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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官气

ID:59789

时间:2021-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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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金:官气

  有一位朋友第一次来上海,他很忙,却也抽空来看我。我们只谈了半个多小时,因为他担心谈久了我的声音可能嘶哑,我自己也害怕兴奋起来,容易“筋疲力尽”。我很想避开那些使人激动的话题,但是我经常打着“讲真话”的大旗,接待远道来访的客人,又不便发一些违心之论,敷衍了事,况且如今社会空气大有改变,朋友见面也并不需要交换歌功颂德的“大路货”了。这样我们就直截了当地谈起所谓“官气”来。他现在是官,因此强调不让自己染上官气。我说这很好,有些人本来不是官,却有不少的官气。我不是在开玩笑,可以说这是我几十年经验的总结。我这个人有个毛病,平日我喜欢讲:“没有关系”,仿佛什么事情都不在乎,都不放在心上。可是事后我总要认真地想一想。“认真”的结果我发现了一个警句:话讲得越漂亮的人做起事来越不漂亮。我又用这个警句来核对自己那些文章中的豪言壮语,不能不感到惊奇:那么多的空话!我是这样,别人呢?我的话还不是从别人那里贩来的!

  那么哪里来的官气呢?我们这里只有人民的“公仆”。大家都在“为人民服务”。我曾经这样向人报喜,也经常听到别人这样对我宣传。我们都说:“日子越过越好”,也相信“人越变越好”。在“文革”到来之前我的确就是这样地混日子,我用一个混字,因为我只说空话,没有干实事。一次接一次开不完的会,一本接一本记录不完的笔记,一张接一张废话写不完的手稿!于是“文革”开场,我脸上的人皮不客气地给剥了下来,我毫不留情地被降级为“牛”。再用不着那一切虚假的报喜了。我既然是“牛”,当然不会有人为我“服务”,我只好接受非人的待遇。不单是我,许多以前和我在一起工作的人,当时和我一起给关在“牛棚”里的人,都是这样。从此一切都靠自己动手,各种奇耻大辱都甘心忍受。造反派在本单位张贴大字报“勒令”我们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他们不仅在本单位横行霸道,还可以带着大字报到别的单位去造反,去揪人。总之,他们干得很。一连十年我们除了有时拼命背诵“老三篇”①之外,就不懂什么是“为人民服务”。对付我们只有用“劳动改造”。这就是说,没有人为我们服务,我们也没有“资格”、没有“权利”为别人服务,服务成为极其光荣的事情,正如“同志”是极其光荣的称呼。我们都没有份。十年中间我并没有感觉到人和人的关系“越变越好”,只知道“人”和“牛”的关系越变越坏。为人民服务的人似乎都高人一等,当然高高在上,干这种工作都好像在衙门里办公。我们即使走进一家商店购买物品,也不像一个顾客,倒像要求施舍的乞丐。我们得到的常常是无礼的训斥。

  我记起来了,一九六二年我在北京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结束我动身返沪的前一天下午,我一个人坐在饭店的餐厅里在意见簿上写了一大段感谢的话,那个时候我有那么多的感情,因为我在那里受到了亲切的、兄弟般的接待,但是在“文革”之后我再也没有找到那样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了。到处都有一种官气,一种压力;我走到许多地方都觉得透不过气来。但我却并不感到不自然,好像我已经习惯了这种环境。固然牛棚给拆除了,可是我还有一根尾巴,仍然低人一等。因此即使天天叫嚷“为人民服务”,对某些人还是不必落实政策;因此我虽然处处碰壁,自己也心安理得,仿佛这是命中注定,用不着多发牢骚。

  说老实话,“文革”十年,我的确深受教育,对任何事情,或者读什么文章,看什么报道,听什么人讲话,总要把自己摆进去,动脑筋想一想,然后才发表意见,是紧跟还是不跟。总之,要先弄清楚是真话还是假话。过去我不相信人可以贩卖假货过日子,到了我自己不知羞耻地信口开河、指鹿为马,我才明白在那些日子人只有卖假药、贩假货才能够保住性命,所谓“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么一回事。我这才看出来经过“文革”的锻炼,我也可以穿上华丽的衣服干下流的事情。我曾经相信“文革”是伟大的革命,但是到了我写文章称赞这个“伟大的”革命时,我已经看够了那些血淋淋的、十分龌龊的、极其丑恶的东西,我称赞它是不得不称赞,是别人强加上去的称赞。我忍受因为我要保护自己;我忍受因为我已经看穿了那个大骗局;我忍受因为我从小听惯了我们祖先遗留下来的教训:“明哲保身”。

