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如果教室像游乐场

　　：如果教室像游乐场

　　当我的车子开进校园中去找停车位时，同学阿敏的身影正在一棵树下掠过。我把车子锁好，发足狂奔，开始追人，口里叫着他的名字。追到阿敏时，拍的打他一下，这才一同往教室的方向走去。

　　上学不过三五次，对于这种学校生活已经着了迷。初上课时以为功课简单，抱着轻敌的自在而去。每周几堂课事实上算不得什么，老师艾琳也是个不逼人的好家伙。可是课后的作业留得那么多，几十页的习题加上一个短篇小说分析，那不上课的日子就有得忙了。

　　我觉得，自己还是个很实心的人，文法填充每一条都好好写，小说里的单字也是查得完全了解才去教室。这样认真的念书，虽然什么目的也没有，还是当它一回事似的在做，做得像真的一样，比较好玩。

　　我在教室里挂外套，放书籍，再把一大盘各色糖果放在桌上，这才对阿敏说：“刚才停车场边的那只松鼠又出来了，看到没有？”

　　阿敏听不懂松鼠这个英文字，我就形容给他听：“是一种树林里的小动物，有着长——长——毛——毛的尾巴，它吃东西时，像这样……”说着丢了一颗糖给六十岁的阿敏，接着自己剥一颗，做松鼠吃东西的样子。阿敏就懂了。这时第三个同学走进教室；必然是我们这三个最早到。伊朗女同学一进来就喊：“快点，拿来抄。”我把习题向她一推，她不讲话，口里咬着水果糖，哗哗抄我的作业。

　　在我们教室的玻璃门上，学校贴了一张醒目的告示，严重警告：“在这个区域里，绝对禁止食物、饮料，更不许抽烟。”

　　上学的第一天，大家都做到了，除了那个头发上打大蝴蝶结的以色列同学阿雅拉。

　　阿雅拉念书时含含糊糊的，我问她：“你怎么了？”她把舌头向我一伸，上面一块糖果。我们的老师艾琳在第二节课时，开始斜坐在大家的椭圆形桌子上，手里一罐“七喜汽水”。

　　当我发现老师的饮料时，心里十分兴奋，从此以后，每次上课都带一大盘糖果。

　　彩色的东西一进教室，大家都变成了小孩子，在里面挑挑拣拣的，玩得像真的一样。老师对于糖果也有偏爱，上课上到一半，会停，走上来剥一颗红白相间的薄荷糖，再上。于是我们全班念书时口里都是含含糊糊的，可是大家都能懂。

　　在这个班上，日本女同学是客气的，我供应每天三块美金的甜蜜，她们就来加茶水和纸杯子。这一来教室里每个人都有了各自的茶叶包。老师特别告诉我们，在走廊转角处有个饮水机——热水。就这样，我们在那“绝对不许”的告示下做文盲，包括老师。

　　在我们的班上，还是有小圈圈的。坐在长桌两端的人，各自讲话。同国籍的，不肯用英文。害羞的根本很安静。男生只有三个，都是女生主动去照顾他们，不然男生不敢吃东西。

　　我的座位就在桌子的中间，所以左边、右边、对面、旁边的同学，都可以去四面八方的讲话。下了课，在走廊上抽烟时，往往只拉了艾琳，那种时刻，讲的内容就不同。什么亨利·詹姆斯，费滋杰罗，福克纳，海明威……这些作家的东西，只有跟老师谈谈，心里才舒畅。

　　上课的情形是这样的：先讲十分钟闲话，同时彼此观赏当日衣着，那日穿得特美的同学，就得站起来转一圈，这时大家赞叹一番。衣服看过了，就去弄茶水，如果当日老师又烘了个“香蕉蛋糕”来，还得分纸盘子。等到大家终于把心安定时，才开始轮流做文法句子。万一有一个同学不懂，全班集中精神教这一个。等到好不容易弄懂了，已经可以下课。

　　第二堂必有一张漫画，影印好了的，分给同学。画是这种的：画着一个人躺在地上死了，旁边警察在交谈。其中一景是个警察的手枪还在冒烟。开枪的警察说：“什么，一个游客？我以为是个恐怖分子呢。”

　　游客和恐怖分子这两个字发音很接近，就给误打死了，背景是影射苏俄的那种俄式建筑。

　　同学们看了这张漫画，都会笑一阵。不笑的属于英文特糟的两三个，大家又去把他们教成会笑，这二十分钟又过去了。

　　接下来一同读个短篇小说。

　　我在这短篇小说上占了大便宜，是因为老师拿来给我们念的故事，我全部念过，虽然如此，绝对不会杀风景，把结局给讲出来，甚而不告诉他人——这种故事我早就看过了。

　　看故事时大家像演广播剧，每一小段由同学自动读，每个人的了解程度和文学修养在这时一目了然。碰到精彩的小说时，教室里一片肃静。

　　这些故事，大半悲剧结束。我们不甘心，要救故事主角。老师说：“文学的结局都是悲的居多，大家不要难过。”

