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访日归来

　　巴金：访日归来

　　我四个月不曾执笔。在医院里一共写了十六七篇文章，最后的一篇就是在东京召开的国际笔会大会上的发言《我们为什么写作？》。写完发言稿不久我便离开医院。这次回家不是病已完全治好，只是出去做参加东京大会的准备。医生同意我出国，这说明我的病已经给药物控制住，健康逐渐在恢复，只要按时服药，不让自己疲劳，我看短短两个星期的出国访问是可以应付过去的。我的确很。

　　朋友中多数不赞成我出国开会，他们害怕我的身体吃不消。我病了两年多，两次住院就花去一年的时间，接触新鲜空气的机会很少，自我感觉就是一个病人。探望的亲友们一来，问的、谈的也总是关于病的事，谈得越多，我越是精神不振。看到我的这种精神状态，又了解我的一些病情，亲友们当然会为我的健康担心。其实连我自己也有过动摇、灰心的时候。跟疾病做斗争，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但也少不了医生的支持。医生的同意给了我很大的。

　　此外，还有一种精神力量在支持我，那就是日本作家的友情。一年中井上靖先生三次到医院探病，邀请我参加东京的大会。水上勉先生等五位作家在我第二次住院之前到我家访问，水上先生“非常忧虑”我的“健康”①，但他们也都殷切希望我出席大会。我的答复始终是这样一句：“只要健康允许，我一定出席。”我这样回答并非使用外交辞令，我心里想：我决不让朋友们失望。出发前两天见到从北京来的我们中国代表团的几位成员，闲谈中我还说：“我认为交朋友就是要交到底。”他们赞同我这个意见。

　　我在日本度过了两个星期愉快的日子，我常常感到精神振奋，忘了疲劳，忘记自己是一个病人，甚至忘记按时服药。除了行动不便、不得不谢绝宴会、坐在轮椅上出入机场外，我好像是一个健康人。不用说，朋友们安排我的生活与活动的日程也十分周到，同行的人包括我的女儿在内也很关心我的饮食和休息。为了安排日程，我和他们就有过分歧，我说：“我既然来了，就要尽可能多见些老朋友，不要拒绝任何人。难得有这样的机会。”我知道同老朋友欢聚，不会使人感到紧张。我在东京京王广场饭店第三十九层楼房住下来，第一天便对人说：我到了东京，就是战胜了疾病。我为了友情而来，友情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力。从第二天开始，我访问过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扫过中岛健藏先生的墓，到井上靖先生府上去拜望，出席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招待会，参加国际笔会四十七届大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还在全体大会上发了言，同井上靖先生和木下顺二先生分别进行过四次对谈……在旅馆里会见了许多来访的老朋友，见到不少想见的熟人。客人去后，或者我从外面回来，或者同行的人不在房里，我搬一把椅子坐在窗前，出神地望着窗外，下面高速公路上的汽车一辆紧接一辆连续不断，就像小孩的玩具。大的玻璃窗封得牢牢的，在这个闹市区，房里没有一点噪音。我什么都不想，也不感到眼花缭乱，虽然在夜里楼前是五光十色。我心里十分平静。我得到了休息。即使在活动较多的日子里我也不曾增加服药的剂量。一切都很顺利。两个星期就这样箭也似的飞过去了。在成田机场上，我坐着轮椅走向机舱，送行者带泪的告别声把我的心拉向朋友，我也忘了自己地挥手高呼“再见！”我仿佛做了一场美好的梦。但是我知道我欠下更多的友情的债了。

　　我回到了上海。和我最初的预料相反，我并不曾病倒。我去医院找那位经常给我看病的医生，她也认为我的病情稳定，可以不住进医院。东京的旅行给我证实一件事情：在我这个病人身上，精神上的力量可以起大的作用。