  “明哲保身!”这是多大的一笔遗产啊。接连不断的运动!接连不断的批判!还不是为了保护这笔遗产,让大家都懂得明哲保身!然后又是十年烈火把美好的东西烧得干干净净。最近全国人大代表谈到北京市的服务质量,不是像我那样在意见簿上写下热情的赞美,而是发出不满的批评。可见十年“文革”在我们国家干了多少坏事,带来多大变化。今天还有人在怀念美好的五十年代,“错划”和“扩大化”还不曾开始的那些日子,“服务”并不是挂在嘴上的空话,变人为“牛”的魔法也尚未发明,在新社会里我受着人的待遇,我也以平等的眼光看待别人。但是十载大火之后,在一片废墟上我们还能找到什么呢?瓦砾,灰堆?“态度蛮横,顾客挨训”,人大代表发现的不是平等,而是官气。有人说首都是这样,外省更差。其实每个地方都有好有坏。我们有句老话“挂羊头,卖狗肉”,可见挂漂亮的招牌卖假货、劣货,古已有之。要是不认真地大抓一下,那么人们很容易习以为常,甘心上当,听其发展了。

  我出身在()官僚地主的家庭,后来又在“文革”的“牛棚”里关了十年,过惯低头哈腰的生活,大官、小官和只有官气的“官”都见得不少,在等级社会里我仿佛是一个贱民(“文革”期间我的确被当做贱民,受过种种虐待),又是大小官员(特别是只有官气的官)出官气的对象,点名批判,四处游斗,我挨过没完没了的训斥。因此对封建的东西我的感觉特别锐敏,即使披上革命外套,我也不难认出它来。有些人喜欢挂起“实事求是”的招牌出售“官僚主义”的旧货;有些人把“官气”当做特殊的政治待遇,以为功勋大、地位高,自己毕竟与别人不同;有些人只让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一向认为当官的应该高人几等;还有些人似乎相信批文件、发指示就是为人民服务。总之,不能再把“真话”放在脑后,到了非抓不可的时候了。抓什么?就是抓实事求是,也就是说真话吧。我们“说话算数”,不是说了就算,而是说了就做,说了不做,等于不说。

  客人告辞走了,我拄着手杖把他送到门口。时间短,我们都谈得不多,但也愉快。我只说要求当官的少讲空话,不当官的少发官气;既不训人,也不挨训,人人平等,互相谅解;多干实事,皆大欢喜……如此而已。

  六月九日

  巴金:访日归来

  我四个月不曾执笔。在医院里一共写了十六七篇文章,最后的一篇就是在东京召开的国际笔会大会上的发言《我们为什么写作?》。写完发言稿不久我便离开医院。这次回家不是病已完全治好,只是出去做参加东京大会的准备。医生同意我出国,这说明我的病已经给药物控制住,健康逐渐在恢复,只要按时服药,不让自己疲劳,我看短短两个星期的出国访问是可以应付过去的。我的确很。

  朋友中多数不赞成我出国开会,他们害怕我的身体吃不消。我病了两年多,两次住院就花去一年的时间,接触新鲜空气的机会很少,自我感觉就是一个病人。探望的亲友们一来,问的、谈的也总是关于病的事,谈得越多,我越是精神不振。看到我的这种精神状态,又了解我的一些病情,亲友们当然会为我的健康担心。其实连我自己也有过动摇、灰心的时候。跟疾病做斗争,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但也少不了医生的支持。医生的同意给了我很大的。

  此外,还有一种精神力量在支持我,那就是日本作家的友情。一年中井上靖先生三次到医院探病,邀请我参加东京的大会。水上勉先生等五位作家在我第二次住院之前到我家访问,水上先生“非常忧虑”我的“健康”①,但他们也都殷切希望我出席大会。我的答复始终是这样一句:“只要健康允许,我一定出席。”我这样回答并非使用外交辞令,我心里想:我决不让朋友们失望。出发前两天见到从北京来的我们中国代表团的几位成员,闲谈中我还说:“我认为交朋友就是要交到底。”他们赞同我这个意见。

