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我有话要说

　　：我有话要说

　　看见不久以前《中时晚报》作家司马中原先生的夫人吴唯静女士《口中的丈夫》那篇文章，我的心里充满了对于吴唯静女士的了解和同情。这篇文章，真是说尽了做为一个家有写书人这种亲属关系的感受。

　　我的丈夫一向沉默寡言，他的职业虽然不是写作，可是有关法律事务的讼诉，仍然离不开那支笔。他写了一辈子。

　　我的二女儿在公共场所看起来很会说话，可是她在家中跟她父亲一色一样，除了写字还是写字，她不跟我讲话。他们都不跟我讲话。

　　我的日子很寂寞，每天煮一顿晚饭、擦擦地、洗洗衣服，生活在一般人眼中看来十分幸福。我也不是想抱怨，而是，好不容易盼到丈夫回家来了，吃完晚饭，这个做父亲的就把自己关到书房里面去写公事。那个女儿也回到她房间里去写字、写字。

　　他们父女两人很投缘——现在。得意的说，他们做的都是无本生意，不必金钱投资就可以赚钱谋生。他们忘了，如果不是我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他们连柴也没得烧。其实我就是三毛的本钱。当然她爸爸也是我。

　　以前她写作，躲回自己的公寓里去写。我这妈妈每天就得去送“牢饭”。她那铁门关得紧紧的，不肯开，我就只好把饭盒放在门口，凄然而去。有时第二天、第三天去，那以前的饭还放在外面，我急得用力拍门，只差没哭出来。她写作起来等于生死不明。这种情形，在国外也罢了，眼不见为净。在台湾，她这么折磨我，真是不应该。

　　说她不孝顺嘛，也不是的，都是写作害的。

　　人家司马中原毕竟写了那么多书。我的女儿没有写什么书，怎么也是陷得跟司马先生一样深，这我就不懂了。有很多时候她不写书，可是她在“想怎么写书”：她每天都在想。问她什么话，她就是用那种茫茫然的眼光来对付我。叫她回电话给人家，她口里答得很清楚：“知道了。好。”可是她一会儿之后就忘掉了。夜间总是坐在房里发呆，灯也不开。

　　最近她去旅行回来之后，生了一场病，肝功能很不好，反而突然又发痴了。我哀求她休息，她却在一个半月里写了十七篇文章。现在报纸张数那么多，也没看见刊出来，可是她变成了完全不讲的人。以前也不大跟朋友交往，现在除了稿纸之外，她连报纸也不看了。一天到晚写了又写。以前晚上熬夜写，现在下午也写。电话都不肯听。她不讲话叫人焦急，可是她文章里都是对话。

　　她不像她爸爸口中说的对于金钱那么没有观念，她问人家稿费多少毫不含糊。可是她又心软，人家给她一千字两百台币她先是生气拒绝的，过一下想到那家杂志社是理想青年开的，没有资金，她又出尔反尔去给人支持。可是有些地方对她很客气，稿费来得就多，她收到之后，乱塞。找不到时一口咬定亲手交给我的，一定向我追讨。她的确有时把钱交给我保管，但她不记帐，等钱没有了，她就说：“我不过是买买书，怎么就光了，奇怪！”

　　对于读者来信，我的女儿百分之九十都回信。她一回，人家又回，她再回，人家再来，雪球越滚越大，她又多了工作，每天大概要回十七封信以上。这都是写字的事情，沉默的，她没有时间跟我讲话。可是碰到街坊邻居，她偏偏讲个不停。对外人，她是很亲爱很有耐性的。

　　等到她终于开金口了，那也不是关心我，她在我身上找。什么上海的街呀弄呀、舞厅呀、跑马场呀、法租界英租界隔多远呀、梅兰芳在哪里唱戏呀……都要不厌其详的问个不休。我随便回答，她马上抓住我的错误。对于杜月笙那些人，她比我清楚。她这么怀念那种老时光，看的书就极多，也不知拿我来考什么？她甚至要问我洞房花烛夜是什么心情，我哪里记得。这种写书的人，不一定写那问的题材，可是又什么都想知道。我真受不了。

