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我的小学
小学是在寺庙里,房子都老高老高,屋脊上雕着飞龙走兽,绿苔长年把瓦槽生满,有一种毛拉子草,一到雨天,就肉肉地长出半尺多高来。老师们是住在殿堂里,那里原先有个关帝爷,脸色枣一样红,后来搬掉了,胎泥垫建了院子,那一对眼珠子,原来是两个上了釉的瓷球,就放大门口的照壁顶上,夜里还在幽幽地放光。两边的廊房,就是教室。上课的是高年级学生。台阶很高,我可以双脚从上边跳下来,但却跃不上去。每次要绕到山墙角儿,却轻轻松松地从那一边石头铺成的漫道上单脚蹦上去。那山墙角地是一棵裂了身子的老苦楝树。树顶上有个老鸦巢,筛筐般大,巢下横枝上吊着一口钟,钟敲起来,那一家老鸦却并不动静,这奇怪使我不解了好几年呢。
五岁那年,娘牵着我去报名,学校里不收,我就抱住报名室的桌子腿哭,老师都围着我笑;最后就收下了,但不是正式学生,是一年级"见习生"。娘当时要我给老师磕头,我跪下就磕了,头还在地上有了响声。那个女老师倒把我抱起来,我以为她要揪我的耳朵了,那胖胖的,有着肉窝儿的手,一捏,却将我的鼻涕捏去了。"学生了,还流鼻涕!"大家都笑了,我觉得很丢人,从此就再不敢把鼻涕流下来。因为没有手巾,口袋里常装着杨树叶子,每次进校前就揩得干干净净了。
因为学校教室少,因为我们是一年级学生,那寺庙的大院里没有我们的座位,只好就在院外的一家姓刘的祠堂里上课。祠堂里抹着一块黑板,用土坯垒起一些柱墩儿,村子里就将夏天河面上的木板桥拆了架,在上边作了课桌。凳子是自带的。我们那时没分家,堂兄堂姐多,凳子有限,我常常抢不到凳子,加上我个子矮,坐在小凳子上又趴不到桌面上,就一直站着听课。实在腿困了,就将家里的劈柴拿来一根,在前后的柱墩上掏出窝儿架好,骑在上边。这种凳子虽然不舒服,但坐上去却从来不打瞌睡。只是课余时间,同学们都拿着凳子在祠堂后的一个土坡上反放着,由上往下开汽车,我只好蹴下往下滑,常常把握不好,就一个跟头滚下去,弄得一脸的泥土。
家里没有表,早晨总估摸不了时间,有几次起床迟了,就和娘哭闹。娘后来一到半夜就不敢睡,一边在灯下纳鞋底儿,一边逮那学校的钟声。到了冬天,起来得早,月亮白花花的,我们就在村里喊着同学一块儿去。大家都有书包,我没有,娘将一个小包袱皮给我,严严实实包了,让我夹在胳膊下,我那时很要强,惟这一点总不如人,但娘说没有钱,我也没了办法。祠堂的门关着,班长带着钥匙,他还没有来,我们就在祠堂前跳起舞来。跳的是新学的"找朋友":"找呀找呀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大家很快活,有时找着小霓,有时找着芳芳,就一对一对跳起来。到了三年级以后,这舞就不跳了,而且男的和女的就分开来。我曾经和芳芳一块踢过毽子,同学们都说我和芳芳好,是夫妻,拿指头羞我,我便和芳芳成了仇人。等到班长来了,开了祠堂门,我们就进去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祠堂里还黑隆隆的,因为没灯,少半时候,我们点些松油节取亮,大半时候就摸黑坐着。