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猫

　　：猫

　　“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颐谷这样譬释着，想把心上一团蓬勃的愤怒象梳理乱发似的平顺下去。诚然，主妇的面，到现在还没瞧见，反正那混帐猫儿也不知躲到哪里去了，也无从打他。只算自己晦气，整整两个半天的工夫全白费了。李先生在睡午觉，照例近三点钟才会进书房。颐谷满肚子憋着的怒气，那时都冷了，觉得非趁热发泄一下不可。凑巧老白送茶进来，颐谷指着桌子上抓得千疮百孔的稿子，字句流离散失得象大轰炸后的市民，说：“你瞧，我回去吃顿饭，出了这个乱子！我临去把誊清的稿子给李先生过目，谁知他看完了就搁在我桌子上，没放在抽屉里，现在又得重抄了。”

　　老白听话时的点头一变而为摇头，叹口微气说：“那可就糟啦！这准是‘淘气’干的。‘淘气’可真淘气！太太惯了它，谁也不敢碰它根毛。齐先生，您回头告诉老爷，别让‘淘气’到书房里来。”他躬着背蠕缓地出去了。

　　“淘气”就是那闹事的猫。它在东皇城根穷人家里，原叫做‘小黑’。李太太嫌‘小黑’的称谓太俗，又笑说：“那跟门房‘老白’不成了一对儿么？老白听了要生气的”。猫送到城南长街李家那天，李太太正在请朋友们茶会，来客都想给它起个好听的名字。一个爱慕李太太的诗人说“：在西洋文艺复兴的时候，标准美人都要生得黑，我们读莎士比亚和法国七星派诗人的十四行诗，就知道使他们颠倒的都是些黑美人。我个人也觉得黑比白来得神秘，富于含蓄和诱惑。一向中国人喜欢女人皮肤白，那是幼稚的审美观念，好比小孩只爱吃奶，没资格喝咖啡。这只猫又黑又美，不妨借诗里的现成名字，叫它‘darklady’，再雅致没有了。”有两个客人听了彼此做个鬼脸，因为这诗人说话明明双关着女主人。李太太自然极高兴，只嫌“darklady”名字太长。她受过美国式的教育，养成一种逢人叫小名以表亲昵的习气，就是见了莎士比亚的面，她也会叫他bill，何况猫呢？所以她采用诗人的提议，同时来个简称，叫“Darkie。”大家一致叫：“妙！”，这猫听许多人学自己的叫声，莫名其妙，也和着叫：“妙！妙！”（miaow！miaow！）没人想到这简称的意义并非“黑美人”，而正是李太太嫌俗的“小黑”。一个大名鼎鼎的老头子，当场一言不发，回家翻了半夜的书，明天清早赶来看李太太，讲诗人的坏话道：“他懂什么？我当时不好意思跟他抬扛，所以忍住没有讲。中国人一向也喜欢黑里俏的美人，就象妲己，古文作‘〔黑旦〕己’，就是说她又黑又美。〔黑旦〕己刚是‘Darkie’的音译，并且也译了意思。哈哈！太巧了，太巧了！”这猫仗着女主人的爱，专闹乱子，不上一星期，它的外国名字叫滑了口，变为跟Darkie双声叠韵的混名：“淘气”。所以，好象时髦教会学校的学生，这畜生中西名字，一应俱全，而且未死已蒙谥法－－混名。它到李家不足两年，在这两年里，日本霸占了东三省，北平的行政机构改组了一次，非洲亡了一个国，兴了一个帝国，国际联盟暴露了真相，只算一个国际联梦或者一群国际联盲，但是李太太并没有换丈夫，淘气还保持着主人的宠爱和自己的顽皮。在这变故反复的世界里，多少人对主义和信仰能有同样的恒心呢？

