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铁生：法学教授及其夫人

　　：法学教授及其夫人

　　“之死”在这里是一个专用词，那是法律系解教授和他夫人陈谜的外号，前者为“之死先生”，后者是“之死夫人”。就连他们的独生子也这样叫。两位老人也不免为之尴尬，但所幸的是只有熟人才这样叫，而且叫起来也并无恶意。

　　解教授身材高而且不瘦，脸上的表情总是很认真。他觉得自己一辈子不曾欺骗过任何人。他常说，他是研究“法”的，“法”就其维护真理、申张正义的本质来讲，是最光明正大的事业，从事这一事业的人，本身就不能有任何一点点欺骗行为。

　　陈谜个子小而且不胖，一张孩子般小而圆的脸上，布满了皱纹，看上去很善良。她认为自己一辈子不曾被任何人欺骗过。她常想。不欺骗人固然很好，但如果总觉着自己被人欺骗了，岂不把别人想得太坏？岂不也等于欺骗人？

　　曾有过一位朋友，向这两位老人借了三十元钱，不知是因为遗忘还是有意，竟一直没还。解教授皱皱眉毛，说：“这不好，三十元钱我们可以白送，如果他需要。但欺骗……不好。”陈谜立刻像受了什么冤屈似的反驳：“倘若人家有钱，人家就会还；人家不来还，就说明人家实在是有困难。你怎么能这样想？”解教授欣然同意了妻子的正直，并且由衷地感到惭愧。这以后，两位老人甚至不敢登那位朋友的家门了，因为怕人家以为是来讨帐，那样岂不既有被骗之嫌，又有骗人之嫌么？这是他们的独生子当笑话向别人讲的。

　　这样两位老人，何以竟有“之死”这样一个不好听的外号呢？据说那是在公元一千九百六十九年得来的。

　　在一个有风的下午，两位老人去参加一个斗争“走资派”的大会。原来的学校党委书记弯着腰在台上站了六个多小时，头上还流着血，血还把白头发染红了。陈谜看着看着，忍不住哭出了眼泪。散会后，在回家的路上，好心的同志对她说：“要是心里难受，就回家哭，在会场上哭，你真是老糊涂了。”陈谜顿时惊得站住，眼睛愣愣地瞪着，嘴里说道：“哎呀哎呀，啧啧啧……”仿佛彻悟了世间的一切。

　　待她总算走回家，把这事告诉了解教授，解教授平生第一次象作了贼似的看着妻子，半晌才说：“这，这可是明目张胆地同情……”两位老人晚饭没吃，觉也不睡，背着独生子，商量该如何澄清一下“事实”。

　　“你不能说你是想起了别的什么辛酸事么？”

　　“那不是欺骗吗？再说，那样人家会说你是不认真参加政治……你看我是不是说沙子迷了眼？”

　　“那也没人信，沙子怎么会一下子迷了两只眼，你不是两只眼睛都流了泪吗？……我看你可以说你有‘见风流泪’的毛病。”

　　“对对对！我年轻时还真有过‘见风流泪’的毛病，不过现在好了，不过这也就不算欺骗了。”

　　“你还得强调一下，你根本不是哭，确实是……”

　　“对对对……”

　　半夜，陈谜去敲了临时革委会主任的家门，对主任说，她年轻时就留下了“见风流泪”的毛病。本来她还想说，在斗争会上她根本不是哭，但灵机一动想到，那岂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就没说。主任莫名其妙了，以为陈谜年轻时留下的大约是“梦游”的毛病，便一直把她送回了家。

　　“她为什么一直送我回家？还总是这么紧拉着我？”陈谜对尚未睡下的解教授说。两位老人都心惊肉跳了。

　　天还没亮，陈谜又到了“造反司令部”门前。一个多小时以后，她对第一个来开门的造反派说，她年轻时留下的“见风流泪”病到今天确实还不见轻。那个造反派戴个黑边眼镜，仔细看了着陈谜因彻夜未眠而发红的眼，认为她定是走错了地方。因为校医院是在“造反司令部”的旁边，他把她指引到校医院的眼科门诊室去了。