　　二

　　到了东京，晚上商谈日程时，我只向主人提一个要求：去中岛健藏先生墓前献花。第二天上午车子把我送到了豪德寺，中岛京子夫人早已在门口等候，文化交流协会的白土吾夫先生也来了，他们给我带路，女儿小林或者担任译员的小陈搀扶我。

　　多少年我没有这种“清晨入古寺”②的感觉了。但是我怎么能相信我是去扫墓呢！？这位分别七年的老友，他的笑声还在我的耳边。我多么想看见他，我有多少话要对他说啊！我着急，我为我的移动艰难的左腿感到苦恼。……虽然吃力，虽然慢，我终于到了中岛先生安息的地方。整洁、朴素的墓碑上刻着他们伉俪的名字。碑前一对插花的石瓶，下面还有一个香炉。白土先生指着碑上填红色的京子夫人的大名说：“这是我们的习惯。”我点点头答道：“我们过去也是这样。”旁边还有中岛先生亡故父母的合葬墓。墓碑同样整洁、大方，我的父母就是这样合葬的，我母亲安葬的时候，父亲就让他的名字刻在墓碑上。三年后父亲的棺木入土，碑上的红字才涂成黑色。这已经是六十几年前的事了，但那样的墓碑还鲜明地印在我的心上。

　　我把花插在石瓶里，我看看四周，空气清新，很安静，又很肃穆。我望着墓碑，我在心里唤着他的名字，二十几年中的往事一一出现在眼前。我想着，想着。他明明举着酒杯对我微笑。我恭敬地向他鞠了三个躬。我睁大眼睛，庄严的墓碑默默地对着我，没有人讲话。我的耳边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为我们的友谊干一杯吧。”我的眼睛湿了。我责备自己：我来迟了，又不曾把酒带来。我在墓前沉思片刻，好像在同墓中人对谈。然后我再虔诚地鞠一个躬……为什么还要带酒呢？我已经把心掏出来挂在墓前了。我含着泪水对京子夫人说：“多好的人啊，他没有私心，为着人民的友谊拿出自己的一切。”离开豪德寺以后，我一直在想吴季札的故事③，我永远忘不了别人转告我的：“日本的中岛健藏一刻也没有忘记他们。”中岛先生好像就坐在我的身边。

　　三

　　在京王饭店的高楼上，每天都有老友来看我。我们交谈的时间并不长，讲的都是普通的问候话，可是这些话来自我们的内心，包含着真诚的祝愿和无限的关心。这样的交谈是一种友情的积累。多一次会晤就多一番了解。我同这些朋友大都有二三十年的交往，虽然中间经过一场“文革”的大灾难，友情也并未中断，它仿佛一本大书照常一页一页地翻过去。几十分钟的会见，半小时的畅谈，常常把长时间的想念牢牢地连在一起。根据个人的经验我懂得了“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意义。

　　朋友S从横滨来看我。他也拄着手杖，步履蹒跚，还有一个人在照料他。三年前我在上海见到他，他的身体似乎比现在好些。一九八○年我和冰心大姐访问日本，他还作为主人接待过我们，那时我就发现他比在“文革”前衰老多了。后来听人讲起他在“文革”期间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替我国“左派”做过宣传，在国内得不到人们的谅解，因此很感痛苦。这样的事我听说在一些欧洲朋友中间也发生过，因此我只当做“小道消息”听了进去，并不曾向那位朋友问个明白。说句实话，我早已习惯了这种事情，不以为奇了。

　　我们亲切地握了手，一次又一次。朋友S在客位上坐下来，我们短短地讲了彼此的情况。我忽然发觉他的面貌似乎年轻了些，原来他的发型变了：他剪了平头。我什么也没有问，只是听他讲他的一些事情。“我剪掉头发，为了惩罚自己，为了表示不原谅自己……”他的话使我大吃一惊，我没有想到他讲得这样认真，可以说我毫无思想准备。但是，我不能沉默，我得表态。我就老老实实地说出自己的想法：“这不能怪您，您相信别人，受了骗，应当由别人负责。您何必为过去那些事情介意。”

