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林奶奶

　　杨绛：林奶奶

　　林奶奶小我三岁。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她忽然到我家打门，问我用不用人。我说：“不请人了，家务事自己都能干。”她叹气说：“您自己都能，可我们吃什么饭呀？”她介绍自己是“给家家儿洗衣服的”。我就请她每星期来洗一次衣服。当时大家对保姆有戒心。有人只因为保姆的一张大字报就给揪出来扫街。林奶奶大大咧咧地不理红卫兵的茬儿。她不肯胡说东家的坏话，大嚷：“那哪儿成？我不能瞎说呀！”许多人家不敢找保姆，就请林奶奶去做零工。

　　我问林奶奶：“干吗帮那么多人家？集中两三家，活儿不轻省些吗？”她说做零工“活着些”。这就是说：自由些，或主动些;干活儿瞧她高兴，不合意可以不干。比如说吧，某太太特难伺候，气得林奶奶当场左右开弓，打了自己两个嘴巴子。这倒像旧式妇女不能打妯娌孩子的屁股，就打自己孩子的屁股。据说，那位太太曾在林奶奶干活儿的时候把钟拨慢“十好几分钟”（林奶奶是论时记工资的），和这种太太打什么交道呢！林奶奶干了这一行，受委屈是家常便饭，她一般是吃在肚里就罢了，并不随便告诉人。她有原则：不搬嘴弄舌。

　　她倒是不怕没有主顾，因为她干活儿认真，衣服洗得干净;如果经手买什么东西，分文也不肯占人家的便宜。也许她称得上“清介”“耿直”等美名，不过这种词儿一般不用在渺小的人物身上。人家只说她“人靠得住，脾气可倔”。

　　她天天哈着腰坐在小矮凳上洗衣，一年来，一年去，背渐渐地弯得直不起来，不到六十已经驼背，身上虽瘦，肚皮却大，其实那是徒有其表。只要掀开她的大襟，就知道衣下鼓鼓囊囊一大嘟噜是倒垂的裤腰。一重重的衣服都有小襟，小襟上都钉着口袋，一个、两个或三个：上一个，下一个，反面再一个，大小不等，颜色各异。衣袋深处装着她的家当：布票，粮票，油票，一角二角或一元二元或五元十元的钱。她分别放开，当然都有计较。我若给她些什么，得在她的袋口别上一两只大别针，或三只小的，才保住东西不往外掉。

　　我曾问起她家的情况。她的丈夫早死了，她是青年守寡的。她伺候了婆婆好多年，听口气，对婆婆很有情意。她有一子一女，都已成家。她把儿子栽培到高中毕业。女儿呢，据说是“他嫂子的，四岁没了妈，吃我的奶”。死了的嫂子大概是她的妯娌。她另外还有嫂子，她曾托那嫂子给我做过一双棉鞋。

　　林奶奶得意扬扬抱了那双棉鞋来送我，一再强调鞋子是按着我的脚寸特制的。我恍惚记起她哄我让她量过脚寸，可是那双棉鞋显然是男鞋的尺码。我谢了她，领下礼物，就让给默存穿。想不到非但他穿不下，连阿圆都穿不下。我自己一试，恰恰一脚穿上，正是按着我的脚寸特制的呢！那位嫂子准也按着林奶奶的嘱咐，把棉花絮得厚厚的，比平常的棉鞋厚三五倍不止。簇新的白布包得厚厚的，用麻线纳得密密麻麻，比牛皮底还硬。我双脚穿上新鞋，就像猩猩穿上木屐，行动不得;稳重地站着，两脚和大象的脚一样肥硕。

　　林奶奶老家在郊区，她在城里做零工，活儿重些，工钱却多。她多年省吃俭用，攒下钱在城里置了一所房子，花了一二千块钱呢。恰逢文化大革命，林奶奶赶紧把房“献”了。她深悔置房子“千不该、万不该”，却倒眉倒眼地笑着用中间三个指头点着胸口说：“我成了地主资本家！我！我！”我说：“放心，房子早晚会还给你，至少折了价还。”我问她：“你想‘吃瓦片儿’（依靠出租房屋生活）吗？”她不搭理，只说“您不懂”，她自有她的道理。