　　“莫非真要让我检查眼睛？”她想着，在眼科门诊室前战战兢兢地徘徊，渐渐她感到半身麻木，头晕目眩，直到摔倒在地为止。

　　就这样，陈谜得了脑血栓，偏瘫了。看过契诃夫的小说《一个官员之死》的好心人，便给解教授夫妇取下了“之死”这样一个不好听的外号，并且不怀恶意地叫他们。陈谜听了感到尴尬，但却也感到幸运：没有追究她眼科检查的结果。从此以后，她处处谨慎小心。强令自己的感情紧跟形势，再没犯错误。解教授也为此事感到难堪。从那时起，他觉得在他与别人之间，别人与别人之间，甚至自己与自己之间，欺骗出现了。

　　一个不曾欺骗过任何人，一个不曾被任何人欺骗过，两位老人和谐地度过了几十年，活到了六十岁，活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这真正是个风雷激、云水怒的时代，一切都要变。

　　解教授在家里常常看着看着报纸便骂出声来：“狗屁不通！”可到了教研组的读报会上，却一言不发。他岂不是变了？变得欺骗了？有时，解教授的老朋友来家聊天，或是独生子的同学来家谈事。陈谜——她的半身不遂大有好转了——总是不厌其烦地说：“小点声，小点声，无论说什么都要小点声。”然后，她就战战兢兢地走上凉台，战战兢兢地四下张望。虽然四周什么事也没发生，但她战战兢兢的毛病算是留下了，那或许是半身不遂的后遗症。陈谜岂不是变了？变得多心了？独生子也变了，他有什么事都瞒着二老。他害怕二老的诚实。就是两位老人之间和谐的关系也变了，变得常拌嘴了。解教授说：“民族将亡，我还有什么可活！”陈谜央告：“你就小点声吧，老糊涂了？”解教授生气地拍桌子：“你才老糊涂呢！”陈谜便在床边愣愣地坐下，叹一口气，觉得世间的一切总不能彻悟。

　　一切都要变。到了一千九百七十六年春，一个巨变降临在解教授家：独生子——他们一向认为还是个孩子的独生子，在***事件中被抓进了监狱。解教授捶胸顿足地发怒，陈谜抽抽搭搭地啼哭。

　　解教授拍着桌子喊：“悼念周总理何罪之有？”

　　陈谜哆哆嗦嗦地关上窗户说：“哎呀哎呀，啧啧啧……你就小点声吧！”

　　解教授气愤地来回踱步：“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自由！有集会、游行的自由！这样抓人是违法的！”

　　陈谜坐在角落里：“哎呀哎呀，啧啧啧……可言论自由、集会和游行的自由只给人民，不给敌人呀，你不是也这么说嘛。”

　　解教授一愣，马上说：“我们的儿子不是人民吗？”

　　“可自从他在***自由言论了之后、自由集会了之后，人家就不承认他是人民了，还给不给他言论的自由、集会和游行的……也就难说了。”

　　“什么？”解教授完全愣住了。

　　“唉，这孩子真不听话！用自由的言论把言论的自由给弄丢了，要不自由言论，本来他可以永远言论自由，也就还是人民。可这自由言论了之后，之后，之后人家就有理了，你说人家这还违法吗？”陈谜巴望丈夫给她一个满意的回答。

　　但解教授一下子跌倒在椅子上，呆呆地望着妻子，默默地听着角落里的啜泣声。许久，许久，他一动不动。

　　陈谜害怕了，叫一声：“解……”

　　“谜，”解教授慢慢地说，“我教了一辈子法律，却一直没发现这个毛病。这毛病，就出在——什么样的人是人民，什么样的人是敌人，没有一个严谨的法律标准，而是由那些凌驾于法律之上，逍遥于法律之外的人说了算，法律在这儿成了装饰……给瞎子戴一副眼镜，给哑巴的嘴上吊一个扩音器，却要把能看的眼睛挖掉，把能说的嘴巴缝上……”

