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春节

　　王蒙：春节

　　坐在火车上，我静听机轮“咣当”“咣当”地响，这声音将把我送到北京，送到春节的欢悦里。

　　车厢里烟气弥漫，有人玩扑克牌，有人嗑瓜子，有人打盹；他们上车时候的高兴心情，都被这旅途的倦怠磨灭了。只有我，为自己的秘密所激动，幸福地望着灯火阑珊的远方。

　　车过丰台了，再快一点儿啊！

　　一年半前，我考到太原工学院。头年春节，由于表现自己的刚强吧，也许还有别的傻气的念头，我明明没事也不肯回家。错过了一个春节，再等第二个可就不那么容易了。

　　同学们真有意思，我回北京呆不上两星期，他们还成群结队地送我，我的好朋友——也是全班顶好的学生——金东勤，狠命地和我握手。上车十分钟，就想开他们了，再加上考试成绩不太体面（连一个五分都没有），起初在车上像有点心事似的……

　　不过，考试，同学，这已经成为“过去时”的了，现在，家，就要到啦。

　　一进门， 全家轰动起来。 妈妈正在包饺子，小弟弟拿面杖敲着案板，大喊：

　　“好哇，真好哇，哥哥回来啦！”谁都说我胖了，我一顿饭能吃七个馒头么；只有妈说我瘦了，而且眼圈还红了红。

　　我往过去自己睡的铺上一靠，马上弟弟把全家的“物资”运送过来：

　　“哥哥，快吃，这是南丰橘，这是国光苹果，这是榛子——可有好些空的，这，这是咱们家的剩馒头……”

　　而妈妈在一边嚷：“一肚子心火先别吃那些，擦把脸，烫烫脚，吃点挂面睡一觉吧。”

　　就这样，旧历二十九，我回到了家。

　　大年三十儿，我排了一下午队，好容易买了两张戏票。往家走的时候，爆竹声已经密起来。

　　上高中的时候，我们班与女附中的同年级班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我们常一起开晚会、过班日、远足旅行。我也认识了她们班主席沈如红，我和她都爱看苏联小说，聊起天来词儿特别多。她的脸形，穿的衣服，都特别像小孩子。如果打上领巾，和人说话的时候眼睛一眨一眨，那么就没有人会相信她已经是的学生了。我们两班在一起时，她总爱嘲笑男同学，而我总是第一个起来反攻，互有胜败。毕业以后，她响应教育局的号召，留下做教师，调到郊区新成立的中学，没有升大学。一年半以来，我在太原，仍然常与她通信。她的信不多，但是充满热情和关心。从上了大学，我好像忽然懂得了，在我们的友谊中，有一种那么纯真、美好，值得珍惜的东西。真奇怪，中学时代竟没有觉得，等到离得远了，她却万分亲近起来，她从北京写给我的每一封信，都被我读了又读，想了又想，于是不论上课、打球、散步，我都感到她就在自己的身旁。这次春节回北京，我已经下了决心，要去看她，去和她谈，也许幸福就落在我们身上。我和金东勤说过，他赞成，而且祝福我。

　　大年初一，我拿着两张戏票出城找沈如红去了。

　　来到校门口，简直难以相信待会儿就要见着她。她胖了么？眼睛是不是还一眨一眨？对我来，惊奇？欢迎？还是冷淡？我请她看戏，她高兴去吗？虽然我并不迷信，却恨不得对着什么祈祷一回。

　　沈如红跑出来，没等我“观察”她的神色，就拉着我到她屋里去。她说：“我想，你今天一定会来。”我说：“我在太原，怎么今天一定会来？”她说：“过春节了你还不想妈么？想妈，还能不来北京么？来北京，还能不找我来玩么？”从她谈话的口气，我猜，她一定是教几何的，这样懂得逻辑推理。

　　我按照早在太原就准备好了的，和她神聊起来。我谈山西的酒和醋，学山西话，描绘工学院教授们的形形色色，谈第一遭出远门的感想，我谈的都是有趣的、逗笑的、生动的。我希望自己的每都使她快活。

