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书斋·书灾

　　余光中：书斋·书灾

　　物以类聚，我的朋友大半也是书呆子。很少有朋友约我去户外恋爱春天。大半的时间，我总是与书为伍。大半的时间，总是把自己关在六叠之上，四壁之中，制造氮气，做白日梦。我的书斋，既不像华波尔（Horace Walpole）中世纪的哥德式城堡那么豪华，也不像格勒布街（Grub Street）的阁楼那么寒酸。我的藏书不多，也没有统计，大约在一千册左右。“书到用时方恨少”，花了那么多钱买书，要查点什么仍然不够应付。有用的时候，往往发现某本书给朋友借去了没还来。没用的时候，它们简直满坑，满谷；书架上排列得整整齐齐的之外，案头，椅子上，唱机上，窗台上，床上，床下，到处都是。由于为杂志写稿，也编过刊物，我的书城之中，除了居民之外，还有许多来来往往的流动户口，例如《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中外》，《蓝星》，《作品》，《文坛》，《自由青年》等等，自然，更有数以百计的《文星》。

　　“腹有诗书气自华”。奈何那些诗书大半不在腹中，而在架上，架下，墙隅，甚至书桌脚下。我的书斋经常在闹书文，令我的太太，岳母，和擦地板的下女顾而绝望。下女每逢擦地板，总把架后或床底的书一股脑儿堆在我床上。我的岳母甚且几度提议，用秦始皇的方法来解决。有一次，在台风期间，中和乡大闹水灾，夏菁家里数千份《蓝星》随波逐流，待风息水退，乃发现地板上，厨房里，厕所中，狗屋顶，甚至院中的树上，或正或反，举目皆是“蓝星”。如果厦门街也有这么一次水灾，则在我家，水灾过后，必有更严重的书灾。

　　你会说，既然怕铅字为祸，为什么不好好整理一下，使各就其位，取之即来呢？不可能，不可能！我的答复是不可能。凡有几本书的人，大概都会了解，理书是多么麻烦，同时也是多么消耗时间的一件事。对于一个书呆子，理书是带一点回忆的哀愁的。诺，这本书的扉页上写着：“一九五二年四月购于台北”，（那时你还没有大学毕业哪！）那本书的封底里页，记着一个女友可爱的通信地址，（现在不必记了，她的地址就是我的。可叹，可叹！这是幸福，还是迷惘？）有一本书上写着：“赠余光中，一九五九年于爱奥华城”。（作者已经死了，他巍峨的背影已步入文学史。将来，我的女儿们读文学史到他时，有什么感觉呢？）另一本书令我想起一位好朋友，他正在太平洋彼岸的一个小镇上穷泡，好久不写诗了。翻开这本红面烫金古色古香的诗集，不料一张叶脉毕呈枯脆欲断的橡树叶子，翩翩地飘落在地上。这是哪一个秋天的幽灵呢？那么多书，那么多束信，那么多叠的手稿！我来过，我爱过，我失去——该是每块墓碑上都适用的墓志铭。而这，也是每位作家整理旧书时必有的感想。谁()能把自己的回忆整理清楚呢？

　　何况一面理书，一面还要看书。书是看不完的，尤其是自己的藏书。谁要能把自己的藏书读完，一定成为大学者。有的人看书必借，借书必不还。有的人看书必买，买了必不看完。我属于后者。我的不少朋友属于前者。这种分类法当然纯粹是主观的。有一度，发现自己的一些好书，甚至是绝版的好书，被朋友们久借不还，甚至于久催不理，我愤怒得考虑写一篇文章，声讨这批雅贼，不，“雅盗”，因为他们的罪行是公开的。不久我就打消这念头了，因为发现自己也未能尽免“雅盗”的作风。架上正摆着的，就有几本向朋友久借未还的书——有一本论诗的大着是向淡江某同事借的，已经半年多没还了，他也没来催。当然这么短的“侨居”还不到“归化”的程度。有一本《美国文学的传统》下卷，原是朱立民先生处借来，后来他料我毫无还意，绝望了，索性声明是送给我，而且附赠了上卷。在十几册因久借而“归化”了的书中，大部分是台大外文系的财产。它们的“侨龄”都已逾十一年。据说系图书馆的管理员仍是当年那位女士，吓得我十年来不敢跨进她的辖区。借钱不还，是不道德的事。书也是钱买的，但在“文艺无国界”的心理下，似乎借书不还是一件不值一提的事了。

