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劳者自歌（十则）

　　丰子恺：劳者自歌（十则）

　　战士与战匠

　　从前我们研究绘画的时候，曾品评画人：对于理解艺术，具有思想，而能表现人生观的人，称为“画家”。对于不懂艺术，没有思想，而只有描绘技巧的人，称为“画匠”。画家是艺术的向导者，是高尚的。画匠有手而没有脑，是凡庸的。

　　在抗战中，作战人员也可以分别这样的两种：理解抗战的意旨，威而不猛，怒而不暴，具有大勇者，称为“战士”。

　　不解抗战的意旨，抚剑疾视，暴虎冯河，以杀人为能事者，称为“战匠”。战士以干戈扞卫人道，以武力争取和平，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故是可尊敬的。战匠不懂大体，但好小勇，不知仁义之道，但与侵略者争长，故是下贱的。我们不杀俘虏，足见多有战士。仁能克暴，最后胜利，属我无疑。

　　杜诗有云：“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真是蔼然仁者之言！我抗战军民宜各书之于绅。

　　廿七年（１９３８年）四月十日，汉口

　　粥饭与药石

　　原来是个健全的身体：五官灵敏，四肢，百体调和。

　　每日所进的是营养丰富，滋味鲜美的粥饭。

　　一种可恶的病菌侵入了这个身体，使他生起大病来。头晕目眩，手足挛痉，血脉不和。为欲使他祛病复健，就给他吃杀菌的剧药，以毒攻毒，为他施行针灸，刀圭，以暴除暴。

　　但这是暂时的。等到大病已除，身体复健的时候，他必须屏除剧药，针灸和刀圭，而仍吃粥饭等补品，使身体回复健全。

　　我们中华民族因暴寇的侵略而遭困难，就好比一个健全的身体受病菌的侵害而患大病。一切救亡工作就好比是剧药，针灸和刀圭，文艺当然也如此。我们要以笔代舌，而呐喊“抗敌救国！”我们要以笔当刀，而在文艺阵地上冲锋杀敌。

　　但这也是暂时的。等到暴敌已灭，魔鬼已除的时候，我们也必须停止了杀伐而回复于礼乐，为世界人类树立永固的和平与幸福。

　　病时须得用药石；但复健后不能仍用药石而不吃粥饭。即在病中，除药石外最好也能进些粥饭。人体如此，文艺界也如此。

　　廿七年（１９３８年）四月十日，汉口

　　则勿毁之已

　　一到汉口，就有人告诉我：“×××说你的《护生画集》可以烧毁了。”我说：

　　“不可，不可！此人没有懂得护生之旨及抗战之意。”

　　《护生画集》之旨，是劝人爱惜，戒除残杀，由此而长养仁爱，鼓吹和平。

　　惜生是手段，养生是目的。故序文中说“护生”就是“护心”。顽童一脚踏死数百蚂蚁，我劝他不要。并非爱惜蚂蚁，或者想供养蚂蚁，只恐这一点残忍心扩而充之，将来会变成侵略者，用飞机载了重磅炸弹去虐杀无辜的平民，故读《护生画集》，须体会其“理”，不可执着其“事”。

　　说者大约以为我们现在抗战，正要杀敌；倘主张护生，就变成不抵抗，所以说该书可以烧毁。这全是不明白护生之旨及抗战之意的缘故。我们不是侵略战，是“抗战”，为人道而抗战，为正义而抗战，为和平而抗战，我们是以杀止杀，以仁克暴。我们的优待俘虏，就是这主义的实证。倘同日本一般样见识地杀人，那就变成以力服人，以暴易暴，步意大利、日本军阀之后尘，而为扰乱世界和平的魔鬼之一了！