　　有一天，我们又念着一个故事；书中一对结婚六十年的老夫妇，突然妻子先死了。那个丈夫发了疯，每天在田野里呼叫太太的名字。这样，那老人在乡村与乡村之间流浪了三年，白天吃着他人施舍的食物，晚上睡在稻草堆里。直到一个夜晚，老人清清楚楚看见他的太太站在一棵开满梨花的树下，向他招手。他扑了上去。第二天，村人发现老人跌死在悬崖下。那上面，一树的花，静静的开着。

　　当我们读完这篇二千字左右的故事时，全班有好一会儿不想讲话。老师等了一下，才说：“。”我们也不吃糖、也不响、也不回答，各自出神。那十几分钟后，有个同学把书一合，说：“太悲了。不要上了。我回家去。”

　　“别走。”我说：“我们可以来修改结局。”

　　我开始讲：“那村庄里同时住着一个守寡多年的寡妇，大家却仍叫她马波小姐。这个马波小姐每天晚上在炉火边给她的侄儿打毛衣。在寂静的夜晚，除了风的声音之外，就听见那个疯老头一声一声凄惨的呼唤——马利亚——马利亚——你在那里呀——这种呼叫持续了一整年。那马波小姐听着听着叹了口气，突然放下编织的毛衣袖子，打开大门，直直的向疯老头走去，上去一把拎住他的耳朵，大声说：“我在这里，不要再叫了，快去洗澡吃饭——你这亲爱的老头，是回家的时候了。”

　　说完这故事，对面一个女同学丢上来一支铅笔，笑喊着：“坏蛋！坏蛋！你把阿嘉莎·克莉丝蒂里面的马波小姐配给这篇故事的男人了。”

　　这以后，每念一个故事，我的工作就是：修改结局。老师突然说：“喂！你可以出一本书，把全世界文学名着的结局都改掉。”

　　以后教室中再没有了悲伤，全是喜剧结尾。下课时，彼此在雨中挥手，脸上挂着微笑。

　　没多久，中国新年来了，老师一进教室就喊：“各位，各位，我们来过年吧！”

　　“什么年哦——我们在美国。”我说。

　　“你们逃不过的。看，要做什么活动送给全班？”老师对着月凤和我。

　　“给你们吃一盘炒面。”我说。

　　大家不同意，月凤也加了菜，大家还是不肯，最后，我说：“那我要演讲，月凤跟我一同讲，把中国的年俗讲给大家听。”

　　“什么罗——你——”月凤向我大喊，全班鼓掌送给她，她脸红红的不语了。

　　那一个下午，月凤和我坐在学校的咖啡馆里，对着一张白纸。上面只写了一个英文——祖宗。

　　“怎么讲？”月凤说。“从送灶神讲起。”我说。“灶神英文怎么讲？”月凤说。“叫他们夫妻两个厨房神好了。”我说：“不对、不对，还是从中国的社会结构讲起——才给过年。”

　　两个人说来说去，发觉中国真是个有趣而充满幻想的民族。这一来，不怕了，只担心两小时的课，不够讲到元宵花灯日呢。

　　好，那第三天，我们跑到教室去过中国年。艾琳非常得意拥有月凤和我这种学生，居然到处去宣传——那学校中的老师们全来啦！

　　我跑上写字板上，先把那片海棠叶子给画得清楚，那朵海棠花——台湾，当然特别画得大一点。

　　在挤满了陌生人的教室里，我拍一拍月凤的肩膀，两人很从容的笑着站起来。

　　开场白是中国古老的农业社会；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大地休息。好啦！中国人忙完了一年。开始过节。年，是一种怪兽……

　　在听众满眼元宵灯火的神往中，我们的中国新年告一段落，那十二生肖趴在写字板上。同学拚命问问题：“我属猪，跟谁好一点？”

　　“那属蛇的呢？属蛇的又跟那种动物要好？”

　　那些来听讲的老师们有些上来跟月凤和我握手，说我们讲活了一个古老的文明。

　　艾琳简直陶醉，她好似也是个中国人似的骄傲着。她把我用力一抱，用中文说：“恭喜！恭喜！”我在她耳边用西班牙文说：“这是小意思啦！”

