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我要回家

　　：我要回家

　　那一年我回台湾来九个月。

　　当时手边原先只有一本新书打算出版，这已经算是大工作了，因为一本书的诞生不仅仅表示印刷而已。

　　虽然出版社接手了绝大部分的工作，可是身为作者却也不能放手不管。那只是出一册书——《倾城》。

　　后来与出版社谈了谈，发觉如果自己更勤劳些，还可以同时再推出另两本新书——《谈心》以及《随想》。这两本书完全没有被放在预期的工作进度里，尤其是《随想》，根本就得开始写，而愚昧的我，以为用功就是积极，竟然答应自己一口气出三本书。这种痴狂叫做绝不爱惜身体的人才做得出来。

　　也是合该有事，小丁神父也在同时写完了他的另一本新书——《墨西哥之旅》——后来被我改成《刹那时光》的那十二万字英文稿，也交到我的手中。我又接下了。一共四本书，同时。

　　也是在那个时期里，滚石唱片公司与我签了合同，承诺要写一整张唱片的歌词。

　　我快快的写好了好多首歌词去，滚石一首也没有接受——他们是专家，要求更贴切的字句，这一点，我完全同意而且心服，制作人王新莲、齐豫在文字的敏镜度上够深、够强、够狠、够认真，她们要求作品的严格度，使我对这两个才女心悦诚服。她们不怕打我回票。我自己也不肯懒散，总是想到脑子快炸掉了还在力求表现。常常，一个句子，想到五百种以上的方式，才能定稿，而我就在里面拚。

　　于是我同时处理四本书、一张唱片，也没能推掉另外许多许多琐事。

　　就在天气快进炎热时，我爱上了一幢楼中楼的公寓，朋友要卖，我倾尽积蓄将那房子买了上来。然后，开始以自己的心意装修。

　　虽然房子不必自己钉木板，可是那一灯一碗、那布料、椅垫、床罩、窗帘、家具、电话、书籍、摆设、盆景、拖鞋、冰箱、刀、匙、杯、筷、灶、拖把……还是要了人的命和钱。

　　雪球越滚越大，我管四本书，一张唱片、一个百事待举的新家，还得每天回那么多封信，以及响个不停的电话和饭局。

　　我的心怀意志虽然充满了创造的喜悦与狂爱，可是生活也成了一根绷得快要断了的弦。

　　就在这种水深火热的日子里，挚友杨淑惠女士得了脑癌住进台大医院，我开始跑医院。

　　没过十天，我的母亲发现乳癌，住进荣民总医院，这两个我心挚爱的人先后开刀，使我的压力更加巨大，在工作和医院中不得释放。

　　也许是心里再也没有空白，我舍弃了每天只有四小时的睡眠，开始翻出所有的书籍，今生第二十次、三十次阅读她——只有这件事情，使我松驰，使我激赏，使我忘了白日所有的负担和责任。

　　于是，我活过了近三个月完全没有睡眠的日子。那时，几次开车几乎出事，我停止了开车，我放弃了阅读，可是我不能放下待做的文稿。我在绞我的脑汁，绞到无汁可绞却不能放弃。

　　我睁着眼睛等天亮，恶性失眠像鬼一样占住了我。我开始增加安眠药的份量，一颗、三颗、七颗，直到有一夜服了十颗，而我不能入睡。我不能入睡，我的脑伤了，我的心不清楚了，我开始怕声音，我控制不住的哭——没有任何理由。歌词出不来、书出不来、家没有修好，淑惠正在死亡的边缘挣扎，妈妈割掉了部分的身体……

　　我不能睡觉、我不能睡、不能睡不能睡。

　　有一天，白天，好友王恒打电话给我，问我钢琴到底要不要，我回说我从来没有想买钢琴。王恒说：“你自己深夜三点半打电话来，把我们全家人吵醒，叫我立即替你去找一架琴。”

　　我不记得我打过这种电话。

　　又有一天，女友陈寿美对我说：“昨天我在等你，你失约了没有来。”我问她我失了什么约，她说：“你深夜一点半打电话给我，叫我带你去医院打点滴，你讲话清清楚楚，说不舒服，跟我约——”