　　护生者，王者之道也。我欲行王政，则勿毁之已！

　　廿七年（１９３８年）四月九日，汉口

　　散沙与沙袋

　　沙是最不可收拾的东西。记得十年前，我在故乡石门湾的老屋后面辟一儿童游戏 场，买了一船河沙铺在场上。一年之后，场上的沙完全没有了。它们到哪里去了呢？ 一半粘附了行人的鞋子而带出外面去，还有一半陷入泥土里，和泥土相混杂，只见泥 而不见沙了。这一船沙共有十多石，讲到沙的粒数，虽不及“恒河沙数”，比我们中 华民国的人口数目，一定更多。这无数的沙粒到哪里去了呢？东西南北，各自分散， 没有法子召集了。因为它们的团结力非常薄弱，一阵风可使它们立刻解散。它们的分 子非常细小，一经解散，就不可收拾。

　　但倘用袋装沙，沙就能显示出伟大的能力来。君不见抗战以来，处处地方堆着沙 袋，以防敌人的炮火炸弹的肆虐么？

　　敌人的枪子和炮弹一碰着沙袋，就失却火力，敌人的炸弹片遇着沙袋，也就不能 伤人，沙的抵抗力比铁还大，比石更强。

　　这真是意想不到的功用。

　　原来沙这种东西，没有约束时不可收拾，一经约束，就有伟大的能力。中国四万 万人，曾经被称为“一盘散沙”。抗战“好比一只沙袋”，现在已经把他们约束了。

　　廿七年（１９３８年）四月十日，汉口

　　喜剧

　　同学孔君从浙江走浙赣路来汉口。一下车，就被警察错认为日本间谍，拉去拘禁 在公安局。因为孔君脸色焦黄，眉浓目小，两颊多须，剃成青色，而且西发光泽，洋 服楚楚，外形真像日本人。警察的错认是难怪的。

　　他向警察声辩，说是自家人，不是敌人。警察问“你是中国哪地方人？”孔君答： “我是浙江萧山人，刚才从萧山来。”

　　警察问：“你是萧山人，应该会讲萧山话。你讲几句看！”孔君就讲了一套道地 的萧山话。警察冷笑着说：“你们日本人真有小聪明，萧山话学得很像！”这使孔君 无法置辩，只得任其拘禁。一面设法打电话通知汉口的朋友，托他们来保。结果被拘 禁五六小时，方始恢复自由。演了一出喜剧。

　　晚上我同孔君共饮，就用这件逸事下酒。我安慰孔君说：“你虽失却了五六小时 的自由，但总是可喜的。我们侦察日本间谍，惟恐其不严。过严是可以体谅的。你们 孔家人往往吃这种眼前亏：昔夫子貌似阳货，几乎送了性命。今足下貌似敌人，失却 五六小时的自由，是便宜的。”

　　（１９３８年）四月十一日，汉口

　　全人类都是他的家族

　　逃难以来，常常听见有人庆贺独身者说：“在这时代，做独身者最幸运。逃起难 来便当得多。”独身者客气地回答：“也不见得。”但脸色表示承认这话。

　　我最初听到这话，觉得不错。但进一步想，就觉得不然，有家眷的不过麻烦一点 而已，在精神上与独身者一样，并无幸不幸之分。

　　所谓“独身者最幸运”，是只管自家不顾别人的意思。譬如时局紧张，炮火迫近， 人家扶老携幼，生离死别。他只顾自己一身，逃之杳杳，这就算幸运。

　　但其人倘富有同情，就并不感觉幸运，也一样地苦痛。因为我们的爱，始于家族， 推及朋友，扩大而至于一乡，一邑，一国，一族，以及全人类。再进一步，可以恩及 禽兽草木。因为我们同是天生之物。故宗教家有“无我”之称。儒者也说：“圣人无 己，靡所不己。”就是说圣人没有自己，但没有一物不是自己。这决不是空言夸口。 无论何人，倘亲眼看到前线浴血，难民惨死，其同情心一定会扩大起来。