　　我真的不知道，好好一个人，为什么放弃人生乐趣就钻到写字这种事情里去。她不能忍受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可是她那颠颠倒倒的二十四小时不是比上班的人更苦？我叫她不要写了、不要写了，她反问我：“那我用什么疗饥？”天晓得，她吃的饭都是我给她弄的，她从来没有付过钱。她根本胡乱找个理由来搪塞我。有时候她也叫呀——“不写了、不写了。”这种话就如“狼来了！狼来了”，她不写，很不快乐，叫了个一星期，把门砰一关，又去埋头发烧。很复杂的人，我不懂。

　　对于外界的应酬，她不得已只好去。难得她过生日，全家人为了她订了一桌菜，都快出门去餐馆了，她突然说，她绝对不去，怕吵。这种不讲理的事，她居然做得出来。我们只有去吃生日酒席——主角不出场。

　　这一阵她肌腱发炎，背痛得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还哭了一次。医生说：“从此不可伏案。”她说：“这种病，只有写字可以使我忘掉令人发狂的痛。”她一字一痛的写，一放笔就躺下沉默不语，说：“痛得不能专心看书了，只有写，可以分散我的苦。”那一个半月十七()篇，就是痛出来的成绩。我的朋友们对我说：“你的女儿搬回来跟你们同住，好福气呀。”我现在恨不得讲出来，她根本是个“纸人”。纸人不讲话，纸人不睡觉，纸人食不知味，纸人文章里什么都看到，就是看不见她的妈妈。

　　我晓得，除非我飞到她的文章里也去变成纸，她看见的还只是我的“背影”。

　　现在她有计划的引诱她看中的一个小侄女——我的孙女陈天明。她送很深的书给小孩，小孩写，还问：“每当你的作文得了甲上，或者看了一本好书，是不是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那个被洗脑的小孩拚命点头。可恨的是，我的丈夫也拚命点头。

　　等到这家族里的上、中、下三代全部变成纸人，看他们不吃我煮的饭，活得成活不成。

　　：我家老二——三小姐

　　我的女儿陈平本来叫做陈懋平。“懋”是家谱上属于她那一代的排行，“平”是因为在她出生那年烽火连天，做为父亲的我期望这个世界再也没有战争，而给了这个孩子“和平”的大使命。后来这个孩子开始学写字，她无论如何都学不会如何写那个“懋”字。每次写名字时，都自作主张把中间那个字跳掉，偏叫自己陈平。不但如此，还把“陈”的左耳搬到隔壁去成为右耳，这么弄下来，做父亲的我只好投降，她给自己取了名字，当时才三岁。后来我把她弟弟们的“懋”字也都拿掉了。

　　有一年，她又自作主张，叫自己Echo，说：“这是符号，不是崇洋。”她做Echo做了好多年。有一年，问也没问我，就变成“三毛”了。变三毛也有理由，她说因为是家中老二。老二如何可能叫三毛，她没有解释。只说：“三毛里面暗藏着一个易经的卦——所以。”我惊问取名字还卜卦吗？她说：“不是，是先取了以后才又看易经意外发现的，自己也吓了一跳。”

　　我听说，每一家的老二跟其他孩子有些不一样，三毛长大以后也很支持这种说法。她的道理是：“老二就像夹心饼干，父母看见的总是上下那两块，夹在中间的其实可口，但是不容易受注意，所以常常会蹦出来捣蛋，以求关爱。”三毛一生向父母抱怨，说她备受家庭冷落，是挣扎成长的。这一点，我绝对不同意，但她十分。其实，我们做父母的这一生才是被她折磨。她十九岁半离家，一去二十年，回国时总要骂我们吃得太好，也常常责怪我们很少给她写信。她不晓得，写字这回事，在她是下笔千言，倚马可待，在我们来说，写一封信千难万难。三毛的家书有时每日一封，什么男朋友啦、新衣服啦、跟人去打架啦、甚至吃了一块肉都来信报告。我们收到她的信当然很欣慰，可是她那种书信“大攻击”二十年来不肯休战。后来她花样太多，我们受不了，回信都是哀求的，因为她会问：“你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吃、穿、住、爱、乐，最好写来听听以解乡愁。”我们回信都说：“我们平安，勿念。”她就抓住这种千篇一律的回信，说我们冷淡她。有一次回国，还大哭大叫一场，反正说我们二十年通信太简单，全得靠她的想象力才知家中情况。她要家人什么事都放下，天天写信给她。至于金钱，她倒是从来不要求。

