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大王庙

　　杨绛：大王庙

　　一直觉得好的回忆录应该是一种既能让读者回到作者的当年，也能让读者回到自己当年的文字。《杂忆与杂写》是杨绛先生的一本回忆散文，昨晚在曾嬢嬢的推荐下买的。这本书的第一篇散文——《大王庙》是杨绛先生在77岁时回忆自己的小学生活的文章。

　　大王庙是杨绛先生虚岁9岁时读书的小学，那里有小女孩梳辫子束短裙的统一装扮，那里有鼻子滴清水不打学生只打自家儿子的校长，那里有最爱打学生脑袋的“孙光头”老师，那里的“女生间（女厕所）”上贴着调皮孩子为“孙光头”所作的画像，说是孩子们都想“钝（倒霉）”死他，那里的国文老师说“子曰”的意思就是“儿子说”。杨绛先生77岁才写这篇文章，却仍清楚记得当年的自己那一点一滴的“笨”，和大家玩“官、打、捉、贼”时，拈得“贼”时，拔腿便跑，一点也不知佯装掩饰自己的危险身份。她也记得当年那个十五岁且威风凛凛的同座，同座女孩竟然在“孙光头”老师的课上假装擦鼻涕把小学妹送的白薯吃完了。那时全班女生都不做的揉肚子操，杨绛先生却“傻里傻气”照做不误。

　　读杨绛先生的《大王庙》不仅让我脑中想到她描写的场景，而且还让我的心走到了自己读小学时的情景，这无疑是老奶奶的作品之处的一点体现。

　　刚到鞍子乡读幼儿园时，我和当年的朋友白玉一起逃过一次课，我们家只隔着一座山，我住山上，她家在山下，当年我们都太小，不懂友情，只是什么事都一起干，好像那样就能不怕什么似的。一年级时，妈妈每天给我一角钱买汤喝，那时看着那勺飘着一点油辣花的热醋汤慢慢渗透蒸饭的感觉，现在想着都流口水。后来妈妈知道我被高年级的孩子教坏了，用那一角钱买零食吃时，便狠心地取消了我的汤钱。妈妈毕竟是心疼孩子的，她实在不忍心看我和妹妹在大冬天顶着黑黢黢的天空走到离家那么远的学校读书，便到乡上租了一间门市部开茶馆。虽然上学不用走路，不用住校，也不用吃蒸饭了，可我和妹妹却无比羡慕住校生，现在想起来应该是羡慕他们那么小就可以有自己的自由时间和空间了。

　　小学，我最喜欢的老师是刘祥月老师，他确实老得够格叫“老师”了，头顶着超过四分之三的白发，人很瘦，不是营养不良，是老人独有的那种精干的瘦。他还特别爱刮胡子，印象中他的白胡茬从来没有超过一毫米。不过我现在想起来都还毛骨悚然的是他的眼睛，他那对眼睛从来不是看人而是“射”人，他总是在你不经意间将眼珠从下平移到上，再慢悠悠地“射”向不乖的学生。有一次，在攀枝花工作的二姨妈给我买了个文具盒，我安静地听着课，忽然刘老师的目光“射”向了我桌前的文具盒，接着又“射”向了文具盒后边的我，接着文具盒就被他没收了，下午他下班来我家喝茶时，向我妈妈告状，说我上课玩赛车，我妈妈忍俊不禁地说：“刘老师，那是她二姨妈给她买的文具盒。”他虽然目光犀利，但为人却正直不阿，也许因为他是教数学的缘故吧，第二天就把文具盒还给了我，还不忘说一句：“我看错了。”这时，我就能零距离看到他那温暖和蔼的微笑了。

　　鞍子小学的女厕所是木板做的，因此年代()久了就会缺角少板的，靠近最里面的一侧有一间后面的木板坏了，背后就是男厕所，女孩子们都躲着那边，但是课间赶时间的高峰期还是会有孩子去那边上厕所，其实根本就看不到的，但总能听到男孩子在后面无休止的起哄声，现在想想觉得那时我们女孩子还真的算大气耶，当然也有可能是为了赶时间怕迟到挨骂。

