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敬礼
像吃药一般喝了一大碗早已吃厌的牛奶,又吞了一把围棋子似的、洋钮扣似的肺病特效药。早上的麻烦已经对付过去。儿女都出门去办公或上课了,太太上街去了,劳动大姐在不知什么地方,屋子里很静。我独自关进书房里,坐在书桌面前。这是一天精神最好的时光。这是正好潜心工作的时光。
今天要译的一段原文,文章极好,译法甚难。但是昨天晚上预先看过,躺在床里预先计划过句子的构造,所以今天的工作并不很难,只要推敲各句里面的字眼,就可以使它变成中文。右手握着自来水笔,左手拿着香烟。书桌左角上并列着一杯茶和一只烟灰缸。眼睛看着笔端,热衷于工作,左手常常误把香烟灰敲落在茶杯里,幸而没有把烟灰缸当作茶杯拿起来喝。茶里加了香烟灰,味道有些特别,然而并不讨厌。
译文告一段落,我放下自来水笔,坐在椅子里伸一伸腰,眼梢头觉得桌子上右手所靠的地方有一件小东西在那里蠢动。仔细一看,原来是一个受了伤的蚂蚁:它的脚已经不会走路,然而躯干无伤,有时翘起头来,有时翻转肚子来,有时鼓动着受伤的脚,企图爬走,然而一步一蹶,终于倒下来,全身乱抖,仿佛在绝望中挣扎。啊,这一定是我闯的祸!我热衷于工作的时候,没有顾到右臂底下的蚂蚁。我写完了一行字,迅速地把笔移向第二行上端的时候,手臂像汽车一样突进,然而桌子上没有红绿灯和横道线,因此就把这蚂蚁碾伤了。它没有拉我去吃警察官司,然而我很对不起它,又没有办法送它进医院去救治,奈何,奈何!
然而反复一想,这不能完全怪我。谁教它走到我的工场里来,被机器碾伤呢?它应该怪它自己,我恕不负责。不过,一个不死不活的生物躺在我眼睛面前,心情实在非常不快。我想起了昨天所译的一段文章:“假定有百苦交加而不得其死的人;在没有生的价值的本人自不必说,在旁边看护他的亲人恐怕也会觉得杀了他反而慈悲吧。”(见夏目漱石着《旅宿》)我想;我伸出一根手指去,把这百苦交加而不得其死的蚂蚁一下子捻死,让它脱了苦,不是慈悲么?然而我又想起了某医生的话:“延长寿命,是医生的天职。”又想起故乡的一句俗话:“好死勿抵恶活。”我就不肯行此慈悲。况且,这蚂蚁虽然受伤,还在顽强地挣扎,是见它只是局部残废,全体的生活力还很旺盛,用指头去捻死它,怎么使得下手呢?犹豫不决,耽搁了我的工作。最后决定:我只当不见,只当没有这回事,我把稿纸移向左些,管自继续做我的翻译工作。让这个自作孽的蚂蚁在我的桌子上挣扎,不关我事。
翻译工作到底重大,一个蚂蚁的性命到底藐小;我重新热衷于工作之后,竟把这事件完全忘记了。我用心推敲,频频涂改,仔细地查字典,又不断地抽香烟。忙了一大阵之后,工作又告一段落,又是放下自来水笔,坐在椅子里伸一伸腰。眼梢头又觉得桌子右角上离开我两尺光景的地方有一件小东西在那里蠢动。望去似乎比蚂蚁大些,并且正在慢慢地不断地移动,移向桌子所靠着的窗下的墙壁方面去。我凑近去仔细察看。啊哟,不看则已,看了大吃一惊!原来是两个蚂蚁,一个就是那受伤者,另一个是救伤者,正在衔住了受伤者的身体而用力把他拖向墙壁方面去。然而这救伤者的身体不比受伤者大,他衔着和自己同样大小的一个受伤者而跑路,显然很吃力,所以常常停下来休息。有时衔住了他的肩部而走路,走了几步停下来,回过()身去衔住了他的一只脚而走路;走了几步又停下来,衔住了另一只脚而继续前进。停下来的时候,两人碰一碰头,仿佛谈几句话。也许是受伤者告诉他这只脚痛,要他衔另一只脚;也许是救伤者问他伤势如何,拖得动否。受伤者有一两只脚伤势不重,还能在桌上支撑着前进,显然是体谅救伤者太吃力,所以勉力自动,以求减轻他的负担。因为这样艰难,所以他们进行的速度很缓,直到现在还离开墙壁半尺之远,这个救伤者以前我并没有看到。想来是埋头于翻译的期间,他跑出来找寻同伴,发现这个同伴受了伤躺在桌子上,就不惜劳力,不辞艰苦,不顾冒险,拼命地扶他回家去疗养。这样藐小的动物,而有这样深挚的友爱之情,这样慷慨的牺牲精神,这样伟大的互助精神,真使我大吃一惊!同时想起了我刚才看不起他,想捻死他,不理睬他,又觉得非常抱歉,非常惭愧!