　　“你，住口！”陈谜腾地站起来，惊叫道，“你疯啦？儿子还没出来，你也想进去吗？你老糊涂了！”

　　解教授严肃地说：“不，我老明白了。你也并不糊涂，你是被法西斯式的镇压吓出毛病来了。”解教授平生第一次用负疚的目光看着妻子：“你被欺骗了，真的，欺骗你的，也有我。”

　　陈谜不说话了，她想：“再说下去，不知老头子会说出什么来，反正说什么也没用了，儿子毕竟是坐了牢，老头子要是再……”她战战兢兢地走上凉台，战战兢兢地四下张望。她那小而圆的脸上布满了恐惧的皱纹，因为她看见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穿红衣服的人，那人要是听见老头子刚才说的话可怎么办？……这之后，解教授整天埋头于马列着作、毛主席着作以及其他参考书之中了，他开始重新研究他的“法”。陈谜埋怨他不关心儿子，他说：“这不是儿子一个人的事。”

　　这之后的若干天内，陈谜都是在战战兢兢和抽抽搭搭中度过的。她白天想儿子，夜里就梦见儿子，眼边的皱纹没有了，代之以一片发亮的红色。

　　有一天她梦见儿子被打断了腿，哭着喊妈妈。第二天，她决心写一封信说明儿子的情况。写什么呢？写儿子只是悼念周总理，并没干别的？不行，这岂不又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写儿子并没烧汽车，只是在一边看着？也不行，看着为什么不制止？要不，光写儿子不懂事？‘还是不行，不懂事怎么懂得反王张江姚？……再不，只写儿子身体不好，请别打得那么厉害？更不行，这岂不又成了明目张胆地同情？唉，可怎么写呢？再说，写给谁呢？写给毛主席？不行，怕落在江青手里。写给党中央？也不行，王张江姚正得势哪。写给市委？唉，***抓人打人，市委又不是不知道……她忽然眼睛一亮，写给法院！告那群坏蛋！但她的目光马上又黯淡了，目前的法院似乎只管离婚，政治案件只有刚才想过的那几个地方能管，可那又都不行。唉，怎么办呢？陈谜战战兢兢地走上凉台，望着蓝色的天空，她仿佛听见棍棒打在骨头上的声音，不由说道：“老天爷保佑吧！”待她说出这句话时，不由浑身一抖，心想：“这样的话我怎么竟在屋子外面说出了口？要是让别人听了去，会说我是宣传迷信的，会说我是妄图复辟封建……”她急忙翘首四望，不远处又是那个穿红衣服的人。陈谜小而圆的脸上出现了死人般的皱纹。她急忙跑回屋里，跑到解教授跟前，说：“哎呀哎呀，我刚才又说了一句错话，办了一件错事，而且，而且肯定被人听去，报，报告了。”一阵半身麻木头晕目眩，她的脑血管里又有了栓塞。

　　陈谜病倒了，住在医院里，在她神智最不清醒的时候，她也没呼唤过儿子，因为在她的大脑里铭刻着一个逻辑：真心话绝不可在家门以外的地方说。在她心里最明白的时候，她也总觉得自己是住在眼科病房里，人家要来检查她的“见风流泪”，新帐老帐要一起算了。无论解教授怎样安慰她，怎样向她解释，她都是将信将疑。

　　一切都在变，到了一千九百七十六年秋，似乎一切都已经变了。十月九日晚上，当解教授激动、兴奋地来到医院里，把那个好消息——“四人帮”被逮捕了——小声告诉陈谜的时候，她惊吓得赶紧捂住了丈夫的嘴。只是在值班护士向她证实了这一消息的时候，“她才把手从解教授的嘴上拿开，急切地要听下文。