　　我不记得我做过这种事。

　　连续好几个朋友告诉我，我托他们做事，都在深夜里去吵人家，我不承认，不记得。

　　有一天早晨，发觉水瓶里插着一大片万年青，那片叶子生长在五楼屋顶花园的墙外，我曾想去剪，可是怕坠楼而没有去。什么时候我在深夜里爬上了危墙把它给摘下来了？我不记得——可是它明明在水瓶里。

　　那一天，淑惠昏迷了，医生说，就要走了，不会再醒过来。我在病房中抱住她，贴着她沉睡的脸，跟她道别。出来时，我坐在台大医院的花坛边埋首痛哭。

　　我去不动荣民总医院看妈妈，我想到爸爸黄昏回家要吃饭——我得赶回家煮饭给爸爸吃。我上了计程车，说要去南京东路四段，车到了四段，我发觉我不知自己的家在哪里，我知道我是谁，可是我不会回家。

　　我在一根电线杆边站了很久很久，然后开始天旋地转，我在街上呕吐不停。后来看见育达商职的学生放学，突然想起自己已经修好的公寓就在附近，于是我回了自己的家，翻开电话簿，找到爸爸家的号码，告诉爸我忙，不回他们家中去，我没说我记忆丧失了大半。

　　那天我又吞了()一把安眠药，可是无效。我听见有脚步声四面八方而来，我一间一间打开无人的房门，当然没有人，我吓得把背紧紧抵住墙——听。人病了，鬼由心生。

　　近乎一个半月的时间，我的记忆短路，有时记得，有时不记得，一些歌词，还在写，居然可以定稿。

　　最怕的事情是，我不会回家。我常常站在街上发呆，努力的想：家在哪里，我要回家，有一次，是邻居带我回去的。

　　整整六个月没有阖眼了，我的四肢百骸酸痛不堪，我的视力模糊，我的血液在深夜里流动时，自己好似可以听见哗哗的水声在体内运转。走路时，我是一具行尸，慢慢拖。

　　那一年，两年半以前，我终于住进了医院，治疗我的是脑神经内科李刚大夫。十七天住院之后，我出院，立即出国休息。

　　从那次的记忆丧失或说话错乱之后，我不再过份用脑了，这使我外在的成绩进度缓慢，可是一个人能够认路回家，却是多么幸福的事。

　　：我先走了

　　那天我刚进教室才坐下，月凤冲进来，用英文喊了一句：“我爸爸——”眼睛哗的一红，用手蒙住了脸。月凤平日在人前不哭的。

　　我推开椅子朝她走去。

　　“你爸怎么了？”我问。

　　“中风。”

　　“那快回去呀——还等什么？”

　　月凤在美国跟着公公婆婆，自己母亲已经过世，爸爸在台北。

　　说时艾琳进门了，一听见这消息，也是同样反应。一时里，教室突然失去了那份欢悦的气息，好似就要离别了一般。

　　那一天，我特别想念自己的父母，想着想着，在深夜里打电话给月凤，讲好一同去订飞机票，一同走了。毕竟，我还有人子的责任。

　　就决定走了，不等学期结束。

　　“什么哦——你——”阿雅拉朝我叫起来。

　　“我不能等了。”我说。

　　“你爸也没中风，你走什么？”同学说。

　　我的去意来得突然，自己先就呆呆的，呆呆的。

　　快乐的日子总是短促的，躲在心里的枷锁不可能永远不去面对处理。我计划提早离开美国，回台湾去一个月，然后再飞赴西班牙转飞加纳利群岛——去卖那幢空着的房子了。这是一九八六年五月中旬。

　　学校其实并不小，只是在我们周遭的那几十个人变成很不安——月凤要暂时走了，带走了他们的朋友Echo阿雅拉和瑞恰原先早已是好朋友，连带她们由以色列派来美国波音飞机公司的丈夫，都常跟我相聚的。

　　这匆匆忙忙的走，先是难过了那二十多个连带认识的犹太朋友。他们赶着做了好多菜，在阿雅拉的家里开了一场惜别会。

　　我好似在参加自己的葬礼一般，每一个朋友，在告别时都给了我小纪念品和紧紧的拥抱，还有那一张张千叮万咛的地址和电话。

　　细川慎慎重重的约了月凤和我，迎到她家中去吃一顿中规中矩的日本菜。我极爱她。

　　霁听到我要走，问：“那你秋天再来不来？那时候，我可到华盛顿州立大学去了。”

