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女儿

　　：女儿

　　我的次女陈平是一个先天条件极度贫乏的孩子。在她二十岁以前，无论健康、脾气、观念、敏感、任性和自弃，都是少见的。在她少年的时候，她的母亲和我这个做父亲的，可以说，因为家中有这样一个刚烈孩子，过的是心灵上倍受欺凌的苦日子。那些年她常常要出事，使得我们日日夜夜生活在恐惧里。写到这儿，回想起那一段岁月，仍然感到想痛哭的冲动。

　　看见女儿现今的行事为人，还有对父母手足和朋友出自真心的爱诚、和平，我感触又欣慰，有时感到这是不是一场梦境？下面的几篇文章是我的孙女和外孙儿女这批小孩子写的三毛，他们年纪轻，注意的都是三毛会讲故事这件事。她的确可以去说书，在家人面前说得尤其最好。

　　我想说的是，在我的观察里，我女儿这一生的用功，很少有人看见。而我这个做父亲的，对于她几近疯狂而持续了一生的看书和写作，除了敬佩她的恒心之外，甚而想劝告她不要这么用功下去，免得伤害健康。

　　平儿目前因为健康情形不佳，已不再教书，居住在台北的一间小公寓里。她每天必定回家吃晚饭陪伴我和她母亲。对外一切应酬完全婉谢，吃完饭便回她的工作室——不是睡觉的地方，她舍不得睡。大概由夜间九点半开始要工作到清晨七点，小睡一下，午饭不吃，再继续工作到下午六点才回我们家来吃晚饭。

　　我女儿对于看书的狂热可以说一万个人中找不到一个。这不是现在，是做父亲暗暗观察一生的事实。

　　在生活上，我女儿不穿、不吃、不睡、不息，没有电视机——不看，没有男朋友——无情。连一辆二手货的汽车在去年也卖掉了。在一个普通人的眼里，她是贫乏的，甚而住的房子，都是父母借给她的，她看上去一无所有。对于他人，却十二分慷慨和悲悯。她()赚的辛苦钱，自有良知告诉她去处，悄悄处理。我虽然对这样的女儿引以为傲，而内心，实在希望她在有生之年，略略合理的在物质上善待自己。

　　读书和离家，加上我女婿的早逝，彻底改变了女儿。至今她仍然不断的教育自己。这不是我做父亲的在讲她什么，这是一个我看见的进步。

　　写到这儿，我又为她感到辛酸，虽然女儿说她内心真正快乐。

　　其实，我女儿在文学上最有心得，而且极有见地的，却是她酷爱一生的《红楼梦》和《水浒传》这两本文学巨着，并不在目前已出版的书籍里。我不敢期望她碰触有关这类心得的大文章，担心她的健康不能长期透支下去，可是，不久的将来，眼看水到渠成，她必然走上论说水浒与红楼的路上去。我女儿常说，不在于长短，而在于是否痛快的活过。我想这个说法也就是：确实掌握住人生的意义而生活。在这一点上，我虽然心痛她的燃烧，可是同意。

　　平儿不爱惜健康，是她最大的愚昧。做父母的，在这件事情上，拿她无可奈何。叫她不工作，等于判她死刑，也是不可能的。说来说去，我对这个女儿仍然没有办法。《倾城》这本书，是平儿第十一本。在人生的处理上她变了很多。在胸襟上，没有退步。

　　：我有话要说

　　看见不久以前《中时晚报》作家司马中原先生的夫人吴唯静女士《口中的丈夫》那篇文章，我的心里充满了对于吴唯静女士的了解和同情。这篇文章，真是说尽了做为一个家有写书人这种亲属关系的感受。

　　我的丈夫一向沉默寡言，他的职业虽然不是写作，可是有关法律事务的讼诉，仍然离不开那支笔。他写了一辈子。

　　我的二女儿在公共场所看起来很会说话，可是她在家中跟她父亲一色一样，除了写字还是写字，她不跟我讲话。他们都不跟我讲话。

　　我的日子很寂寞，每天煮一顿晚饭、擦擦地、洗洗衣服，生活在一般人眼中看来十分幸福。我也不是想抱怨，而是，好不容易盼到丈夫回家来了，吃完晚饭，这个做父亲的就把自己关到书房里面去写公事。那个女儿也回到她房间里去写字、写字。

　　他们父女两人很投缘——现在。得意的说，他们做的都是无本生意，不必金钱投资就可以赚钱谋生。他们忘了，如果不是我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他们连柴也没得烧。其实我就是三毛的本钱。当然她爸爸也是我。