黑板上边的墙头上,那时还留着祠堂里的壁画,记得是《王祥卧冰》,虽然不懂得具体意思,但觉得害怕。大家坐下后,都不敢靠墙,也不敢提说那壁画,就闭着眼睛把课文从第一课一直背诵下去。一旦一个人停下来,大家就都停下来,祠堂里静悄悄的。风把方格子窗上的麻纸吹得哗哗响,大家便又都害怕了,一哇声再背诵开来,声越来越高,全为了壮胆。要不,一个忽地跑出去,大家就都往外跑,我常常跑在最后,大呼小叫,声都变了腔。祠堂前的平台下就是荷花塘,冬天里荷花败了,塘里结了冰,大家就去那芦草窝里掏一种鸟儿,或许折下那枯莲茎秆儿,点着当烟吸,呛得鼻涕、眼泪都流下来。
在这个祠堂内,我们坐了两年,老师一直是一个女的,就是捏我鼻涕的那个。她长得很白,讲课的声音十分好听,每每念着课文,就像唱歌儿。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她这么好听的声音,开头的半年时间里,几乎没有听懂她讲的什么,每一堂却被她的声音陶醉着。所以,每当她让我站起来回答问题时,我也答不出,她就说:"你真是个见习生!"见习生的事原先同学们都不知道,她一说,大家都小瞧起我了,以后干什么事,他们就朝我伸小拇指头,还要在上边呸呸几口,再说一句:"哼,你能干什么,你真是个见习生!"我们就打过几次架。娘后来狠狠揍了我一次,罚我一顿不准吃饭。老师知道了,寻到我家,向我和娘作了检讨,说是她的不对,问我是不是听不懂课。我说:"我光听了你的声,你的声好听!"她脸红红的,就笑了。从此,我就下了决心,一定不落人后,老师对我格外好起来,她的声音还是那么好听,但一下课,就来辅导我,惹得同学们都眼红起来。
一年级学完后,老师对我说:"你年纪小,不让你升级。"我当下就吓哭了。老师却将我抱起来,说她是哄我,宣布我再也不是见习生了。我一高兴,就叫她"姨姨",叫完就后悔了。她却并没有恼我,还拧了我一下嘴:她笑了,我也笑了。下午,她拿着成绩单到我家,向娘夸说我乖,进步快,娘给她打荷包鸡蛋吃。我便大胆起来,说:"老师,你的声音好听,你能给我唱个歌吗?"她就唱起来,腮帮上深深显出两个酒窝,唱完就格格地笑。
到了夏天,学校里中午要睡午觉,我们就都不安分,总是等大伙伏在桌上睡着以后,就几个人偷偷到荷花塘里去玩水。胆大的都到深水里去,趴浮,立浮,还有仰浮,将小肚子露在水面。我因为胆小,总是在塘边抓住树根,双脚在水面打着浪花。那些女生就常常告发我们,老师就每次用手在我们胳膊上抓一下,看有没有水锈的白道,结果,总要挨一顿。但是,水里的诱惑力十分大,我们免不了还是要去,而且每次去时对女生晃晃拳头,再是去了将衣服藏在树丛里,跑到荷花塘深处去玩。有一次,竟被校长发现了,狠狠地批评了老师,老师委屈得哭了。我们知道后,心里很难受,去向老师承认错误。却恨起校长来,就在祠堂门前挖一个坑儿,用泥捏一个胖胖的校长,埋在里边。又是女生告发了,老师在课堂上让我们几个站起来,大发脾气,末了,查出是我的主意,就把我推出教室,将一颗扣子也拉扯掉了。下课后她给我缝扣子,我哭得泪人儿一样,连夜写了检讨书,一直在教室里贴了三天。