　　四年级时，我当过不到一周的班长，民众投票我几乎全票当选，一周后老师一票否决，原因是我太“温柔”管不了其他同学却马上就要被投我票的民众们管住了。老师怕我失落，就让我当了他说是专管班干部的组织委员，他说班干部不听话就去告诉他，当然我也就闲下来了。闲了我就埋头做数学题，各种难题都做，“数学课代表”也自然跟着我的尾巴来了。

　　小时候的事流失了很多，但总还是记得一些，该高兴的。看回忆文字总能勾起一些我的回忆，也有些像桑格格的《小时候》一样，有趣。

　　杨绛：林奶奶

　　林奶奶小我三岁。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她忽然到我家打门，问我用不用人。我说：“不请人了，家务事自己都能干。”她叹气说：“您自己都能，可我们吃什么饭呀？”她介绍自己是“给家家儿洗衣服的”。我就请她每星期来洗一次衣服。当时大家对保姆有戒心。有人只因为保姆的一张大字报就给揪出来扫街。林奶奶大大咧咧地不理红卫兵的茬儿。她不肯胡说东家的坏话，大嚷：“那哪儿成？我不能瞎说呀！”许多人家不敢找保姆，就请林奶奶去做零工。

　　我问林奶奶：“干吗帮那么多人家？集中两三家，活儿不轻省些吗？”她说做零工“活着些”。这就是说：自由些，或主动些;干活儿瞧她高兴，不合意可以不干。比如说吧，某太太特难伺候，气得林奶奶当场左右开弓，打了自己两个嘴巴子。这倒像旧式妇女不能打妯娌孩子的屁股，就打自己孩子的屁股。据说，那位太太曾在林奶奶干活儿的时候把钟拨慢“十好几分钟”（林奶奶是论时记工资的），和这种太太打什么交道呢！林奶奶干了这一行，受委屈是家常便饭，她一般是吃在肚里就罢了，并不随便告诉人。她有原则：不搬嘴弄舌。

　　她倒是不怕没有主顾，因为她干活儿认真，衣服洗得干净;如果经手买什么东西，分文也不肯占人家的便宜。也许她称得上“清介”“耿直”等美名，不过这种词儿一般不用在渺小的人物身上。人家只说她“人靠得住，脾气可倔”。

　　她天天哈着腰坐在小矮凳上洗衣，一年来，一年去，背渐渐地弯得直不起来，不到六十已经驼背，身上虽瘦，肚皮却大，其实那是徒有其表。只要掀开她的大襟，就知道衣下鼓鼓囊囊一大嘟噜是倒垂的裤腰。一重重的衣服都有小襟，小襟上都钉着口袋，一个、两个或三个：上一个，下一个，反面再一个，大小不等，颜色各异。衣袋深处装着她的家当：布票，粮票，油票，一角二角或一元二元或五元十元的钱。她分别放开，当然都有计较。我若给她些什么，得在她的袋口别上一两只大别针，或三只小的，才保住东西不往外掉。

　　我曾问起她家的情况。她的丈夫早死了，她是青年守寡的。她伺候了婆婆好多年，听口气，对婆婆很有情意。她有一子一女，都已成家。她把儿子栽培到高中毕业。女儿呢，据说是“他嫂子的，四岁没了妈，吃我的奶”。死了的嫂子大概是她的妯娌。她另外还有嫂子，她曾托那嫂子给我做过一双棉鞋。

　　林奶奶得意扬扬抱了那双棉鞋来送我，一再强调鞋子是按着我的脚寸特制的。我恍惚记起她哄我让她量过脚寸，可是那双棉鞋显然是男鞋的尺码。我谢了她，领下礼物，就让给默存穿。想不到非但他穿不下，连阿圆都穿不下。我自己一试，恰恰一脚穿上，正是按着我的脚寸特制的呢！那位嫂子准也按着林奶奶的嘱咐，把棉花絮得厚厚的，比平常的棉鞋厚三五倍不止。簇新的白布包得厚厚的，用麻线纳得密密麻麻，比牛皮底还硬。我双脚穿上新鞋，就像猩猩穿上木屐，行动不得;稳重地站着，两脚和大象的脚一样肥硕。