　　她听着，慢慢地点头，眼睛不眨，也没有笑。

　　我有点不好意思了，一见面就是我自说自笑。于是我说到半截打住了。

　　她这才笑了，说：“你呀，还跟从前一样淘气。”

　　淘气，淘气，我难道是小孩子？我没回答，打量她住的屋子。一间小西房，简单而干净。小书架上堆满书。全屋只有一件“贵重物品”：桌上放着一个留声机。

　　“好阔气呀！”我摸着留声机，问她，“多少钱买的？”

　　她脸微红着告诉我，一星期以前，学校评奖优秀教师，她做初一的班主任有成绩，得了这个奖品。

　　“你真好！”我去握她的手，“把你的优秀事迹告诉我吧。”

　　“哪有优秀事迹？”她分辩说，把手从我的手里抽出来，扣好上衣的一个扣子，“我喜欢我们班的孩子，他们也喜欢我。就是这么回事……”

　　她有点变了，不是头发的样式，不是长相，不是说话的声音，变了的不在这里。

　　在她说我淘气的时候，在说到“我们班的孩子”的时候，我觉得我面前真的是一个大人，一个老师了。这种感觉使我不由对她尊敬起来。

　　“刚做教师的时候，我还为自己的前途惋惜呢，特别是接到同学们的来信，情绪就更波动。你记得我们班的学究、近视眼的黄书萱吗？她现在在莫斯科大学学物理。同学们有的留苏，有的上大学，我却留下教书，可是，孩子们教育了我，为了这样的孩子，难道不应该献出一切吗？我就这样扎下了根，在这儿生长起来了。”

　　我想：她的心灵是多么高尚呀。

　　“大学生同志，你可过得好？”她问我。

　　“就算不坏吧。”我马马虎虎地说。

　　我又想起来，问她：“黄书萱在莫斯科哪儿？”

　　她说：“她们可棒了，她学了一年俄语，去年九月到的苏联。就在我们唱的那个‘列宁山’上，她说，在那儿上课，俄语跟不上，开头跟驾云呀似的，啊，我这儿还有她的信呢。”

　　她拿出莫斯科寄来的信。我好奇地、羡慕地看着信封上的苏联邮戳，我原来也被保送去考留苏预备生，因为功课不好没考上，黄书萱的信使我想起这段伤心的事，脸也红了。

　　“邮票呢？”我问她。

　　“送给孩子了。”

　　这时听见一片喧闹，有人敲门，沈如红的眼睛亮了，她骄傲地告诉我：“我的学生们来了。”

　　“老师过年好！”“老师您好！”六个矮矮的男女学生围上沈如红问好，沈如红一一地回答了他们。

　　他们瞧见了我，小声问她：“这是谁呀？”

　　沈如红说：“他姓王，我过去的同学。”

　　“王老师您好！”大家向我行礼。

　　“我可不是老师！”不知怎的，这些学生来，使我不太高兴，他们使我不能单独与她在一起。

　　“老师，您看！”一个孩子掏出一个泥捏的小娃娃，送给沈如红。又一个孩子拿出自己做的书签，书签上画着滑稽人。第三个孩子拿出一艘用粉笔刻成的精致小船。……最后一个孩子拿出一个面刺猬，他说：“老师，您要是看腻了就可以把它吃喽。”大家都笑了。

　　沈如红拉开抽屉拿出一叠小本子，送给他们每人一本。他们要求沈老师为他们写几句话，于是她仔细地一本一本地写起来。孩子们围着她、挤着她，目不转睛地望着她。

　　我羡慕地看着他们。孩子们挨沈如红是那么近，沈如红扶着他们的肩膀，摸着他们的头发。我听着他们的话声和笑声，老师和学生的声音混在一起。相形之下，我悲苦地觉得，对于沈老师，我这个“淘气的”大学生又算什么，还不如这些孩子，更亲近，更可爱呢。

　　沈如红组织他们开起联欢会来了。一个孩子唱歌，一个孩子说笑话，一个孩子学口技，喔喔喔，咕咕咕，公鸡母鸡都来了。沈如红又给他们讲了一段童话，安徒生的《海的女儿》……怎么没个完啊？我气恼了，气沈如红：你忘了我吗？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些小鬼打发走？也气这些孩子：真讨厌，你们就瞧不见沈老师这里有一位“远方的客人”吗？最气的，还是自己：你满腔热情地从太原来到北京，买了戏票，大年初一不陪妈妈、弟弟玩，倒跑到这里“罚坐”！