　　月凤跟我，在这几班国际学生课程里，成了名人。那些老师都去他们的班上为我们宣传。这种事情，实在很小家气，土啦。

　　从月凤和我的演讲之后，班上又加了一种读书方法——演说。人人争着说。

　　我们打招呼、看衣服、读文法、涂漫画、改小说、吃糖果、切蛋糕、泡茶水、然后一国一国的文化开始上演。

　　那教室，像极了一座流动的旋转马。每一个人骑在一匹响着音乐的马上，高高低低的旋转不停。我快乐得要疯了过去。

　　“各位，昨天我去看了一场电影——《远离非洲》。大家一定要去看，太棒了。”我一进教室就在乱喊。跑到墙上把电影院广告和街名都给用大头钉钉在那儿。又说：“午场便宜一块钱。”

　　那天的话题变成电影了。

　　艾琳进门时，我又讲。艾琳问我哭了没有，我说哭了好几场，还要再去看。

　　这一天下午，我们教室里给吵来了一台电视机和录放影机。以后，我们的课又加了一种方式——看电影。

　　在这时候，我已经跑图书馆了，把《远离非洲》这本书给看了一遍，不好，是电影给改好的。我的课外时间，有了满满的填空。吞书去了。

　　我开始每天去学校。

　　没有课的日子，我在图书馆里挑电影带子看，看中国纪录片。图书馆内有小房间，一个人一间，看完了不必收拾，自有职员来换带子。我快乐得又要昏过去。

　　我每天下午在学校里游戏，饿了就上咖啡馆，不到天黑不回家。于是，我又有了咖啡座的一群。

　　学校生活开始蔓延到外面去。那阿雅拉首先忍不住，下了课偷偷喊我，去参加她家的犹太人节庆。日本同学下了课，偷偷喊我，去吃生鱼片。伊朗同学下了课，偷偷喊我，来家里尝尝伊朗菜。南斯拉夫同学下了课，偷偷喊我，回家去聊天。巴西同学下了课，偷偷喊我——来喝巴西咖啡。月凤下了课，偷偷喊我，给我五个糯米粿。

　　艾琳下了课，偷偷喊我——又来一本好书。

　　咖啡馆的那一群散了会，偷偷喊我——我们今晚去华盛顿大学听印度音乐再去小酒店。

　　我变成了一个偷偷摸摸的人，在西雅图这陌生的城郊。“我觉得自己好像一个贼。”在艾琳的办公室门口，我捧着一杯咖啡对她说。艾琳笑看了我一眼，说：“哦，我在美国土生土长了一辈子，只有一个朋友。你才来一个多月，就忙不过来。”

　　“你也快要忙不过来，因为我来了。”我上去抱一下艾琳，对她说：“亲爱的。”

　　说完赶快跑。情人节快到了，要吓她一次，叫她终生难忘我们这一班。

　　“哗，那么美丽的卡片！”班上同学叫了起来。

　　“每人写，送给艾琳过情人节。”我说。

　　那张卡片尺寸好大，写着——送给一个特别的人。全张都是花朵。夸张的。

　　“这种事情呀，看起来很无聊，可是做老师的收到这类的东西，都会深——受感动。”

　　“你怎么知道？”有人问。

　　“我自己也当过老师呀！有一年，全班同学给了我一张卡片，我看着那一排排名字，都哭吔！”我说。

　　大家上课时悄悄的写，写好了推给隔壁的。我们很费心，画了好多甜心给老师，还有好多个吻。这种事，在中国，打死不会去做。

　　等到第二节上课时，一盒心形的巧克力糖加一张卡片，放在桌子前端艾琳的地方。

　　艾琳照例拿着一罐汽水走进来。

　　当她发现那卡片时，咦了一声，打开来看，哗的一下好似触电了一般。

　　“注意！艾琳就要下雨了。”我小声说。

　　同学们静静的等待老师的表情，都板着脸。

　　那老师，那《读者文摘》一般的老师，念着我们写的一句又一句话，眼泪哗哗的流下来。

　　“哦——艾琳哭了。”我们开始欢呼。

　　另一班的老师听见这边那么吵，探身进来轻问：“发生了什么事吗？”

　　当她发现艾琳在站着哭时，立即说一声：“对不起。”把门给关上了。她以为我们在整人。

　　这一回，艾琳和我们再度一同欢呼，大家叫着：“情人节快乐！情人节快乐！”

　　于是我们推开书本，唱向每一个同学，大家轻轻一抱，教室里乒乒乓乓的都是撞椅子的声音。抱到月凤时，我们两个中国人尖叫。

　　在咖啡馆的落地大玻璃外，艾琳走过；我向她挥挥手，吹一个飞吻给她。她笑着，吹一个飞吻给我，走了。我下课也赖在学校，不走。

　　“那是我的好老师吔。”我对一位同桌的人说。他也是位老师，不过不教我的。

　　我们同喝咖啡。

　　“你们这班很亲爱啊。”这位老师说。

　　“特别亲爱，不错。”我说。

　　“我听说，有另外一个英文老师，教美国文学的，比你现在的课深，要不要下学季再去修一门？”这位物理老师说。“她人怎么样？”我小心翼翼的问。

　　“人怎么样？现在就去看看她，很有学问的。”这位老师一推椅子就要走。

　　“等等，让我想一想”我喊着，可是手臂被那老师轻轻拉了一下，说：“不要怕，你有实力。”

