也没有听人唱过了。看他现在唱得多么来劲、忧伤、邪性啊。哦，穆罕默德·阿麦德，你还是穆罕默德·阿麦德，你还是穆罕默德·阿麦德啊！

　　王蒙：春节

　　坐在火车上，我静听机轮“咣当”“咣当”地响，这声音将把我送到北京，送到春节的欢悦里。

　　车厢里烟气弥漫，有人玩扑克牌，有人嗑瓜子，有人打盹；他们上车时候的高兴心情，都被这旅途的倦怠磨灭了。只有我，为自己的秘密所激动，幸福地望着灯火阑珊的远方。

　　车过丰台了，再快一点儿啊！

　　一年半前，我考到太原工学院。头年春节，由于表现自己的刚强吧，也许还有别的傻气的念头，我明明没事也不肯回家。错过了一个春节，再等第二个可就不那么容易了。

　　同学们真有意思，我回北京呆不上两星期，他们还成群结队地送我，我的好朋友——也是全班顶好的学生——金东勤，狠命地和我握手。上车十分钟，就想开他们了，再加上考试成绩不太体面（连一个五分都没有），起初在车上像有点心事似的……

　　不过，考试，同学，这已经成为“过去时”的了，现在，家，就要到啦。

　　一进门， 全家轰动起来。 妈妈正在包饺子，小弟弟拿面杖敲着案板，大喊：

　　“好哇，真好哇，哥哥回来啦！”谁都说我胖了，我一顿饭能吃七个馒头么；只有妈说我瘦了，而且眼圈还红了红。

　　我往过去自己睡的铺上一靠，马上弟弟把全家的“物资”运送过来：

　　“哥哥，快吃，这是南丰橘，这是国光苹果，这是榛子——可有好些空的，这，这是咱们家的剩馒头……”

　　而妈妈在一边嚷：“一肚子心火先别吃那些，擦把脸，烫烫脚，吃点挂面睡一觉吧。”

　　就这样，旧历二十九，我回到了家。

　　大年三十儿，我排了一下午队，好容易买了两张戏票。往家走的时候，爆竹声已经密起来。

　　上高中的时候，我们班与女附中的同年级班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我们常一起开晚会、过班日、远足旅行。我也认识了她们班主席沈如红，我和她都爱看苏联小说，聊起天来词儿特别多。她的脸形，穿的衣服，都特别像小孩子。如果打上领巾，和人说话的时候眼睛一眨一眨，那么就没有人会相信她已经是的学生了。我们两班在一起时，她总爱嘲笑男同学，而我总是第一个起来反攻，互有胜败。毕业以后，她响应教育局的号召，留下做教师，调到郊区新成立的中学，没有升大学。一年半以来，我在太原，仍然常与她通信。她的信不多，但是充满热情和关心。从上了大学，我好像忽然懂得了，在我们的友谊中，有一种那么纯真、美好，值得珍惜的东西。真奇怪，中学时代竟没有觉得，等到离得远了，她却万分亲近起来，她从北京写给我的每一封信，都被我读了又读，想了又想，于是不论上课、打球、散步，我都感到她就在自己的身旁。这次春节回北京，我已经下了决心，要去看她，去和她谈，也许幸福就落在我们身上。我和金东勤说过，他赞成，而且祝福我。

　　大年初一，我拿着两张戏票出城找沈如红去了。

　　来到校门口，简直难以相信待会儿就要见着她。她胖了么？眼睛是不是还一眨一眨？对我来，惊奇？欢迎？还是冷淡？我请她看戏，她高兴去吗？虽然我并不迷信，却恨不得对着什么祈祷一回。

　　沈如红跑出来，没等我“观察”她的神色，就拉着我到她屋里去。她说：“我想，你今天一定会来。”我说：“我在太原，怎么今天一定会来？”她说：“过春节了你还不想妈么？想妈，还能不来北京么？来北京，还能不找我来玩么？”从她谈话的口气，我猜，她一定是教几何的，这样懂得逻辑推理。

　　我按照早在太原就准备好了的，和她神聊起来。我谈山西的酒和醋，学山西话，描绘工学院教授们的形形色色，谈第一遭出远门的感想，我谈的都是有趣的、逗笑的、生动的。我希望自己的每都使她快活。

　　她听着，慢慢地点头，眼睛不眨，也没有笑。

　　我有点不好意思了，一见面就是我自说自笑。于是我说到半截打住了。

　　她这才笑了，说：“你呀，还跟从前一样淘气。”

　　淘气，淘气，我难道是小孩子？我没回答，打量她住的屋子。一间小西房，简单而干净。小书架上堆满书。全屋只有一件“贵重物品”：桌上放着一个留声机。

　　“好阔气呀！”我摸着留声机，问她，“多少钱买的？”