　　“请王老师来一个吧！”送刺猬的小孩提议。

　　他们鼓掌。

　　“我什么都不会。”说完我就走到一边，看着窗子。玻璃上映出沈如红的影子，她抬起头来，望着我。我回头一看，遇到她那样深重的责难眼光，我不知所措……沈如红说：“来，我们听张唱片吧。”看也不看我，就去打开留声机，上紧弦，开始放唱片。

　　穿过朝霞太阳照在列宁山，

　　迎接着黎明多么心欢……

　　温柔的男高音唱起来了。在我的中学时代，我们曾经多少次地唱这支苏联歌曲呀。我们班和她们班，我和她，曾经多么亲切地共同唱这支明朗的歌儿啊。

　　后来孩子们走了，已经快到十二点。我应该说点什么了，否则一切希望就要破灭。我口吃地说：“我喜欢‘列宁山’这个歌。”

　　她点头。

　　我说：“我们一块唱过。”

　　她说：“大概是的。”

　　沉默了一会，我憋红了脸，急急地说出来（因为稍一停顿我就说不下去了）：

　　“下午你有空吗？一齐去听京戏吧。我买了票，听完戏，咱们聊聊……”

　　她说：“你一提下午我想起来啦，你记得周大个儿吗？”

　　“周大个儿是我们班的同学，当然记得。”

　　她高兴地告诉我：“周大个儿可不简单呀，他上了体育学院，当上排球选手啦。

　　你知道他是用左手杀球的，总是出人意外地取胜。去年保加利亚排球队来的时候，他还上场了呢。今天下午，他们有一场排球表演赛，送了我一张票。对了，你去不去？你要去，我给他打个电话再要一张。”

　　原来是这样。那个周大个，那个说话嗓音像破锣、数学考过五十分的周大个儿居然成了选手，居然受到沈如红的赞美，沈如红说他“可不简单啦”。不简单，不简单……

　　看来，我只有走了。

　　沈如红留我吃饭，我摇头。沈如红和我谈天，我结结巴巴答不上来。我告辞了几次，走出来。她说要送我走一段路，我也拒绝了。最后我们握手，我无望地紧握着她的暖和的有力的小手。

　　快到京戏开演时间了，我得赶回城里。进城后，买了两个馒头，迎着风，一口一口地啃着馒头，走向戏院。

　　谢谢张云溪和张春华，他们的精彩表演——《猎虎记》，使我暂时忘掉了上午的不愉快，跟着他们，走进了一个勇武豪侠的世界里。

　　回到家，晚饭吃得很少。妈妈以为我病了，摸着我的脑门试温度，又问了我老半天。

　　夜里，躺在床上，总也睡不着。爆竹声一直不断，一声比一声急。还恍惚可以听见小孩的叫喊，女人的笑声和“春节特别广播节目”中的音乐。人人都欢度春节。

　　可我呢，我翻来覆去，久久地思索：这次回家，这次过春节，是什么破坏了我的兴致，使我烦恼起来？因为沈如红吗？不，事实上我没向她表示什么，她也没拒绝。

　　但是我不想再表示什么。从太原到北京，一路上曾经那样使我幸福，使我迷恋的东西，好像已经不重要了。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渐渐地，渐渐地，我懂了，来到北京，来到老同学的身旁，我觉得我缺少那么一种东西。在沈如红的留声机中，在她和孩子共同的笑声里，在“列宁山”歌儿的旋律中，在周大个儿的排球上，在黄书萱的莫斯科来信中，以至于在京剧演员张云溪的筋斗里，都有一种那么充实，那么骄傲，那么使人羡慕和使自己仿佛变得高大起来的东西。我呢？马马虎虎地上了大学，空着手回到了故乡，什么都没有。