　　陈谜已经有十几年没扑在丈夫怀里哭了，如今这老夫妻又重温了一次年轻的梦。她尽情地哭着，时而又象孩子那样擦着眼泪微笑。

　　陈谜抽抽搭搭地说：“哎呀，这回可有办法了，有办法了，儿子出来时我也出院。穿红衣服的……也不怕了。”

　　解教授紧捏着妻子的手，说：“这些日子我在偷偷地写一篇论文，题目是《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陈谜又有些惊慌：“你可先别，先别瞎写什么哪，再看看……等儿子出来，就挺好的了，可别再……”

　　解教授听了，沉吟了许久，之后，不明不白地说了一句：“谜，我这辈子对不起你，不过我也是刚刚……我们有个好儿子。”

　　过了几天，陈谜的身体好多了，在一个有风的下午，她出来走走。风不知从哪里吹来了，吹进了她的耳朵。她顿时惊得站住，眼睛愣愣地瞪着，嘴里说着：“哎呀哎呀，啧啧啧……”仿佛又一次彻悟了世间的一切。陈谜战战兢兢地溜出医院，战战兢兢地溜回家来。

　　“你怎么啦？”解教授赶紧扶住歪歪斜斜扑进家门的陈谜。

　　她哆哆嗦嗦地关上窗户，抽抽搭搭地说：“儿子恐怕还不是人民，我听人说了，在”四人帮“没打倒之前，儿子就自由言论……唉！‘四人帮’没打倒之前，自由言论之后……恐怕儿子还是‘反革命’。这之前……那之后……之前……之后……”

　　“之死！”解教授第一次说出了这两个字，而且是异常气愤地，而且是对着他的“之死夫人”。

　　陈谜却充耳不闻，急着说她的：“你可别写什么了，把写的烧了吧……”她冲到桌前，抓起写满字迹的稿纸，一看，上面竟也有“老天爷”三个字。

　　解教授让她回忆一下《国际歌》于是轻轻地唱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然后又说：“也不靠老天爷。”

　　陈谜“啊！”地惊叫一声，向后倒去。()

　　解教授抱住她的时候，她的目光正在黯淡下去，黯淡下去……“老天爷！”她喃喃地说，目光最后一闪，又象是希望着什么。

　　“之死夫人”带着她那胆小而混沌的灵魂死去了。“之死先生”再生了。解教授要用勇敢去扞卫诚实，要用民主和法制去扞卫真理。

　　死去的妻和狱中的儿，消灭的妖和还魂的鬼……怎样才能保证这一切不重演呢？——诸位看官，解教授为陈谜送葬的时候，想的就是这些。

　　一九七八年十月

　　：庄子

　　“庄子哎——！回家吃饭嘞——！”我记得，一听见庄子的妈这样喊，处处的路灯就要亮了。很多年前，天一擦黑，这喊声必在我们那条小街上飘扬，或三五声即告有效，或者就要从小街中央一直飘向尽头，一声声再回来，飘向另一端。后一种情况多些，这时家家户户都已围坐在饭桌前，免不了就有人叹笑：瞧这庄子，多叫人劳神！有文化的人说：庄子嘛，逍遥游，等着咱这街上出圣人吧。不过此庄子与彼庄子毫无牵连，彼庄子的“子”读重音，此庄子的“子”发轻声。此庄子大名六庄。据说他爹善麻将，生他时牌局正酣，这夜他爹手气好，一口气已连坐五庄，此时有人来报：“道喜啦，带把儿的，起个名吧。”他爹摸起一张牌，在鼻前闻闻，说一声：“好，要的就是你！”话音未落把牌翻开，自摸和！六庄因而得名。

　　庄子上边俩哥俩姐。听说还有几个同父异母的哥姐，跟着自己的母亲住在别处。就是说，庄子他爹有俩老婆——旧社会的产物，但解放后总也不能丢了哪个不管。俩老婆生下一大群孩子。庄子他爹一个普通职员，想必原来是有些家底的，否则敢养这么多？后来不行了，家底渐渐耗尽了吧，庄子的妈——三婶，街坊邻居都这么叫她——便到处给人做保姆。