　　这是齐颐谷做李建侯试用私人秘书的第三天，可是还没瞻仰过那位有名的李太太。要讲这位李太太，我们非得用国语文法家所谓“最上级形容词”不可。在一切有名的太太里，她长相最好看，她为人最风流豪爽，她客厅的陈设最讲究，她请客的次数最多，请客的菜和茶点最精致丰富，她的交游最广。并且，她的丈夫最驯良，最不碍事。假使我们在这些才具之外，更申明她住在战前的北平，你马上获得结论：她是全世界文明顶古的国家里第一位高雅华贵的太太。因为北平－－明清两代的名士象汤若士、谢在杭们所咒诅为最俗、最脏的北京－－在战事前几年忽然被公认为全国最文雅、最美丽的城市。甚至无风三尺的北平尘土，也一变而为古色古香，似乎包含着元明清三朝帝国的劫灰，欧美新兴小邦的历史博物馆都派人来装了瓶子回去陈列。首都南迁以后，北平失掉它一向政治上的作用；同时，象一切无用过时的东西，它变为有历史价值的陈设品。宛如一个七零八落的旧货摊改称为五光十色的古玩铺，虽然实际上毫无差异，在主顾的心理上却起了极大的变化。逛旧货摊去买便宜东西，多少寒窘！但是要上古玩铺你非有钱不可，还得有好古癖，还得有鉴别力。这样，本来不屑捡旧货的人现在都来买古玩了，本来不得已而光顾旧货摊的人现在也添了身分，算是收藏古董的雅士了。那时候你只要在北平住家，就充得通品，就可以向南京或上海的朋友夸傲，仿佛是个头衔和资格。说上海和南京会产生艺术和文化，正象说头脑以外的手足或腰腹也会思想一样的可笑。周口店“北京人”遗骸的发现，更证明了北平居住者的优秀。“北京人”是猴子里最进步的，有如北平人是中国人里最文明的。因此当时报纸上闹什么“京派”，知识分子们上溯到“北京人”为开派祖师，所以北京虽然改名北平，他们不自称“平派”。京派差不多全是南方人。那些南方人对于他们侨居北平的得意，仿佛犹太人爱他们入籍归化的国家，不住地挂在口头上。迁居到北平以来，李太太脚上没发过湿气，这是住在文化中心的意外利益。

　　李氏夫妇的父亲都是前清遗老，李太太的父亲有名，李先生的父亲有钱。李太太的父亲在辛亥革命前个把月放了什么省的藩台，满心想弄几个钱来弥补历年的亏空。武昌起义好像专跟他捣乱似的，他把民国恨得咬牙切齿。幸而他有个门生，失节作了民国的大官，每月送笔孝敬给他。他住在上海租界里，抱过去的思想，享受现代的生活，预用着未来的钱－－赊了账等月费汇来了再还。他渐渐悟出寓公自有生财之道。今天暴发户替儿子办喜事要证婚，明天洋行买办死了母亲要点主，都用得着前清的遗老，谢仪往往可抵月费的数目。妙在买办的母亲死不尽，暴发户的儿子全养得大。他文理平常，写字也不出色，但是他发现只要盖几个自己的官衔图章，“某年进士”，“某省布政使”，他的字和文章就有人出大价钱来求。他才知道清朝亡得有代价，遗老值得一做，心平气和，也肯送女儿进洋学堂念书了。李先生的父亲和他是同乡，极早就讲洋务，做候补道时上过“富国裕民”的条陈，奉宪委到上海向洋人定购机器，清朝亡得太早，没领略到条陈的好处，他只富裕了自己。他也曾做出洋游历的随员，回国以后，把考察所得，归纳为四句传家格言：“吃中国菜，住西洋房子，娶日本老婆，人生无遗憾矣！”他亲家的贯通过去、现在、未来，正配得上他的融会中国、东洋、西洋。谁知道建侯那糊涂虫，把老子的家训记颠倒了。第一，他娶了西洋化的老婆，比西洋老婆更难应付。爱默在美国人办的时髦女学毕业，本来是毛得撩人、刺人的毛丫头，经过“二毛子”的训练，她不但不服从丈夫，并且丈夫一个人来侍候她还嫌不够。第二，他夫妇俩都是文明人，不得不到北平来住中国式的旧房子，设备当然没有上海来得洋化。第三，他吃日本菜得了胃病。这事说来话长。李太太从小对自己的面貌有两点不满意：皮肤不是上白，眼皮不双。第一点还无关紧要，因为她根本不希罕那种又红又白的洋娃娃脸，她觉得原有的相貌已经够可爱了。单眼皮呢，确是极大的缺陷，内心的丰富没有充分流露的工具，宛如大陆国没有海港，物产不易出口。进了学校，她才知道单眼皮是日本女人的国徽，因此那个足智多谋、偷天换日的民族建立美容医院，()除掉身子的长短没法充分改造，“倭奴”的国号只好忍受，此外面部器官无不可以修补，丑的变美，怪物改成妖精。李先生向她求婚，她提出许多条件，第十八条就是蜜月旅行到日本。一到日本，她进医院去修改眼皮，附带把左颊的酒靥加深。她知道施了手术，要两星期见不得人，怕李先生耐不住蜜月期间的孤寂，在这浪漫的国家里，不为自己守节；所以进医院前对李先生说：“你知道，我这次跨海征东，千里迢迢来受痛苦，无非为你，要讨你喜欢。我的脸也就是你的面子。我蒙了眼，又痛又黑暗，你好意思一个人住在外面吃喝玩乐么？你爱我，你得听我的话。你不许跟人到处乱跑。还有，你最贪嘴，可是我进医院后，你别上中国馆子，大菜也别吃，只许顿顿吃日本料理。你答应我不？算你爱我，陪我受苦，我痛的时候心上也有些安慰。吃得坏些，你可以清心寡欲，不至于胡闹，糟蹋了身子。你个儿不高，吃得太胖了，不好看。你背了我骗我，我会知道，从此不跟你好。”两星期后，建侯到医院算账并迎接夫人，身体却未消瘦，只是脸黄皮宽，无精打采，而李太太花五百元日金新买来的眼睛，好象美术照相的电光，把她原有的美貌都焕映烘托出来。她眼睫跟眼睛合作的各种姿态，开，闭，明，暗，尖利，朦胧，使建侯看得出神，疑心她两眼里躲着两位专家在科学管理，要不然转移不会那样斩截，表情不会那样准确，效果不会那样的估计精密。建侯本来是他父亲的儿子，从今以后全副精神做他太太的丈夫。朋友们私议过，李太太那样漂亮，怎会嫁给建侯。有建侯的钱和家世而比建侯能干的人，并非绝对没有。事实上，天并没配错他们俩。做李太太这一类女人的丈夫，是第三百六十一行终身事业，专门职务，比做大夫还要忙，比做挑夫还要累，不容许有旁的兴趣和人生目标。旁人虽然背后嘲笑建侯，说他“夫以妻贵”，沾了太太的光，算个小名人。李太太从没这样想过。建侯对太太的虚荣心不是普通男人占有美貌妻子、做主人翁的得意，而是一种被占有、做下人的得意，好比阔人家的婢仆、大人物的亲随、或者殖民地行政机关里的土着雇员对外界的卖弄。这种被占有的虚荣心是做丈夫的人最稀有的美德，能使他气量大、心眼儿宽。李太太深知缺少这个丈夫不得；仿佛亚刺伯数码的零号，本身毫无价值，但是没有它，十百千万都不能成立。因为任何数目背后加个零号便进了一位，所以零号也跟着那数目而意义重大了。

