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我家老二——三小姐

　　：我家老二——三小姐

　　我的女儿陈平本来叫做陈懋平。“懋”是家谱上属于她那一代的排行，“平”是因为在她出生那年烽火连天，做为父亲的我期望这个世界再也没有战争，而给了这个孩子“和平”的大使命。后来这个孩子开始学写字，她无论如何都学不会如何写那个“懋”字。每次写名字时，都自作主张把中间那个字跳掉，偏叫自己陈平。不但如此，还把“陈”的左耳搬到隔壁去成为右耳，这么弄下来，做父亲的我只好投降，她给自己取了名字，当时才三岁。后来我把她弟弟们的“懋”字也都拿掉了。

　　有一年，她又自作主张，叫自己Echo，说：“这是符号，不是崇洋。”她做Echo做了好多年。有一年，问也没问我，就变成“三毛”了。变三毛也有理由，她说因为是家中老二。老二如何可能叫三毛，她没有解释。只说：“三毛里面暗藏着一个易经的卦——所以。”我惊问取名字还卜卦吗？她说：“不是，是先取了以后才又看易经意外发现的，自己也吓了一跳。”

　　我听说，每一家的老二跟其他孩子有些不一样，三毛长大以后也很支持这种说法。她的道理是：“老二就像夹心饼干，父母看见的总是上下那两块，夹在中间的其实可口，但是不容易受注意，所以常常会蹦出来捣蛋，以求关爱。”三毛一生向父母抱怨，说她备受家庭冷落，是挣扎成长的。这一点，我绝对不同意，但她十分。其实，我们做父母的这一生才是被她折磨。她十九岁半离家，一去二十年，回国时总要骂我们吃得太好，也常常责怪我们很少给她写信。她不晓得，写字这回事，在她是下笔千言，倚马可待，在我们来说，写一封信千难万难。三毛的家书有时每日一封，什么男朋友啦、新衣服啦、跟人去打架啦、甚至吃了一块肉都来信报告。我们收到她的信当然很欣慰，可是她那种书信“大攻击”二十年来不肯休战。后来她花样太多，我们受不了，回信都是哀求的，因为她会问：“你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吃、穿、住、爱、乐，最好写来听听以解乡愁。”我们回信都说：“我们平安，勿念。”她就抓住这种千篇一律的回信，说我们冷淡她。有一次回国，还大哭大叫一场，反正说我们二十年通信太简单，全得靠她的想象力才知家中情况。她要家人什么事都放下，天天写信给她。至于金钱，她倒是从来不要求。

　　三毛小时候很独立，也很冷淡，她不玩任何女孩子的游戏，她也不跟别的孩子玩。在她两岁时，我们在重庆的住家附近有一座荒坟，别的小孩不敢过去，她总是去坟边玩泥巴。对于年节时的杀羊，她最感兴趣，从头到尾盯住杀的过程，看完不动声色，脸上有一种满意的表情。

　　在重庆，每一家的大水缸都埋在厨房地里，我们不许小孩靠近水缸，三毛偏偏绝不听话。有一天大人在吃饭，突然听到打水的声音激烈，三毛当时不在桌上。等到我们冲到水缸边去时，发现三毛头朝下，脚在水面上拚命打水。水缸很深，这个小孩子居然用双手撑在缸底，好使她高一点，这样小脚才可打到水面出声。当我们把她提着揪出来时，她也不哭，她说：“感谢耶稣基督。”然后吐一口水出来。

　　从那一次之后，三毛的小意外不断的发生，她自己都能化解。有一次骑脚踏车不当心，掉到一口废井里去，那已是在台湾了，她自己想办法爬出来，双膝跌得见骨头，她说：“咦，烂肉裹的一层油原来就是脂肪，好看好看！”

　　三毛十三岁时跟着家中帮忙的工人玉珍到屏东东港去，又坐渔船远征小琉球。这不可怕，可怕的是：她在东港碰到一个军校学生，居然骗人家是十六岁！她交了今生第一个男朋友。

　　在她真的十六岁时，她的各方男朋友开始不知哪里冒出来了。她很大方，在家中摆架子——每一个男朋友来接她，她都要向父母介绍，不来接她就不去。这一点，做为父亲的我深以为荣，女儿有人欣赏是家门之光，我从不阻止她。