　　所以在这时代，家族有无不成问题。倘缺乏同情，即使有家族老幼数十人，也不 相关。倘富有同情，即使是独身者，也感苦痛。因为四万万五千万人都是他的家族， 全人类都是他的家族。

　　１９３８年

　　富士山太小

　　一个老百姓所拟媾和条件之一曰：“将他们所有的武器熔化了，铸成总理遗像， 立在富士山顶。”有人说他浮夸，我以为意有可取。

　　孙中山先生思想极为伟大，试看他的论着，凡百建设，除保护国家，复兴民族之 外，必以促进世界大同为最后目标。可见他对于人类的爱，没有乡土，国际的界限。 凡是圆颅方趾的人，都是他所爱护的。此心与中国古圣贤的“王道”，“仁政”相合， 可谓伟大之极。

　　孟子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川之险。

　　威天下，不以兵甲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叛之。多助 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叛，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我国 本孙中山先生的教训而抗战，战必胜矣。

　　故孙中山先生的伟大，倘要造形化，铸成雕像，恐怕熔了日本所有的武器，还不 够用。即使够用，恐怕小小的富士山也载不起。况且，我们主张和平外交，不要侵占 别人的土地。故总理遗像，还是叫他们造在昆仑山上好。

　　１９３８年

　　卑怯和自私

　　嘴里喊着“我们爱好和平”，而手里却拿着武器，决不肯放下。

　　这种口是心非的态度因何而起？答曰：起于卑怯和自私。

　　心里想要霸占横行，而没有胆量直说出来，嘴上假意说“我们爱好和平”。这是 卑怯的态度。这些人的人格，不及绿林好汉远甚。有几个强盗，虽然作恶，而自认不 讳，还有一 点可佩服。心里想作恶，而忸忸怩怩的，不敢直说，才是卑怯龌龊。

　　只顾自己而不顾别人，只以一身或一国为重，而不顾全人类。所以手里拿着武器， 时时自卫。他们想：倘自己真果放下武器，恐怕被别人杀死。他们更进一步想：倘使 别人真果放下武器，我不妨立刻杀死他。这样一味自私自利，哪里谈得上和平。

　　我们要达到和平，只有借他们的武器来杀他们自己，我们的抗战就是为此。

　　１９３８年

　　志士与汉奸

　　为什么肯做汉奸？我想多数是为贪生怕死。倘不贪生，不愿屈节事敌。倘不怕死， 非但不做汉奸，且可做游击队员了。

　　古圣人云：生，我所欲也；所欲有甚于生者。死，我所恶也；所恶有甚于死者。

　　比生更可欲的，是“精神的生”。比死更可恶的，是“精神的死”。精神死而肉 体生，是“行尸走肉”。肉体死而精神生，是“永生”。志士仁人，不愿为“行尸走 肉”，而愿得为“永生”。

　　但汉奸的所见异于是。他们宁愿做“行尸走肉”不需要“永生。”

　　故志士与汉奸的差别，可说在于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注重精神生活的人可为志 士，注重物质生活的人可为汉奸。

　　１９３８年

　　焦土抗战的烈士

　　六年之前，我在故乡浙江石门湾盖造一所房子，名叫缘缘堂。房屋并不富丽，更 非摩登；不过多年浮家泛宅的一群家族，从此得到了一处归宿之所，自是欢喜。堂成 之后，我从杜甫诗里窃取两句，自写，裱好挂在堂前。联曰：“暂止飞乌才数子， 频来语()燕定新巢。”

　　去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寇兵迫近石门湾。我率眷老幼十 人，携行物两担，离开 故乡，流徙桐庐。二十三日，石门湾失守。我军誓死抗战，失而复得。后来，得而复 失，失而复得，以至四进四出。石门湾变成焦土，缘缘堂就做了焦土抗战的烈士。