　　我不记得见过庄子的父亲，他住在另外那个家。三婶整天在别人家忙活，也不大顾得上几个孩子，庄子所以有了自由自在的童年。哥姐们都上学去了，他独自东游西逛。庄子长得俊，跟几个哥姐都不像。街坊邻居说不上多么喜欢他，但庄子绝不讨人烦，他走到谁家就乐呵呵地在谁家玩得踏实，人家有什么活他也跟着忙，扫地，浇花，甚至上杂货铺帮人家买趟东西。人家要是说“该回家啦庄子，你妈找不着你该担心了”，他就离开，但不回家，唱唱跳跳继续他的逍遥游。小时候庄子不惹事，生性腼腆，懂规矩。三婶在谁家忙，他一个人玩腻了就到那家院门前朝里望，故意弄出一些声响；那家人叫他进来，他就跑。三婶说“甭理他，冻不着饿不着的没事儿”，但还是不断朝庄子跑去的方向望。那家人要是说“庄子哎快过来，看我这儿有什么好吃的”，庄子跑走一会儿就还回来，回来还是扒着院门朝里望，故意弄出些响声。倘那家人是诚心诚意要犒赏他，比如说抓一把糖给他，庄子便红了脸，一边说着“不要，我们家有”，一边把目光转向三婶。三婶说“拿着吧，边儿吃去，别再来讨厌了啊”，庄子就赶紧揪起衣襟，或撑开衣兜。有一回人家故意逗他：“不是你们家有吗，有了还要？”谁料庄子脸上一下子煞白，揪紧衣襟的手慢慢松开，愣了一会儿，扭头跑去再没回来。

　　庄子比我小好几岁，他上了小学我已经上中学；我上的是寄宿学校，每星期回家一天，不常看见他了。然后是文革，然后是插队。

　　插队第一年冬天回北京，在电影院门前碰见了庄子。其时他已经长到跟我差不多高了，一身正宗“国防绿”军装，一辆锰钢车，脚上是白色“回力”鞋，那是当时最时髦的装束，狂，份儿。“份儿”的意思，大概就是有身分吧。我还没认出他，他先叫我了。我一愣，不由地问：“哪儿混的这套行头？”他“咳”一声，岔开话茬：“买上票了？”我说人忒多，算了吧。正在上演的是《列宁在1918》，里面有几个《天鹅湖》中的镜头，引得年轻人一遍一遍地看，票于是难买。据说有人竟看到八遍，到后来不看别的，只看那几个镜头；估摸“小天鹅”快出来了才进场，举了相机等着，一俟美丽的大腿勾魂摄魄地伸展，黑暗中便是一片“嘎哩咔嚓”按动快门的声音。对文革中长大的一代人来说，这算得人体美的启蒙一课。庄子又问：“要几张？”我说：“你有富余的？”他摇摇头：“要就买呗。”我说：“谁挤得上去谁买吧，我还是拉倒。”庄子说：“用得着咱挤吗？等那群小子挤上了帮你买几张不得了？”“哪群小子？”庄子朝售票口那边扬了扬下巴：“都是哥们儿的人。”售票口前正有一群“国防绿”横拥竖挤吆三喝四，我明白了，庄子是他们的头儿。我不由得再打量他，未来的庄子绝非蛮壮鲁莽的一类，当是英武、风流、有勇有谋的人物。“怎么着，没事跟咱们一块玩玩儿去？”他说。我没接茬，但我懂，这“玩玩”必是有异性参与的，或是要谋求异性参与的。

　　插队三年，又住了一年多医院，两条腿彻底结束了行程，我坐着轮椅再回到那条小街上，其时庄子正上高中。我找不到正式工作，在家呆了些日子就到一家街道工厂去做临时工。那小工厂的事我不止一次写过：三间破旧的老屋里，一群老太太和几个残疾人整天趴在仿古家具上涂涂抹抹，画山水楼台，画花鸟鱼虫，画才子佳人，干一天挣一天的钱。我先是一天八毛，后来长到一块。