　　等到三毛进入文化大学哲学系去做选读生时，她开始轰轰烈烈的去恋爱，舍命的去读书，勤劳的去做家教、认真的开始写她的《雨季不再来》。这一切，都是她常年休学之后的起跑。对于我女儿初恋的那位好青年，做为父亲的我，一直感激在心。他了我的女儿，在父母不能给予女儿的男女之情里，我的女儿经由这位男友，发挥了正面的意义。当然，那时候的她并不冷静，她哭哭笑笑，神情恍惚，可是对于一个恋爱中的女孩而言，这不是相当正常吗？那时候，她总是讲：“我不管这件事有没有结局，过程就是结局，让我尽情的去，一切后果，都是成长的经历，让我去——”她没有一失足成千古恨，这怎么叫失足呢？她有勇气，我放心。

　　我的二女儿，大学才念到三年级上学期，就要远走他乡。她坚持远走，原因还是那位男朋友。三毛把人家死缠烂打苦爱，双方都很受折磨，她放弃的原因是：不能缠死对方，而如果再住台湾，情难自禁，还是走吧。

　　三毛离家那一天，口袋里放了五块钱美金现钞，一张七百美金汇票单。就算是多年前，这也实在不多。我做父亲的能力只够如此。她收下，向我和她母亲跪下来，磕了一个头，没有再说什么。上机时，她反而没有眼泪，笑笑的，深深看了全家人一眼，登机时我们挤在了望台上看她，她走得很慢很慢，可是她不肯回头。这时我强忍着泪水，心里一片茫然，三毛的母亲哭倒在栏杆上，她的女儿没有转过身来挥一挥手。

　　我猜想，那一刻，我的女儿，我眼中小小的女儿，她的心也碎了。后来她说，她没碎，她死了，怕死的。三毛在西班牙做了三个月的哑巴、聋子，半年中的来信，不说辛酸。她拚命学语文了。

　　半年之后，三毛进入了马德里大学，来信中追问初恋男友的消息——可见他们通信不勤。

　　一年之后的那个女孩子，来信不一样了。她说，女生宿舍晚上西班牙男生“情歌队”来窗外唱歌，最后一首一定特别指明是给她的。她不见得旧情难忘，可是尚算粗识时务——她开始新天新地，交起朋友来。学业方面，她很少说，只说在研读中世纪神学家圣·多玛斯的着作。天晓得，以她那时的西班牙文程度怎能说出这种大话。后来她的来信内容对我们很遥远，她去念“现代诗”、“艺术史”、“西班牙文学”、“人文地理”……我猜想她的确在念，可是字里行间，又在坐咖啡馆、跳舞、搭便车旅行、听轻歌剧……这种蛛丝马迹她不明说，也许是以为不用功对不起父母。其实我对她的懂得享受，内心暗喜。第二年，三毛跑到巴黎、慕尼黑、罗马、阿姆斯特丹……她没有向家中要旅费，她说：“很简单，吃白面包，喝自来水，够活！”

　　有一天，女儿来了一封信，说：“爸爸妈妈，我对不起你们，从今以后，一定戒烟。”我们才知道她抽烟了。三毛至今对不起我们，她说：“会戒死。”我们不要她死，她就一直抽。她的故事讲不完，只有跳过很多。

　　三毛结婚，突然电报通知，收到时她已经结好婚了。我们全家在台湾只有出去吃一顿饭，为北非的她祝福。这一回，我细观女儿来信，她冷静又快乐，物质上没有一句抱怨，精神上活泼又沉潜。我们并没有因为她事先不通知而怪责她。这个老二，作风独特，并不是讲一般形式的人——她连名字都自己取，你拿她怎么办？