　　三毛小时候很独立，也很冷淡，她不玩任何女孩子的游戏，她也不跟别的孩子玩。在她两岁时，我们在重庆的住家附近有一座荒坟，别的小孩不敢过去，她总是去坟边玩泥巴。对于年节时的杀羊，她最感兴趣，从头到尾盯住杀的过程，看完不动声色，脸上有一种满意的表情。

　　在重庆，每一家的大水缸都埋在厨房地里，我们不许小孩靠近水缸，三毛偏偏绝不听话。有一天大人在吃饭，突然听到打水的声音激烈，三毛当时不在桌上。等到我们冲到水缸边去时，发现三毛头朝下，脚在水面上拚命打水。水缸很深，这个小孩子居然用双手撑在缸底，好使她高一点，这样小脚才可打到水面出声。当我们把她提着揪出来时，她也不哭，她说：“感谢耶稣基督。”然后吐一口水出来。

　　从那一次之后，三毛的小意外不断的发生，她自己都能化解。有一次骑脚踏车不当心，掉到一口废井里去，那已是在台湾了，她自己想办法爬出来，双膝跌得见骨头，她说：“咦，烂肉裹的一层油原来就是脂肪，好看好看！”

　　三毛十三岁时跟着家中帮忙的工人玉珍到屏东东港去，又坐渔船远征小琉球。这不可怕，可怕的是：她在东港碰到一个军校学生，居然骗人家是十六岁！她交了今生第一个男朋友。

　　在她真的十六岁时，她的各方男朋友开始不知哪里冒出来了。她很大方，在家中摆架子——每一个男朋友来接她，她都要向父母介绍，不来接她就不去。这一点，做为父亲的我深以为荣，女儿有人欣赏是家门之光，我从不阻止她。

　　等到三毛进入文化大学哲学系去做选读生时，她开始轰轰烈烈的去恋爱，舍命的去读书，勤劳的去做家教、认真的开始写她的《雨季不再来》。这一切，都是她常年休学之后的起跑。对于我女儿初恋的那位好青年，做为父亲的我，一直感激在心。他了我的女儿，在父母不能给予女儿的男女之情里，我的女儿经由这位男友，发挥了正面的意义。当然，那时候的她并不冷静，她哭哭笑笑，神情恍惚，可是对于一个恋爱中的女孩而言，这不是相当正常吗？那时候，她总是讲：“我不管这件事有没有结局，过程就是结局，让我尽情的去，一切后果，都是成长的经历，让我去——”她没有一失足成千古恨，这怎么叫失足呢？她有勇气，我放心。

　　我的二女儿，大学才念到三年级上学期，就要远走他乡。她坚持远走，原因还是那位男朋友。三毛把人家死缠烂打苦爱，双方都很受折磨，她放弃的原因是：不能缠死对方，而如果再住台湾，情难自禁，还是走吧。

　　三毛离家那一天，口袋里放了五块钱美金现钞，一张七百美金汇票单。就算是多年前，这也实在不多。我做父亲的能力只够如此。她收下，向我和她母亲跪下来，磕了一个头，没有再说什么。上机时，她反而没有眼泪，笑笑的，深深看了全家人一眼，登机时我们挤在了望台上看她，她走得很慢很慢，可是她不肯回头。这时我强忍着泪水，心里一片茫然，三毛的母亲哭倒在栏杆上，她的女儿没有转过身来挥一挥手。

　　我猜想，那一刻，我的女儿，我眼中小小的女儿，她的心也碎了。后来她说，她没碎，她死了，怕死的。三毛在西班牙做了三个月的哑巴、聋子，半年中的来信，不说辛酸。她拚命学语文了。

　　半年之后，三毛进入了马德里大学，来信中追问初恋男友的消息——可见他们通信不勤。

　　一年之后的那个女孩子，来信不一样了。她说，女生宿舍晚上西班牙男生“情歌队”来窗外唱歌，最后一首一定特别指明是给她的。她不见得旧情难忘，可是尚算粗识时务——她开始新天新地，交起朋友来。学业方面，她很少说，只说在研读中世纪神学家圣·多玛斯的着作。天晓得，以她那时的西班牙文程度怎能说出这种大话。后来她的来信内容对我们很遥远，她去念“现代诗”、“艺术史”、“西班牙文学”、“人文地理”……我猜想她的确在念，可是字里行间，又在坐咖啡馆、跳舞、搭便车旅行、听轻歌剧……这种蛛丝马迹她不明说，也许是以为不用功对不起父母。其实我对她的懂得享受，内心暗喜。第二年，三毛跑到巴黎、慕尼黑、罗马、阿姆斯特丹……她没有向家中要旅费，她说：“很简单，吃白面包，喝自来水，够活！”