　　林奶奶老家在郊区，她在城里做零工，活儿重些，工钱却多。她多年省吃俭用，攒下钱在城里置了一所房子，花了一二千块钱呢。恰逢文化大革命，林奶奶赶紧把房“献”了。她深悔置房子“千不该、万不该”，却倒眉倒眼地笑着用中间三个指头点着胸口说：“我成了地主资本家！我！我！”我说：“放心，房子早晚会还给你，至少折了价还。”我问她：“你想‘吃瓦片儿’（依靠出租房屋生活）吗？”她不搭理，只说“您不懂”，她自有她的道理。

　　我从干校回来，房管处已经把她置的那所房子拆掉，另赔了一间房给她——新盖的，很小，我去看过，里面还有个自来水龙头，只是没有下水道。林奶奶指着窗外的院子和旁边两间房说：“他住那边。”“他”指拆房子又盖房子的人，好像是个管房子的，林奶奶称为“街坊”。她指着“街坊”门前大堆木材说：“那是我的，都给他偷了。”她和“街坊”为那堆木材成了冤家。所以林奶奶不走前院，却从自己房间直通街道的小门出入。

　　她曾邀一个亲戚同住，彼此照顾。这就是林奶奶的长远打算。她和我讲：“死倒不怕，”——吃苦受累当然也不怕，她一辈子不就是吃苦受累吗——“我就怕老来病了，半死不活，给撂在炕上，叫人没人理，叫天天不应。我眼看着两代亲人受这个罪了……人说‘长病没有孝子’……孝子都不行呢……”她不说自己没有孝子，只叹气说“还是女儿好”。不过在她心目中，女儿当然也不能充孝子。

　　她和那个亲戚相处得不错，只是房间太小，两人住太挤。她屋里堆着许多破破烂烂的东西，还摆着一大排花盆——林奶奶爱养花，破瓷盆、破瓦盆里都种着鲜花。那个亲戚住了些时候走了，我怀疑她不过是图方便，难道她真打算老来和林奶奶做伴儿？

　　那年冬天，林奶奶穿着个破皮背心到我家来，要把皮背心寄放在我家。我说：“这天气，正是穿皮背心的时候，藏起来干吗？”她说：“怕被人偷了。”我知道她指谁，忍不住说道：“别神经了，谁要你这件破背心呀！”她气呼呼地忍了一会，咕哝说：“别人我还不放心呢。”我听了忽然聪明起来。我说：“哦，林奶奶，里面藏着宝吧？”她有气，可也笑了，还带几分被人识破的不好意思。我说：“难怪你这件背心鼓鼓囊囊的。把你的宝贝掏出来给我，背心你穿上，不好吗？”她大为高兴，立即要了一把剪刀，拆开背心，从皮板子上揭下一张张存款单。我把存单的账号、款项、存期等一一登记，封成一包，藏在她认为最妥当的地方。林奶奶切切叮嘱我别告诉人，她穿上背心，放心满意而去。

　　可是日常和仇人做街坊，林奶奶总是放心不下。她不知怎么丢失了二十块钱，怀疑“街坊”偷了。也许她对谁说了什么话，或是在自己屋里嘟嚷，给“街坊”知道了。那“街坊”大清早等候林奶奶出门，赶上去狠狠的打了她两巴掌，骑车跑了。林奶奶气得几乎发疯。我虽然安慰了她，却埋怨她说，“准是你上厕所掉茅坑里了，怎能平白冤人家偷你的钱呢?”林奶奶信我的话，点头说：“大概是掉茅坑里了。”她是个孤独的人，多心眼儿当然难免。