　　老屋里阴暗潮湿，我们常坐到屋前的空地上去干活。某日庄子上学从那小工厂门前过，看见我，已经走过去了又调头回来，扶着我的轮椅叹道：“甭说了哥，这可真他妈不讲理。”确实是甭说了，我无言以答。庄子又说：“找他们去，不能这么就算完了吧？”“都找了，劳动局、知青办，没用。”“操！丫怎么说？”“人家说全须儿全尾儿的还管不过来呢。”“哥，咱打丫的你说行不行？”我说：“你先上学去吧，回头晚了。”他说：“什么晚不晚的，那也叫上学？”大概那正是“批林批孔”、“批师道尊严”的时候。庄子挨着我坐下，从书包里摸出一包“大中华”。我说：“你小子敢抽这个？”他说：“人家给的，就两根儿了，正好。”我停下手里的活，陪他把烟抽完。烟缕随风飘散，我不记得我们还说了些什么。后来他站起来，把烟屁一捻，一弹，弹上屋顶，说一声“谁欺负你，哥，你说话”，跳上自行车急慌慌地走了。

　　庄子走后，有个影子一歪一拧地凑过来，是粘鱼。粘鱼的大名叫得挺古雅，可惜记不得了，总之那样的名字后头若不跟着“先生”二字，似乎这名字就还没完。粘鱼——这外号起得贴切，他拄着根拐杖四处流窜，影子似的总给人捉不住的感觉，而且此人好崇拜，他要是戴敬谁就整天在谁身边絮叨个没完，粘得很。

　　粘鱼说：“怎么着哥们儿，你也认识庄子？”我说是，多年的邻居，“你也认识他？”粘鱼一脸的自豪：“那是，我们哥俩深了。再说了，这一带你打听打听去，庄子！谁不知道？”我问为什么？他踢踢庄子刚才扔掉的烟盒说：“瞧见没有，什么烟？”我心里一惊：“怎么，庄子他……拿人东西？”“我操，哥们儿你丫想哪儿去了？庄子可不干那事。拂爷（北京土语：小偷）见了庄子，全他妈尿！”“怎么呢？”“这我不能跟你说。”不说拉倒，我故意埋头干活。我知道粘鱼忍不住，不一会他又凑过来：“狂不狂看米黄，瞅见庄子穿的什么裤子没？米黄的毛哔叽！哪儿来的？”“哪儿来的？”“这我不能告诉你。”“不说就一边儿去！”“嘿别，别介呀。其实告诉你也没事，你跟庄子也是哥们儿，甭老跟别人说就行。”“快说！”“你想呀，三婶哪儿有钱给他买这个？拂爷那儿来的。操你丫真他妈老外！这么说吧，拂爷的钱反正也不是好来的，懂了吧？”我还是没太懂，拂爷的钱凭什么给庄子？“庄子给他们戳着。”“戳着？”“就是帮他们打架。”“跟谁打，警察？”“哥们儿存心是不？不跟你丫说了。”“那你说跟谁打？”“拂爷一个个①头日脑的，想吃他们的人多了。比方说你是拂爷……”“你才是哪！”“操，你丫怎恁爱急呀？我是说比方！比方你是个拂爷，要是有人欺负你跟你要钱呢？不是吹的，你提提庄子的大名就全齐了。”“你是说六庄？”“那还有假？谁不服？不服就找地方儿练练。”“庄子，他能打架？”粘鱼又是一脸的不屑：“那是！”“没听说他有什么功夫呀？”“咳，俗话说了，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真是看不出来，庄子小时候蔫儿着呢。”“操你丫老说小时候干嘛？小时候你丫知道你丫现在这下场吗？”“我说你嘴里干净点行不？”“我操，我他妈说什么了？”“听着，粘鱼，你的话我信不信还两说着呢。”“嘿，不信你看看庄子脑袋去，这儿，还有这儿，一共七针，不信你问问他那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算了，反正你丫也不信。”“说！”“跟大砖打架留下的。”“大砖是谁？”“唉，看来真得给你丫上一课了。哥们儿什么烟？”“‘北海’的。”“别噎死谁，你丫留着自格儿抽吧。”粘鱼点起一支“香山”。