　　二十年岁月匆匆，其中有五年半的时间女儿没有回过家，理由是“飞机票太贵了。”等到她终于回来了，在第一天清晨醒来时，她向母亲不自觉的讲西班牙文，问说：“现在几点钟？”她讲了三遍，母亲听不懂，这才打手势，作刷牙状。等她刷好牙，用国语说：“好了！脑筋转出来了，可以讲中文。”那一阵，女儿刷牙很重要，她在转方向，刷好之后一口国语便流出来。有一回，看见一只蟑螂在厨房，她大叫：“有一只虫在地上走路！”我们说，那叫“爬”，她听了大喜。

　　三毛后来怎么敢用中文去投稿只有天晓得。她的别字在各报社都很出名，她也不害羞，居然去奖励编辑朋友，说：“改一错字，给一元台币，谢谢！”她的西班牙文不好，可是讲出来叫人笑叫人哭都随她的意。

　　三毛一生最奇异的事就是她对金钱的态度，她很苦很穷过，可是绝对没有数字观念，也不肯为了金钱而工作。苦的那些年，她真的酱油拌饭，有钱的时候，她拚命买书、旅行，可是说她笨嘛，她又不笨，她每一个口袋里都有忘掉的钱，偶尔一穿，摸到钱，就匆匆往书店奔去。她说，幸好爱看书，不然人生乏味。她最舍不得的就是吃，吃一点东西就要叫浪费。有人请她吃上好的馆子，吃了回来总是说：“如果那个长辈不请我吃饭，把饭钱折现给我，我会更感谢他，可惜。”

　　女儿写作时，非常投入，每一次进入情况，人便陷入“出神状态”，不睡不讲话绝对六亲不认——她根本不认得了。但她必须大量喝水，这件事她知道。有一次，坐在地上没有靠背的垫子上写，七天七夜没有躺下来过，写完，倒下不动，说：“送医院。”那一回，她眼角流出泪水，嘿嘿的笑，这才问母亲：“今天几号？”那些在别人看来不起眼的文章，而她投入生命的目的只为了——好玩。

　　出书以后，她再也不看，她又说：“过程就是结局。”她的书架，回国不满一年半，已经超过两千本，架上没有存放一本自己的作品。

　　三毛的书，我们全家也不看，绝对不看。可是她的书，对于我们家的“外交”还是有效。三毛的大弟做生意，没有新书，大弟就来拿去好多本——他不看姐姐，他爱古龙。大弟拿三毛的书去做“生意小赠品”。东送一本，西送一本。小弟的女儿很小就懂得看书，她也拒看小姑的书，可是她知道——小姑的书可以去当礼物送给老师。我们家的大女儿除了教钢琴谋生之外，开了一家服饰店，当然，妹妹的书也就等于什么“你买衣服，就送精美小皮夹一只”一样——附属品。三毛的妈妈很慷慨，每当女儿有新书。妈妈如果见到人，就会略带歉意的说：“马上送来，马上送来。”好似销不出去的冬季牛奶，勉勉强强请人收下。

　　在这个家里，三毛的作品很没有地位，我们也不做假。三毛把别人的书看得很重，每读好书一册，那第二天她的话题就是某人如何好，如何精采，逼着家人去同看。这对于我们全家人来说真是苦事一桩，她对家人的亲爱热情，我们消受不了。她一天到晚讲书，自以为举足轻重，其实——我的外孙女很节俭，可是只要是张晓风、席慕蓉的书籍，她一定把它们买回来。有一回三毛出了新书，拿去请外甥女儿批评指教，那个女孩子盯住她的阿姨说了一声：“你？”三毛在这件事上稍受挫折。另外一个孙女更有趣，直到前天晚上，才知道三毛小姑嫁的居然不是中国人，当下大吃一惊。这一回三毛也大吃一惊，久久不说话。三毛在家人中受不受到看重，已经十分清楚。