我那时最爱语文,尤其爱造句,每一个都要写得很长,作业本就用得费。后来,就常常跑黄坡下的坟地,捡那死人后挂的白纸条儿,回来订成细长的本子;一到清明,就可以一天之内订成十多个本子呢。但是,句子造得长,好多字不会写,就用白字或别字替着,同学们都说我是错别字大王,教师却表扬我,说我脑子灵活,每一次作业都批"优秀",但却将错别字一一划出,让我连做三遍。学写大字也是我最喜欢的课,但我没有毛笔,就曾偷偷剪过伯父的羊皮褥子上的毛做笔,老师就送给我一枝。我很感谢,越发爱起写大字,别人写一张,我总是写两张三张。老师就将我的大字贴在教室的墙上,后来又在寺庙的高年级教室展览过。她还领着我去让高年级学生参观。高年级的讲台桌很高,我一走近,就没了影儿,她把我抱起来,站在那椅子上。那枝毛笔,后来一直用秃,我还舍不得丢掉,藏在家里的宋瓷花瓶里,到了"文化大革命"中,破起四旧,花瓶被没收走了,笔也就丢失了。
从一年级到二年级,我的父亲一直在外地工作,娘要给父亲去信,总是拿着几颗鸡蛋来求老师代写,教师硬是不收鸡蛋,信写得老长。到了二年级下半学期,她说:"你现在能造句了,你怎么不学着给你父亲写信呢?"我说我不会格式,她说:"你家里有什么事情,你就写什么,不要考虑格式!"我真的就写起来,因为家里的事我都知道,都想说给父亲听,比如奶奶的病好转了,夜里不咳嗽了。娘的身体很好,只是唠叨天凉了,父亲的棉衣穿上没有。还有家里的兔又下了崽,现在一共是六只了,狗还很凶,咬伤了三娃的腿,其实是三娃用棍打它,它才咬的。还有我学习很好,考试算术得了一百分,语文得了九十八分,是一个字又写错了,信花了三天才写好,老师又替我改了好多错字,说:"以后到高年级做作文,或者长大写文章,你就按这路子写,()不要被什么格式套住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熟悉什么就写什么,写清、写具体就好了。"我从那时起就记住了老师的话,之所以如今我还能写些小说、散文,老师当时的话对我影响很大。
这一年,我们上完了二年级。三年级学生可以到寺庙大院里去住了,我们都很高兴。寒假里,同学们都去挖药、砍柴卖钱,商量春节给老师买些年画拜年。到了腊月三十日中午,我们就集合起来,拿着一卷子年画,还有一串鞭炮去找老师,但是,老师却不在。问校长,原来她调走了。校长拿出一包水果糖来,说是我们的老师临走时,很想各家去看看我们,但时间来不及了,就买了这糖,让开学后发给我们每人一颗。我们就都哭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我的那位老师,在寺庙里读了四年书,后来又到离家十五里外的中学读了三年,就彻底毕业了,但我的启蒙老师一直没有下落。现在是二十五年过去了,老师还在世没有,我仍不知道,每每想起来,心里就充满了一种深深的惆怅。
1983年3月4日早写
贾平凹:哭
三毛死了。我与三毛并不相识但在将要相识的时候三毛死了。三毛托人带来口信嘱我寄几本我的新书给她。我刚刚将书寄去的时候,三毛死了。我邀请她来西安,陪她随心所欲地在黄土地上逛逛,信函她还未收到,三毛死了。三毛的死,对我是太突然了,我想三毛对于她的死也一定是突然,但是,就这么突然地将三毛死了,死了。
人活着是多么的不容易,人死灯灭却这样快捷吗?