　　我们不久又离桐庐，远行至江西萍乡，这时候方始得到缘缘堂被焚的消息。全家 不胜惋惜。不久我们又离萍乡赴长沙。上海友人来信，赋诗吊缘缘堂，词意悲切。此 时我已在沿途看见万众流离的苦况，听见前线浴血的惨闻，对自己的房屋的损失，非 但毫不可惜，反而觉得安心。倘使我毫无损失，心中不免惭愧。因此我就和他一首诗。 诗曰：“寇至余当去，非从屈贾趋。欲行焦土策，岂惜故园芜？白骨齐山岳，朱殷染 版图。缘缘堂亦毁，惭赧庶几无。”

　　１９３８年

　　丰子恺：梧桐树

　　寓楼的窗前有好几株梧桐树。这些都是邻家院子里的东西，但在形式上是我所有的。因为它们和我隔着适当的距离，好像是专门种给我看的。它们的主人，对于它们的局部状态也许比我看得清楚；但是对于它们的全体容貌，恐怕始终没看清楚呢。因为这必须隔着相当的距离方才看见。唐人诗云：“山远始为容。”我以为树亦如此。自初夏至今，这几株梧桐树在我面前浓妆淡抹，显出了种种的容貌。

　　当春尽夏初，我眼看见新桐初乳的光景。那些嫩黄的小叶子一簇簇地顶在秃枝头上，好像一堂树灯，又好像小学生的剪贴图案，布置均匀而带幼稚气。植物的生叶，也有种种技巧：有的新陈代谢，瞒过了人的眼睛而在暗中偷换青黄。有的微乎其微，渐乎其渐，使人不觉察其由秃枝变成绿叶‘只有梧桐树的生叶，技巧最为拙劣，但态度最为坦白。它们的枝头疏而粗，它们的叶子平而大。叶子一生，全树显然变容。

　　在夏天，我又眼看见绿叶成阴的光景。那些团扇大的叶片，长得密密层层，望去不留一线空隙，好像一个大绿障；又好像图案画中的一座青山。在我所常见的庭院植物中，叶子之大，除了芭蕉以外，恐怕无过于梧桐了。芭蕉叶形状虽大，数目不多，那丁香结要过好几天才展开一张叶子来，全树的叶子寥寥可数。梧桐叶虽不及它大，可是数目繁多。那猪耳朵一般的东西，重董叠叠地挂着，一直从低枝上挂到树顶。窗前摆了几枝梧桐，我觉得绿意实在太多了。古人说“芭蕉分绿上窗纱”，眼光未免太低，只是阶前窗下的所见而已。若登楼眺望，芭蕉便落在眼底，应见“梧桐分绿上窗纱”了。

　　一个月以来，我又眼看见梧桐叶落的光景。样子真凄惨呢!最初绿色黑暗起来，变成墨绿；后来又由墨绿转成焦黄；北风一吹，它们大惊小怪地闹将起来，大大的黄叶便开始辞枝——起初突然地落脱一两张来；后来成群地飞下一大批来，好像谁从高楼上丢下来的东西。枝头渐渐地虚空了，露出树后面的房屋来、终于只搿几根枝条，回复了春初的面目。这几天它们空手站在我的窗前，好像曾经娶妻生子而家破人亡了的光棍，样子怪可怜的!我想起了古人的诗：“高高山头树，风吹叶落去。一去数千里，何当()还故处?”现在倘要搜集它们的一切落叶来，使它们一齐变绿，重还故枝，回复夏日的光景，即使仗了世间一切支配者的势力，尽了世间一切机械的效能，也是不可能的事了!回黄转绿世间多，但象征悲哀的莫如落叶，尤其是梧桐的落叶。

　　但它们的主人，恐怕没有感到这种悲哀。因为他们虽然种植了它们，所有了它们，但都没有看见上述的种种光景。他们只是坐在窗下瞧瞧它们的根干，站在阶前仰望它们的枝叶，为它们扫扫落叶而已，何从看见它们的容貌呢?何从感到它们的象征呢?可知自然是不能被占有的。可知艺术也是不能被占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