　　目前我的女儿回国定居已经十六个月了，她不但国语进步，闽南语也流畅起来，有时候还去客家朋友处拜访住上两天才回台北。她的日子越来越通俗，认识的三教九流呀，全岛都有。跑的路比一生住在岛上的人还多——她开始导游全家玩台湾。什么产业道路弯来弯去深山里面她也找得出地方住，后来再去的时候，山胞就要收她做干女儿了。在我们这条街上她可以有办法口袋空空的去实践一切柴米油盐，过了一阵去付钱，商人还笑说：“不急，不急。”女儿跟同胞打成一片，和睦相处。我们这幢大厦的管理员一看她进门，就塞东西给她吃。她呢，半夜里做好消夜一步一步托着盘子坐电梯下楼，找到管理员，就说：“快吃，是热的，把窗关起来。”她忙得很起劲，大家乐的会头是谁呀什么的，只要问她。女儿虽然生活在台北市，可是活得十分乡土，她说逛百货公司这种事太空虚，她是夜市里站着喝爱玉冰的人。前两天她把手指伸出来给我和她母亲看，戴的居然是枚金光闪闪的老方戒指，上面写个大字“福”。她的母亲问她：“你不觉得这很土吗？”她说：“嗳，这你们就不懂了。”

　　我想，三毛是一个终其一生坚持心神活泼的人，她的叶落归根绝对没有狭窄的民族意识，她说过：“中国太神秘太丰沃，就算不是身为中国人，也会很喜欢住在里面。”她根本就是天生喜爱这个民族，跟她的出生无关。眼看我们的三小姐——她最喜欢人家这么喊她，把自己一点一滴融进中国的生活艺术里去，我的心里充满了复杂的喜悦。女儿正在品尝这个社会里一切光怪陆离的现象，不但不生气，好似还相当享受鸡兔同笼的滋味。她在台北市开车，每次回家都会喊：“好玩，好玩，整个大台北就像一架庞大的电动玩具，躲来躲去，训练反应，增加韧性。”她最喜欢罗大佑的那首歌——《超级市民》，她唱的时候使任何人都会感到，台北真是一个可敬可爱的大都市。有人一旦说起台北市的人冷淡无情，三毛就会来一句：“哪里？你自己不会先笑呀？还怪人家。”我的女儿目前一点也不愤世，她对一切现象，都说：“很好，很合自然。”

　　三毛是有信仰的人，她()非常赞同天主教的中国风俗化，看到圣母马利亚面前放着香炉，她不但欢喜一大场，还说：“最好再烧些纸钱给她表示亲爱。”

　　对于年轻的一代，她完全认同，她自己拒吃汉堡，她吃小笼包子。可是对于吃汉堡的那些孩子，她说：“当年什么胡瓜、胡萝卜、狐仙还不都是外来货？”我说狐仙是道地中国产，她说：“它们变成人的时候都自称是姓胡吔！”

　　只有年轻的一代不看中国古典文学这一点，她有着一份忧伤，对于宣扬中国文学，她面露坚毅之色，说：“要有台北教会那种传福音的精神。”

　　只述到这里，我的女儿在稿纸旁边放了一盘宁波土菜“抢蟹”——就是以青蟹加酒和盐浸泡成的，生吃。她吃一块那种我这道地宁波人都不取入口的东西，写几句我的话。

　　我看着这个越来越中国化的女儿，很难想象她曾经在这片土地上消失过那么久。现在的她相当自在，好似一辈子都生存在我们家这狭小的公寓里一样。我对她说：“你的适应力很强，令人钦佩。”她笑着睇了我一眼，慢慢的说：“我还可以更强，明年改行去做会计给你看，必然又是一番新天新地。”

　　：如果教室像游乐场

　　当我的车子开进校园中去找停车位时，同学阿敏的身影正在一棵树下掠过。我把车子锁好，发足狂奔，开始追人，口里叫着他的名字。追到阿敏时，拍的打他一下，这才一同往教室的方向走去。

　　上学不过三五次，对于这种学校生活已经着了迷。初上课时以为功课简单，抱着轻敌的自在而去。每周几堂课事实上算不得什么，老师艾琳也是个不逼人的好家伙。可是课后的作业留得那么多，几十页的习题加上一个短篇小说分析，那不上课的日子就有得忙了。

　　我觉得，自己还是个很实心的人，文法填充每一条都好好写，小说里的单字也是查得完全了解才去教室。这样认真的念书，虽然什么目的也没有，还是当它一回事似的在做，做得像真的一样，比较好玩。