　　据粘鱼说，庄子跟大砖在护城河边打过一架。他说：“大砖那孙子不是东西，要我也得跟丫磕。”据粘鱼说，大砖曾四处散布，说庄子那身军装不是自己家的，是花钱跟别人买的，庄子他妈给人当保姆，他们家怎么可能有四个兜的军装（指军官的上装）？大砖说花钱买的算个屁呀，小市民，假狂！这话传到了庄子耳朵里，粘鱼说庄子听了满脸煞白，转身就找大砖约架去了。大砖自然不能示弱，这种时候一①，一世威名就全完了。粘鱼说：“那时候大砖可比庄子有名，丫一米八六，又高又奘，手倍儿黑。”据他说，那天双方在护城河边拉开了阵势，天下着雨，大伙等了一阵子，可那雨邪了，越下越大。大砖说：“怎么着，要不改个日子？”庄子说：“甭，下刀子也是今儿！”于是两边的人各自退后十步，庄子和大砖一对一开练，别人谁也不许插手。粘鱼说——庄子问：“怎么练吧？”

　　大砖说：“我从来听对方的。”

　　庄子说：“那行！你不是爱用砖头吗？你先拍我三砖头，哪儿全行，三砖头我没爬下，再瞧我的。”庄子掏出一把刮刀，插在旁边的树上。

　　大砖说：“我操，哥们儿，砖头能跟刮刀比吗？”

　　庄子说：“要不咱俩调个过儿，我先拍你？”

　　大砖这时候就有点含糊。粘鱼说：丫老往两边瞅，准是寻思着怎么都够呛。

　　庄子说：“嘿，麻利点儿。想省事儿也成，你当着大伙的面说一声，你那身皮是他妈狗脱给你的。”

　　大砖还是愣着，回头看他的人。粘鱼说：操这孙子一瞧就不行，丫也不想想，都这会儿了谁还帮得了你？

　　庄子说：“怎么着倒是？给个痛快话儿，我可没那么多功夫陪你！”

　　大砖已无退路。他抓起一块砖头，走近庄子。庄子双腿叉开，憋一口气，站稳了等着他。粘鱼说大砖真是①了，谁都还没看明白呢，第一块就稀里糊涂拍在了庄子肩上。庄子胡噜胡噜肩膀，一道血印子而已。

　　庄子说：“哥们儿平时没这么臭吧？”

　　庄子的人就起哄。粘鱼说：这一哄，丫大砖好象才醒过闷儿来。

　　第二块算是描准了脑袋，咔嚓一声下去，庄子晃了晃差点儿没躺下，血立刻就下来了。血流如注，加上雨，很快庄子满脸满身就都是血了。粘鱼说：哥们儿你是没见哪，又是风又是雨的，庄哥们儿那模样儿可真够吓人的。

　　庄子往脸上抹了一把，甩甩，重新站稳了，说：“快着，还有一下。”

　　粘鱼说行了，这会儿庄子其实已经赢了，谁狂谁①全看出来了。粘鱼说：丫大砖一瞧那么多血，连抓住砖头的手都哆嗦了，丫还玩个屁呀。

　　最后一砖头，据粘鱼说拍得跟棉花似的，跟蔫儿屁似的。拍完了，庄子尚无反应，大砖自己倒先大喊一声。粘鱼说：那一声倒是惊天动地，底气倍儿足。

　　庄子这才从树上拔下刮刀，说：“该我了吧？”

　　大砖退后几步。庄子把刀在腕子上蹭了蹭，走近大砖。双方的人也都往前走几步，屏住气。然后……粘鱼说：然后你猜怎么着？丫大砖又是一声喊，我操那声喊跟他妈娘们儿似的，然后这小子撒腿就跑。