　　她脸微红着告诉我，一星期以前，学校评奖优秀教师，她做初一的班主任有成绩，得了这个奖品。

　　“你真好！”我去握她的手，“把你的优秀事迹告诉我吧。”

　　“哪有优秀事迹？”她分辩说，把手从我的手里抽出来，扣好上衣的一个扣子，“我喜欢我们班的孩子，他们也喜欢我。就是这么回事……”

　　她有点变了，不是头发的样式，不是长相，不是说话的声音，变了的不在这里。

　　在她说我淘气的时候，在说到“我们班的孩子”的时候，我觉得我面前真的是一个大人，一个老师了。这种感觉使我不由对她尊敬起来。

　　“刚做教师的时候，我还为自己的前途惋惜呢，特别是接到同学们的来信，情绪就更波动。你记得我们班的学究、近视眼的黄书萱吗？她现在在莫斯科大学学物理。同学们有的留苏，有的上大学，我却留下教书，可是，孩子们教育了我，为了这样的孩子，难道不应该献出一切吗？我就这样扎下了根，在这儿生长起来了。”

　　我想：她的心灵是多么高尚呀。

　　“大学生同志，你可过得好？”她问我。

　　“就算不坏吧。”我马马虎虎地说。

　　我又想起来，问她：“黄书萱在莫斯科哪儿？”

　　她说：“她们可棒了，她学了一年俄语，去年九月到的苏联。就在我们唱的那个‘列宁山’上，她说，在那儿上课，俄语跟不上，开头跟驾云呀似的，啊，我这儿还有她的信呢。”

　　她拿出莫斯科寄来的信。我好奇地、羡慕地看着信封上的苏联邮戳，我原来也被保送去考留苏预备生，因为功课不好没考上，黄书萱的信使我想起这段伤心的事，脸也红了。

　　“邮票呢？”我问她。

　　“送给孩子了。”

　　这时听见一片喧闹，有人敲门，沈如红的眼睛亮了，她骄傲地告诉我：“我的学生们来了。”

　　“老师过年好！”“老师您好！”六个矮矮的男女学生围上沈如红问好，沈如红一一地回答了他们。

　　他们瞧见了我，小声问她：“这是谁呀？”

　　沈如红说：“他姓王，我过去的同学。”

　　“王老师您好！”大家向我行礼。

　　“我可不是老师！”不知怎的，这些学生来，使我不太高兴，他们使我不能单独与她在一起。

　　“老师，您看！”一个孩子掏出一个泥捏的小娃娃，送给沈如红。又一个孩子拿出自己做的书签，书签上画着滑稽人。第三个孩子拿出一艘用粉笔刻成的精致小船。……最后一个孩子拿出一个面刺猬，他说：“老师，您要是看腻了就可以把它吃喽。”大家都笑了。

　　沈如红拉开抽屉拿出一叠小本子，送给他们每人一本。他们要求沈老师为他们写几句话，于是她仔细地一本一本地写起来。孩子们围着她、挤着她，目不转睛地望着她。

　　我羡慕地看着他们。孩子们挨沈如红是那么近，沈如红扶着他们的肩膀，摸着他们的头发。我听着他们的话声和笑声，老师和学生的声音混在一起。相形之下，我悲苦地觉得，对于沈老师，我这个“淘气的”大学生又算什么，还不如这些孩子，更亲近，更可爱呢。

　　沈如红组织他们开起联欢会来了。一个孩子唱歌，一个孩子说笑话，一个孩子学口技，喔喔喔，咕咕咕，公鸡母鸡都来了。沈如红又给他们讲了一段童话，安徒生的《海的女儿》……怎么没个完啊？我气恼了，气沈如红：你忘了我吗？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些小鬼打发走？也气这些孩子：真讨厌，你们就瞧不见沈老师这里有一位“远方的客人”吗？最气的，还是自己：你满腔热情地从太原来到北京，买了戏票，大年初一不陪妈妈、弟弟玩，倒跑到这里“罚坐”！

　　“请王老师来一个吧！”送刺猬的小孩提议。

　　他们鼓掌。

　　“我什么都不会。”说完我就走到一边，看着窗子。玻璃上映出沈如红的影子，她抬起头来，望着我。我回头一看，遇到她那样深重的责难眼光，我不知所措……沈如红说：“来，我们听张唱片吧。”看也不看我，就去打开留声机，上紧弦，开始放唱片。

　　穿过朝霞太阳照在列宁山，

　　迎接着黎明多么心欢……

　　温柔的男高音唱起来了。在我的中学时代，我们曾经多少次地唱这支苏联歌曲呀。我们班和她们班，我和她，曾经多么亲切地共同唱这支明朗的歌儿啊。

　　后来孩子们走了，已经快到十二点。我应该说点什么了，否则一切希望就要破灭。我口吃地说：“我喜欢‘列宁山’这个歌。”