　　我肯定以后为了父母的缘故，将会长住台湾。再要走，也不过短期而已。我苦笑着替我的“弟”整整衣领，说：“三姐不来了。”

　　一个二十岁的中国女孩在走廊上碰到我，我笑向娇小的她张开手臂，她奔上来，我抱住她的书和人。她说：“可是真的，你要离开我们了？”说着她呜呜假哭，我也呜的哭一声陪伴她，接着两人哈哈笑。

　　奥娃也不知听谁说的我要走了。请了冷冻工厂的假，带着那千辛万苦从南斯拉夫来的妈妈，回到学校来跟我道别。

　　在班上，除了她自己，我是唯一去过奥娃国家的人。两人因此一向很亲。

　　巴西的古托用葡萄牙文唤我——姐，一再的说明以后去巴西怎么找他，在班上，我是那个去过亚马逊大河的人。在巴西情结里，我们当然又特别些。

　　杰克中文名字叫什么我至今不晓得，却无妨我们的同胞爱。他说：“下回你来西雅图，我去机场接。”我笑说：“你孤单单给乖乖留着，艾琳是不会欺负你的。别班可说不定。”

　　伊朗那大哭大笑的女同学留下一串复杂的地址，说：“我可能把孩子放到加州，自己去土耳其会晤一次丈夫。也可能就跟先生园伊朗。你可得找我，天涯海角用这五个地址连络。”

　　一群日本女同学加上艾琳，鬼鬼崇崇的，不知在商量什么。

　　我忙着打点杂物，东西原先不多，怎么才五个多月，竟然如此牵牵绊绊。一发心，大半都给放下了，不必带回台湾——尤其是衣服。

　　决定要走之后，月凤比较镇定了，她去忙她的琐事。毕竟月凤去了，台北还有人情礼物不得不周到。她买了好多东西。

　　就算这样吧，我们两人的课还是不愿停。

　　艾琳一再的问：“上飞机前一天的课你们来不来？”我和月凤都答：“来。”

　　“一定来？”同学们问。

　　“一定来，而且交作业。”我说。

　　艾琳问我，要不要她写一张证明，说我的确上过她的班级而且认真、用功等等好话。

　　我非常感谢她的热忱，可是觉得那实在没有必要——“我，一生最大的事业，不过是放心而已。”我不再需要任何他人的证明了。

　　在离开美国四天以前，我在学校老师中间放出了消息——加纳利群岛海边花园大屋一幢，连家具出售，半卖半送。七月中旬买卖双方在那遥远的地方会面交屋。

　　几个老师动了心，一再追问我：“怎么可能？海景、城市夜景、花园、玻璃花房、菜园，再加楼上楼下和大车库，才那么点钱。”

　　我说：“是可能。当一个人决心要向那儿告别时，什么价都可能。”

　　为着卖一幢千万里之外的房子，我在美国的最后几天闹翻了学校十分之一的老师们。

　　最后，每一个人都放弃了，理由：“我们要那么远的房子做什么？”

　　我知道卖不成的，可是却因此给了好几个美国家庭一场好梦。

　　要去学校上那对我来说是“最后的一课”的那天，我在桌子上查好生字、做完全本英文文法——包括还没有教的、整理清所有的上课笔记，再去买了惯例三块美金的糖果，这才早早开车去了学校。

　　咖啡馆里围坐了一桌亲爱的同胞手足加同学。我们都是中国人，相见有期。没有人特别难过。

　　霁是唯一大陆来的，他凝神坐着，到了认识我快半年的那一天，还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我知当年他在大陆念医学院时，曾是我的读者。而今成了我的“弟”呀，还没弄明白这人生开了什么玩笑。坐了一会儿，一个中国同学踢了我一脚，悄悄说：“你就过去一下，人家在那边等你好久了。”

　　我抬眼看去，那个纸人老师一个人坐在方桌前，面前摊着一堆纸，在阅读。

　　我静悄悄的走向他，拉开椅子坐了下来。

　　“明天走，是吗？”他笑着。

　　“明天中午。”我说。

　　“保持连络。”他说。

　　“好。”我说。

　　我们静坐了五分钟，我站了起来，说：“那么我们说再见了。”