　　生活里常常这样，他按照作息时间表起床，工作，生活，一切都很顺利，一切也莫过如此。但是，一旦向四周一看，自己已经远远地落在后头，于是，心疼痛了。

　　第三天，接到金东勤的来信：“……现在是三十儿晚上，给你写信。你高兴吧？

　　有个家在北京真是天大的福气。告诉你，我们这儿也很好，现在正举行化装舞会呢……我和小胖商量好，一过初三就组织个补习俄文的小组，咱们班不是俄文没考好么？可惜你不在，要不然可以做咱们组文体干事，咱们一块……”

　　这信，我看了又看，然后告诉妈妈：“明天我就回太原去。”妈妈和弟弟纳闷，也有点难过，我明明还可以再住十天，一年半没见了，回来了又急着要走。可是，我不能等了，我想立刻回到学校，学习，读书，锻炼身体，和同学们在一起，往前赶，往前攻。原谅我吧，妈妈！

　　当我坐着火车，在汽笛声中缓缓离去的时候，偷偷掉下了一滴眼泪。是舍不得自己的家吗？我已经是大小伙子了。是惋惜春节过得太快？不如说是留恋。旧日在一起的姑娘们呢？她们都很好。春节过得热闹、轻松，而且满足。而且今年春节来得早，雪都快化了。

　　生活在飞，人也()变了，他们都有的可夸耀，得奖啦，当选手啦，去苏联留学啦。

　　瞧沈如红和孩子们这个笑哇，笑得房都要塌了。连张云溪得的掌声都比往年多，他谢了七次幕。

　　我咬了咬牙，那真正辉煌的生活是要到来了。等明年春节，我就要放着一片金光回家来喽。那时候我去听戏，去找沈如红，去看周大个儿的排球……就是为了这，我离开北京的时候想了老半天；就是为了这，我坐在火车上忍不住掉下泪来……

　　1956年

　　王蒙：调试

　　这对夫妻在积攒了许多年钱以后，买了一台２０寸的彩色电视机。

　　从此，电视机占领了他们家庭的阵地。他们只要一有空闲，就看电视，广告也看，外语也看，教围棋也看，会计学授课也看，节目开始前的调试图也看。一面看，一面不住地说：“真好！太好了！我们这些年生活提高太快了！我们的节目太有意思了！又好看又受教育您上哪儿找去？家里有台电视机，不养儿子也行了！电视开辟了家庭生活的新纪元，新时代了！电视已经使我们的生活巨变了！电视已经使咱们国家巨变了！四个现代化咱们实际上已经实现了三个半了！中国的月亮越来越圆了！总之，这台彩色电视机，成了他们家名符其实的小太阳。

　　大约半年以后，他们开始对节目评头论足起来：“怎么老是这么一套？”“怎么老是广告？”“片头片尾登那么多人名字干什么？”“这个广播员的双眼皮是假的。”“这个广播员的颧骨太高！”“唉哟，都胖成什么样儿了？”“瞧那个假招子劲子，还假装深沉呢。”

　　“这衣服都是发的吧？”“这相声人家都不笑！”“这妆化得可吓死人了！”“这回倒好了，洋人不接吻了，换成了国粹——讨小老婆，选王妃！”

　　慢慢地，评论就尖锐了，“纯粹是胡扯！”“玩蛋去吧！”“怎么连中国字都念不准呀？”“越是卖不出去的次品才越做广告呢！”“看这节目这不是白耽误时间吗？”“出洋相就出吧，还装腔做势！”“干点什么不好，在这儿傻看这些狗屁节目！”

　　“明儿我要再看电视我他妈的……”粗话也上来了。

　　第二天，吃完晚饭，怎么办？新闻总还是要看的。国家大事，世界大事，人人关心。遇到哪个地方出了车祸，打起仗来，飞机失事，油船漏油，首脑被暗杀，鲸鱼上岸，大象被偷猎……这一对夫妇甚至挺感谢的，感谢人类世界为电视提供了有刺激性的材料，感谢电视节目吸引了自己的注意力。也感谢自己，没被鲸鱼吃掉，没被炸死，也没碰上飞机失事。

　　既然看了新闻，就看看下面是什么吧。起码得看天气预报。开着电视并不防碍人们做别的事。据说比较“潮”的办法是电视打开，声音拧小，想看就看，不想看就视而不见，连脸都不要掉过去的。