　　我从干校回来，房管处已经把她置的那所房子拆掉，另赔了一间房给她——新盖的，很小，我去看过，里面还有个自来水龙头，只是没有下水道。林奶奶指着窗外的院子和旁边两间房说：“他住那边。”“他”指拆房子又盖房子的人，好像是个管房子的，林奶奶称为“街坊”。她指着“街坊”门前大堆木材说：“那是我的，都给他偷了。”她和“街坊”为那堆木材成了冤家。所以林奶奶不走前院，却从自己房间直通街道的小门出入。

　　她曾邀一个亲戚同住，彼此照顾。这就是林奶奶的长远打算。她和我讲：“死倒不怕，”——吃苦受累当然也不怕，她一辈子不就是吃苦受累吗——“我就怕老来病了，半死不活，给撂在炕上，叫人没人理，叫天天不应。我眼看着两代亲人受这个罪了……人说‘长病没有孝子’……孝子都不行呢……”她不说自己没有孝子，只叹气说“还是女儿好”。不过在她心目中，女儿当然也不能充孝子。

　　她和那个亲戚相处得不错，只是房间太小，两人住太挤。她屋里堆着许多破破烂烂的东西，还摆着一大排花盆——林奶奶爱养花，破瓷盆、破瓦盆里都种着鲜花。那个亲戚住了些时候走了，我怀疑她不过是图方便，难道她真打算老来和林奶奶做伴儿？

　　那年冬天，林奶奶穿着个破皮背心到我家来，要把皮背心寄放在我家。我说：“这天气，正是穿皮背心的时候，藏起来干吗？”她说：“怕被人偷了。”我知道她指谁，忍不住说道：“别神经了，谁要你这件破背心呀！”她气呼呼地忍了一会，咕哝说：“别人我还不放心呢。”我听了忽然聪明起来。我说：“哦，林奶奶，里面藏着宝吧？”她有气，可也笑了，还带几分被人识破的不好意思。我说：“难怪你这件背心鼓鼓囊囊的。把你的宝贝掏出来给我，背心你穿上，不好吗？”她大为高兴，立即要了一把剪刀，拆开背心，从皮板子上揭下一张张存款单。我把存单的账号、款项、存期等一一登记，封成一包，藏在她认为最妥当的地方。林奶奶切切叮嘱我别告诉人，她穿上背心，放心满意而去。

　　可是日常和仇人做街坊，林奶奶总是放心不下。她不知怎么丢失了二十块钱，怀疑“街坊”偷了。也许她对谁说了什么话，或是在自己屋里嘟嚷，给“街坊”知道了。那“街坊”大清早等候林奶奶出门，赶上去狠狠的打了她两巴掌，骑车跑了。林奶奶气得几乎发疯。我虽然安慰了她，却埋怨她说，“准是你上厕所掉茅坑里了，怎能平白冤人家偷你的钱呢?”林奶奶信我的话，点头说：“大概是掉茅坑里了。”她是个孤独的人，多心眼儿当然难免。

　　我的旧保姆回北京后，林奶奶已不在我家洗衣，不过常来我家作客。她挨了那两下耳光，也许觉得孤身住在城里不是个了局。她换了调子，说自己的“儿子好了”。连着几年，她为儿子买砖、买瓦、买木材，为他盖新屋。是她儿子因为要盖新屋，所以“好了”;还是因为他“好了”，所以林奶奶要为他盖新屋?外人很难分辨，反正是同一回事吧?我只说：“林奶奶，你还要盖房子啊?”她向我解释：“老来总得有个窝儿呀。”她有心眼儿，早和儿子讲明：新房子的套间——预定她住的一间，得另开一门，这样呢，她单独有个出入的门，将来病倒在炕上，村里的亲戚朋友经常能去看看她，她的钱反正存在妥当的地方呢，她不至于落在儿子、媳妇手里。

　　一天晚上，林奶奶忽来看我，说：“明儿一早要下乡和儿子吵架去”。她有一二百元银行存单，她儿子不让取钱。儿子是公社会计，取钱得经他的手。我教林奶奶试到城里储蓄所去转期，因为郊区的储蓄所同属北京市。我为她策划了半天，她才支支吾吾吐出真情。原来新房子已经盖好了。她讲明要另开一门，她儿子却不肯为她另开一门。她这回不是去捞回那一二百块钱，却是借这笔钱逼儿子在新墙上开个门。我问：“你儿子肯吗?”她说：“他就是不肯!”我说，“那么，你老来还和他同住?”她发狠说，“非要他开那个门不可。”我再三劝她别再白怄气，她嘴里答应，可是显然早已打定主意。