　　据说大砖一直跑进护城河边的树丛，直到看不见他的影子了还能听见他喊。

　　这就完了！粘鱼说：大砖丫这下算是栽到底了，永远也甭想抬头了。

　　庄子并不追，他知道已经赢了，比捅大砖一刀还漂亮。据说庄子捂住伤口，血从指头缝里不住地往外冒，他冲自己的人晃晃头说：“走，缝几针呗。”

　　可是后来庄子跟我说：你千万别听粘鱼那小子瞎嘞嘞。

　　“瞎嘞嘞什么？”

　　“根本就没那些事。”

　　“没哪些事？”

　　“操，丫粘鱼嘴里没真话。”

　　“那你头上这疤是怎么来的？”

　　“哦，你是说打架呀？我当什么呢！”

　　“怎么着，听你这话茬还有别的？”

　　“没有，真的没有。我也就是打过几回架，保证没别的。”

　　“那‘大中华’呢？还有这裤子？”

　　“我操，哥你把我想成什么了？烟是人家给的，这裤子是我自己买的！”

　　“你哪儿来那么多钱？”

　　“哎哟喂哥，这你可是伤我了，向毛主席保证这是我一点一点攒了好几年才买的。妈的粘鱼这孙子，我不把丫另一条腿也打瘸了算我对不住他！”

　　“没粘鱼的事。真的，粘鱼没说别的。”

　　庄子不说话。

　　“是我自己瞎猜的。真的，这事全怪我。”

　　庄子还是不说话，脸上渐渐白上来。

　　“你可千万别找粘鱼去，你一找他，不是把我给卖了吗？”

　　庄子的脸色缓和了些。

　　“看我的面子，行不？”

　　“嗯。”庄子点上一支烟，也给我一支。

　　“说话算数？”

　　“操我就不明白了，我不就穿了条好裤子吗，怎么啦？招着谁了？核算像我们这样的家……操，我不说了。”

　　“像我们这样的家”——这话让我心里“咯噔”一下，觉着真是伤到他了。直到现在，我都能看见庄子说这话时的表情：沮丧，愤怒，几个手指捏得“嘎嘎”响。自他死后，这句话总在我耳边回荡、震响，日甚一日。

　　“没有没有，”我连忙说，“庄子你想哪儿去了？我是怕你……”

　　“我就是爱打个架哥你得信我，第一我保证没别的事，第二我决不欺负人。”

　　“架也别打。”

　　“有时候由不得你呀哥，那帮孙子没事丫拱火！”

　　“离他们远点儿不行？”

　　我们不出声地抽烟。那是个焖热的晚上，我们坐在路灯下，一丝风都没有，树叶蔫蔫地低垂着。

　　“行，我听你的。从下月开始，不打了。”

　　“干嘛下月？”

　　“这两天八成还得有点儿事。”

　　“又跟谁？什么事？”

　　“不能说，这是规矩。”

　　“不打了，不行？”

　　“不行，这回肯定不行。”

　　谁想这一回就要了庄子的命。

　　1976年夏天，庄子死于一场群殴。混战中不知是谁，一刀恰中庄子心脏。

　　那年庄子19岁，或者还差一点不到。

　　最为流传的一种说法是：为了一个女孩。可粘鱼说绝对没那么回事，“操我还不知道？要有也是雪儿一头热。”

　　雪儿也住在我们那条街上，跟庄子是从小的同学。庄子在时我没太注意过她，庄子死后我才知道她就是雪儿。

　　雪儿也是19岁，这个季节的女孩没有不漂亮的。雪儿在街上坦然地走，无忧地笑，看不出庄子的死对她有什么影响。

　　庄子究竟为什么打那一架，终不可知。()

　　庄子入殓时我见了他的父亲——背微驼，鬓花白，身材瘦小，在庄子的遗体前站了一会儿就离开了。

　　庄子穿的还是那件军装上衣，那条毛哔叽裤子。三婶说他就爱这身衣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