　　但是这对夫妻不能。开着，就得看，打开电视机，不是为了看，难道是为了不看吗？也许看着看着，看出一个好节目来呢？再说潜意识里有一笔经济账，开着，电表就走着字，一个小时一角多钱，开着，就“烧”着机器，而这台机器，花了他们两人的半年多的工资总和。又走电表又开机器，他们不看，那不是造孽吗？那不是超前消费加超级消费吗？那不是太不尊重别人的劳动——电业局的劳动，发电厂的劳动，电视台技工技师的劳动，广播员主持人演员的劳动包括自己的劳动——自己不劳动哪儿来的这电视机——了吗？

　　那就关上。关上干什么去？散步？上下班已经走了不少路。看书？累眼累神。听音乐？

　　看不见画面不生动。去探亲访友？人家也正看电视。关了，至多关半个钟头。又开了，因为关了也没有更好的选择。看电视觉得不满意，不看电视说不定就更不满意。关了又开，开了又关，晚报上说了，这样做最损坏显像管，而且还更费电，比一直“烧”着还费。越想省越费，越想省越费，穷嘛！

　　那就凑合着看，反正有得看还是好一些。反正懒洋洋地坐在简易沙发上傻看已经成了习惯，越习惯就越不想改变，这样，评论也渐趋平稳，凑合看吧！也还不太惹人烦心！噢噢，反正还看得下去！那个衣服可真不错，你下次要见到这种Ｔ恤衫，千万别忘了买一件。这个××过去怎么没见过呀？这个××最近怎么不见了啊！喝，这么大明星也给人家做广告去了！外国片，外国片又有什么了不起？跟咱们的片一样次！

　　有时候妻说出一些比较奇异的评语，令夫咀嚼不止。看完一本本大电视剧，妻说：

　　“喝！假得就跟真的一样！”夫为之击节赞赏。不是赞电视剧，是赞妻的评论。什么叫“假得跟真的一样呢？”夫思忖良久想不清楚。他感谢这部电视剧，使妻说出了警句妙语，使他思考开了，要不，他这样笨，早就愧对“思考的一代”的称号了。再一想，思考的一代，这不也“假得跟真的似的”吗？还是看“画面的一代”吧。

　　这样，从蜜月阶段到危机阶段到和解阶段，正、反、合，黑格尔，否定之否定，他们家的看电视的过程很正常，很可以理解，终于也还是很好。

　　万恶自“比”始！这句话早晚要上电视台的“”专栏，如果嫌这一对夫妻不够“名”，就上“广而告之”专栏或者“忍者神龟”动画片节目。

　　说的是猴年马月鱼日，妻到一个同学家去了趟，一起看了一晚上的电视节日，回到家，妻就不满起来。妻说：“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妻说：“人家那电视才叫电视呢，多清楚，多鲜艳！多细腻，多稳定，多保真，多干净，多柔和，多层次，多丰富！比美琪、大佛、百乐门、真光、蟾宫、银星豪华座、超豪华座的电影全强！”妻说：“跟人家的电视相比，咱们家的电视不叫电视，叫幻灯；不叫幻灯，叫哆嗦重影下雪起雾变色变形气人机！”

　　夫比较冷静。一般的家庭规律可以表述如下：夫热了妻冷，妻热了夫冷，妻不冷不热了夫半死不活，夫不冷不热了妻要死要活……所以夫妻永难和谐，所以夫妻谁也离不开谁，所以这一家也就保持平衡了。相反，如果家是夫蹿妻跳，夫火冒三丈妻火冒四丈五，夫从而火冒七丈，妻又从而火冒十丈……得，这一家算是砸了！

　　冷静的夫问道：“他们的电视机什么牌子的？不行咱们再攒点钱买一个，反正又不置房子又不置地。反正……”

　　激动的妻说：“不是牌子问题，人家说了，是人家调试得好……”

　　“那你调嘛。”夫说。夫内心里不太相信调试的威力，半年或是一年前，他也不是没调过。不但调过，而且购置制作了好几套“天线系统”，室内半角，室内圆环，用可口可乐易拉罐做的土造室外天线以及用外汇券买的进口鱼骨，夫说：“你调吧。”还有一句潜台词：