　　她回乡去和儿子大吵，给儿媳妇推倒在地，骑在她身上狠狠地揍了一顿，听说腰都打折了。不过这都只是传闻。林奶奶见了我一句没说，因为不敢承认自己没听我的话。她只告诉我经公社调停，捞回了那一小笔存款。我见她没打伤，也就没问。林奶奶的背越来越驼，干活儿也没多少力气了。幸亏街道上照顾她的不止一家。她又旧调重弹“还是女儿好”。她也许怕女儿以为她的钱都花在儿子身上了，所以告诉了女儿自己还有多少存款。从此后，林奶奶多年没有动用的存款，不久就陆续花得只剩了一点点。原来她又在为女儿盖新屋。我末了一次见她，她的背已经弯成九十度。翻开她的大襟，小襟上一只只口袋差不多都是空的，上面却别着大大小小不少别针。不久林奶奶就病倒了，不知什么病，吐黑水——血水变黑的水。街道上把她送进医院，儿子得信立即赶来，女儿却不肯来。医院的大夫说，病人已没有指望，还是拉到乡下去吧。儿子回乡找车，林奶奶没等车来，当晚就死了。我相信这是林奶奶生平最幸运的事。显然她一辈子的防备都是多余了。

　　林奶奶死后女儿也到了，可是不肯为死人穿衣，因为害怕。她说：“她又不是我妈，她不过是我的大妈。我还恨她呢。我十四岁叫我做童养媳，嫁个傻子，生了一大堆傻子……”(我见过两个并不傻，不过听说有一个是“缺心眼儿”的)。女儿和儿子领取了林奶奶的遗产：存款所()余无几，但是城里的房产听说落实了。据那位女儿说，他们乡间的生活现在好得很了，家家都有新房子，还有新家具，大立柜之类谁家都有，林奶奶的破家具只配当劈柴烧了。

　　林奶奶火化以后，她娘家人办丧事得摆酒，所以热热闹闹请了二十桌。散席以后，她儿子回家睡觉，忽发现锅里蟠着两条三尺多长、满身红绿斑纹的蛇。街坊听到惊叫，赶来帮着打蛇。可是那位儿子忙拦住说“别打，别打”，广开大门，把蛇放走。林奶奶的丧事如此结束。锅里蟠两条蛇，也不知谁恶作剧;不过，倒真有点像林奶奶干的。

　　一九八四年四月

　　杨绛：第一次观礼—旧事拾零

　　一九五五年四月底，我得到一个绿色的观礼条，五月一日劳动节可到天安门广场观礼。绿条儿是末等的，别人不要，不知谁想到给我。我领受了非常高兴，因为是第一次得到的政治待遇。我知道头等是大红色，次等好像是粉红，我记不清了。有一人级别比我低，他得的条儿是橙黄色，比我高一等。反正，我自比《红楼梦》里的秋纹，不问人家红条、黄条，“我只领太太的恩典”。

　　随着观礼条有一张通知，说明哪里上大汽车、哪里下车、以及观礼的种种规矩。我读后大上心事。得橙黄条儿的是个男同志，绿条儿只我一人。我不认识路，下了大汽车，人海里到哪儿去找我的观礼台呢？礼毕，我又怎么再找到原来的大汽车呢？我一面忙着开箱子寻找观礼的衣服，一面和家人商量办法。

　　我说：“绿条儿一定不少。我上了大汽车，就找一个最丑的戴绿条子的人，死盯着他。”

　　“干吗找最丑的呢？”

　　我说：“免得人家以为我看中他。”

　　家里人都笑说不妥：“越是丑男人，看到女同志死盯着他，就越以为是看中他了。”

　　我没想到这一层，觉得也有道理。我打算上了车，找个最容易辨认的戴绿条儿的人，就死盯着，只是留心不让他知觉。

　　五一清晨，我兴兴头头上了大汽车，一眼看到车上有个戴绿条儿的女同志，喜出望外，忙和她坐在一起。我仿佛他乡遇故知；她也很和气，并不嫌我。我就不用偷偷儿死盯着丑的或不丑的男同志了。