三毛不是美女,一个高挑着身子,披着长发,携了书和笔漫游世界的形象,年轻的而又孤独的三毛对于大陆年轻人的魅力,任何局外人作任何想像来估价都是不过分的。许多年里,到处逢人说三毛,我就是那其中的读者,艺术靠征服而存在,我企羡着三毛这位真正的作家。夜半的孤灯下,我常常翻开她的书,瞧着那一张似乎很苦的脸,作想她毕竟是海峡那边的女子,远在天边,我是无缘等待得到相识面谈的。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一九九O年十二月十五日,我从乡下返回西安的当天,蓦然发现了《陕西日报》上署名孙聪先生的一篇《三毛谈陕西》的文章。三毛竟然来过陕西?我却一点不知道!将那文章读下去,文章的后半部分几乎全写到了我:三毛说,“我特别喜欢读陕西作家贾平凹的书。”她还专门告我普通话念凹为(āo),但我听北方人都念凹(wā),这样亲切所以我一直也念平凹(wā)。她告诉我,“在台湾只看到了平凹的两本书,一本是《天狗》,一本是《浮躁》,我看第一篇时就非常喜欢,连看了三遍,每个标点我都研究,太有意思了,他用词很怪可很有味,每次看完我都要流泪。眼睛都要看瞎了。他写的商州人很好。这两本书我都快看烂了。你转告他,他的作品很深沉,我非常喜欢,今后有新书就寄我一本。我很崇拜他,他是当代最好的作家,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他的书写得很好,看许多书都没像看他的书这样连看几遍,有空就看,有时我就看平凹的照片,研究他,他脑子里的东西太多了……大陆除了平凹的作品外,还爱读张贤亮和钟阿城的作品……”读罢这篇文章,我并不敢以三毛的评价而洋洋得意,但对于她一个台湾人,对于她一个声名远震的作家,我感动着她的真诚直率和坦荡,为能得到她的理解而高兴。也就在第二天,孙聪先生打问到了我的住址赶来,我才知道他是省电台的记者,于一九九O年的十月在杭州花家山宾馆开会,偶尔在那里见到了三毛,这篇文章就是那次见面的谈话记录。孙聪先生详细地给我说了三毛让他带给我的话,说三毛到西安时很想找我,但又没有找,认为“从他的作品来看他很有意思,隔着山去看,他更有神秘感,如果见了面就没意思了,但我一定要拜访他。”说是明年或者后年,她要以私人的名义来西安,问我愿不愿给她借一辆旧自行车,陪她到商州走动。又说她在大陆几个城市寻我的别的作品,但没寻到,希望我寄她几本,她一定将书钱邮来。并开玩笑地对孙聪说:“我去找平凹,他的太太不会吃醋吧?会烧菜吗?”还送我一张名片,上边用钢笔写了:“平凹先生,您的忠实读者三毛。”于是,送走了孙聪,我便包扎了四本书去邮局,且复了信,说盼望她明年来西安,只要她肯冒险,不怕苦,不怕狼,能吃下粗饭,敢不卫生,我们就一块骑旧车子去一般人不去的地方逛逛,吃地方小吃,看地方戏曲,参加婚丧嫁娶的活动,了解社会最基层的人事。这书和信是十二月十六日寄走的。我等待着三毛的回音,等了二十天,我看到了报纸上的消息:三毛在两天前自杀身亡了。
三毛死了,死于自杀。她为什么自杀?是她完全理解了人生,是她完成了她活着要贡献的那一份艺术,是太孤独,还是别的原因,我无法了解。作为一个热爱着她的读者,我无限悲痛。我遗憾的是我们刚刚要结识,她竟死了,我们之间相识的缘分只能是在这一种神秘的境界中吗?!
三毛死了,消息见报的当天下午,我收()到了许多人给我的电话,第一句都是“你知道吗,三毛死了!”接着就沉默不语,然后差不多要说:“她是你的一位知音,她死了……”这些人都是看到了《陕西日报》上的那篇文章而向我打电话的。以后的这些天,但凡见到熟人,都这么给我说三毛,似乎三毛真是我的什么亲戚关系而来安慰我。我真诚地感谢着这些热爱三毛的读者,我为他们来向我表达对三毛死的痛惜感到荣幸,但我,一个人静静地坐下来的时候就发呆,内心一片悲哀。我并没有见过三毛,几个晚上都似乎梦见到一个高高的披着长发的女人,醒来思忆着梦的境界,不禁就想到了那一幅《洛神图》古画。但有时硬是不相信三毛会死,或许一切都是讹传,说不定某一日三毛真的就再来到了西安。可是,可是,所有的报纸、广播都在报道三毛死了,在街上走,随时可听见有人在议论三毛的死,是的,她是真死了。我只好对着报纸上的消息思念这位天才的作家,默默地祝愿她的灵魂上天列入仙班。
三毛是死了,不死的是她的书,是她的魅力。她以她的作品和她的人生创造着一个强刺激的三毛,强刺激的三毛的自杀更丰富着一个使人永远不能忘记的作家。
1991年1月7日
贾平凹:我的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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