　　除了久借不还的以外，还有不少书——简直有三四十册——是欠账买来的。它们都是向某家书店“买”来的，“买”是买来了，但几年来一直未曾付帐。当然我也有抵押品——那家书店为我销售了百多本的《万圣节》和《钟乳石》，也始终未曾结算。不过我必须立刻声明，到目前为止，那家书店欠我的远少于我欠书店的。我想我没有记错，或者可以说，没有估计错，否则我不会一直任其发展而保持缄默。大概书店老板也以为他欠我较多，而容忍了这么久。

　　除了上述两种来历不太光荣的书外，一部分的藏书是作家朋友的赠书。其中绝大多数是中文的新诗集，其次是小说、散文、批评和翻译，自然也有少数英文，乃至法文，韩文和土耳其文的着作。这些赠书当然是来历光明的，因为扉页上都有原作者或译者的亲笔题字，更加可贵。可是，坦白地说，这一类的书，我也很少全部详细拜读完毕的。我敢说，没有一位作家会把别的作家的赠书一一览尽。英国作家贝洛克（Hilaire Belloc）有两行谐诗：

　　When I am daed，I hope it may be said：

　　His sins were scarler，but his books were read。”

　　勉强译成中文，就成为：

　　当我死时，我希望人们会说：

　　“他的罪深红，但他的书有人读过。”

　　此地的read是双关的，它既是“读”的过去分词，又和“红”（#000000）同音，因此不可能译得传神。贝洛克的意思，无论一个人如何罪孽深重，只要他的着作真有人当回事地拜读过，也就算难能可贵了。一个人，尤其是一位作家之无法遍读他人的赠书，由此可以想见。()每个月平均要收到三四十种赠书（包括刊物），我必须坦白承认，我既无时间逐一拜读，也无全部拜读的欲望。事实上，太多的大着，只要一瞥封面上作者的名字，或是多么庸俗可笑的书名，你就没有胃口开卷饕餮了。世界上只有两种作家——好的和坏的。除了一些奇迹式的例外，坏的作家从来不会变成好的作家。我写上面这段话，也许会莫须有地得罪不少赠书的作家朋友。不过我可以立刻反问他们：“不要动怒。你们可以反省一下，曾经读完，甚至部分读过，我的赠书没有？”我想，他们大半不敢遽作肯定的回答的。那些“难懂”的现代诗，那些“嚼饭喂人”的译诗，谁能够强人拜读呢？十九世纪牛津大学教授达旦生（c．L.Dodgson）曾将他着的童话小说《爱丽丝漫游奇境记》（Alice in wonderland），呈献一册给维多利亚女皇。女皇很喜欢那本书，要达旦生教授将他以后的作品见赠。不久她果然收到他的第二本大着——一本厚厚的数学论文。我想女皇该不会读完第一页的。

　　余光中：缘短情长

　　捷克的玻璃业颇为悠久，早在十四世纪已经制造教堂的玻璃彩窗。今日波希米亚的雕花水晶，更广受各国欢迎。在布拉格逛街，最诱惑人的是琳琅满目的水晶店，几乎每条街都有，有的街更一连开了几家。那些彩杯与花瓶，果盘与吊灯，不但造型优雅，而且色调清纯，惊艳之际，观赏在目，摩挲在手，令人不觉陷入了一座透明的迷宫，唉，七彩的梦。醒来的时候，那梦已经包装好了，提在你的袋里，相当重呢，但心头却觉得轻快。何况价钱一点也不贵：台币三两百元就可以买到小巧精致，上千，就可以拥有高贵大方了。