　　我在教室里挂外套，放书籍，再把一大盘各色糖果放在桌上，这才对阿敏说：“刚才停车场边的那只松鼠又出来了，看到没有？”

　　阿敏听不懂松鼠这个英文字，我就形容给他听：“是一种树林里的小动物，有着长——长——毛——毛的尾巴，它吃东西时，像这样……”说着丢了一颗糖给六十岁的阿敏，接着自己剥一颗，做松鼠吃东西的样子。阿敏就懂了。这时第三个同学走进教室；必然是我们这三个最早到。伊朗女同学一进来就喊：“快点，拿来抄。”我把习题向她一推，她不讲话，口里咬着水果糖，哗哗抄我的作业。

　　在我们教室的玻璃门上，学校贴了一张醒目的告示，严重警告：“在这个区域里，绝对禁止食物、饮料，更不许抽烟。”

　　上学的第一天，大家都做到了，除了那个头发上打大蝴蝶结的以色列同学阿雅拉。

　　阿雅拉念书时含含糊糊的，我问她：“你怎么了？”她把舌头向我一伸，上面一块糖果。我们的老师艾琳在第二节课时，开始斜坐在大家的椭圆形桌子上，手里一罐“七喜汽水”。

　　当我发现老师的饮料时，心里十分兴奋，从此以后，每次上课都带一大盘糖果。

　　彩色的东西一进教室，大家都变成了小孩子，在里面挑挑拣拣的，玩得像真的一样。老师对于糖果也有偏爱，上课上到一半，会停，走上来剥一颗红白相间的薄荷糖，再上。于是我们全班念书时口里都是含含糊糊的，可是大家都能懂。

　　在这个班上，日本女同学是客气的，我供应每天三块美金的甜蜜，她们就来加茶水和纸杯子。这一来教室里每个人都有了各自的茶叶包。老师特别告诉我们，在走廊转角处有个饮水机——热水。就这样，我们在那“绝对不许”的告示下做文盲，包括老师。

　　在我们的班上，还是有小圈圈的。坐在长桌两端的人，各自讲话。同国籍的，不肯用英文。害羞的根本很安静。男生只有三个，都是女生主动去照顾他们，不然男生不敢吃东西。

　　我的座位就在桌子的中间，所以左边、右边、对面、旁边的同学，都可以去四面八方的讲话。下了课，在走廊上抽烟时，往往只拉了艾琳，那种时刻，讲的内容就不同。什么亨利·詹姆斯，费滋杰罗，福克纳，海明威……这些作家的东西，只有跟老师谈谈，心里才舒畅。

　　上课的情形是这样的：先讲十分钟闲话，同时彼此观赏当日衣着，那日穿得特美的同学，就得站起来转一圈，这时大家赞叹一番。衣服看过了，就去弄茶水，如果当日老师又烘了个“香蕉蛋糕”来，还得分纸盘子。等到大家终于把心安定时，才开始轮流做文法句子。万一有一个同学不懂，全班集中精神教这一个。等到好不容易弄懂了，已经可以下课。

　　第二堂必有一张漫画，影印好了的，分给同学。画是这种的：画着一个人躺在地上死了，旁边警察在交谈。其中一景是个警察的手枪还在冒烟。开枪的警察说：“什么，一个游客？我以为是个恐怖分子呢。”

　　游客和恐怖分子这两个字发音很接近，就给误打死了，背景是影射苏俄的那种俄式建筑。

　　同学们看了这张漫画，都会笑一阵。不笑的属于英文特糟的两三个，大家又去把他们教成会笑，这二十分钟又过去了。

　　接下来一同读个短篇小说。

　　我在这短篇小说上占了大便宜，是因为老师拿来给我们念的故事，我全部念过，虽然如此，绝对不会杀风景，把结局给讲出来，甚而不告诉他人——这种故事我早就看过了。

　　看故事时大家像演广播剧，每一小段由同学自动读，每个人的了解程度和文学修养在这时一目了然。碰到精彩的小说时，教室里一片肃静。

　　这些故事，大半悲剧结束。我们不甘心，要救故事主角。老师说：“文学的结局都是悲的居多，大家不要难过。”