　　我们就这样冲进了一间办公室。

　　那房间里坐着一位特美的女老师——我只是说她的五官。

　　“珍，我向你介绍一位同学，她对文学的见解很深，你跟她谈谈一定会吃了一惊的。”我的朋友，这位物理老师弯着腰，跟那坐着不动不微笑的人说。我对这位介绍人产生了一种抱歉。

　　那位珍冷淡的答了一声：“是吗？”

　　我立即不喜欢这个女人。

　　“你，大概看过奥·亨利之类的短篇小说吧？”她很轻视人的拿出这位作家来，我开始气也气不出来了。“美国文学不是简单的。”珍也不再看我们两个站在她面前的人，低头去写字。

　　“可是，她特别的优秀，不信你考她，没有一个好作家是她不知道的。”那个男老师还要自找没趣。

　　珍看了我一眼，突然说：“我可不是你们那位艾琳，我——是深刻的。我的班，也是深刻的。如果你要来上课，可得早些去预排名单，不然——”

　　“不然算了，谢谢你。”我也不等那另一个傻在一边的物理老师，把门哗一拉，走了。

　　在无人的停车场里，我把汽车玻璃后窗的积雪用手铺铺平，慢慢倒下一包咖啡馆里拿来的白糖，把雪拌成台湾的清冰来吃。

　　那位物理老师追出来，我也不讲什么深刻，捧了一把雪给他，说：“快吃，甜的。”

　　“你不要生气，珍是傲慢了一点。”他说。

　　我回答他：“没受伤。”把那()捧甜雪往他脖子里一塞，跳进车里开走了。开的时候故意按了好长一声喇叭。我就要无礼。

　　回到公寓里，外面的薄雪停了。我跑到阳台上把雪捏捏紧，做了三个小小的雪人。远远看去，倒像三只鸭子。我打开航空信纸开始例行的写家书。

　　写着：“幸好我的运气不错，得了艾琳这样有人性又其实深刻的一位好老师，虽然她外表上看去不那么深。不然我可惨罗！下学季还是选她的游乐场当教室，再加一堂艺术欣赏。不必动手画的，只是欣赏欣赏。下星期我们要看一堂有关南斯拉夫的民俗采风幻灯片，怎么样，这种课有深度吧？再下一堂，是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纪录电影。对呀！我们是在上英文呀！下雪了，很好吃。再见！情人节快快乐乐。”

　　：随风而去

　　当我告诉邻居们房子已经卖掉了的时候，几乎每一家左邻右舍甚至镇上的朋友都愣了一下。几家镇上的商店曾经好意提供他们的橱窗叫我去放置售屋的牌子，这件事还没来得及办，牌子倒有三家人自己替我用油漆整整齐齐的以美术字做了出来——都用不上，就已卖了。

　　当那个买好房子的璜看见报上还在刊登“售屋广告”时，气急败坏的又赶了来，他急得很，因为我没有收定金，还可以反悔的。

　　“求求你拿点定金去吧！余款等到过户的手续一办好就给你。你不收我们不能睡觉，天天处在紧张状态里，比当年向米可求婚的时候还要焦虑。Echo，你做做好事吧！”璜和米可以前没有和我交往过，他们不清楚我的个性。为了使他们放心，我们私底下写了一张契约，拿了象征性的一点定金，就这样，璜和米可放放心心的去了葡萄牙度假。而我，趁着还有一个多月，正好也在家中度个假，同时开始收拾这满坑满谷的家了。

　　“你到底卖了多少钱？”班琪问我。那时我正在她家中吃午饭。

　　“七百万西币啦！”我说着不真实的话，脸上神色都不变。“那太吃亏了，谁叫你那么急。比本钱少了一半。”班琪很不以为然的说。

　　如果她知道我是五百六十万就卖掉的，可能手上那锅热汤都要掉到地上去了。所以，为着怕她烫到脚不好，我说了谎话。

　　那几天长途电话一直响，爸爸说：“恭喜！恭喜！好能干的孩子，那么大一幢美屋，你将它只合一百六十万台币不到就脱手了。想得开！想得开！嘛，这个样子才叫豁达呀！”