　　同车有三个戴大红条儿的女同志，都穿一身套服：窄窄腰身的上衣和紧绷绷的短裙。她们看来是年常戴着大红条儿观礼的人物。下车后她们很内行地说，先上厕所，迟了就脏了。我们两个绿条子因为是女同志，很自然的也跟了去。

　　厕所很宽敞，该称盥洗室，里面熏着香，沿墙有好几个洁白的洗手池子，墙上横（镶）着一面面明亮的镜子，架上还挂着洁白的毛巾。但厕所只有四小间。我正在小间门口，出于礼貌，先让别人。一个戴红条儿的毫不客气，直闯进去，撇我在小间门旁等候。我暗想：“她是憋得慌吧？这么急！”她们一面大声说笑，说这会儿厕所里还没人光顾，一切都干干净净地等待外宾呢。我进了那个小间，还听到她们大声说笑和错乱的脚步声，以后就寂然无声。我动作敏捷，怕她们等我，忙掖好衣服出来。不料盥洗室里已杳无一人。

　　我吃一大惊，惊得血液都冷凝不流了。一个人落在天安门盥洗室内，我可怎么办呢！我忙洗洗手出来，只见我的绿条儿伙伴站在门外等着我。我感激得舒了一口大气，冷凝的血也给“阶级友爱”的温暖融化了。可恨那红条儿不是什么憋得慌，不过是眼里没有我这个绿条子。也许她认为我是僭越了，竟擅敢挤入那个迎候外宾的厕所。我还自以为是让她呢！

　　绿条儿伙伴看见那三个红条子的行踪，她带我拐个弯，就望见前面三双高跟鞋的后跟了。我们赶上去，拐弯抹角，走出一个小红门，就是天安门大街，三个红条子也就不知哪里去了。我跟着绿条儿伙伴过了街，在广场一侧找到了我们的观礼台。

　　我记不起观礼台有多高多大，只记得四围有短墙。可是我以后没有再见到那个观礼台。难道是临时搭的？却又不像新搭的。大概我当时竭力四处观望，未及注意自己站立的地方。我只觉得太阳射着眼睛，晒着半边脸，越晒越热。台上好几排长凳已坐满了人。我凭短墙站立好久，后来又换在长凳尽头坐了一会儿。可是，除了四周的群众，除了群众手里擎着的各色纸花，我什么也看不见。

　　远近传来消息：“来了，来了。”群众在欢呼，他们手里举的纸花，汇合成一片花海，浪潮般升起又落下，想必是天安门上的领袖出现了。接下就听到游行队伍的脚步声。天上忽然放出一大群白鸽，又迸出千百个五颜六色的氢气球，飘荡在半空，有的还带着长幅。游行队伍齐声喊着。我看到一簇簇红旗过去，听着口号声和步伐声，知道游行队伍正在前进。我踮起脚，伸长脑袋，游行队伍偶然也能看到一瞥。可是眼前所见，只是群众的纸花，像浪潮起伏的一片花海。

　　虽然啥也看不见，我在群众中却也失()去自我，溶和在游行队伍里。我虽然没有“含着泪花”，泪花儿大约也能呼之即来，因为“伟大感”和“渺小感”同时在心上起落，确也“久久不能平息”。“组织起来”的群众如何感觉，我多少领会到一点情味。

　　游行队伍过完了，高呼万岁的群众像钱塘江上的大潮一般卷向天安门。我当然也得随着拥去，只是注意抓着我的绿条儿伙伴。等我也拥到天安门下，已是“潮打空城寂寞回”。天安门上已空无一人，群众已四向散去。我犹如溅余的一滴江水，又回复自我，看见绿条儿伙伴未曾失散，不胜庆幸，忙紧紧跟着她去寻找我们的大汽车。

　　三个红条儿早已坐在车上。我跟着绿条儿伙伴一同上了车，回到家里，虽然脚跟痛，脖子酸，半边脸晒得火热，兴致还很高。问我看见了什么，我却回答不出，只能说：

　　“厕所是香的，擦手的毛巾是雪白的。”我差点儿一人落在天安门盥室里，虽然只是一场虚惊，却也充得一番意外奇遇，不免细细叙说。至于身在群众中的感受，实在肤浅得很，只可供反思，还说不出口。

　　一九八八年三——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