　　朋友S似乎并不同意我的说法，不过他也不曾表示异议。我们换过话题谈了些令人比较愉快的事情，还谈到可能的下一次的会晤。分别的时候，我把他送到电梯口，带笑地说：“再见！”但在他的笑容中我还看到严肃的表情。

　　于是我又坐在大玻璃窗前，静静地望着下面五颜六色的灯彩。我看到的却并不是车水马龙的夜景，只是一个匆匆赶回横滨去的孤寂的老人。他一直埋着头，好像什么沉重的东西压在他的背上。他走着，不停步，也不声不响，但是十分吃力。“停停吧，”我在心里要求道，“停停吧。”他站住了，忽然抬起头转过来。怎么？明明是我自己！

　　我仿佛挨了当头一棒。我想起来了：我也曾剪过平头。那是在一九六八年我被迫在“牛棚”内受尽折磨的日子里。我们十几个上海作家协会的“牛鬼”有一天给集中起来听监督组的负责人训话，这样的训话是经常发生的。这次讲话的是一个过去的勤杂人员，他骂了一通之后，“勒令”所有“牛鬼”一律改剪平头。他并不说明理由。那时造反派的“勒令”就是法律，没有人敢违抗，至少我们这些人不敢。我刚理过发才两三天，回家后同萧珊商量，她拿起普通剪刀在我的头上动了一阵，说：“可以了。”我就这样应付了机关里的监督组。下个月我去理发店时还小心嘱咐理发师“剪平头”。这样过了几个月，我早晚上下班也不感到什么不方便，更没有领会到“惩罚”的意义，只是自己有时照照镜子觉得有点不顺眼罢了。可能造反派当时还有什么打算，不过没有，后来就放弃不提，我也忘记了这件事情。但是朋友S的来访好像用一根铁棍搅动水缸缸底，多年的沉渣泛到水面上来了。

　　旧日的沉渣给染上了新的颜色，像无数发亮的针聚在一起，不仅刺我的眼睛，也刺我的心。我觉得头越来越沉重，好像压在朋友S的肩头的那个包袱给搬到我的背上来了。我想忘掉的几十年的旧事一件一件地在大玻璃窗上重现，又是那样显目！我不能不“介意”了。我开始问自己：难道我欠的债就比朋友S欠下的少？！难道我不曾受骗上当自己又去欺骗别人？！难道我没有拜倒在巫婆脚下烧香念咒、往井里投掷石子？！还有，还有……可是我从来没有想到“惩罚自己”，更不曾打算怎样偿还欠债。事情一过，不论是做过的事，讲过的话，发表过的文章，一概忘得干干净净，什么都不用自己负责。我健忘，我周围的人也善忘。所以在“十年浩劫”之后大家都还可以很轻松地过日子，仿佛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谁也没有欠过谁的债。我甚至忘记自()己剪过平头，而且是别人“勒令”我剪的。

　　然而朋友S的剪着平头的瘦脸又在我的眼前出现了。他严肃地、声音嘶哑地反复说：“债是赖不掉的。”就是这一句话！

　　…………

　　整个夏天过去了。我仍然听见同样的一句话。我常常静下来，即使在藤躺椅上，我也有这样的感觉：沉重的包袱压得我抬不起头。我甚至想到理发店去，在大镜子前面坐下，说一声：“给我剪平头。”

　　我真想再一次跟朋友S紧紧地握手，我也要做一个不赖债的人。

　　九月三日写完

　　巴金：人言可畏

　　一年来我几次在家里接待来访的外国朋友，谈到我国文学界的现状，我说，这几年发展快，成绩不小，出现了许多好作品，涌现了一批有才华、有见识、有胆量的中青年作家，其中女作家为数不少。