　　有一天，我们又念着一个故事；书中一对结婚六十年的老夫妇，突然妻子先死了。那个丈夫发了疯，每天在田野里呼叫太太的名字。这样，那老人在乡村与乡村之间流浪了三年，白天吃着他人施舍的食物，晚上睡在稻草堆里。直到一个夜晚，老人清清楚楚看见他的太太站在一棵开满梨花的树下，向他招手。他扑了上去。第二天，村人发现老人跌死在悬崖下。那上面，一树的花，静静的开着。

　　当我们读完这篇二千字左右的故事时，全班有好一会儿不想讲话。老师等了一下，才说：“。”我们也不吃糖、也不响、也不回答，各自出神。那十几分钟后，有个同学把书一合，说：“太悲了。不要上了。我回家去。”

　　“别走。”我说：“我们可以来修改结局。”

　　我开始讲：“那村庄里同时住着一个守寡多年的寡妇，大家却仍叫她马波小姐。这个马波小姐每天晚上在炉火边给她的侄儿打毛衣。在寂静的夜晚，除了风的声音之外，就听见那个疯老头一声一声凄惨的呼唤——马利亚——马利亚——你在那里呀——这种呼叫持续了一整年。那马波小姐听着听着叹了口气，突然放下编织的毛衣袖子，打开大门，直直的向疯老头走去，上去一把拎住他的耳朵，大声说：“我在这里，不要再叫了，快去洗澡吃饭——你这亲爱的老头，是回家的时候了。”

　　说完这故事，对面一个女同学丢上来一支铅笔，笑喊着：“坏蛋！坏蛋！你把阿嘉莎·克莉丝蒂里面的马波小姐配给这篇故事的男人了。”

　　这以后，每念一个故事，我的工作就是：修改结局。老师突然说：“喂！你可以出一本书，把全世界文学名着的结局都改掉。”

　　以后教室中再没有了悲伤，全是喜剧结尾。下课时，彼此在雨中挥手，脸上挂着微笑。

　　没多久，中国新年来了，老师一进教室就喊：“各位，各位，我们来过年吧！”

　　“什么年哦——我们在美国。”我说。

　　“你们逃不过的。看，要做什么活动送给全班？”老师对着月凤和我。

　　“给你们吃一盘炒面。”我说。

　　大家不同意，月凤也加了菜，大家还是不肯，最后，我说：“那我要演讲，月凤跟我一同讲，把中国的年俗讲给大家听。”

　　“什么罗——你——”月凤向我大喊，全班鼓掌送给她，她脸红红的不语了。

　　那一个下午，月凤和我坐在学校的咖啡馆里，对着一张白纸。上面只写了一个英文——祖宗。

　　“怎么讲？”月凤说。“从送灶神讲起。”我说。“灶神英文怎么讲？”月凤说。“叫他们夫妻两个厨房神好了。”我说：“不对、不对，还是从中国的社会结构讲起——才给过年。”

　　两个人说来说去，发觉中国真是个有趣而充满幻想的民族。这一来，不怕了，只担心两小时的课，不够讲到元宵花灯日呢。

　　好，那第三天，我们跑到教室去过中国年。艾琳非常得意拥有月凤和我这种学生，居然到处去宣传——那学校中的老师们全来啦！

　　我跑上写字板上，先把那片海棠叶子给画得清楚，那朵海棠花——台湾，当然特别画得大一点。

　　在挤满了陌生人的教室里，我拍一拍月凤的肩膀，两人很从容的笑着站起来。

　　开场白是中国古老的农业社会；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大地休息。好啦！中国人忙完了一年。开始过节。年，是一种怪兽……

　　在听众满眼元宵灯火的神往中，我们的中国新年告一段落，那十二生肖趴在写字板上。同学拚命问问题：“我属猪，跟谁好一点？”

　　“那属蛇的呢？属蛇的又跟那种动物要好？”