　　有一天，女儿来了一封信，说：“爸爸妈妈，我对不起你们，从今以后，一定戒烟。”我们才知道她抽烟了。三毛至今对不起我们，她说：“会戒死。”我们不要她死，她就一直抽。她的故事讲不完，只有跳过很多。

　　三毛结婚，突然电报通知，收到时她已经结好婚了。我们全家在台湾只有出去吃一顿饭，为北非的她祝福。这一回，我细观女儿来信，她冷静又快乐，物质上没有一句抱怨，精神上活泼又沉潜。我们并没有因为她事先不通知而怪责她。这个老二，作风独特，并不是讲一般形式的人——她连名字都自己取，你拿她怎么办？

　　二十年岁月匆匆，其中有五年半的时间女儿没有回过家，理由是“飞机票太贵了。”等到她终于回来了，在第一天清晨醒来时，她向母亲不自觉的讲西班牙文，问说：“现在几点钟？”她讲了三遍，母亲听不懂，这才打手势，作刷牙状。等她刷好牙，用国语说：“好了！脑筋转出来了，可以讲中文。”那一阵，女儿刷牙很重要，她在转方向，刷好之后一口国语便流出来。有一回，看见一只蟑螂在厨房，她大叫：“有一只虫在地上走路！”我们说，那叫“爬”，她听了大喜。

　　三毛后来怎么敢用中文去投稿只有天晓得。她的别字在各报社都很出名，她也不害羞，居然去奖励编辑朋友，说：“改一错字，给一元台币，谢谢！”她的西班牙文不好，可是讲出来叫人笑叫人哭都随她的意。

　　三毛一生最奇异的事就是她对金钱的态度，她很苦很穷过，可是绝对没有数字观念，也不肯为了金钱而工作。苦的那些年，她真的酱油拌饭，有钱的时候，她拚命买书、旅行，可是说她笨嘛，她又不笨，她每一个口袋里都有忘掉的钱，偶尔一穿，摸到钱，就匆匆往书店奔去。她说，幸好爱看书，不然人生乏味。她最舍不得的就是吃，吃一点东西就要叫浪费。有人请她吃上好的馆子，吃了回来总是说：“如果那个长辈不请我吃饭，把饭钱折现给我，我会更感谢他，可惜。”

　　女儿写作时，非常投入，每一次进入情况，人便陷入“出神状态”，不睡不讲话绝对六亲不认——她根本不认得了。但她必须大量喝水，这件事她知道。有一次，坐在地上没有靠背的垫子上写，七天七夜没有躺下来过，写完，倒下不动，说：“送医院。”那一回，她眼角流出泪水，嘿嘿的笑，这才问母亲：“今天几号？”那些在别人看来不起眼的文章，而她投入生命的目的只为了——好玩。

　　出书以后，她再也不看，她又说：“过程就是结局。”她的书架，回国不满一年半，已经超过两千本，架上没有存放一本自己的作品。

　　三毛的书，我们全家也不看，绝对不看。可是她的书，对于我们家的“外交”还是有效。三毛的大弟做生意，没有新书，大弟就来拿去好多本——他不看姐姐，他爱古龙。大弟拿三毛的书去做“生意小赠品”。东送一本，西送一本。小弟的女儿很小就懂得看书，她也拒看小姑的书，可是她知道——小姑的书可以去当礼物送给老师。我们家的大女儿除了教钢琴谋生之外，开了一家服饰店，当然，妹妹的书也就等于什么“你买衣服，就送精美小皮夹一只”一样——附属品。三毛的妈妈很慷慨，每当女儿有新书。妈妈如果见到人，就会略带歉意的说：“马上送来，马上送来。”好似销不出去的冬季牛奶，勉勉强强请人收下。