  我在日本度过了两个星期愉快的日子,我常常感到精神振奋,忘了疲劳,忘记自己是一个病人,甚至忘记按时服药。除了行动不便、不得不谢绝宴会、坐在轮椅上出入机场外,我好像是一个健康人。不用说,朋友们安排我的生活与活动的日程也十分周到,同行的人包括我的女儿在内也很关心我的饮食和休息。为了安排日程,我和他们就有过分歧,我说:“我既然来了,就要尽可能多见些老朋友,不要拒绝任何人。难得有这样的机会。”我知道同老朋友欢聚,不会使人感到紧张。我在东京京王广场饭店第三十九层楼房住下来,第一天便对人说:我到了东京,就是战胜了疾病。我为了友情而来,友情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力。从第二天开始,我访问过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扫过中岛健藏先生的墓,到井上靖先生府上去拜望,出席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招待会,参加国际笔会四十七届大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还在全体大会上发了言,同井上靖先生和木下顺二先生分别进行过四次对谈……在旅馆里会见了许多来访的老朋友,见到不少想见的熟人。客人去后,或者我从外面回来,或者同行的人不在房里,我搬一把椅子坐在窗前,出神地望着窗外,下面高速公路上的汽车一辆紧接一辆连续不断,就像小孩的玩具。大的玻璃窗封得牢牢的,在这个闹市区,房里没有一点噪音。我什么都不想,也不感到眼花缭乱,虽然在夜里楼前是五光十色。我心里十分平静。我得到了休息。即使在活动较多的日子里我也不曾增加服药的剂量。一切都很顺利。两个星期就这样箭也似的飞过去了。在成田机场上,我坐着轮椅走向机舱,送行者带泪的告别声把我的心拉向朋友,我也忘了自己地挥手高呼“再见!”我仿佛做了一场美好的梦。但是我知道我欠下更多的友情的债了。

  我回到了上海。和我最初的预料相反,我并不曾病倒。我去医院找那位经常给我看病的医生,她也认为我的病情稳定,可以不住进医院。东京的旅行给我证实一件事情:在我这个病人身上,精神上的力量可以起大的作用。

  二

  到了东京,晚上商谈日程时,我只向主人提一个要求:去中岛健藏先生墓前献花。第二天上午车子把我送到了豪德寺,中岛京子夫人早已在门口等候,文化交流协会的白土吾夫先生也来了,他们给我带路,女儿小林或者担任译员的小陈搀扶我。

  多少年我没有这种“清晨入古寺”②的感觉了。但是我怎么能相信我是去扫墓呢!?这位分别七年的老友,他的笑声还在我的耳边。我多么想看见他,我有多少话要对他说啊!我着急,我为我的移动艰难的左腿感到苦恼。……虽然吃力,虽然慢,我终于到了中岛先生安息的地方。整洁、朴素的墓碑上刻着他们伉俪的名字。碑前一对插花的石瓶,下面还有一个香炉。白土先生指着碑上填红色的京子夫人的大名说:“这是我们的习惯。”我点点头答道:“我们过去也是这样。”旁边还有中岛先生亡故父母的合葬墓。墓碑同样整洁、大方,我的父母就是这样合葬的,我母亲安葬的时候,父亲就让他的名字刻在墓碑上。三年后父亲的棺木入土,碑上的红字才涂成黑色。这已经是六十几年前的事了,但那样的墓碑还鲜明地印在我的心上。

  我把花插在石瓶里,我看看四周,空气清新,很安静,又很肃穆。我望着墓碑,我在心里唤着他的名字,二十几年中的往事一一出现在眼前。我想着,想着。他明明举着酒杯对我微笑。我恭敬地向他鞠了三个躬。我睁大眼睛,庄严的墓碑默默地对着我,没有人讲话。我的耳边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为我们的友谊干一杯吧。”我的眼睛湿了。我责备自己:我来迟了,又不曾把酒带来。我在墓前沉思片刻,好像在同墓中人对谈。然后我再虔诚地鞠一个躬……为什么还要带酒呢?我已经把心掏出来挂在墓前了。我含着泪水对京子夫人说:“多好的人啊,他没有私心,为着人民的友谊拿出自己的一切。”离开豪德寺以后,我一直在想吴季札的故事③,我永远忘不了别人转告我的:“日本的中岛健藏一刻也没有忘记他们。”中岛先生好像就坐在我的身边。

  三

  在京王饭店的高楼上,每天都有老友来看我。我们交谈的时间并不长,讲的都是普通的问候话,可是这些话来自我们的内心,包含着真诚的祝愿和无限的关心。这样的交谈是一种友情的积累。多一次会晤就多一番了解。我同这些朋友大都有二三十年的交往,虽然中间经过一场“文革”的大灾难,友情也并未中断,它仿佛一本大书照常一页一页地翻过去。几十分钟的会见,半小时的畅谈,常常把长时间的想念牢牢地连在一起。根据个人的经验我懂得了“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意义。