　　马德里的朋友听说我低价卖了房，就来骂对方，说买方太狠，又说卖方的我太急。

　　“话可不是那么说，人家年轻夫妇没有钱，我也是挑人卖的。想想看，买方那么爱种植，家给了他们将来会有多么好看，你们不要骂嘛！我是千肯万肯的。”

　　“那你家具全部给他们啦？”邻居甘蒂在我家东张西望，一副想抢东西的样子。

　　“好啦！我去过璜和米可的家——那幢租来的小公寓，他们没有什么东西，留下来给他们也算做好事。”

　　“这个维纳斯的石——像——？”甘蒂用手一指，另一只手就往口过去咬指甲。

　　“给你。”我笑着把她啃指甲的手拍的一打。

　　“我不是来讨东西的，你晓得，你的装饰一向是我的美梦，我向你买。”

　　“我家的，都是无价之宝，你买不起，只有收得起。送你还来不及呢，还说什么价钱，不叫朋友了。”我笑着把她拉到石像边，她不肯收。

　　台湾的朋友打电话来，说：“把你的东西统统海运回来，运费由我来付，东西就算我的了，你千万不要乱送人。”台湾的朋友不容易明白，在西班牙，我也有生死之交，这次离别，总得留些物品给朋友当纪念，再说，爱我的人太多太多，东西哪里够分呢？

　　那个晚上，甘蒂的大男孩子、女儿和我三个人，抱着爱神维纳斯的石像、掮着一只一百二十年前的一个黑铁箱，箱内放了好大一个手提收录音机、一个双人粗棉吊床、一整套老式瓷器加上一块撒哈拉大挂毡，将它们装满了一车子，小孩子跟着车跑，我慢慢往下一条街开，就送东西去了。“出来抱女人呀！莫得斯多——”我叫唤着甘蒂先生的名字，声音在夜风里吹得好远好嘹亮。

　　甘蒂看见那只老箱子，激动得把手一捂脸，快哭出来了。她想这只海盗式的老箱子想了好多年。以前，我怎么也不肯给她。

　　“Echo，你疯了。”甘蒂叫起来。

　　“没有疯，你当我也死啦！遗产、遗产——”说着我咯咯的笑，跑上去抱住她的腰。

　　“一天到晚死呀死呀的，快别乱说了。”

　　都叹了口气，凝望着我最心爱的女友，想到丈夫出事的那个晚上，当时她飞车沉着脸跟先生赶来时的表情，我很想再说一次感谢的话，可是说不出来。

　　“放下了东西，如果不留下来吃晚饭就快走，我受不了你。”甘蒂说着就眼湿，眼湿了就骂人。

　　我笑着又亲了一下她，跑到她厨房里拿了一个面包，捞了一条香肠，上车就走。

　　回到家里，四周望了一望，除了家具之外光是书籍，就占了整整九个大大小小的书架，西班牙文的只有十分之二，其它全是中文的。当年，这些书怎么来的都不能去想，那是爸爸和两个弟弟加上朋友们数十趟邮局的辛苦，才飘洋过海来的。

　　除了书籍，还有那么多、那么多珍品，我舍得下吗？它们太大了，带着回台湾才叫想不开，“妈的，当做死了。”我啃一口面包夹香肠，对着这个艺术之家骂了一句粗话，打开冰箱，对着瓶子喝它一大口葡萄酒，然后坐在沙发上发呆。

　　夜深了，电话又响，我去接，那边是木匠拉蒙。“有没有事情要帮忙？”他说。

　　“有，明天晚上来一次，运木材的那辆车子开来，把我的摩托车拿走，免得别人先来讨去了。”

　　“你要卖给我？”

　　“什么人卖给你？送啦！”

　　“那我不要。”

　　“不要算了。要不要？快讲！”

　　“好啦！”

　　车是荷西的，当时爸爸妈妈去加纳利群岛——摩托车是我一向不肯买的东西，怕他骑了去玩命。结果荷西跟爸爸告状，爸爸宠他，就得了一辆车，岳父和半子一有了车，两个人就去飞驰，顽皮得妈妈和我好担心。车子骑了不到一个月，荷西永远走了。后来我一个人住，也去存心玩命，骑了好多次都没出事。这一回，是拉蒙接下了手。

　　第二天深夜，拉蒙来了，在车房里，我帮他推摩托车，将车横摆在他的小货车里。这时，突然看见了车房内放杂物的大长柜子，我打开来一扇橱门，一看里面的东西，快速把门砰一声关上，人去靠在门上。

　　“拉蒙——”我喊木匠，在车房黯淡的灯光下，我用手敲敲身后的门。

　　“这个柜子里的东西，我不能看，你过来——”说着我让开了，站得远远的。

　　门开了，拉蒙手上握着的，是一把阴森森的射鱼枪——荷西死时最后一刻握着的东西。

　　“我到客厅去，你，把里面一切的东西都清掉，我说‘一切的潜水用器’，你不必跟我来讲再见，理清楚了，把门带上，我们再打电话。今天晚上，不必叫我来看你拿走了什么”

