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平：和命运结伴而行

　　：和命运结伴而行

　　命运主要由两个因素决定：环境和性格。环境规定了一个人的遭遇的可能范围，性格则规定了他对遭遇的反应方式。由于反应方式不同，相同的遭遇就有了不同的意义，因而也就成了本质上不同的遭遇。我在此意义上理解赫拉克利特的这一名言：“性格即命运”。

　　但是，这并不说明人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因为人不能决定自己的性格。

　　性格无所谓好坏，好坏仅在于人对自己的性格的使用，在使用中便有了人的自由。

　　就命运是一种神秘的外在力量而言，人不能支配命运，只能支配自己对命运的态度。一个人愈是能够支配自己对于命运的态度，命运对于他的支配力量就愈小。

　　“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太简单一些了吧？活生生的人总是被领着也被拖着，抗争着但终于不得不屈服。

　　昔日的同学走出校门，各奔东西，若干年后重逢，便会发现彼此在做着很不同的事，在名利场上的沉浮也相差悬殊。可是，只要仔细一想，你会进一步发现，各人所走的道路大抵有线索可寻，符合各自的人格类型和性格逻辑，说得上各得其所。

　　上帝借种种偶然性之手分配人们的命运，除开特殊的天灾人祸之外，它的分配基本上是公平的。

　　偶然性是上帝的心血来潮，它可能是灵感喷发，也可能只是一个恶作剧，可能是神来之笔，也可能只是一个笔误。因此，在人生中，偶然性便成了一个既诱人又恼人的东西。我们无法预测会有哪一种偶然性落到自己头上，所能做到的仅是——如果得到的是神来之笔，就不要辜负了它；如果得到的是笔误，就精心地修改它，使它看起来像是另一种神来之笔，如同有的画家把偶然落到画布上的污斑修改成整幅画的点睛之笔那样。当然，在实际生活中，修改上帝的笔误绝非一件如此轻松的事情，有的人()为此付出了毕生的努力，而这努力本身便展现为辉煌的人生历程。

　　人活世上，第一重要的还是，懂得自爱自尊，使自己有一颗坦荡又充实的灵魂，足以承受得住命运的打击，也配得上命运的赐予。倘能这样，也就算得上做命运的主人了。

　　浮生若梦，何妨就当它是梦，尽兴地梦它一场？世事如云，何妨就当它是云，从容地观它千变？

　　事情对人的影响是与距离成反比的，离得越近，就越能支配我们的心情。因此，减轻和摆脱其影响的办法就是寻找一个立足点，那个立足点可以使我们拉开与事情之间的距离。如果那个立足点仍在人世间，与事情拉开了一个有限的距离，我们便会获得一种明智的态度。如果那个立足点被安置在人世之外，与事情隔开了一个无限的距离，我们便会获得一种超脱的态度。

　　大损失在人生中的教化作用：使人对小损失不再计较。

　　：文化现象

　　这是我多年前写下的一则感想——

　　留在国内的人开始鼓吹纯学术了，似乎一切都可以被剥夺，惟有学术剥夺不了，于是学术就变得纯而又纯了。据说跑到国外的人已经在鼓吹流亡文化，似乎一切都带不走，惟独带走了文化，于是文化便和他们一起踏上了流亡之途。守着学术，或者担着文化流浪，大约都能使人体会到一种使命感。可惜的是，我的学术永远纯不了，你的文化永远有个家，谁本来有什么就仍旧有什么。卧薪尝胆的纯学术和义愤填膺的流亡文化好像都很有悲剧色彩，但我担心有一天我们将不得不观看两者吵架的闹剧。

　　在这片古老土地上进行的大规模政治实验的失败，迫使中国回到了一种比较自然的社会过程。二十年前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含义已经逐渐分明，它真正解放的是人的本能以及由本能所驱动的市场，而思想自身却丧失了特权。不过，我对这一变化持积极的评价。当思想拥有特权之时，其命运不外乎为王或为寇，而现在，它至少有了在市场上卖和买的自由，以及——只要自己愿意——不卖和不买并且远离市场的自由。市场对于思想是冷漠的，因冷漠而是宽容的，与那个对思想狂热而严酷的时代相比，我对眼下的状态要满意得多。

　　从事人文研究的三种方式：一、学者的方式：严格地做学问，讲究规范和方法，注重材料的发现、整理和解释；二、才子的方式：潇洒地玩学问，讲究趣味和技巧，易卖弄机智和才情；三、思想者的方式：通过学问求真理或信仰，注重精神上的关切。

　　当我们围绕某一个主()题读书和写作时，我们便称之为学术。我们的主题越是固定不变，以至于不再读与这个主题无关的书和不再写与这个主题无关的文章，我们就越是纯粹的学者。

　　道德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是精神性的，旨在追求个人完善，此种追求若赋予神圣的名义，便进入宗教的领域。一是实用性的，旨在维护社会秩序，此种维护若辅以暴力的手段，便进入法律的领域。

　　实际上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混淆必生恶果。试图靠建立某种社会秩序来强制实现个人完善，必导致专制主义。把社会秩序的取舍完全交付个人良心来决定，必导致无政府主义。

　　我发现，许多时候，我以为自己在思考，其实脑子里只是在做着文字的排列组合。

　　这肯定是以文字为生的人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