　　“我才不信你就有那么大的本事呢！”因为素来，电视机都是由夫调的，妻不插手，这样，夫就多了心，批评电视机就是不点名地批夫，表扬人家的电视机就是表扬人夫。“哼，”夫的鼻子里开始冒气，“我不行你来。”

　　他开始微微冷笑。

　　于是妻开始了调试。先试四套天线，可悲之处在于哪个也不比哪个好多少，圆环不如羊角，易拉罐不如圆环，鱼骨不如易拉罐，那么干脆恢复羊角吗，羊角这回又不如鱼骨了！不如鱼骨也铁了心用羊角了，拉长缩短，左转右转，越动就越糟，费了老半天劲，好容易才大体恢复原状，能恢复原状就不错了。

　　“好了没有？”妻问。

　　“没有。”夫答。

　　“好了没有？”妻又问。

　　“没有。”夫答。

　　“好了没有？”妻又问，语调急切了。

　　“看不出来。”夫冷冷地答。

　　妻满头大汗，对夫不再指望也不再信任。自己拉开距离，自我审视，满意地说：“好多了！”潜台词是：“我调的比你强多了。”

　　夫无言。

　　妻问道：“你凭良心说，是不是好多了。”

　　夫又一次面临抉择：凭礼貌、凭善意、凭友谊、凭、凭义务、凭使命、凭修养、凭最起码的文明、凭维护家庭和睦的愿望，他完全可以说：“就是，好多了！”

　　但就是不能凭良心。凭良心，他实在看不出好在哪里，如果不是更坏的话。

　　他为什么看不出好在哪里来呢？为什么妻硬是觉得好多了，而他不论怎么眨眼也看不出一个好来呢？他为什么要和妻做对？他故意捣乱？他和妻犯倔他不爱妻了？感情危机？他有了外遇？他是一个不忠实的丈夫？他想休妻另娶，他是新一代陈士美？他心情不好？他心理不平衡？他在单位里受了气？他眼睛有了病？他刚愎？他不合作？他是杠头？他吃了不该吃的药？他青春期？更年期？弗洛伊德，他应该去安定医院一游？

　　何必呢？他没有那么坏也没有那么病态。退一步海阔天空。聪明难，胡涂难，由聪明转入胡涂更难。放一着，退一步，当下心安。鸡毛蒜皮乱哄哄，争来争去一场空……服了还不行吗？这确实是真功夫。

　　“好了。”他说。不勉强。

　　“真好了？”过了一会儿，妻也谦虚了，便诚恳地征求意见。

　　“真好了！”他无所谓地说。

　　“你说的是真话吗？”妻狐疑地问。

　　“我……”夫为之语塞。不说好不行，说好也不行。我怎么办呢？他在心里，与自己较上劲了。

　　“你不要对付我！我调了半天，到底调好了没有，你总应该说句心里的话，我调为了谁？我从来不看球赛……”

　　“球赛已经看不成了。”夫悲凉地说。画面上的阿根廷裁判正在吹哨，ＡＣ米兰对比利时，０比０。

　　“你到底说句明白话！调好了没有？调不好我好再调。就算今天影响你看一场球赛，我们为了一劳永逸，我们少看一场球赛也是值得的。你都不知道，电视机调好了会有多么好，完美的画面会有多么好……”

　　“我说了好多次了，好，好，好！我百分之百地说真话，一句假话不说，你调的好！”

　　夫本来想说“不好”，“不”字的辅音ｂ已经做好爆破发出的唇形准备，忽然听说“调不好还要再调”，便决心承认是调好了，绝不翻供，决不改口了。“嗯，”妻重重地吐出一口浊气。“你看，多好！你看了一年电视了，从来没这么清楚过，就是好么。就是好，好！！”

　　夫欲哭无泪，球赛结束了，屏幕上出现的是化妆品的广告。广告片拍出来的效果就跟傻瓜机照出来的像片一样标准，当然比户外自然光下的球赛的实况转播效果好多了。这怎么能算是调天线的功劳呢？但他怎么办？去辩论？与谁辩论？与妻辩论，与亲爱的妻辩论？为什么辩论？为否定妻调天线的成绩而辩论？否定了妻的成绩对谁有利？肯定了妻的成绩又是对准有利？否定了妻的成绩你怎么办？再换一副天线？再换一个电视机还是再换一个妻？他配吗？