　　那些来听讲的老师们有些上来跟月凤和我握手，说我们讲活了一个古老的文明。

　　艾琳简直陶醉，她好似也是个中国人似的骄傲着。她把我用力一抱，用中文说：“恭喜！恭喜！”我在她耳边用西班牙文说：“这是小意思啦！”

　　月凤跟我，在这几班国际学生课程里，成了名人。那些老师都去他们的班上为我们宣传。这种事情，实在很小家气，土啦。

　　从月凤和我的演讲之后，班上又加了一种读书方法——演说。人人争着说。

　　我们打招呼、看衣服、读文法、涂漫画、改小说、吃糖果、切蛋糕、泡茶水、然后一国一国的文化开始上演。

　　那教室，像极了一座流动的旋转马。每一个人骑在一匹响着音乐的马上，高高低低的旋转不停。我快乐得要疯了过去。

　　“各位，昨天我去看了一场电影——《远离非洲》。大家一定要去看，太棒了。”我一进教室就在乱喊。跑到墙上把电影院广告和街名都给用大头钉钉在那儿。又说：“午场便宜一块钱。”

　　那天的话题变成电影了。

　　艾琳进门时，我又讲。艾琳问我哭了没有，我说哭了好几场，还要再去看。

　　这一天下午，我们教室里给吵来了一台电视机和录放影机。以后，我们的课又加了一种方式——看电影。

　　在这时候，我已经跑图书馆了，把《远离非洲》这本书给看了一遍，不好，是电影给改好的。我的课外时间，有了满满的填空。吞书去了。

　　我开始每天去学校。

　　没有课的日子，我在图书馆里挑电影带子看，看中国纪录片。图书馆内有小房间，一个人一间，看完了不必收拾，自有职员来换带子。我快乐得又要昏过去。

　　我每天下午在学校里游戏，饿了就上咖啡馆，不到天黑不回家。于是，我又有了咖啡座的一群。

　　学校生活开始蔓延到外面去。那阿雅拉首先忍不住，下了课偷偷喊我，去参加她家的犹太人节庆。日本同学下了课，偷偷喊我，去吃生鱼片。伊朗同学下了课，偷偷喊我，来家里尝尝伊朗菜。南斯拉夫同学下了课，偷偷喊我，回家去聊天。巴西同学下了课，偷偷喊我——来喝巴西咖啡。月凤下了课，偷偷喊我，给我五个糯米粿。

　　艾琳下了课，偷偷喊我——又来一本好书。

　　咖啡馆的那一群散了会，偷偷喊我——我们今晚去华盛顿大学听印度音乐再去小酒店。

　　我变成了一个偷偷摸摸的人，在西雅图这陌生的城郊。“我觉得自己好像一个贼。”在艾琳的办公室门口，我捧着一杯咖啡对她说。艾琳笑看了我一眼，说：“哦，我在美国土生土长了一辈子，只有一个朋友。你才来一个多月，就忙不过来。”

　　“你也快要忙不过来，因为我来了。”我上去抱一下艾琳，对她说：“亲爱的。”

　　说完赶快跑。情人节快到了，要吓她一次，叫她终生难忘我们这一班。

　　“哗，那么美丽的卡片！”班上同学叫了起来。

　　“每人写，送给艾琳过情人节。”我说。

　　那张卡片尺寸好大，写着——送给一个特别的人。全张都是花朵。夸张的。

　　“这种事情呀，看起来很无聊，可是做老师的收到这类的东西，都会深——受感动。”

　　“你怎么知道？”有人问。

　　“我自己也当过老师呀！有一年，全班同学给了我一张卡片，我看着那一排排名字，都哭吔！”我说。

　　大家上课时悄悄的写，写好了推给隔壁的。我们很费心，画了好多甜心给老师，还有好多个吻。这种事，在中国，打死不会去做。

　　等到第二节上课时，一盒心形的巧克力糖加一张卡片，放在桌子前端艾琳的地方。

　　艾琳照例拿着一罐汽水走进来。

　　当她发现那卡片时，咦了一声，打开来看，哗的一下好似触电了一般。

　　“注意！艾琳就要下雨了。”我小声说。

　　同学们静静的等待老师的表情，都板着脸。

　　那老师，那《读者文摘》一般的老师，念着我们写的一句又一句话，眼泪哗哗的流下来。

　　“哦——艾琳哭了。”我们开始欢呼。

　　另一班的老师听见这边那么吵，探身进来轻问：“发生了什么事吗？”