　　他推开椅子也站了起来，把我拉近，在我的额头上轻轻一吻。我走了。

　　霁的接待家庭里的主妇，也是学校的职员唐娜，又跟我换了一个角落，在同样的学校咖啡馆里话别。我们很少见面，可是看见霁那么健康快乐的生活在美国，就知道唐娜这一家给了他多少温暖。

　　“谢谢你善待他。”我说。

　　“也谢谢你善待他。”唐娜说。

　　我们拥抱一下，微笑着分开。我大步上楼，走进那真正属于我的教室。这一回，心跳加速。

　　这一回，不再是我到得最早，全班的同学早都到了。我一进门，彼此尖叫。

　　那个上课写字的大桌子居然铺上了台布。在那优雅的桌巾上，满满的菜啊——走遍世界吃不到——各国各族的名菜，在这儿为月凤和我摆设筵席。

　　“哦——”我叹了口大气：“骗子——你们这群骗子，难怪追问我们来不来、来不来。”我惊喜的喊了起来。

　　“来——大家开始吃——世界大同，不许评分。”

　　我们吃吃喝喝、谈谈笑笑、闹闹打打的。没有一句离别的话。至于月凤，是要回来的。

　　杰克的蛋糕上写着月凤和我的名字。太爱我们了，没烤对，蛋糕中间塌下去一块。大家笑他技术远不够，可是一块一块都给吞下去了，好快。

　　最后的一课是我给上的，在写字板上留下了台湾以及加纳利群岛的连络地址。这一回，写下了全名，包括丈夫的姓。同学们才知我原来是葛罗太太，在法律上。

　　写着同样颜色的黄粉笔，追想到第一次进入教室的那一天，我也做着同样的事情。

　　时光无情，来去匆匆——不可以伤感呀，天下哪有不散的筵席，即使千里搭长棚。

　　下课钟响起了，大家开始收拾桌子，一片忙乱。阿雅拉没有帮忙，坐着发楞。

　　“好了，再见。”我喊了一声就想逃。

　　艾琳叫着：“不——等等。”

　　“你还要干什么？”我抖着嘴唇问她。

　　艾琳拉起了身边两位同学的手，两位同学拉住了我和月凤的手，我们拉住了其他同学的手。我们全班十几个人紧紧的拉成一个圆圈圈。

　　我在发抖，而天气并不冷。

　　艾琳对我说：“月凤是可以再相见的，你——这一去不返。说几句话告别罗——”

　　那时阿雅拉的眼泪瀑布似的在面颊上奔流。我好似又看见她和我坐在她家的草坪上，用小剪刀在剪草坪。我又听见她在说：“我生一个孩子给你，你抱去养，我给你我和以撒的孩子。”为了她那，我要终生终世的爱她。

　　我再看了一眼这群亲爱的同学和老师，我努力控制自己的声音，我的心狂跳起来，喉咙被什么东西卡住了，我开始慢慢的一句一句说——看我们大家的手，拉住了全世界不同民族的信心，爱心，以及和平相处的希望。

　　在这一个班级里，我们彼此相亲、相爱。这，证明了，虽然我们的生长背景全然不同，可是却都具备了高尚的人格和情操，也因此，使我们得到了相对的收获和回报。

　　艾琳，是一位教育家，她对我们的尊重和爱，使得我们改变了对美国的印象。我深深的感谢她。

　　我们虽然正在离别——中国人，叫做“分手”，可是内心尽可能不要过份。

　　让我们把这份欢乐的时光，化为永远的力量，在我们遭遇到伤痛时，拿出来自己——人生，还是公平的。

　　如果我们记住这手拉手、肩靠肩的日子，那么世界大同的理想不会再是一个白日梦。注意，我们都是实践者，我们要继续做下去，为了爱、为了人、为了世界的和平。最后，我要感谢我们的小学校Bellevue Community College。没有它，没有我们的好时光。

　　再见了，亲爱的同窗，()不要哭啊——阿雅拉。好——现在，让我们再来欢呼一次——春来了、花开了、人又相逢、学校再度开放——万岁——

　　飞机在一个艳阳天里升空，我听见有声音在问我：“你会再来吗？”

　　我听见自己在回答：“这已是永恒，再来不来，重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