　　可能吗？钱和精力，够用吗？何去何从，还犹豫些什么呢？

　　于是夫的表情从无奈的苦笑变成了由衷的甜笑，他甚至去抚摸了一下妻的头发。

　　“嗯？怎么又坏了？”妻去解了个溲，回来发现画面不好了。夫也发现画面不清晰了。

　　“可能是播放的问题，”夫说，看看妻阴沉的脸色，他又补充说：“也可能是电压的问题，”再看脸色仍然阴沉，便又补充说：“可能是有什么故障……”“可能是气候的关系……”

　　“不可能，”妻说，“别唬我了。当我不知道呢，咱们这个机子有稳压装置，能自动增减电压……”妻走出门看了看，“再说，现在天上连一片云彩都没有。至于机件，是进口的，质量没问题，没有故障。”妻进行了一一的想当然的批驳，批驳了夫的一条又一条的想当然的解释。最后妻指着夫的鼻子说：“我知道，你动了天线了。”

　　“我没动。”

　　“你动了。”

　　“我没动。”

　　“你动了。”

　　“我没动。”

　　“你动了！你就是动了！”妻大喝一声。

　　“我……也可能……动了。”夫又复习了一遍郑板桥等先哲的名人名言与广而告之，觉得自己有了新的体会。

　　妻哼一声，慢慢消了一点气，夫已经承认了嘛。哪怕是敲碎了一个显像管，承认了就好说。于是妻又重新开始了调整天线长短方向角度的试验。重又开始了各项问答，妻一直觉得不满意。忽然又悟道：“要不换室外天线？”

　　妻不辞辛苦爬上梯子，爬上房顶去动室外天线再爬下来，两套室外天线——外汇买的与自己动手土造的试了不知多少回，夫受了感动，也爬了好几次房顶，直到各频道节目陆续放出了“谢谢”、“再见”为止。

　　第二天继续调，调完天线再调微调。想调得更好一些，难上加难。一碰就坏了，彩色也没了，画面全黑了或者全白了，屏幕上出现了各种奇怪的星星点点条条道道，声音嘶哑了变质了消失了，出现这样的情况真是容易方便，调成这样真是易如反掌，无师自通。但这还不是最可恶的。如果出现了这种有些可恶的情况，只消逆方向再调整亦即恢复原状就是了，最可恶的一点是你费了九虎二牛之力，你向左转了１５°又向右转了２５°又向左转了１０°又向右转了８°，又拉长了３厘米又缩短了２厘米……你一次又一次地认为调好了，过了一会儿，你又失去了信心，你发现你甚至无法判断究竟是变好一些了还是变坏一些了。如果你发现不了哪怕是些微的变好，如果你同时又无法证明些微的变坏，那么按照逻辑学理论上你应该确认事情并无变化……偏偏你又觉得似乎变了，就是说，你不但无力分辨好、坏，也无法分辨变了还是没变。

　　这样妻就不断地征求夫的意见，她极其需要夫的反映作为重要的几乎是唯一的参照系。

　　夫便不断地反映“好、好、好”，天线拉长了，说好，缩短了，又说好。“到底长了好，还是短了好？”妻急了。“两样都好，”夫说。“怎么可能两样都好？”妻火了。“那就两样都不好！”夫也火了。当夫反映不佳时她感到愤怒。当夫反映良好时她感到可疑。夫的反映只能使她更加迷惑。

　　这样的调整不仅妨碍了看电视，而且使夫与妻之间产生了隔膜。真诚只能引起冲突，虚与委蛇只能使他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他们陷入了怪圈，躺在了低谷。

　　“你为什么不对我说真话？你为什么老是闪烁其词，应付我？你究竟对我是什么想法？

　　我们之间究竟还有没有热烈的真诚的忘我的沉醉的最最美丽的爱？”终于，妻流着泪提出了这个严重的问题。而且追问，“你究竟爱上了谁？”