　　“这批潜水器材好贵的，你要送给我？”

　　“你神经是不是？木头木脑不晓得我的心是不是？不跟你讲话——”说着我奔过大院子跑到客厅去。我坐在黑暗里，听见拉蒙来敲玻璃门，我不能理他。

　　“陈姐姐，来——亲———个——”

　　街那边的南施用中文狂喊着向我跑，我伸出了手臂也向她拚命的跑，两个人都喊着中文，在街上，拥抱着，像西班牙人一样的亲着脸颊，拉着手又叫又跳。

　　南施是我亲爱的中国妹妹，她跟着父母多年前就来到了岛上，经营着一家港口名气好大的中国餐馆。南施新婚不到一个月，嫁给了小强；那个写得一手好字、画得一手好画，又酷爱历史的中国同胞，可惜我没能赶上他们的婚礼。“那你现在是什么太太了？”我大喊。

　　“钟太太呀！可是大家还是叫我南施。”

　　我们拉着手跑到南施父母的餐馆里去，张妈妈见了我也是紧紧的拥抱着。在这个小岛上，中国同胞大半经营餐旅业，大家情感很亲密，不是一盘散沙。

　　“南燕呢？”问起南施的妹妹，才知南燕正去了台湾，参加救国团的夏令营去了。

　　“三年没有消息，想死你了，都不来信。”张妈妈笑得那么慈爱，像极了我的母亲。我缠在她身上不肯坐下来。“房子卖了。”我亲一下张妈妈。才说。

　　“那你回台湾去就不回来了。”南施一面给我倒茶水一面说。

　　“不回来对你最好，‘所有的书’——中文的，都给你。”知道南施是个书痴，笑着睇了她一眼。

　　南施当然知道我的藏书。以前，她太有分寸，要借也不敢借的，这一回我说中文书是她的了，她掐住小强的手臂像要把小强掐断手一样欣喜若狂。

　　“那么多书——全是我的了？”南施做梦似的恍惚一笑。我为着她的快乐，自己也乐得眼眶发热。

　　张伯伯说：“那怎么好，那怎么好？太贵重了，太贵重了——”

　　我看着这可亲可敬的一家人，想到他们身在海外那么多年，尚且如此看重中国的书籍，那种渴慕之心，使我恨不能再有更多的书留下来送给他们。

　　那天中午，当然在张伯伯的餐馆午饭，张伯伯说这一顿不算数，下一次要拿大海碗的鱼翅给我当面条来吃个够。

　　城内的朋友不止中国同胞，我的女友法蒂玛，接受了全部的西班牙文的书籍和一些小瓶小碗加上许许多多荷西自己做框的图画。

　　“你不难过吗？书上还有荷西的字迹？”法蒂玛摸摸书，用着她那含悲的大眼睛凝望着我。

　　我不能回答，拿了一支烟出来，却点不着火柴，法蒂玛拍一下用她的打火机点好一支烟递上来。我们对笑了一笑，然后不说话，就坐在向海的咖啡座上，看落日往海里跌进去。“想你们，怎么老不在家？回来时无论多晚都来按我的门铃，等着。Echo。”

　　把这张字条塞进十九号邻居的门缝里，怕海风吹掉，又用胶带横贴了一道。

　　我住二十一号。

　　我的紧邻，岛上最大的“邮政银行”的总经理夫妇是极有爱心的一对朋友，他们爱音乐，更爱书籍。家，是在布置上跟我最相近的，我们不止感情好，古文化上最最谈得来的也是他们。假日他们绝对不应酬的，常常三个人深谈到天亮，才依依不舍的各自去睡。这一趟回来总也找不着人，才留了条子。

　　那个留了字条的黄昏，玛利路斯把我的门铃按得好像救火车，我奔出去，她也不叫我锁门，拉了我往她的家里跑，喊着：“快来！克里斯多巴在开香槟等你。”

　　一步跨进去，那个男主人克里斯多巴的香槟酒塞好像配音似的，波一下给弹到天花板上去。

　　我们两家都是两层楼的房子，亲近的朋友来了总是坐楼下起居室，这回当然不例外。

　　“对不起，我们不喜欢写——信。”举杯时三个人一起叫着，笑出满腔的幸福。他们没有孩子，结婚快二十年了，一样开开心心的。

　　谈到深夜四点多，谈到我的走。谈到这个很对的选择，他们真心替我欢喜着。

　　“记不记得那一年我新寡？晚上九点多停电了，才一停，你们就来拍门，一定拉我出去吃馆子，不肯我一个人在家守着黑？”我问。

　　“那是应该的，还提这些做什么？”玛利路斯立刻把话拨开去。

　　“我欠你们很多，真的；如果不是你们，还有甘蒂一家，那第一年我会疯掉。”