　　以前她写作，躲回自己的公寓里去写。我这妈妈每天就得去送“牢饭”。她那铁门关得紧紧的，不肯开，我就只好把饭盒放在门口，凄然而去。有时第二天、第三天去，那以前的饭还放在外面，我急得用力拍门，只差没哭出来。她写作起来等于生死不明。这种情形，在国外也罢了，眼不见为净。在台湾，她这么折磨我，真是不应该。

　　说她不孝顺嘛，也不是的，都是写作害的。

　　人家司马中原毕竟写了那么多书。我的女儿没有写什么书，怎么也是陷得跟司马先生一样深，这我就不懂了。有很多时候她不写书，可是她在“想怎么写书”：她每天都在想。问她什么话，她就是用那种茫茫然的眼光来对付我。叫她回电话给人家，她口里答得很清楚：“知道了。好。”可是她一会儿之后就忘掉了。夜间总是坐在房里发呆，灯也不开。

　　最近她去旅行回来之后，生了一场病，肝功能很不好，反而突然又发痴了。我哀求她休息，她却在一个半月里写了十七篇文章。现在报纸张数那么多，也没看见刊出来，可是她变成了完全不讲的人。以前也不大跟朋友交往，现在除了稿纸之外，她连报纸也不看了。一天到晚写了又写。以前晚上熬夜写，现在下午也写。电话都不肯听。她不讲话叫人焦急，可是她文章里都是对话。

　　她不像她爸爸口中说的对于金钱那么没有观念，她问人家稿费多少毫不含糊。可是她又心软，人家给她一千字两百台币她先是生气拒绝的，过一下想到那家杂志社是理想青年开的，没有资金，她又出尔反尔去给人支持。可是有些地方对她很客气，稿费来得就多，她收到之后，乱塞。找不到时一口咬定亲手交给我的，一定向我追讨。她的确有时把钱交给我保管，但她不记帐，等钱没有了，她就说：“我不过是买买书，怎么就光了，奇怪！”

　　对于读者来信，我的女儿百分之九十都回信。她一回，人家又回，她再回，人家再来，雪球越滚越大，她又多了工作，每天大概要回十七封信以上。这都是写字的事情，沉默的，她没有时间跟我讲话。可是碰到街坊邻居，她偏偏讲个不停。对外人，她是很亲爱很有耐性的。

　　等到她终于开金口了，那也不是关心我，她在我身上找。什么上海的街呀弄呀、舞厅呀、跑马场呀、法租界英租界隔多远呀、梅兰芳在哪里唱戏呀……都要不厌其详的问个不休。我随便回答，她马上抓住我的错误。对于杜月笙那些人，她比我清楚。她这么怀念那种老时光，看的书就极多，也不知拿我来考什么？她甚至要问我洞房花烛夜是什么心情，我哪里记得。这种写书的人，不一定写那问的题材，可是又什么都想知道。我真受不了。

　　我真的不知道，好好一个人，为什么放弃人生乐趣就钻到写字这种事情里去。她不能忍受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可是她那颠颠倒倒的二十四小时不是比上班的人更苦？我叫她不要写了、不要写了，她反问我：“那我用什么疗饥？”天晓得，她吃的饭都是我给她弄的，她从来没有付过钱。她根本胡乱找个理由来搪塞我。有时候她也叫呀——“不写了、不写了。”这种话就如“狼来了！狼来了”，她不写，很不快乐，叫了个一星期，把门砰一关，又去埋头发烧。很复杂的人，我不懂。

　　对于外界的应酬，她不得已只好去。难得她过生日，全家人为了她订了一桌菜，都快出门去餐馆了，她突然说，她绝对不去，怕吵。这种不讲理的事，她居然做得出来。我们只有去吃生日酒席——主角不出场。

　　这一阵她肌腱发炎，背痛得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还哭了一次。医生说：“从此不可伏案。”她说：“这种病，只有写字可以使我忘掉令人发狂的痛。”她一字一痛的写，一放笔就躺下沉默不语，说：“痛得不能专心看书了，只有写，可以分散我的苦。”那一个半月十七()篇，就是痛出来的成绩。我的朋友们对我说：“你的女儿搬回来跟你们同住，好福气呀。”我现在恨不得讲出来，她根本是个“纸人”。纸人不讲话，纸人不睡觉，纸人食不知味，纸人文章里什么都看到，就是看不见她的妈妈。

　　我晓得，除非我飞到她的文章里也去变成纸，她看见的还只是我的“背影”。

　　现在她有计划的引诱她看中的一个小侄女——我的孙女陈天明。她送很深的书给小孩，小孩写，还问：“每当你的作文得了甲上，或者看了一本好书，是不是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那个被洗脑的小孩拚命点头。可恨的是，我的丈夫也拚命点头。

　　等到这家族里的上、中、下三代全部变成纸人，看他们不吃我煮的饭，活得成活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