　　在这个家里，三毛的作品很没有地位，我们也不做假。三毛把别人的书看得很重，每读好书一册，那第二天她的话题就是某人如何好，如何精采，逼着家人去同看。这对于我们全家人来说真是苦事一桩，她对家人的亲爱热情，我们消受不了。她一天到晚讲书，自以为举足轻重，其实——我的外孙女很节俭，可是只要是张晓风、席慕蓉的书籍，她一定把它们买回来。有一回三毛出了新书，拿去请外甥女儿批评指教，那个女孩子盯住她的阿姨说了一声：“你？”三毛在这件事上稍受挫折。另外一个孙女更有趣，直到前天晚上，才知道三毛小姑嫁的居然不是中国人，当下大吃一惊。这一回三毛也大吃一惊，久久不说话。三毛在家人中受不受到看重，已经十分清楚。

　　目前我的女儿回国定居已经十六个月了，她不但国语进步，闽南语也流畅起来，有时候还去客家朋友处拜访住上两天才回台北。她的日子越来越通俗，认识的三教九流呀，全岛都有。跑的路比一生住在岛上的人还多——她开始导游全家玩台湾。什么产业道路弯来弯去深山里面她也找得出地方住，后来再去的时候，山胞就要收她做干女儿了。在我们这条街上她可以有办法口袋空空的去实践一切柴米油盐，过了一阵去付钱，商人还笑说：“不急，不急。”女儿跟同胞打成一片，和睦相处。我们这幢大厦的管理员一看她进门，就塞东西给她吃。她呢，半夜里做好消夜一步一步托着盘子坐电梯下楼，找到管理员，就说：“快吃，是热的，把窗关起来。”她忙得很起劲，大家乐的会头是谁呀什么的，只要问她。女儿虽然生活在台北市，可是活得十分乡土，她说逛百货公司这种事太空虚，她是夜市里站着喝爱玉冰的人。前两天她把手指伸出来给我和她母亲看，戴的居然是枚金光闪闪的老方戒指，上面写个大字“福”。她的母亲问她：“你不觉得这很土吗？”她说：“嗳，这你们就不懂了。”

　　我想，三毛是一个终其一生坚持心神活泼的人，她的叶落归根绝对没有狭窄的民族意识，她说过：“中国太神秘太丰沃，就算不是身为中国人，也会很喜欢住在里面。”她根本就是天生喜爱这个民族，跟她的出生无关。眼看我们的三小姐——她最喜欢人家这么喊她，把自己一点一滴融进中国的生活艺术里去，我的心里充满了复杂的喜悦。女儿正在品尝这个社会里一切光怪陆离的现象，不但不生气，好似还相当享受鸡兔同笼的滋味。她在台北市开车，每次回家都会喊：“好玩，好玩，整个大台北就像一架庞大的电动玩具，躲来躲去，训练反应，增加韧性。”她最喜欢罗大佑的那首歌——《超级市民》，她唱的时候使任何人都会感到，台北真是一个可敬可爱的大都市。有人一旦说起台北市的人冷淡无情，三毛就会来一句：“哪里？你自己不会先笑呀？还怪人家。”我的女儿目前一点也不愤世，她对一切现象，都说：“很好，很合自然。”

　　三毛是有信仰的人，她()非常赞同天主教的中国风俗化，看到圣母马利亚面前放着香炉，她不但欢喜一大场，还说：“最好再烧些纸钱给她表示亲爱。”

　　对于年轻的一代，她完全认同，她自己拒吃汉堡，她吃小笼包子。可是对于吃汉堡的那些孩子，她说：“当年什么胡瓜、胡萝卜、狐仙还不都是外来货？”我说狐仙是道地中国产，她说：“它们变成人的时候都自称是姓胡吔！”

　　只有年轻的一代不看中国古典文学这一点，她有着一份忧伤，对于宣扬中国文学，她面露坚毅之色，说：“要有台北教会那种传福音的精神。”

　　只述到这里，我的女儿在稿纸旁边放了一盘宁波土菜“抢蟹”——就是以青蟹加酒和盐浸泡成的，生吃。她吃一块那种我这道地宁波人都不取入口的东西，写几句我的话。

　　我看着这个越来越中国化的女儿，很难想象她曾经在这片土地上消失过那么久。现在的她相当自在，好似一辈子都生存在我们家这狭小的公寓里一样。我对她说：“你的适应力很强，令人钦佩。”她笑着睇了我一眼，慢慢的说：“我还可以更强，明年改行去做会计给你看，必然又是一番新天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