　　她点头。

　　我说：“我们一块唱过。”

　　她说：“大概是的。”

　　沉默了一会，我憋红了脸，急急地说出来（因为稍一停顿我就说不下去了）：

　　“下午你有空吗？一齐去听京戏吧。我买了票，听完戏，咱们聊聊……”

　　她说：“你一提下午我想起来啦，你记得周大个儿吗？”

　　“周大个儿是我们班的同学，当然记得。”

　　她高兴地告诉我：“周大个儿可不简单呀，他上了体育学院，当上排球选手啦。

　　你知道他是用左手杀球的，总是出人意外地取胜。去年保加利亚排球队来的时候，他还上场了呢。今天下午，他们有一场排球表演赛，送了我一张票。对了，你去不去？你要去，我给他打个电话再要一张。”

　　原来是这样。那个周大个，那个说话嗓音像破锣、数学考过五十分的周大个儿居然成了选手，居然受到沈如红的赞美，沈如红说他“可不简单啦”。不简单，不简单……

　　看来，我只有走了。

　　沈如红留我吃饭，我摇头。沈如红和我谈天，我结结巴巴答不上来。我告辞了几次，走出来。她说要送我走一段路，我也拒绝了。最后我们握手，我无望地紧握着她的暖和的有力的小手。

　　快到京戏开演时间了，我得赶回城里。进城后，买了两个馒头，迎着风，一口一口地啃着馒头，走向戏院。

　　谢谢张云溪和张春华，他们的精彩表演——《猎虎记》，使我暂时忘掉了上午的不愉快，跟着他们，走进了一个勇武豪侠的世界里。

　　回到家，晚饭吃得很少。妈妈以为我病了，摸着我的脑门试温度，又问了我老半天。

　　夜里，躺在床上，总也睡不着。爆竹声一直不断，一声比一声急。还恍惚可以听见小孩的叫喊，女人的笑声和“春节特别广播节目”中的音乐。人人都欢度春节。

　　可我呢，我翻来覆去，久久地思索：这次回家，这次过春节，是什么破坏了我的兴致，使我烦恼起来？因为沈如红吗？不，事实上我没向她表示什么，她也没拒绝。

　　但是我不想再表示什么。从太原到北京，一路上曾经那样使我幸福，使我迷恋的东西，好像已经不重要了。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渐渐地，渐渐地，我懂了，来到北京，来到老同学的身旁，我觉得我缺少那么一种东西。在沈如红的留声机中，在她和孩子共同的笑声里，在“列宁山”歌儿的旋律中，在周大个儿的排球上，在黄书萱的莫斯科来信中，以至于在京剧演员张云溪的筋斗里，都有一种那么充实，那么骄傲，那么使人羡慕和使自己仿佛变得高大起来的东西。我呢？马马虎虎地上了大学，空着手回到了故乡，什么都没有。

　　生活里常常这样，他按照作息时间表起床，工作，生活，一切都很顺利，一切也莫过如此。但是，一旦向四周一看，自己已经远远地落在后头，于是，心疼痛了。

　　第三天，接到金东勤的来信：“……现在是三十儿晚上，给你写信。你高兴吧？

　　有个家在北京真是天大的福气。告诉你，我们这儿也很好，现在正举行化装舞会呢……我和小胖商量好，一过初三就组织个补习俄文的小组，咱们班不是俄文没考好么？可惜你不在，要不然可以做咱们组文体干事，咱们一块……”

　　这信，我看了又看，然后告诉妈妈：“明天我就回太原去。”妈妈和弟弟纳闷，也有点难过，我明明还可以再住十天，一年半没见了，回来了又急着要走。可是，我不能等了，我想立刻回到学校，学习，读书，锻炼身体，和同学们在一起，往前赶，往前攻。原谅我吧，妈妈！

　　当我坐着火车，在汽笛声中缓缓离去的时候，偷偷掉下了一滴眼泪。是舍不得自己的家吗？我已经是大小伙子了。是惋惜春节过得太快？不如说是留恋。旧日在一起的姑娘们呢？她们都很好。春节过得热闹、轻松，而且满足。而且今年春节来得早，雪都快化了。

　　生活在飞，人也()变了，他们都有的可夸耀，得奖啦，当选手啦，去苏联留学啦。

　　瞧沈如红和孩子们这个笑哇，笑得房都要塌了。连张云溪得的掌声都比往年多，他谢了七次幕。

　　我咬了咬牙，那真正辉煌的生活是要到来了。等明年春节，我就要放着一片金光回家来喽。那时候我去听戏，去找沈如红，去看周大个儿的排球……就是为了这，我离开北京的时候想了老半天；就是为了这，我坐在火车上忍不住掉下泪来……

　　195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