　　“这个……这个……”丈夫觉得凄然，歉然，似乎相当无聊。这是可怕的。据说夫与妻之间可以互相拥抱也可以互相撕打；可以互唱情歌也可以互相责备，可以发疯发怒发痴发怔……总之什么都可以，只是不能无聊。

　　于是夫勇敢地叙述了自己的见解。他说电视机接收图像的质量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放送质量与接收质量密不可分。放送质量既有技术问题软件问题也有材料问题机器问题硬件问题。接收质量既有使用问题调整问题也有元件问题组装问题以及环境问题。再说，对不同的图像的质量要求不能一样。比如表现黑夜中一个坏人在撬保险柜，怎么能和晴朗夏日海滨浴场许多外国女郎穿着比基尼泳装的图景相比较呢？能同样清晰吗？能同样艳丽吗？能同样完美吗？能有同样魅力吗？把你活活调死你也做不到把两者都拉平啊！

　　夫说：“不要太挑剔，不要求全。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图像无完美，图像至清则看不成。最佳状态不是固定的，气象因素，外界干扰，能源状况……一切都需要调整，要最佳就得不断地调，不断地调您就甭看了。”

　　妻无话可说。妻最痛恨的就是夫的一套一套逻辑，比如说妻要吃拌豆腐夫要吃炒豆腐，他能讲出一套一套，反过来她要吃炒豆腐他要吃拌豆腐，还是逻辑，逻辑，逻辑。压死人的逻辑，气死人的逻辑！你说你想吃炒（或拌）豆腐（或别的）不就完了吗？偏要逻辑。逻辑和夫妇、君权、神权一样，和节烈观念一样，是妨碍妇女解放的桎梏，是大男子主义的最恶劣的表现，是捆绑女人的绳索。男人的逻辑这个大胖子，已经把爱情这个瘦小枯干的偶像挤出每一间房子去了。

　　妻不再说什么，只是默默地掉泪。看电视的时候，不管图像的质量多么糟，她绝对一动也不动。她能做的、想做的只有时不时地落下一滴泪水而已。最后终于泪也不落了。

　　夫却从此心潮难平不能自已，心痒手痒不能自已。是妻把接收效果调坏了的想法像魔鬼一样地跟随着他。我可以调得更好的想法像美女蛇一样地诱惑着他。他开始去调天线、调微调、调各个旋纽去了。先是稍动一两下。然后中动。然后大动长动来回动反复动想动不动不想动乱动调试不已。妻越是在场，他就越是要调。

　　“好了么？”夫问。

　　“没有。”妻回答。

　　“好了么？”夫又问。

　　“没有。”妻答。

　　“好了没有？”夫又问，语调急切。

　　“看不出来。”妻冷冷地答。

　　夫满头大汗，对妻不再指望也不再信任。自己拉开距离，审视……妻莞尔一笑，立场不一样了嘛，反正谁动手谁着急，谁旁观谁当裁判，真有意思。

　　他俩几乎为调电视离了婚。他俩为调电视更加谁也离不开谁。调电视的过程中暴露了他们各自的愚昧、偏执、自以为是、不切实际。调电视的过程又是他们互相迁就互相体贴互相支持的过程。尤其是，调电视比看电视更有趣，他们对哪怕是最拙劣的电视节目，也不再感到愤怒了。

　　夫狠狠调了一次以后，用电铬铁把电视机的一切旋纽都焊死了。终于把这台电视机断送了。

　　偏偏这个时候妻购()买社会福利券中了彩，妻拿钱买来一台一切由电脑自动调控，人除了选择频道以外，基本上不需动手的高档电视机。

　　“这不成了傻瓜机了么？”夫不服地说。“原来如今不但有了傻瓜照相机还有了傻瓜电视机了。以后肯定还有傻瓜做饭机，傻瓜酿酒机，傻瓜绘画机——一切都是自动调试到同一标准的最佳位置。”夫讽刺说。

　　妻不理。妻看着傻瓜机的由电脑自动调出的可能的最佳画面，非常满意。如果有个傻瓜丈夫，那才更好呢，她心里说，傻瓜最好。

　　“我们毕竟还是幸福的。”夫说，他吻了一下妻的肩膀，他感受到了幸福的真谛。