　　当她发现艾琳在站着哭时，立即说一声：“对不起。”把门给关上了。她以为我们在整人。

　　这一回，艾琳和我们再度一同欢呼，大家叫着：“情人节快乐！情人节快乐！”

　　于是我们推开书本，唱向每一个同学，大家轻轻一抱，教室里乒乒乓乓的都是撞椅子的声音。抱到月凤时，我们两个中国人尖叫。

　　在咖啡馆的落地大玻璃外，艾琳走过；我向她挥挥手，吹一个飞吻给她。她笑着，吹一个飞吻给我，走了。我下课也赖在学校，不走。

　　“那是我的好老师吔。”我对一位同桌的人说。他也是位老师，不过不教我的。

　　我们同喝咖啡。

　　“你们这班很亲爱啊。”这位老师说。

　　“特别亲爱，不错。”我说。

　　“我听说，有另外一个英文老师，教美国文学的，比你现在的课深，要不要下学季再去修一门？”这位物理老师说。“她人怎么样？”我小心翼翼的问。

　　“人怎么样？现在就去看看她，很有学问的。”这位老师一推椅子就要走。

　　“等等，让我想一想”我喊着，可是手臂被那老师轻轻拉了一下，说：“不要怕，你有实力。”

　　我们就这样冲进了一间办公室。

　　那房间里坐着一位特美的女老师——我只是说她的五官。

　　“珍，我向你介绍一位同学，她对文学的见解很深，你跟她谈谈一定会吃了一惊的。”我的朋友，这位物理老师弯着腰，跟那坐着不动不微笑的人说。我对这位介绍人产生了一种抱歉。

　　那位珍冷淡的答了一声：“是吗？”

　　我立即不喜欢这个女人。

　　“你，大概看过奥·亨利之类的短篇小说吧？”她很轻视人的拿出这位作家来，我开始气也气不出来了。“美国文学不是简单的。”珍也不再看我们两个站在她面前的人，低头去写字。

　　“可是，她特别的优秀，不信你考她，没有一个好作家是她不知道的。”那个男老师还要自找没趣。

　　珍看了我一眼，突然说：“我可不是你们那位艾琳，我——是深刻的。我的班，也是深刻的。如果你要来上课，可得早些去预排名单，不然——”

　　“不然算了，谢谢你。”我也不等那另一个傻在一边的物理老师，把门哗一拉，走了。

　　在无人的停车场里，我把汽车玻璃后窗的积雪用手铺铺平，慢慢倒下一包咖啡馆里拿来的白糖，把雪拌成台湾的清冰来吃。

　　那位物理老师追出来，我也不讲什么深刻，捧了一把雪给他，说：“快吃，甜的。”

　　“你不要生气，珍是傲慢了一点。”他说。

　　我回答他：“没受伤。”把那()捧甜雪往他脖子里一塞，跳进车里开走了。开的时候故意按了好长一声喇叭。我就要无礼。

　　回到公寓里，外面的薄雪停了。我跑到阳台上把雪捏捏紧，做了三个小小的雪人。远远看去，倒像三只鸭子。我打开航空信纸开始例行的写家书。

　　写着：“幸好我的运气不错，得了艾琳这样有人性又其实深刻的一位好老师，虽然她外表上看去不那么深。不然我可惨罗！下学季还是选她的游乐场当教室，再加一堂艺术欣赏。不必动手画的，只是欣赏欣赏。下星期我们要看一堂有关南斯拉夫的民俗采风幻灯片，怎么样，这种课有深度吧？再下一堂，是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纪录电影。对呀！我们是在上英文呀！下雪了，很好吃。再见！情人节快快乐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