　　外国朋友同意我的看法。最近来的一位瑞典诗人告诉我，他会见了几位女作家，还读过中篇小说《人到中年》。

　　我说的是真话，我真是这样想的。评论一篇小说，各人有各人的尺度。我说一篇作品写得好，因为它真实地反映了我们时代的生活，因为它打动了我的心，使我更深切地感觉到我和同胞们的血肉相连的关系，使我更加热爱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和善良、勤劳的人民。我读了好的作品，总觉得身上多了一股暖流和一种力量，渴望为别人多做一点事情。好的作品用作者的纯真的心，把人们引向崇高的理想。所以我谈起那些作品和作者，总是流露出感激之情。

　　一年来我在家养病，偶尔也出外开会，会见过几位有成就的女作家。论成就当然有大有小，而我所谓的成就不过是指她们的作品在我身上产生了感激之情。她们不是几个人一起来找我的，有的还是我意外地遇见的，交谈起来她们都提出一个问题：“你过去做作家是不是也遇到这样多的阻力，这样多的困难？”

　　问话人不是在做“作家生活的调查”，也不是在为作家深入生活搜集，她们是用痛苦的语调发问的。我觉得她们好像在用尽力气要冲出层层的包围圈似的。我知道事情比我想象的更严重，但是我想也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我只是简单地安慰她们说：“不要紧，我挨了一辈子的骂，还是活到现在。”我就这样地分别回答了两个人。我当时还认为自己答得对，可是过了不多久，我静下来多想一想，就明白我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于是我的眼前出现了沉静的、布满哀愁的女性的面颜。我记起来了，一位作家两次找我谈话，我约定了时间，可是我的房里坐满了不速之客，她什么话也没有讲。我后来才知道她处在困境中，想从我这里得到一点和支持，我却用几句空话把她打发走了。

　　我责备自己，我没有给需要帮助的人以助力，没有做任何努力支持她摆脱困境。我太天真了，我以为像她这样一个有才华、有见识、有成就的作家一定会得到社会的爱护。可是几个月中各种各样的流言一次一次地传到我的耳里，像粗糙的石块摩擦着我的神经，我才理解那几位女作家提过的问题。那么多的叽叽喳喳！那么多的哗哩哗啦！连我这个关心文学事业的人都受不了，何况那几位当事人？！

　　三十年代我只能靠个()人奋斗和朋友关心活下去的日子里，一位有才华、有成就的电影女明星因为“人言可畏”自杀了。但是在个人受到普遍批判的今天，怎么还有那么多的“人言”？而“人言”又是那么“可畏”？

　　文明社会应当爱惜它的人才，应当爱护它的作家。如果没有丰富的文化积累，如果拿不出优秀的现代文艺作品，单靠大量的出土文物，也不能说明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必须跟一切带封建性的东西划清界限。那么对那些无头无根的“人言”，即使它们来势很猛，也可以采取蔑视的态度，置之不理吧。五六十年来我就是这样应付过去的。甚至在“四人帮”垮台以后，我还成为“人言”的箭靶，起先说我结婚大宴宾客，宣传了将近两年；最近又说我“病危”，害得一位老友到了上海还要先打听我家里有无“异状”。我总是要“病危”的，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我手边还有未完的工作。

　　我感到遗憾的是我不能说服那位女作家，使她接受我的劝告。她带着沉重的精神负担去南方疗养，听说又在那里病倒了。我不熟悉她的情况，我还错怪她不够。最近读了她的小说《方舟》，我对她的处境才有了较深的理解。有人说：“我们的社会竟然是这样的吗？”可是我所生活于其中的复杂的社会里的确有很多封建性的东西，我可以举出许多事实来说明小说结尾的：“做一个女人，真难！”

　　但是这种情况决不会长期存在下去。《方舟》作者所期待的真正的男女平等一定会成为现实。我祝愿她早日恢复健康，拿出更大的勇气，为读者写出更好的作品。

　　五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