先生曾经看见一个黄包车夫的身体大起来。我现在也如此:忽然看见桌子角上这两个蚂蚁大起来,大起来,大得同山一样,终于充塞于天地之间,高不可仰了。同时又觉得我自己的身体小起来,小起来,终于小得同蚂蚁一样了。我站起身来,向着这两个蚂蚁立正,举起右手,行一个敬礼。
1956年12月13日于上海作
丰子恺:从孩子得到的启示
晚上喝了三杯老酒,不想看书,也不想睡觉,捉一个四岁的孩子华瞻来骑在膝上,同他寻开心。我随口问:“你最喜欢甚么事?”
他仰起头一想,率然地回答:“逃难。”
我倒有点奇怪:“逃难”两字的意义,在他不会懂得,为甚么偏偏选择它?倘然懂得,更不应该喜欢了。我就设法探问他:
“你晓得逃难就是甚么?”
“就是爸爸、妈妈、宝姊姊、软软……娘姨,大家坐汽车,去看大轮船。”
啊!原来他的“逃难”的观念是这样的!他所见的“逃难”,是“逃难”的这一面!这真是最可喜欢的事!
一个月以前,上海还属孙传芳的时代,国民革命军将到上海的消息日紧一日,素不看报的我,这时候也定一份《时事新报》,每天早晨看一遍。有一天,我正在看昨天的旧报,等候今天的新报的时候,忽然上海方面枪炮声响了,大家惊惶失色,立刻约了邻人,扶老携幼地逃到附近江湾车站对面的妇孺救济会里去躲避。其实倘然此地果真进了战线,或到了败兵,妇孺救济会也是不能救济的。不过当时张遑失措,有人提议这办法,大家就假定它为安全地带,逃了进去。那里面地方大,有花园、假山、小川、亭台、曲栏、长廊、花树、白鸽,孩子一进去,登临盘桓,快乐得如入新天地了。忽然兵车在墙外过,上海方面的机关枪声、炮声,愈响愈近,又愈密了。大家坐定之后,听听,想想,方才觉得这里也不是安全地带,当初不过是自骗罢了。有决断的人先出来雇汽车逃往租界。每走出一批人,留在里面的人增一次恐慌。我们集合邻人来商议,也决定出来雇汽车,逃到杨树浦的沪江大学。于是立刻把小孩们从假山中、栏杆内捉出来,装进汽车里,飞奔杨树浦了。
所以决定逃到沪江大学者,因为一则有邻人与该校熟识,二则该校是外国人办的学校,较为安全可靠。枪炮声渐远弱,到听不见了的时候,我们的汽车已到沪江大学。他们安排一个房间给我们住,又为我们代办膳食。傍晚,我坐在校旁黄浦江边的青草堤上,怅望云水遥忆故居的时候,许多小孩子采花、卧草,争看无数的帆船、轮船的驶行,又是快乐得如入新天地了。
次日,我同一邻人步行到故居来探听情形的时候,青天白日的旗子已经招展在晨风中,人人面有喜色,似乎从此可庆承平了。我们就雇汽车去迎回避难的眷属,重开我们的窗户,恢复我们的生活。从此“逃难”两字就变成家人的谈话的。
这是“逃难”。这是()多么惊慌,紧张而忧患的一种经历!然而人物一无损丧,只是一次虚惊;过后回想,这回好似全家的人突发地出门游览两天。我想假如我是预言者,晓得这是虚惊,我在逃难的时候将何等有趣!素来难得全家出游的机会,素来少有坐汽车、游览、参观的机会。那一天不论时,不论钱,浪漫地、豪爽地、痛快地举行这游历,实在是人生难得的快事!只有小孩子真果感得这快味!他们逃难回来以后,常常拿香烟簏子来叠作栏杆、小桥、汽车、轮船、帆船;常常问我关于轮船、帆船的事;墙壁上及门上又常常有有色粉笔画的轮船、帆船、亭子、石桥的壁画出现。可见这“逃难”,在他们脑中有难忘的欢乐的印象。所以今晚我无端地问华瞻最欢喜甚么事,他立刻选定这“逃难”。原来他所见的,是“逃难”的这一面。
不止这一端:我们所打算、计较、争夺的洋钱,在他们看来个个是白银的浮雕的胸章;仆仆奔走的行人,扰扰攘攘的社会,在他们看来都是无目的地在游戏,在演剧;一切建设,一切现象,在他们看来都是大自然的点缀,装饰。
唉!我今晚受了这孩子的启示:他能撤去世间事物的因果关系的网,看见事物的本身的真相。我在世智尘劳的实生活中,也应该懂得这撤网的方法,暂时看看事物本身的真相。唉,我要向他!
丰子恺: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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