　　：论文人

　　文人是可嘉奖的，因为他虚心，知道上进，并不拿身分，并不安本分。真的，文人对于自己，有时比旁人对于他还看得轻贱；他只恨自己是个文人，并且不惜费话、费力、费时、费纸来证明他不愿意做文人，不满意做文人。在这个年头儿，这还算不得识时物的俊杰么？

　　所谓文人也者，照理应该指一切投稿、着书、写文章的人说。但是，在事实上，文人一个名词的应用只限于、散文、小说、戏曲之类的作者，古人所谓“词章家”、“无用文人”、“一为文人，便无足观”的就是。至于不事虚文，精通实学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等专家，尽管也洋洋洒洒发表着大文章，断乎不屑以无用文人自居——虽然还够不上武人的资格。不以文人自居呢，也许出于自知之明；因为白纸上写黑字，未必就算得文章。讲到有用，大概可分两种。第一种是废物利用，譬如牛粪可当柴烧，又象陶侃所谓竹头木屑皆有用。第二种是必需日用，譬如我们对于牙刷、毛厕之类，也大有王子猷看竹“不可一日无此君”之想。天下事物用途如此之多，偏有文人们还顶着无用的徽号，对着竹头、木屑、牙刷、毛厕，自叹不如，你说可怜不可怜？对于有用人物，我们不妨也给予一个名目，以便和文人分别。譬如说，称他们为“用人”。“用人”二字，是“有用人物”的缩写，洽对得过文人两字。这样简洁混成的名词，不该让老妈子、小丫头、包车夫们专有。并且，这个名词还有两个好处。第一，它充满了民主的平等精神，专家顾问跟听差仆役们共顶一个头衔，站在一条线上。第二，它不违背中国全盘西化的原则：美国有位总统听说自称为“国民公仆”，就是大家使唤得的用人；罗马教皇自谦为“奴才的奴才”或“用人的用人”(Servusservorum)；法国大革命时，党人都赶着仆人叫“用人兄弟”(Ｆｒｅｒｅｓｓｅｒｖａｎｔｓ)；总统等于君，教皇(Pope)等于父(Papa)，在欧美都和用人连带称呼，中国当然效法。