　　“好啦！你自己讨人喜欢就不讲了？天下孀妇那么多，我们又不是专门安慰人的机构——”玛利路斯笑起来，抽了一张化妆纸递过来，我也笑了，笑着笑着又去擤鼻涕。“我走了，先别关门，马上就回来——”我看了看钟，一下子抽身跑了。

　　再跑到他们家去的时候，身上斜背了好长一个奈及利亚的大木琴，两手夹了三个半人高的达荷美的羊皮鼓，走不到门口就喊：“快来接呀——抬不动了，克里斯多巴——”

　　他们夫妇跑出来接，克里斯多上是个乐器狂，他们家里有钢琴、电子琴，吉他、小提琴，大提琴、笛子、喇叭，还有一支黑管加萨克斯风。

　　“这些乐器都给你们。”我喊着。

　　“我们保管？”

　　“不是，是给你们，永远给的。”

　　“买好不好？”

　　“不好。”

　　“送的？”

　　“对！”

　　“我们就是没有鼓。”克里斯多巴眼睛发出了喜悦的闪光，将一个鼓往双脚里一夹，有板有眼的拍打起来。“谢了！”玛利路斯上来亲我一下，我去亲克里斯多巴一下，他把脸凑过来给我亲，手里还是砰砰的敲。“晚安！”我喊着。“晚安！明天再来讲话。”他们喊着。我跑了几步，回到家中去，那边的鼓声好似传递着消息似的在叫我：“明天见！明天见！”

　　没有睡多久，清早的门铃响了三下，我披了晨衣在夏日微凉的早晨去开门，门口站着的是我以前帮忙打扫的妇人露西亚。

　　“呀——”我轻叫了起来，把脸颊凑上去给她亲吻。露西亚并不老，可是因为生了十一个孩子，牙齿都掉了。

　　当初并没有请人打扫的念头，因我太爱清洁，别人无论如何做都比不上我自己，可是因为同情这位上门来苦求的露西亚，才分了一天给她，每星期来一次。她乱扫的，成绩不好。每来一次，我就得分一千字的稿费付给她。“太太，听说你房子卖了，有没有不要的东西送给我？”

　　我沉吟了一下，想到她那么多成长中的女儿，笑着让她进来，拿出好多个大型的垃圾筒塑胶袋，就打开了衣柜。“尽量拿，什么都可以拿，我去换衣服。不要担心包包太多，我开车送你回去。”说完了我去浴室换掉睡衣，走出来时，看见露西亚手中正拿了一件荷西跟我结婚当天穿的那件衬衫。

　　我想了几秒钟，想到露西亚还有好几个男孩子，就没有再犹豫，反而帮她打起包裹来。

　　“床单呢？窗帘呢？桌布呢？”她问。

　　“那不行，讲好是留给新买主的，露西亚你也够了吧？”我看着九大包衣物，差不多到人腰部那么高的九大包，就不再理她了。

　　“那鞋子呢？”她又问。

　　“鞋子给甘蒂的女儿奥尔加，不是你的。”

　　她还在屋内东张西望，我一不忍心将熨斗、烫衣架和一堆旧锅给了她，外加一套水桶和几把扫帚。

　　“好啦！没有啦！走吧，我送你和这批东西回去。”

　　我们开去了西班牙政府免费分配给贫户的公寓。那个水准，很气人，比得上台北那些高价的名门大厦。露西亚还是有情的人，告别时我向她说不必见面了，她在我走前要带了先生和孩子再去看我一次，说时她眼睛一眨一眨的，浮出了泪水。她的先生，在失业。

　　送完了露西亚，我回家，拿了铜船灯、罗盘、船的模型、一大块沙漠玫瑰石和一块荷西潜水训练班的铜浮雕去了镇上的中央银行。

　　那儿，我们沙漠时的好朋友卡美洛在做副经理。他的亲哥哥，在另一个离岛“兰沙略得”做中央银行分行的总经理。这两兄弟，跟荷西亲如手足，更胜手足，荷西的东西，留给了他们。

　　“好。嫂嫂，我们收下了。”

　　当卡美洛喊我嫂嫂时，我把他的衬衫用力一拉，也不管是在银行里。一霎间，热闹的银行突然静如死寂。“快回去，我叫哥哥打电话给你。”