  朋友S从横滨来看我。他也拄着手杖,步履蹒跚,还有一个人在照料他。三年前我在上海见到他,他的身体似乎比现在好些。一九八○年我和冰心大姐访问日本,他还作为主人接待过我们,那时我就发现他比在“文革”前衰老多了。后来听人讲起他在“文革”期间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替我国“左派”做过宣传,在国内得不到人们的谅解,因此很感痛苦。这样的事我听说在一些欧洲朋友中间也发生过,因此我只当做“小道消息”听了进去,并不曾向那位朋友问个明白。说句实话,我早已习惯了这种事情,不以为奇了。

  我们亲切地握了手,一次又一次。朋友S在客位上坐下来,我们短短地讲了彼此的情况。我忽然发觉他的面貌似乎年轻了些,原来他的发型变了:他剪了平头。我什么也没有问,只是听他讲他的一些事情。“我剪掉头发,为了惩罚自己,为了表示不原谅自己……”他的话使我大吃一惊,我没有想到他讲得这样认真,可以说我毫无思想准备。但是,我不能沉默,我得表态。我就老老实实地说出自己的想法:“这不能怪您,您相信别人,受了骗,应当由别人负责。您何必为过去那些事情介意。”

  朋友S似乎并不同意我的说法,不过他也不曾表示异议。我们换过话题谈了些令人比较愉快的事情,还谈到可能的下一次的会晤。分别的时候,我把他送到电梯口,带笑地说:“再见!”但在他的笑容中我还看到严肃的表情。

  于是我又坐在大玻璃窗前,静静地望着下面五颜六色的灯彩。我看到的却并不是车水马龙的夜景,只是一个匆匆赶回横滨去的孤寂的老人。他一直埋着头,好像什么沉重的东西压在他的背上。他走着,不停步,也不声不响,但是十分吃力。“停停吧,”我在心里要求道,“停停吧。”他站住了,忽然抬起头转过来。怎么?明明是我自己!

  我仿佛挨了当头一棒。我想起来了:我也曾剪过平头。那是在一九六八年我被迫在“牛棚”内受尽折磨的日子里。我们十几个上海作家协会的“牛鬼”有一天给集中起来听监督组的负责人训话,这样的训话是经常发生的。这次讲话的是一个过去的勤杂人员,他骂了一通之后,“勒令”所有“牛鬼”一律改剪平头。他并不说明理由。那时造反派的“勒令”就是法律,没有人敢违抗,至少我们这些人不敢。我刚理过发才两三天,回家后同萧珊商量,她拿起普通剪刀在我的头上动了一阵,说:“可以了。”我就这样应付了机关里的监督组。下个月我去理发店时还小心嘱咐理发师“剪平头”。这样过了几个月,我早晚上下班也不感到什么不方便,更没有领会到“惩罚”的意义,只是自己有时照照镜子觉得有点不顺眼罢了。可能造反派当时还有什么打算,不过没有,后来就放弃不提,我也忘记了这件事情。但是朋友S的来访好像用一根铁棍搅动水缸缸底,多年的沉渣泛到水面上来了。

  旧日的沉渣给染上了新的颜色,像无数发亮的针聚在一起,不仅刺我的眼睛,也刺我的心。我觉得头越来越沉重,好像压在朋友S的肩头的那个包袱给搬到我的背上来了。我想忘掉的几十年的旧事一件一件地在大玻璃窗上重现,又是那样显目!我不能不“介意”了。我开始问自己:难道我欠的债就比朋友S欠下的少?!难道我不曾受骗上当自己又去欺骗别人?!难道我没有拜倒在巫婆脚下烧香念咒、往井里投掷石子?!还有,还有……可是我从来没有想到“惩罚自己”,更不曾打算怎样偿还欠债。事情一过,不论是做过的事,讲过的话,发表过的文章,一概忘得干干净净,什么都不用自己负责。我健忘,我周围的人也善忘。所以在“十年浩劫”之后大家都还可以很轻松地过日子,仿佛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谁也没有欠过谁的债。我甚至忘记自()己剪过平头,而且是别人“勒令”我剪的。

  然而朋友S的剪着平头的瘦脸又在我的眼前出现了。他严肃地、声音嘶哑地反复说:“债是赖不掉的。”就是这一句话!

  …………

  整个夏天过去了。我仍然听见同样的一句话。我常常静下来,即使在藤躺椅上,我也有这样的感觉:沉重的包袱压得我抬不起头。我甚至想到理发店去,在大镜子前面坐下,说一声:“给我剪平头。”

  我真想再一次跟朋友S紧紧地握手,我也要做一个不赖债的人。

  九月三日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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