　　用人瞧不起文人，自古以然，并非今天朝报的新闻。例如《汉高祖本记》载帝不好文学，《陆贾列传》更借高祖自己的话来说明：“乃公马上得天下，安事诗书？”直捷痛快，名言至理，不愧是开国皇帝的圣旨。从古到今反对文学的人，千言万语，归根还不过是这两句话。“居马上”那两句，在抗战时期读来，更觉得亲切有味。柏拉图的《理想国》里排斥诗人文人，哪有这样斩截雄壮的口气？柏拉图富有诗情，汉高祖曾发诗兴，吟过《大风歌》，他们两位尚且鄙弃词章，更何况那些庸俗得健全的灵长动物。戈蒂埃（TheophileGautier)在《奇人志》(LesGrotesques)里曾说，商人财主，常害奇病，名曰“畏诗症”(Posophobie)。

　　病原如是：财主偶尔打开儿子的书桌抽屉，看见一堆写满了字的白纸，既非簿记，又非账目，每行第一字大写，末一字不到底，细加研究，知是诗稿，因此怒冲脑顶，气破胸脯，深恨家门不幸，出此不肖逆子，神经顿成变态。其时此症不但来源奇特，并且富有传染性；每到这个年头儿，竟能跟夏天的霍乱、冬天的感冒同样流行。药方呢，听说也有一个：把古今中外诗文集都付之一炬，化灰吞服。据云只要如法炮制，自然胸中气消，眼中钉拔，而且从此国强民泰，政治修明，武运昌盛！至于当代名人与此相同的弘论，则早已在销行极广的大刊物上发表，人人熟读，不必赘述。

　　文学必须毁灭()，而文人却不妨奖励——奖励他们不要人。蒲伯(Pope)出口成章(Lispinnumbers),白居易生识之无，此类不可救药的先天文人毕竟是少数。至于一般文人，老实说，对于文学并不爱好，并无擅长。他们弄文学，仿佛旧小说里的良家女子做娼妓，据说是出于不甚得已，无可奈何。只要有机会让他们跳出火坑，此等可造之才无不废书投笔，改行从良。文学是倒霉晦气的事业，出息最少，邻近着饥寒，附带了疾病。我们只听说有文丐；像理丐、工丐、法丐、商丐等名目是从来没有的。至傻极笨的人，若非无路可走，断不肯搞什么诗歌小说。因此不仅旁人鄙夷文学和文学家，就是文人自己也填满了自悲心结，对于文学，全然缺乏信仰和爱敬。譬如十足文人的扬雄在《法言》里就说：“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可见他宁做壮丁，不做文人。因此，我们看见一个特殊现象：一切学者无不威风凛凛，神气活现，对于自己所学科目，带吹带唱，具有十二分；只有文人们怀着鬼胎，赔了笑脸，抱愧无穷，即使偶尔吹牛，谈谈“国难文学”、“宣传武器”等等，也好像水浸湿的皮鼓，敲擂不响。歌德不作爱国诗歌，遭人唾骂，因在《语录》(GespracechemitEckermann)里大发牢骚，说不是军士，未到前线，怎能坐在书房里呐喊做战歌。(KriegsliederschreibenundinZimmersiteenl)。少数文人在善造英雄的时势底下，能谈战略，能做政论，能上条陈，再不然能自认导师，劝告民众。这样多才多艺的人，是不该在文学里埋没的。只要有机会让他们变换，他们可以立刻抛弃文艺，别干营生。

　　雪莱在《诗的辩护》里说文人是“人类的立法者”(legislator)，卡莱尔在《英雄崇拜论》里说文人算得上“英雄”。那些特殊材料的文人只想充当英雄，希望变成立法者或其他。竟自称是英雄或立法者，不免夸大狂；想做立法者和英雄呢，那就是有志上进了。有志上进是该嘉奖的。有志上进，表示对于现实地位的不满足和羞耻。知耻近乎勇。勇是该的，何况在这个时期？

　　要而言之：我们应当毁灭文学而奖励文人——奖励他们不做文人，不搞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