　　我们一家家看过去，提袋愈来愈沉，眼睛愈来愈亮。情绪不断上升。当然，有人不免觉得贵了，或是担心行李重了，我便念出即兴的四字诀来鼓舞士气：

　　昨天大穷

　　后天大老

　　今天不买

　　明天懊恼

　　大家觉得有趣，就一齐念将起来，真的感到理直气壮，愈买愈顺手了。

　　捷克的观光局要是懂事，应该把我这“劝购曲”买去宣传，一定能教无数守财奴解其啬羹。

　　捷克的木器也做得不赖。纪念品店里可以买到彩绘的漆盒，玲珑鲜丽，令人抚玩不忍释手。两三千元就可以买到精品。有一盒绘的是天方夜谭的魔毯飞行，神奇富丽，美不胜收，可惜我一念吝啬，竟未下手，落得“明天懊恼”之讥。

　　还有一种俄式木偶，有点像中国的不倒翁，绘的是胖墩墩的花衣村姑，七色鲜艳若俄国画家夏高（Marc Chagall）的画面。橱窗里常见这村姑成排站着，有时多达十一二个，但依次一个比一个要小一号。仔细看时，原来这些胖妞都可以齐腰剥开，里面是空的，正好装下小一号的“妹妹”。

　　一天晚上，我们去看了莫札特的歌剧《唐乔凡尼》（Don Giovanul），不是真人而是木偶所演。莫札特生于萨尔斯堡，死于维也纳，但他的音乐却和布拉格不可分割。他一生去过那黄金城三次，第二次去就是为了《唐乔凡尼》的世界首演。那富丽而饱满的序曲正是在演出的前夕神速谱成，乐队简直是现看现奏。莫扎特亲自指挥，前台与后台通力合作，居然十分。可是《唐乔凡尼》在维也纳却不很受欢迎，所以莫札特对布拉格心存感激，而布拉格也引以自豪。

　　一九九一年，为纪念莫札特逝世两百周年，布拉格的国家木偶剧场（National Marionette Theatre）首次演出《唐乔凡尼》，不料极为叫座，三年下来，演了近七百场，观众已达十一万人。我们去的那夜，也是客满。那些木偶约有半个人高，造型近于漫画，幕后由人拉线操纵，与音乐密切配合，而举手投足，弯腰扭头，甚至仰天跪地，一切动作在突兀之中别有谐趣，其妙正在真幻之间。

　　临行的上午，别情依依。隐地、天思、我存和我四人，回光返照，再去查理大桥。清冷的薄阴天，河风欺面，只有七八度的光景。桥上众艺杂陈，行人来去，仍是那么天长地久的市并闲情。想起两百年前，莫扎特排练罢《唐乔凡尼》，沿着栗树掩映的小苍一路回家，也是从查理大桥，就是我正踏着的这座友砖古桥，到对岸的史泰尼茨酒店喝一杯浓烈的土耳其咖啡；想起卡夫卡、里尔克的脚步声也在这桥上橐橐踏过，感动之中更觉得离情渐浓。

　　我们提着在桥头店中刚买的木偶；隐地和天恩各提着一个小卓别林，戴高帽，挥手杖，蓄黑髭，张着外八字，十分惹笑。我提的则是大眼睛翘鼻子的木偶皮诺丘，也是人见人爱。

　　沿着桥尾斜落的石级，我们走下桥()去，来到康佩小村，进了一家叫“金剪刀”的小餐馆。店小如舟，掩映着白纱的窗景却精巧如画，菜价只有台北的一半。这一切，加上户内的温暖，对照着河上的凄冽，令我们懒而又赖，像古希腊耽食落拓枣的浪子，流连忘归。尤其是隐地，尽管遭窃，对布拉格之眷眷仍不改其深。问起他此刻的心情，他的语气恬淡而隽永：“完全是缘分，”隐地说。“钱包跟我已经多年，到此缘尽，所以分手。至于那张身分证嘛，不肯跟我回去，也只是另一个自我，潜意识里要永远留在布拉格城。”

　　看来隐地经此一幼，境界日高。他已经不再是苦主，而是哲学家了，偷，而能得手，是聪明。被偷，而能放手，甚至放心，就是智慧了。

　　于是我们随智者过桥，再过六百年的查理大桥。白鸥飞起，回头是岸。

　　一九九五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