　　我点点头，向他要了一点钱，他也不向我讨支票，跑到钱柜里去拿了一束出来，说要离开时再去算帐，这种事也只有对我，也只有这种小镇银行，才做得出来。没有人讲。

　　“那你坐飞机过来几天嘛！孩子都在想你，你忘了你是孩子的教母了？”卡美洛的哥哥在一个分机讲，他的太太在另一个分机讲，小孩子抢电话一直叫我的名字。

　　“我不来——”

　　想到荷西的葬礼，想到事发时那一对从不同的岛上赶了去的兄弟，想到那第一把土拍一下撒落在荷西棺木上去时那两个兄弟哭倒在彼此身上的回忆，我终于第一次泪如雨下，在电话中不能成声。

　　“不能相见，不能。再见了，以后我不会常常写信。”

　　“Echo，照片，荷西的放大照片，还有你的，寄来。”我挂下了电话，洗了一把脸，躺在床上大喘了一口气。那时候电话铃又响了。

　　“Echo，你只来了一次就不见了，过来吃个午饭吧，我煮了意大利面条，来呀——”

　　是我的瑞士邻居，坐轮椅的尼各拉斯打来的。他是我亲爱的瑞士弟弟达足埃的爸爸，婚娶四次，这一回，他又离了婚，一个人住在岛上。

　　去的时候，我将家中所有的彩陶瓶子都包好了才去，一共十九个。

　　“这些瓶子，你下个月回瑞士时带去给达尼埃和歌妮，他们说，一九八七年结婚。这里还有一条全新的沙漠挂毡，算做结婚礼物。尼各拉斯，你不能赖，一定替我带去喔。”

　　“他们明年结婚，我们干什么不一起明年结婚呢？Echo，我爱了你好多年，你一直装糊涂？”

　　“你醉了。”我卷了一叉子面条往口里送。

　　“没有醉，你难道还不明白我吗？”尼各拉斯把轮椅往我这边推，作势上来要抱我。

　　“好啦你！给不给人安心吃饭！”我凶了他一句，他就哭倒在桌子边。

　　那一天，好像是个哭丧日。大家哭来哭去的，真是人生如戏啊！

　　“那你什么时候有空呢？”我问班琪。

　　“忙的是你呀！等你来吃个饭，总是不来，朋友呀，比我们土生土长的还要多——”她在电话里笑着说。“我不是讲吃饭的事情，我在讲过入你名下的东西，要去办了，免得夹在房子过户时一起忙，我们先去弄清楚比较好。”

　　“什么东西？”

　　“汽车呀！”

　　电话那边沉默了好一会儿，我知道班琪家只有一辆汽车，他们夫妇都做事，东奔西跑的就差另一辆车子，而他们买不起，因为所有的积蓄都花在盖房子上去了。

　　“Echo，那我谢了。你的车跑了还不到四万公里，新新的，还可以卖个好价钱。”

　　“新是因为我不在的时候你保管得好，当然给你了。”

　　“我——”

　　“你不用讲什么了，只讲明天早上十点钟有没有空？”

　　“有。”

　　“那就好了嘛！先过给你，让我开到我走的那一天，好不好？保险费我上星期又替车子去付了一年。”

　　“Echo，我不会讲话，可是我保证你，一旦你老了，还是一个人的时候，你来跟我们一起住，让孩子们来照顾你。”

　　“什么老了，这次别离，就算死一场，不必再讲老不老这种话了。”

　　“我还是要讲，你老了，我们养你——”

　　我拍一下把电话挂掉了。

　　处理完了最大的东西，看看这个家，还是满的，我为着买房子的璜和米可感到欣慰，毕竟还是留下了好多家具给他们，而且是一批极有品味的家具。

　　那个下午，送电报的彼得洛的大儿子来，推走了我的脚踏车。二十三号的瑞典邻居，接受了我全部古典录音带。至于对门的英国老太太，在晚风里，我将手织的一条黑色大披风，围上了她瘦弱的肩。

　　在那个深夜里，我开始整理每一个抽屉，将文件、照片、信件和水电费收据单整理清楚。要带回台湾的只有照片、少数文件，以及小件的两三样物品。虽说如此，还是弄到天方亮了才现出一个头绪来。

　　我将不可能带走的大批信件抱到车房去，那儿，另有十六个纸盒的信件等着人去处理。将它们全部推上车，开到海滩边最大的垃圾箱里去丢掉，垃圾箱很深，丢到最后，风吹起了几张信纸，我追了上去，想拾回它们，免得弄脏了如洗的海滩。

　　而风吹得那么不疾()不徐，我奔跑在清晨的沙地上，看那些不知写着什么事情的信纸，如同海鸥一样的越飞越远，终于在晨曦里失去了踪迹。

　　我迎着朝阳站在大海的面前，对自己说：如果时光不能倒流，就让这一切，随风而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