　　我的旧保姆回北京后，林奶奶已不在我家洗衣，不过常来我家作客。她挨了那两下耳光，也许觉得孤身住在城里不是个了局。她换了调子，说自己的“儿子好了”。连着几年，她为儿子买砖、买瓦、买木材，为他盖新屋。是她儿子因为要盖新屋，所以“好了”;还是因为他“好了”，所以林奶奶要为他盖新屋?外人很难分辨，反正是同一回事吧?我只说：“林奶奶，你还要盖房子啊?”她向我解释：“老来总得有个窝儿呀。”她有心眼儿，早和儿子讲明：新房子的套间——预定她住的一间，得另开一门，这样呢，她单独有个出入的门，将来病倒在炕上，村里的亲戚朋友经常能去看看她，她的钱反正存在妥当的地方呢，她不至于落在儿子、媳妇手里。

　　一天晚上，林奶奶忽来看我，说：“明儿一早要下乡和儿子吵架去”。她有一二百元银行存单，她儿子不让取钱。儿子是公社会计，取钱得经他的手。我教林奶奶试到城里储蓄所去转期，因为郊区的储蓄所同属北京市。我为她策划了半天，她才支支吾吾吐出真情。原来新房子已经盖好了。她讲明要另开一门，她儿子却不肯为她另开一门。她这回不是去捞回那一二百块钱，却是借这笔钱逼儿子在新墙上开个门。我问：“你儿子肯吗?”她说：“他就是不肯!”我说，“那么，你老来还和他同住?”她发狠说，“非要他开那个门不可。”我再三劝她别再白怄气，她嘴里答应，可是显然早已打定主意。

　　她回乡去和儿子大吵，给儿媳妇推倒在地，骑在她身上狠狠地揍了一顿，听说腰都打折了。不过这都只是传闻。林奶奶见了我一句没说，因为不敢承认自己没听我的话。她只告诉我经公社调停，捞回了那一小笔存款。我见她没打伤，也就没问。林奶奶的背越来越驼，干活儿也没多少力气了。幸亏街道上照顾她的不止一家。她又旧调重弹“还是女儿好”。她也许怕女儿以为她的钱都花在儿子身上了，所以告诉了女儿自己还有多少存款。从此后，林奶奶多年没有动用的存款，不久就陆续花得只剩了一点点。原来她又在为女儿盖新屋。我末了一次见她，她的背已经弯成九十度。翻开她的大襟，小襟上一只只口袋差不多都是空的，上面却别着大大小小不少别针。不久林奶奶就病倒了，不知什么病，吐黑水——血水变黑的水。街道上把她送进医院，儿子得信立即赶来，女儿却不肯来。医院的大夫说，病人已没有指望，还是拉到乡下去吧。儿子回乡找车，林奶奶没等车来，当晚就死了。我相信这是林奶奶生平最幸运的事。显然她一辈子的防备都是多余了。

　　林奶奶死后女儿也到了，可是不肯为死人穿衣，因为害怕。她说：“她又不是我妈，她不过是我的大妈。我还恨她呢。我十四岁叫我做童养媳，嫁个傻子，生了一大堆傻子……”(我见过两个并不傻，不过听说有一个是“缺心眼儿”的)。女儿和儿子领取了林奶奶的遗产：存款所()余无几，但是城里的房产听说落实了。据那位女儿说，他们乡间的生活现在好得很了，家家都有新房子，还有新家具，大立柜之类谁家都有，林奶奶的破家具只配当劈柴烧了。

　　林奶奶火化以后，她娘家人办丧事得摆酒，所以热热闹闹请了二十桌。散席以后，她儿子回家睡觉，忽发现锅里蟠着两条三尺多长、满身红绿斑纹的蛇。街坊听到惊叫，赶来帮着打蛇。可是那位儿子忙拦住说“别打，别打”，广开大门，把蛇放走。林奶奶的丧事如此结束。锅里蟠两条蛇，也不知谁恶作剧;不过，倒真有点像林奶奶干的。

　　一九八四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